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nge of command

大萧条时期，胡佛总统承担的责任比以往历任总统在类似困境中承担的责任都要多。无论是1837年的范布伦，1873年遭遇困境的格兰特，还是1893年的克利夫兰，都曾采取过缓冲危机的货币措施。1907年，国会在西奥多·罗斯福寄去的言辞激烈的咨文后，制订了一部临时法律，使紧急时期的货币流通更为灵活。1921年，哈丁召开了总统会议，旨在把失业问题交由地方慈善机构去处理。但到了1929年，前所未有的萧条面前需要新的决断。胡佛采取了几个措施试图让联邦政府干涉经济周期的运转，在环境和舆论的压力下，甚至采取了一些有悖于传统的方法。

表面上看，经济复苏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减少产量使剩余商品有了市场，新产品的单位成本因为资本投入的减少和廉价的原材料而大大降低，这一切大大刺激了就业和消费。工业蠢蠢欲动，试图再次扩张。像高出生率和移民促进消费的高增长一样，对外出口市场也刮起了复兴之风。而如今，不景气蔓延全球，美国的工业扩张之路似乎拐进了死角。国家就像患上了综合病症，与生俱来的抵抗力被之前的安逸岁月磨得消失殆尽。在漫长的大萧条中，国家是否能不治而愈？还是靠传统的药方——忍耐、苦干、货币政策和信心来治愈它？

图注：胡佛总统

胡佛总统对这些问题给予了否定的回答。这位被他的继任者称之为“马车时代”产物的总统，主张社会计划，憎恶浪费和低效率。他坚信，改良的自由主义、金本位思想、个人奋斗和追求利益，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节俭和克己是经济安全的根本所在。在1928年的竞选演说中，他把自己的理念精简成“粗犷的个人主义”，这一短语在大萧条时期遭到了无数的抨击，甚至被戏讽为“贫困潦倒的个人主义”。面对诸多批评，胡佛在1934年回应道：

我不会因提出“粗犷的个人主义”这一术语而主张任何权利，但我为发明它而感到骄傲。半个多世纪以来，它被美国的领导者用来赞颂敬畏上帝的人，他们诚实、坚韧、敢于主张权利，这些品质让他们与众不同，勇于承担责任，造就了他们在群体中的领导能力。

这样的姿态，加上试图利用税收的力量平衡贫富差距、缩减联邦开支的家长式作风，都无法取信于民。很显然，在新的让人忧心忡忡的状况出现时，这位总统必定是小心谨慎，而不敢大刀阔斧地行动，即使本国的情况已经刻不容缓。

其实，早在大萧条来临之前，到处都有政府应该承担更多责任的呼声。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深切感受到了，在危机时期，联邦控制和企业有序发展的必要性。城市工业的发展与商业不知不觉中交织在一起，这使国家和个人生活变得密不可分。一些人把政府看作私营企业的经济平衡轮，另一些人认为在恐慌和危机时，政府应该是私营企业的动力源泉。而大多数人则把政府想成是他的盾牌去抵抗企业的剥削。不论政府扮演哪种角色，都足以在让人绝望的大萧条中，将联邦政府的力量传递给普通民众。

与他的同胞一样，胡佛总统没能对1929年危机的严重性和持续性作出正确的评估。在他看来，这次崩盘并不严重，可以凭借精英的通力合作来加以阻止。同年的11月和12月，他多次把工业界、金融界和劳工界代表召集到白宫，铁路公司、电话公司、钢铁公司纷纷承诺增加支出，大型企业也保证维持现有工资水平。但这样的许诺，大多是应付了事。接下来的3年，工商企业自我恢复能力和合作精神并没有多少起色，彻底打碎了胡佛的信心和希望。在此期间，他不停地给民众加油打气，让人们消除“莫名的恐惧”，恢复信心。他曾说过“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困难，90%是由恐惧引发的。”这句话与他的继任者的响亮的就职宣言如出一辙：唯一让我们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1929年最后几个礼拜的忙碌后，胡佛知道该刹车了，他不情愿地放弃了原来的期望，让乐观主义的符咒停止运转，开展企业自救运动。几个月后，急躁的情绪开始在穷困潦倒的失业者和有钱人中浮现。人们迫切希望政府解决这一切，就像在繁荣时期希望政府干涉一样急切。1930年，政府开始了一些抵抗萧条的小范围的行动，包括援助旱灾受害者，给养农民的牲畜，开展了一些公共工程建设，拨款5亿美元被改善居民建筑，6，500万美元修建水坝——后来更名为“胡佛”水坝。这些公共工程计划持续了几年时间，极大地帮助了当地的失业人员。但是，在绝望情绪四处蔓延时，这些计划显得有些畏首畏尾，隔靴挠痒。人们大声疾呼，呼唤政府采取更多的行动来解决困境。

