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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6年，魏一鳌丁忧期满，举家返回保定，期望能从此退隐，过平静的读书生活。但在当事者的胁迫下，他不得不再次赴吏部听命，并在同年被任命为山西省忻州知州。魏一鳌在十月上任，两个月后便告病辞去官职，北还保定。
傅山在得知魏一鳌将致仕的消息后，曾给魏一鳌去了一信，信中提到：“酒道人游戏宰官，荆棘林中亦可作胡旋之舞，何径欲以小恙为遁法脱去？”
从傅山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魏一鳌周旋复杂的官场游刃有余，但是退隐之意已决，遂以小恙为由辞归。魏一鳌在山西前后生活了十年，居官期间，为政清廉，并曾慷慨地帮助过傅山这样的明遗民，因此，去官之日，身边仅有“匹马双僮而已”。
在魏一鳌北还之际，傅山代表山西的遗民朋友们，为这位在艰难之际给予他们极大帮助并曾冒着危险拯救过他生命的友人书写了《莲老道兄北发，真率之言饯之》十二条屏（附图2）。值得庆幸的是，这一研究傅山思想与书法的重要作品至今尚存人间，为美国纽约收藏家路思客先生（Mr. H. Christopher Luce）所藏。十二条屏的全文如下：
附图2
莲老道兄北发，真率之言饯之。
当己丑、庚寅间，有上谷酒人以闲散官游晋，不其官而其酒，竟而酒其官，辄自号酒道人，似乎其放于酒者之言也。而酒人先刺平定，曾闻诸州人士道酒人自述者曰：“家世耕读，称礼法士，当壬午举于乡。”椒山先生亦上谷人，讲学主许衡而不主静修。吾固皆不主之，然而椒山之所不主又异诸其吾之所不主者也。道人其无寒真醇之盟，宁得罪于静修可也。宗生璜嘱笔曰“：道人毕竟官也，胡不言官？”侨黄之人曰“：彼不官之，而我官之，则我不但得罪道人，亦得罪酒矣。”但属道人考最麹部时，须以其酕醄之神一询诸竹林之贤。当魏晋之际，果何见而逃诸也。又有辞复静修矣。然时尚择地而蹈，择言而言，以其乡之先民刘静修因为典刑。既而乃慕竹林诸贤之为人，乃始饮，继而大饮，无日无时不饮矣。吾诚不知其安所见而舍静修远从嵇阮也。颜生咏叔夜曰“：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咏嗣宗曰：“长啸似怀人，越礼自惊众。”顾颜生之自寓也。亦几几乎其中之。至于以“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之加伯伦也，则又鏖糟龌龊为酒人开解。
吾知伯伦之不受也。伯伦且曰，吾既同为龙鸾越礼惊众之人，何必不荒宴矣。故敢为酒人，必不屑屑求辞荒宴之名。酒道人其敢为荒宴者矣。吾虞静修之以礼法绳道人，然道人勿顾也。静修无志用世者也，讲学吟诗而已矣。道人方将似尚有志用世，世难用而酒以用之。然又近于韬精。谁知之言则亦可以谢罪于静修矣，然而得罪于酒。酒也者，真醇之液也。真不容伪，醇不容糅。即静修恶沉湎，岂得并真醇而斥之。吾既取静修始末而论辨之，颇发先贤之蒙。静修金人也，非宋人也。先贤区区于《渡江》一赋求之，即静修亦当笑之。静修之诗多惊道人之酒。道人亦学诗，当诵之。侨黄之人真山书。
在这篇文章中，傅山提出了“官”和“酒”这两个对应的概念。“官”代表的是权力结构，森严的梯层制度，一种需要强权和理性来维持的秩序。而“酒”则正相反，它象征着人们发自心底的真率之情，尽管它可以是非理性的。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它表现为对现存秩序的一种反抗。在魏一鳌去官之日，以官与酒为题作文赠别，寓意深长。傅山是想通过这篇赠别文字，对魏一鳌的十年仕清作一个基本评价。文章一开头，便点出魏一鳌在为官期间，“不其官而其酒，竟而酒其官”。