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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卷50《兵志》云：“所谓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于边将之屯防者。”
欧阳修的这种概括虽并不很准确，却也说明兵制和边防体制的变化在藩镇形成过程中举足轻重。
众所周知，唐前期实行征兵制，主要有府兵和兵募。府兵是固定的兵制，原则上“成丁而入，六十出役”
。兵募则由天下诸州差遣，“取户殷丁多，人材骁勇”
。这种亦农亦兵的征点制度之所以实行，显然是以当时均田制的较好贯彻为基础的。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土地兼并的发展，这种征点兵制也势必难以维持，趋向崩溃，其具体表现则是大批农民纷纷逃亡，武则天时韦嗣立就有“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
的说法。
均田制和征点兵制的破坏以及流民客户的激增，形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给唐王朝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在证圣元年（695）凤阁舍人李峤的上表中有集中的反映：
今天下之人，流散非一。或违背军镇，或因缘逐粮，苟免岁时，偷避徭役。此等浮衣寓食，积岁淹年，王役不供，簿籍不挂，或出入关防，或往来山泽。非直课调虚蠲，阙于恒赋，亦自诱动愚俗，堪为祸患，不可不深虑也。
李峤这番忧心忡忡的上奏包括三方面的问题。首先是“王役不供，簿籍不挂”“课调虚蠲，阙于恒赋”，严重地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唐玄宗时的《禁逃亡诏》也说：“虽户口至多，而逃亡未息……遂令邦赋不入、人伪斯甚。”
其次是逃亡农民“亡命山泽、挟藏军器”
，“诱动愚俗，堪为祸患”，威胁到唐王朝的统治。狄仁杰曾警告说：“山东群盗，缘兹聚结。臣以边尘暂起，不足为忧，中土不安，以此为事。”
最后由于前线兵士“违背军镇”，后方农民大量逃亡，使唐朝在对外战争中兵源枯竭。不光府兵因负担沉重，“浸以贫弱，逃亡略尽”
，而且“近闻诸军兵募逃丧者多”，使统治者有“傥或临戎，如何破敌”
之虞！
上述社会矛盾既然从经济（财政）、政治、军事等方面严重威胁到唐王朝，统治者则势必要寻求各种对策以摆脱困境。
限制土地兼并、维持均田制吗？这样的敕书、诏令俯拾即是。高宗时曾明令禁止买卖口分、永业，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甚至还颁布过一道最详尽的均田法令，但诚如杜佑所说，“虽有此制，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宽”，土地“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
。检括逃户，勒还原籍吗？这样的措施也曾被采用，但收效至微。因为农民既已丧失产业，押送原籍，亦是枉然，何况这也并不能遏止其再度逃亡。令客户所在落籍，据地出税吗？这样做确实曾收到了一定效果，开元九年（721）宇文融上书简括逃户，获得批准，短期内就得客户一百二十万、钱八十万，田亦称是。但它至多只是给政府带来了一些财政收入
，不仅未彻底解决流民问题，而且等于确认了人口流徙的合法性，从而给以征召为特征的唐朝兵制以致命一击，于是以募兵制代替征兵制便应运而生了。
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颁布了《命诸道节度使募取丁壮诏》：“宜令中书门下与诸道节度使各量军镇闲剧，审利害，计兵防健儿等作定额，委节度使放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召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长任边军者，每岁加于常例，给田地屋宅，务加优恤，便得存济，每年逐季本使具数报中书门下，至年终一时录奏。”
由此诏可知，新的长征健儿主要是从诸色征行人及客户中召募的。这种做法使得“逋逃者必争出应募”
，保证了唐廷对外战争中有足够的常规部队，解决了兵源枯竭的问题。同时，把流亡客户征召入伍，也消弭了一个不安定因素。早在武后时，陈子昂就主张过这个办法。他说：“臣伏思即日山东愚人，有亡命不事产业者，有游侠聚盗者，有奸豪强宗者，有交通州县造罪过者。如此等色，皆是奸雄。国家又不以法制役之，臣恐无赖子弟，暴横日广，上不为国法所制，下不为州县所羁，又不从军，又不守业，坐观成败，养其奸心，在于国家，甚非长计。以臣愚见，望降墨敕、使臣，与州县相知，子细采访，有粗豪游侠、亡命奸盗、失业浮浪、富族强宗者，并稍优与赐物，悉募从军，仍宣恩旨慰劳，以礼发遣。若如此，则山东浮人，安于太山，一者以慑奸豪异心，二者得精兵讨贼。”
总而言之，募兵制的出现既是唐初一系列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也是解决这些社会矛盾的一剂良药，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兵制变革本身。受人称道的开元盛世，一方面固然是受惠于唐开国百余年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玄宗君臣通过募兵制，暂时地解决了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一些问题，从而使社会出现了一个相对繁荣和安定的局面。
募兵制当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首先是军费的膨胀，开元中军费二百万两，天宝时猛增至一千二百万两。其次是军队素质的问题，大量的流民客户包括归附的少数民族入伍为雇佣职业兵，使军队成分变得十分复杂，以至难以驾驭，安禄山等人利用粟特宗教团结兵种，结成团团伙伙；同时，流民入伍使得军队内部纪律松弛，官兵之间冲突加剧，使问题更加复杂化。《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九载（750）八月有这样一则记事：“朔方节度使张齐丘给粮失宜，军士怒，殴其判官；兵马使郭子仪以身捍齐丘，乃得免。”胡三省慨叹说：“世皆知郭子仪得众，然后能捍免张齐丘，而不知当此之时，唐之军政果安在也！”
这种情况在府兵、兵募制度之下是极其罕见的，而在雇佣职业兵队伍里却并不新鲜。这次兵变乃是唐代中后期藩镇动乱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