1931年6月开始的经济停滞，终于让胡佛意识到了危机的深度和广度，他狂热地把精力投在拯救危机上。虽然他工作刻苦，为人真诚，但却无法力挽狂澜，让人们重振信心。人们把灾难归咎于他，虽然这次灾难的祸根早在他上任前就已经被埋下了，假使当时当选的是其他人，那么这场灾难依旧不可避免。

但很不幸，胡佛此时不得不成了替罪羊。虽然他能力卓越，但他缺乏他的继任者身上的优势，包括政治幕僚，极强的个人魅力，翔实周密的计划，以及振臂一挥、英雄云集的领导力和号召力。在众人的口诛笔伐下，胡佛被塑造成少言寡语、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的冷血动物。人们嘲弄地说，这位“伟大的工程师”的目的，就是在美国排水、挖渠、筑坝。人们对政治人物的嘲讽从他的职业生涯可见一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胡佛以节约顾问的身份走进美国人的视野，倡导高效率、节俭和“胡佛化”。1916年和1919年，他负责为数百万欧洲难民提供食物，这份工作让他声名鹊起，被视为拥有魔力的英雄。大萧条到来时，人们翘首企盼，指望他在内忧外患的凄惨境况下再创奇迹。早期的经历让胡佛坚信，自愿合作和齐心协力是应对所有紧急状况的法宝。以往的经验，以及曼彻斯特人特有的自由主义性情，使胡佛花费了大量时间，去探索经济崩溃之谜。

图注：正在动工的胡佛水坝

然而，亟待解决的是救济问题。人们普遍认为，施舍会让接受者更贫穷，公共救济应该依赖于政府，因为这种救济属于“有去无回”的支出。因此，地方政府承担了更多救济的责任，救济时的吝啬和羞辱被人们看作是有益的，既可以让寄生虫望而却步，又能让人们意识到贫穷是可耻的。

在农村地区，地方救济还不算糟糕。它得到了很多友善的赞助，这是美国所喜欢的一种民族特性。后来，透过慈善组织协会和红十字会的个人慈善，缓和了令人生厌的地方救济带给人们的压迫感和耻辱感。

在总统看来，像旧金山地震和密西西比河洪水类似的灾难，求助于慈善组织也是理所当然的事。“紧急就业委员会”在1930年成立后，胡佛这样对媒体说道，“志愿组织和公共服务并没有在美国人民的生活中消失，它依然存在并足以处理去年出现的问题。”实际上，以慈善为目的的社区公益基金会在1925年后就成立了，其捐款数额在1931年秋和1932年春间一度达到巅峰。但随后的一年，枯竭的资金以及公共机构的介入，导致捐款数额降到了1924年以来的最低点。

胡佛认为，救济和再就业的义务在于个人。倘若无效，再借红十字会组织的力量，然后求助于市政府和州政府，最后求助联邦政府。联邦政府采取的救助形式应该是借贷，而不是免费赠予。在这场被胡佛看作是保卫国库的战斗中，他无奈地、不情愿地节节溃败。

虽然民间委员会在1930年和1931年做了很多善事，尽了绵薄之力，但是却远远不能满足时局的需要。“紧急就业委员会”并没有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哪怕是铺设一条简易的独木桥，让失业者越过失业的沟壑。1931年8月，失业救济组织所取代了“紧急就业委员会”，负责人是实业家沃尔特·S.吉福德，后来换上了威尔逊的陆军部长牛顿·D.贝克，该组织的目的是协调地方组织的活动，“开展行动”是它鼓舞企业的冲锋号。

1932年1月，在每周5天、每天6小时工作制的计划下，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开展了一项驾车游行运动，以争取100万个就业岗位。赞同这一计划的雇主会获得一块招牌，上面写着“我们参与了”。1931年春天，纽约市发起了“街区援助”活动，帮助失业者每周从社区有工作的人那里得到1美元的捐助。1931年和1932年的冬天，大约有100万人得到了红十字会的帮助。