接着，傅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魏一鳌自号酒道人，这看起来是一个贪杯的酒徒的自白，但魏一鳌“家世耕读，称礼法士”，并习举子业，在崇祯壬午成为举人，他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变化呢？关键在于魏一鳌并不愿成为清政府的官员。傅山写道，当他受朋友们的嘱托准备为魏一鳌撰文书写十二条屏赠别时，有朋友建议他在文中谈谈魏一鳌在山西为官时的政绩，傅山拒绝了，他认为这样做有违魏一鳌的初衷：“彼不官之，而我官之，则我不但得罪道人，亦得罪酒矣。”魏一鳌是在壬午（1642）举于乡的。当时还是明朝的天下，故其“尚有志用世”，但由于满清入主中原，“世难用而酒以用之”。正因为魏一鳌不愿却又身不由己地做了清朝的官，他才逃诸酒，在酒中寄托自己的真情。傅山是一位有强烈的“夷夏之辨”意识的明遗民，
他当然了解魏一鳌在山西为官时的政绩，魏一鳌不但给地方上办过许多好事，还帮助过困境中的傅山及其友人，并拯救过傅山的生命。但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是，他是一个仕异族新朝的汉人。这是一个想来多少会令人遗憾和难堪的事实。傅山十分了解魏一鳌的心曲，因此，他在这篇赠别文字中，绝口不谈魏一鳌在山西为官期间的政绩，而以“酒其官”来为友人开解。
以上的分析，只是就文章可能包含的政治意义的一种尝试性的解读，并不能涵盖这篇文字的丰富性。傅山在文章中多次提到刘因（1249—1293）。刘因，字梦吉，号静修，宋元之际著名理学家，家上谷（容城），是魏一鳌的乡先贤。
傅山当然知道魏一鳌对这位先贤十分景仰，
也知道魏一鳌是容城理学家孙奇逢的弟子，辞官后将追随老师弘扬理学。因此，傅山也就在离别之际，婉转地表述了自己对理学的意见。傅山写道：
椒山先生亦上谷人，讲学主许衡而不静修。吾固皆不主之，然而椒山之所不主又异诸其吾之所不主者也。
椒山即杨继盛（1516—1555），明代著名理学家，也是容城人。傅山在这篇文章中虽未具体指出他在哪一方面和杨继盛不同，但从他别的著作中，我们不难找出他和杨的区别。杨在学术思想上虽没有继承乡先贤刘因的传统，但他却私淑元代另一位理学家许衡（1209—1281，字仲平，号鲁斋，河内人，今河南沁阳），而傅山则对理学基本持批评的态度。
傅山崇尚老庄，认为理学教条中有相当虚伪的成分。因此，他在文中写道：“吾虞静修之以理法绳道人（魏一鳌）。”又写道：“酒者也，真醇之液也。真不容伪，醇不容糅。即静修恶沉湎，岂得并真醇而斥之？”
在这十二条屏中，还有一段文字值得玩味：“静修金人也，非宋人也。先贤区区于《渡江》一赋求之，即静修亦当笑之。”刘因曾作《渡江赋》，赋中描述了金兵准备大举渡江进攻南宋之际，一位立场站在金方的北燕处士和一位立场站在宋方的淮南剑客之间展开的一场关于金能否灭宋、宋能否拒金的辩论。北燕处士认为，金将以无坚不摧之势，一举渡江灭宋。而淮南剑客则力辩，南宋可倚长江天险，抵御金的进攻。在双方几个回合的论辩后，刘因以下述文字结束了他的《渡江赋》：
[处士曰：]“……今天将启，宋将危，我中国将合，我信使将归，应天顺人，有征无战。……孰谓宋之不可图耶？”客于是怗然失气，循墙匍匐，口怯心碎，不知所以对矣。
《渡江赋》在后世学者中引起了很大争议。有的学者指责刘因站在金的立场上“幸宋之亡”。为之辩护者则以为刘因作此赋乃“欲存宋”。魏一鳌的老师孙奇逢极力赞成后一种意见。
因此，傅山才特地指出，刘因是金人而非宋人，先贤以《渡江赋》来指责刘因，刘本人也会不以为然。这看起来多少是在为魏一鳌所景仰的乡贤开脱。不过，把这个问题提出，本身就有深意。尽管人们可以以刘因是金朝人而不是宋朝人来为他的《渡江赋》和他以后的仕元来开脱。但他毕竟是汉人，他是站在一个异族政权的立场上来反对宋这样一个汉族政权的。从这点来说，他并没有强烈的“华夷之辨”的意识，而这又恰恰是傅山对包括刘因和许衡在内的宋元理学家批评得最尖锐的一面。傅山曾这样写道：
