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由我的三篇长文组成，它们是《傅山与魏一鳌——清初明遗民与仕清汉族官员关系的个案研究》、《从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论及中国书法中的应酬和修辞问题》、《日常生活中的书法——以傅山为例》。它们发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早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的英文版（2003）和中文繁体字版（2005）。2003年，这三篇论文中的前两篇结成《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一书，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由于售罄多年，读者仍有需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决定发行增订新版，书名依旧，但增加了在第三篇论文基础上改写的外篇。三篇论文本有重复，此次增订，尽量删改。但依然有部分内容重复，敬请读者谅解。

2005年《傅山的世界》中文版问世，这三篇论文的部分内容被纳入了《傅山的世界》，但《傅山的世界》和本书依然有诸多不同。《傅山的世界》旨在描述和分析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为叙事流畅，它在吸收我的一些单篇论文的研究成果时，有所取舍。因此，上述三篇论文虽和《傅山的世界》有所重合，但关注的重心不同，也更为具体深入。这是我愿意将本书修订增补再版的主要原因。

本书的上篇利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发现的一些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钩沉辑佚，对傅山和魏一鳌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清政府官员之间的密切交往进行细致的描述，并进而分析清初明遗民和仕清汉族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篇论文和谢正光先生差不多同时发表的一些论文，是最早关注清初明遗民和仕清汉官交往的研究。近十余年来，明遗民和仕清汉官的研究，有了长足进步，赵园女士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心态的分析、薛龙春先生关于王铎等仕清汉官在清初的生活状态的研究等，都推进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知识。由于魏一鳌是研究清初北方文化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本书采用了大部分可以查找到的资料。此次修订，增加了魏一鳌和河北籍官员梁清标交往的内容。

傅山交往多，应酬也多，他的书法常用于应酬，所以下篇转向应酬书法的讨论。在中国书法的创作和收藏中，应酬书法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在现存的中国古代书法作品、特别是明清以后的作品中，除去书家们的信札、手稿和日课作品，为应酬而书写的作品在数量上多于为适情自娱而创作的作品。傅山一生书写了数量极多的应酬书法并留下许多议论应酬书法的文字，而许多这样的作品和文字又多和他的挚友、清初北方著名收藏家戴廷栻直接有关。下篇即从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入手，引出并探讨中国书法艺术中应酬作品这个艺术社会史的问题。

在中文发表的学术著作中，本文是最早从“应酬”的角度讨论艺术的创作、周转、使用的个案研究。此后柯律格《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何炎泉《张瑞图（1570—1641）行草书风之形成与书法应酬》，吴国豪《足下负书名，安能负书乎？——王铎书法应酬研究》、柳扬《应酬——社会史视角下的清代士人书法》，薛龙春《应酬与表演：关于王铎书法创作情境的一项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中国书画中的应酬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柯律格和柳杨的研究引进人类学的礼品理论，何炎泉和薛龙春的研究注重应酬活动和书法技法、创作情景之间的关系。何炎泉认为，张瑞图迅捷而又独特的用笔和书写量剧增有关。薛龙春则指出，某些应酬场景和当众表演更能激发王铎的创作热情，写出精品。这些都说明，“应酬”作为中国书画中一个普遍而又独特（相对于西方艺术）的现象，已经日益引起关注。不过，目前关于应酬书法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明清两代。出现这一情况有三种可能：一，明清时期的资料相对比较多，个案研究成为可能；二，明清社会的变革使得文人艺术中的应酬现象变多，成为一个更为显著的文化现象；三，明清之际的人们更愿意在文字叙述中来记录应酬。不管情况如何，对宋元乃至更早的应酬现象的观察，将推进我们对明清时期应酬书法的理解。这就使我们格外期待研究其他朝代的相关成果。

在对应酬书法现象的描述和分析之上，我进一步提出这些问题：如果说中国书法中的许多作品是为应酬而作的话，我们还能不能把这些作品看成书法家的“心画”？我们还能不能理解他们的创作动机？这些问题又把我们引向对中国书法艺术中修辞现象的关注。在使用“修辞”这一词时，本篇偏重的是一种说词的字面意义和事实不相一致的一面。当一件书作的主要文本、作者的题跋、他人的题跋、后世的评论都可能存在着言不由衷的“修辞”或是陈陈相因的“套话”时，我们怎样才能理解一个作者真实的“创作意图”？特别是当中国书法和实用书写常常难以剖离时，所有能够进入收藏的名人字迹是否都能算是“创作”、这些书写是否具有“创作意图”都成为必须先要厘清的问题。自从我提出书法中的“修辞”这一问题后，艺术史界做出的回应并不多，少数古典文学界的学者予以重视，并讨论了文学史上存在的类似问题。若要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实际困难比较大，因为它除了要求我们掌握充分的资料，对研究对象的创作情景、所处时代惯用的语言都相当熟悉外，还需要努力跳出已有的思维习惯所划下的条条框框。虽说研究难度大，但这又是把书法史研究推向深入必须跨越的一个障碍。

本书的外篇是这次增补的主要部分。它最早是1999年3月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主办的一个学术讨论会的发言，后来发表在著名的英文汉学杂志 Asia Major 上。这篇文章和《从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论及中国书法中的应酬和修辞问题》虽然在内容上有一些重复，但侧重点却不同。后者着重讨论应酬书法和修辞的问题，而这篇文章虽然也涉及应酬书法，理论关怀却指向文人艺术家文化资本的建立、积累和运用。

在将《日常生活中的书法》一文改为本书的外篇《文化资本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时，笔者尽量删去了和下篇重复的部分，并增加了一些新的论述和最近几年出现的新资料。从1992年开始研究傅山，至今已有二十三年。虽说自从2007年为纪念傅山先生诞生四百周年撰写过一篇论文后，这八年来我没有写过关于傅山的论文。但是，对相关的研究、出版动态和新发现的资料，我一直予以关注。

2003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傅山的交往和应酬》时，汪世清先生刚在北京去世，我在后记中表达了对他的纪念。当1990年我由政治学转入艺术史后不久，就在耶鲁大学举办的八大山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认识了汪先生，从此在收集资料方面得到他的指导。在处理古代文献方面，先贤和前辈（特别是乾嘉时期以来的历代学者）早已发展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这是中国的艺术史学者应该珍视和继承的学术传统。尽最大的努力收集和考订原始资料，是实实在在地推进我们这个领域走向成熟的最基本要求。正因为如此，2013年7月我在接受《南方都市报》的访谈时，专门指出“中国艺术史的研究需要继承传统的治学方法”，记者把这句话作为访谈的标题，因为它代表了我对艺术史研究的基本态度。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是有针对性，在我看来，尚有不少国内的艺术史研究者和在海外工作的华人学者，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但是，在同一篇访谈中，我还谈到了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希望中国学者能够比较和借鉴西方理论，通过深入的个案研究来发展中国的艺术史理论。本书便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一部抛砖引玉之作。

2015年7月28日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