尽管私人慈善团体纷纷解囊，但在大灾难面前无异于杯水车薪。猛增的贫穷人群焦急地等待地方救助。但是，由于税收的减少和大萧条的影响，食物已经所剩无几。当听闻各州给地方政府的拨款也消耗一空时，饥饿的眼神迅速投向了华盛顿。

3月，国会投票决定，从联邦农业委员会调拨4，000万蒲式耳（一蒲式耳=27.216千克）小麦，通过红十字会分发给失业人员。4个月后，又调拨了4，500蒲式耳小麦和50万担棉花，后者在红十字会的监督下被制成衣服。这些方式标志着一项新举措，那就是把联邦政府的商品通过私人慈善机构的途径发放。胡佛反对联邦政府将拨款交由红十字会支配，这点得到了国会的支持。

图注：胡佛的政治漫画

胡佛希望强大的银行可以自动组成信托联营，帮助弱小银行。他发起了创办国家信托公司的计划，同他的其他设想一样，这也要依赖于企业的援手。然而，强大的企业并不热衷于此。于是，包袱再度被甩给了华盛顿政府。复兴金融公司（RFC）因此应运而生，提供了20亿美元的贷款给银行、保险公司、建筑信用合作组织、农业信用组织、铁路公司以及其他企业，以菲奥雷洛·拉瓜地亚为首的反对派嘲讽它为“百万富翁的救济金”。但胡佛坚信，这一举措会间接地让所有人收益。1932年6月6日，RFC第一任主席查尔斯·G.道斯辞职，但是3个星期后他的芝加哥银行却从RFC那里得到了9，000万美元的贷款，全国一片哗然。民众强烈要求公开贷款细节，呼吁要将联邦的资金用于帮助穷苦的人们，以及捉襟见肘的银行。

1932年夏天，申请补助金的示威者、穷困的市民、地方政府和州政府都向国会和财政部伸出了他们空荡荡的双手。民主党人约翰·N.加纳和自命不凡的政客们纷纷呼吁，要求政府贷款给贫穷的人们，美国劳工联合会也建议，拨款给破产城市，以支付教师的工资。更多人强烈要求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无疾而终的联邦就业服务，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失业保险体系。1932年，尽管胡佛总统对所有提议都冷眼相看，最后仍是不得不同意一项救济提案——财政部发放的21亿美元，其中18亿美元可以经由RFC贷款给各州、市、县，用于公共建设和救助，剩余的则用于联邦政府的建筑。这一举措，与之前联邦政府发放小麦和棉花一样，为后来的“新政”开辟了先河。后来，罗斯福政府放弃了还贷的要求，这些贷款都变成了赠予。

胡佛总统坚持走保守主义路线，密切关注税收的增加和政府的拨款，用于盈利且有偿还能力的公共事业贷款除外。他不喜欢“非生产性的公共工程”像是市政厅、州议会大厦、公路、街道、港口改造、军费超常规建设等等，但对“收益性的公共工程”则给予了很多方便，像是收费桥、收费隧道、码头，以及其他盈利且足以还贷的项目。正是他的这种努力，“收益性公共工程”才得以在救济法案中获得15亿美元的贷款，而“非生产性的公共工程”仅获得了3亿美元。

在贫困业主问题上，虽然总统打着各种幌子，财政上步步为营，宁愿与救助机构合作而不愿与个人打交道，但这些企图最终都暴露无遗。大萧条对建筑业的冲击前所未有，最惊人的影响是，住宅建设下跌95%，住宅维修支出也从5亿美元降到了5，000万美元。更为严重的是，约有273，000个房屋业主因为丧失抵押品赎回权而失去了业主资格。1933年初，平均每天有1，000套住宅落入抵押持有人之手。在胡佛总统几个月的督促下，国会于1932年7月成立了12家联邦住宅贷款银行，旨在帮助建筑信用合作组织，以及因贷款给住宅户和农场主而信用遭损的银行和保险公司，使它们能继续运转。但对于消除个人业主的烦恼、减少损失上，却收效甚微。