自宋入元百年间，无一个出头地人。号为贤者，不过依傍程朱皮毛蒙袂，侈口居为道学先生，以自位置。至于华夷君臣之辨，一切置之不论，尚便便言圣人《春秋》之义，真令人齿冷。独罗教授开理举义死节，而合门三百灶，耻仕胡元。此才是真道学，圣贤之泽。
因此，傅山不但批评理学具有虚伪的一面，还指斥宋元之际的理学虽口口声声以道德为任，但却弃“华夷君臣之辨”这一最重要的道德原则于不顾。所以傅山才在魏一鳌这位好饮而又信奉理学的好友离开山西之际，以“真率之言饯之”。其实，魏一鳌和清初其他一些仕清的汉族官员未尝就毫无“华夷之辨”的思想，只是他们出仕异族政权的处境，已使他们不可能具备宣扬这种思想的身份。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受到他们保护的明遗民们却能够做到这点。清初不少明遗民虽和仕清的汉族官员关系密切，但在交往中，“华夷之辨”的大原则并未放弃。这也正是我们把他们称为遗民的原因。清初明遗民和清政府中的一些汉族官员之间的复杂关系，也由此可略见一斑。
十分凑巧的是，《丹崖墨翰》中的最后一札，正是傅山在写了上述赠别文字后写给魏一鳌的，札中提到了他为魏一鳌书写条屏赠别一事：
酒道人滨行，宗生黄玉与家弟止约我辈三五人为屏材，而属笔侨黄。弟素不能抽黄对白之伎，且以素辱向方外游，遂尔走笔，幸持之无人之境，一喷其饭，决不可令一俗人见也。既写复念静修为上谷先儒，恐道人之芥蒂于其乡人也。然既为儒先，天下之所得共闻共论者。况道人特达士，岂得隙诸其孟浪之口。久而复知侨黄之非好诋毁人者也。此中郁郁不得肆展，幸鉴之言外。（参见第十八札，附图3）
信札最后一句，道出傅山作此文赠别是别有一番深意的。
魏一鳌辞官离开山西后，追随老师孙奇逢，致力于理学的研究。根据魏一鳌参加编订的《孙夏峰先生年谱》记载，魏一鳌曾四次到河南夏峰从孙奇逢问学。
康熙九年庚戌（1670）“魏莲陆三过夏峰，睠念衰迟，未忍言别，为扫一茅以居之”。
康熙十一年壬子十一月，魏一鳌四至夏峰，孙奇逢命与孙博雅编辑《北学编》，次年正月告成。
附图3
魏一鳌壮年辞官，把家人留在保定城中，只身赴苏门向孙奇逢问学并协助老师整理著作，这一“千里亲师”之举颇得当时士林的赞誉。赵宾（顺治丙戌进士）有《寄魏雪亭苏门寓舍》一诗称颂：“黑头刺史早悬车，千里亲师筑草庐。上谷城中留八口，兼山堂畔度三馀。删诗夜醉墙头酒，饭客晨薅雨后蔬。路倍由旬频策马，可能分席共居诸。”
在孙奇逢众多的入室弟子中，魏一鳌和汤斌（1627—1687）、王余佑等是最重要的弟子。清初北方著名的理学家魏裔介在《四书偶录序》中曾这样评价魏一鳌：“魏子莲陆中年从征君（笔者注：指孙奇逢）于夏峰，尽得其平生之学。而征君亦以为传吾之道者，莲陆也。”
汤斌在《〈雪亭梦语〉序》中也描述了魏一鳌追随孙奇逢研究理学的情形：
雪亭者，莲陆魏君侍征君先生于夏峰自名其所居之室也。梦语者，记其所闻于师与夫读书有得之言以自考也。莲陆受业先生之门三十年中，频遭变乱，患难与共。及先生迁夏峰，莲陆自山右辞官而归，率间岁一至，每至必留数月。后构屋以居，为先生订年谱。白雪盈山，孤灯午夜，上下古今，视千秋如旦暮。故及门问答之语，莲陆为多。
根据笔者目前已掌握的材料，魏一鳌编著刊行或参与编著校订刊行的著作有以下数种：《夏峰先生年谱》（魏一鳌参与编订）、《容城三贤集》（魏一鳌校刊）、《岁寒居文集》（孙奇逢著，魏一鳌等捐资刊行）、《紫峰集》（杜樾撰，魏一鳌倡举梓行）、《读礼偶见》（许三礼著，孙奇逢鉴定，魏一鳌校）、《四书偶录》（魏一鳌著）、《诗经偶录》（魏一鳌著）、《北学编》（魏一鳌编著）、《雪亭梦语》（魏一鳌著）、《雪亭文稿》（魏一鳌著）、《雪亭诗稿》（魏一鳌著）等。此外，由于魏一鳌追随孙奇逢最久，孙氏许多著作，如孙奇逢的《岁寒居问答》的许多内容，乃是和魏一鳌的对话，大概也是由魏一鳌记录整理的。在孙奇逢、汤斌、王余佑等人的文集中，我们不难找到他们和魏一鳌讨论理学的文字。因此，研究孙奇逢及清初北方理学，魏一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
除了在夏峰追随老师孙奇逢从事理学的研究外，魏一鳌大多数时间在保定过着平静的隐居读书生活。王余佑曾有《过魏莲陆斋步韵》一诗，描述魏一鳌辞官归隐后的生活：
使君高卧处，门巷少逢迎。
得食雀无语，遮窗竹有名。
酎泉思水味，对石忆山盟。
何日白云里，垂萝面百城。
魏一鳌住在河北首府保定，过往的官僚和文人墨客也常常拜访他。1670年，河北正定籍官员、大收藏家梁清标在保定拜访魏一鳌，并应魏一鳌之嘱，在一本册页上抄录了自己的五首词。其中一首为魏一鳌祝寿，一首庆贺魏一鳌得孙之喜。爰录于下：
纸窗茆屋，有先生，抱膝小门回折。荒径全萦书带草，床上凝尘满席。五马归来，三间高卧，独耐袁安雪。萧然环堵，猪肝肯使轻说。 闻道初度佳辰，墙头过酒，剪烛招狂客。万事何如杯在手，莫问新来华发。栗里琴尊，庞公夫妇，岁岁娱泉石。故人寒邸，梦留斋畔凉月。
右调寄念奴娇，寿莲陆年兄。（附图4）
附图4 |
附图5 |
鹊噪高檐，弧悬绮户，谢庭树发新枝。充闾佳庆，汤饼趁芳时。春动门前五柳，祥烟绕香径疏篱。开颜笑，兰徵不爽，词客咏蠡斯。 提携，看异日，饴含暖阁，斑舞重闱。更韦氏经传，万石名齐。憔悴故人旅舍，听然喜，蹔放双眉。茅堂畔，灯青酒绿，莫放掌中卮。
满庭芳·贺莲翁举孙。（附图5）
册尾有梁清标自跋云：“山中多暇，初学为小词。偶过上谷，晤莲陆年兄，则词家老手也。间一效颦，莲翁辄命录之。羊枣之嗜，自昔云然，余愧汗不禁淫淫矣。康熙庚戌春日，东垣弟梁清标志。”
梁清标与魏一鳌同为崇祯十五年举人，次年梁成进士。满族入关后仕清，宦途顺畅，历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刑部尚书、户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等职。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魏一鳌与河北官僚集团的深厚关系。
1675年，孙奇逢在河南夏峰病逝，魏一鳌成为主持孙门事务的核心人物。王余佑《寄魏莲陆》一札颇能说明这一点：
老师辞世，我辈如天倾矣。深恨向来委顿，未遂兼山之游，此心焚灼，如何可言！昨赴容城，一哭故庐之前，遗像依依如生时，安能再一聆笑语耶？足下迩来追随颇密，吾道在躬，我辈当崇西河之席矣。秋后会葬之期，不知同人几能往苏门也。北方学者岂可少一公帐列名以将乎？足下作何料理，惟冀示我。
魏一鳌离开山西后，依然和傅山保持着联系。《雪亭文稿》中收有魏一鳌《与傅青主书》：
卢敖浪游，年年作客。庚子冬杪归上谷，晤申之（笔者按：申之即王余佑），知老伯母仙逝。五内悲悼，为人子者，应自难堪。维思道兄清风大节，足以显亲扬名。为其母者，可以无憾。惟冀毁不灭性，加餐自珍。兼闻欲求征君老师作墓志，嘱弟等为之先容。弟于辛丑夏过苏门，切致仁人孝子之请。老师谓当世无不知伯淳者，岂以衰年辞？俟备实录，即图命管。晋卫，一太行之隔，把臂入林，自当有日。道兄岂无意乎？鸡絮来将，此中跼蹐难喻，俟容另布。不宣。令弟、公子、令侄统此致意。
傅山于康熙癸卯（1663）四月经清化访孙奇逢于河南百泉，并请孙为母亲贞髦君作墓志铭，此为傅山研究学者所熟悉。
但傅山与孙奇逢的交往，始于魏一鳌的介绍，则鲜为人知。孙奇逢《日谱录存》康熙癸卯（1663）四月初六日记载：“青主信宿言别，口占留之。有引莲陆、申之为予言青主其人其诗甚悉，予向之二十年矣。不谓青主亦向予，不远千余里过视，信宿言别，似于千余里二十年相向之意太恝也。因占此：‘平生性命托朋友，老至形衰心更痴。二十年来求识面，相逢恨晚愿归迟。’”
惺惺相惜之意溢于词语之间。这也说明，傅山和孙奇逢这两位清初的北方大儒的相知相识，是以魏一鳌为中介的。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傅山的友人虽遍及大江南北，但其中北方人明显地多于南方人。除了山西本省的友人外，外省的友人中以直隶省籍的为多，如王余佑、申涵光（1619—1677）、殷岳（1603—1670）等。这些友人又多少和孙奇逢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其中多为孙奇逢的弟子），而傅山和以孙奇逢为领袖的河北学者圈的密切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魏一鳌建立的。
在上引致傅山的信中，魏一鳌深情地写道：“晋卫，一太行之隔，把臂入林，自当有日。道兄岂无意乎？”对于与这位在困境中结识的莫逆之交的重逢，傅山当然是极其向往的。在1666年左右或1670年代初，这两位友人曾有一次重逢，并一起出游。《霜红龛集》收有五律《老足》一首：
老足秋能健，朋游崄亦豪。
眼当孤阁放，身已百杯高。
霜壁摇朱杞，风檐落白蒿。
生平望东海，一钓有连鳌。
这首诗写的是傅山和友人的出游。也可能是在傅山于1660年代或1670年代初登泰山、谒孔林后，继续东进观沧海时写的作品。
《霜红龛集》中的《与邯郸任尹四首》中就有“却喜游山左，还要过海滨。岱宗愁一揽，花眼决东秦”。
和傅山一起出游的友人，极可能就是魏一鳌。陈寅恪先生曾指出：“明末人作诗词，往往喜用本人或对方，或有关之他人姓氏，明着或暗藏于字句之中。斯殆当时之风气如此，后来不甚多见者也。”
这一风气应也沿至清初。在《老足》这首诗中，最后两句把魏一鳌的名、字、号全都包括进去了。“一钓有连鳌”句中，“一鳌”为魏之名，“连”则与魏的字相关。魏一鳌字莲陆，有时写作莲六，或连陆。傅山有时即称魏一鳌为“连翁”。
魏一鳌别号海翁，所以“生平望东海”一句不但提及魏一鳌的别号，并且表达了对这位友人的人品和才学的倾慕。
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傅山被征入京参加博学鸿词特科考试。他在北京可能再次见到了魏一鳌。傅山当时称病拒不参加博学鸿词试，阳曲县令派人送牛车将傅山拉到北京，时在七月。
而魏一鳌这年也在北京，忙于编辑出版《容城三贤集》（即刘因、杨继盛、孙奇逢三人合集）。魏一鳌《容城三贤集》跋云：
《两贤集》梓于容邑旧令蒋君如苹。岁久原版模糊不可辨识。忠愍公（笔者按：即杨继盛）孙重刻家集于南都，称善本矣。《静修集》则残缺如故。戊午春杪余客都门，容城裁之张公、清远杨公欲重梓《静修集》，谋之余。余曰：《两贤集》传世已久，孙征君先生与两贤同产于容，今续其集于后，则三贤接踵，辉映后先，不为千秋快举乎？二公鼓掌称善，遂纠工于清远舍傍，两阅月而告成，约费数百金，俱出自俸橐。两公可谓见义勇为，有功名教者也。余任校正之役……爰纪其颠末如左。
根据魏一鳌的跋，《容城三贤集》的成书时间大约在五六月间。傅山七月入京。由于博学鸿词的征举在年初就已开始，魏一鳌在京城中当已知老友傅山也在征举之列，所以极可能在京与傅山见面。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夏（1684），傅山去世。魏一鳌曾作《挽石道人》一诗来追悼这位相交近四十年的老友：
义侠当年发指冠，龙髯难挽壮心寒。
烂衣清节郭文举，皂帽高风管幼安。
甲子诗编双眼白，坎离鼎练寸心丹。
归时好忆来时路，认取龙华旧讲坛。
盖棺论定，魏一鳌用晋代游于方外的高士郭文举和汉魏之际渊雅高尚的管幼安来赞誉傅山的高风亮节。
魏一鳌晚年除继续致力于弘扬理学外，在地方上还举办了一些和理学相关的公益事业，如捐资修建上谷五贤祠、阳明王先生祠、上谷忠烈祠等。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九月，魏一鳌以疾卒，当地人士为了纪念这位乡贤，将他配享上谷五贤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