与此同时，焦虑不安的1932年夏天见证了驴象之争。共和党再次提名胡佛作为总统候选人，而民主党则推举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D.罗斯福。罗斯福的职业生涯始于州参议员，后来在威尔逊手下担任海军部长秘书，正当他准备大展宏图时，1920年竞选副总统候选人却遭遇惨败，不久后又患上了小儿麻痹。但他以超凡的勇气和毅力，以病残之躯，驾驭着自己的生活。1928年，在朋友阿尔·史密斯的说服和帮助下，他重返政坛。罗斯福曾给史密斯起了个有名的绰号“快乐勇士”，实际上这个绰号更适合他自己。

1930年，罗斯福以绝对的优势连任纽约州州长。强有力的社会福利计划的提出，詹姆斯·A.法利和路易斯·麦克亨利·豪的辅佐，使他迅速成为民主党大会召开前最受欢迎的人物。他飞到芝加哥接受提名，这不仅打破了惯例，也让人们事先见识到了他的魅力和迅速行动力。但是，正如罗斯福最欣赏的新闻记者——欧内斯特·K.林达利所言，“1932年的他并不是个广受欢迎的偶像。”他太过斯文，似乎无法在让人绝望的僵局中发出振奋人心的呐喊。人们还常引用沃尔特·李普曼对他的经典描述：“不是人民的保护者，不是拥有特权的敌人，……他只是没有任何任职资格，却又渴望当总统的，令人愉悦的人。”不过，人们很同情这位不知疲倦为何物的竞选者，有时他甚至一天演讲16次，但仍神采奕奕，面带微笑，自信满满。对于他真正品行如何，人们却很少关注。

在大萧条问题上，两党的执政纲领和竞选活动迥然不同。以胡佛为首的共和党强调大萧条的外部因素，而民主党和罗斯福则归为内因。在解决方案上，双方也是各执己见。共和党主张复兴是首要的，改革是次要的。民主党则与之相反，认为复兴固然重要，但改革势在必行。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设立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控制产品过剩，联邦拨款救济失业者，以及与国外签订互惠贸易协定。此外，政府应承诺“撤出所有私营领域，但对公共工程和自然资源来说必不可少的领域之外”。

图注：富兰克林罗斯福

胡佛坚持着他的地方自助的信念，他相信，不论是复兴，还是救济，救济都是3个R中最紧迫的一个。如果联邦一直支持商业信用结构的话，那么这一切都会好转。他主张金本位货币制度，认为“美元会在全世界的每个柜台上流通”。另外，他还支持高关税，郑重警告说：“如果取消关税，那么无数城镇的街道便会杂草丛生，农场也会荒草遍野。”1932年夏秋之间，银行破产的速度在RFC的干预下有所减缓，黄金价格有所上涨，股市上涨，商业指数也上涨了一点点，共和党人为此欢呼雀跃。但对普通百姓而言，瘪瘪的工资袋、等待救济的长长队伍，几乎看不到什么转机，人们迫切需要改变。大选前夕，胡佛向他的秘书承认：“我们的困难是，面前有600万失业者和1万名补助金示威者组成的反对大军。”

面对怨声载道的局势，罗斯福的“失败不是美国人的习惯”足以鼓舞人心。在乔治亚州的奥格尔索普大学演讲时，他说道，“试一试，如果失败了，那就坦率承认，换其他的方法再试。最重要的是，你得尝试做点什么。当满足需要的东西触手可及时，贫困的人们是不会袖手旁观的。”罗斯福早期的演讲很少涉及具体的做法，但随着竞选的深入，方法越来越明确了，既有控股公司的改革，互惠关税协议，又有田纳西河与哥伦比亚河上的联邦发电厂，以及减少农业抵押贷款的负担和社会保障等等。

罗斯福对旧金山联邦俱乐部说：“私人经济的力量就是……一种公共信用”，还引用西奥多 ·罗斯福和威尔逊的进步主义理论——20世纪20年代为人所摒弃的理论。他试图让每个人安心，取悦他们，并得到认同。他主张“稳健货币”政策，却没有给出它的概念。他斥责胡佛政府的“不计后果、奢侈浪费”，导致政府开支在4年间增加了10亿美元。在时世艰难的时刻，罗斯福挺身而出，愿意站出来，承担联邦政府越来越多的重负。

这次选举给政治生活带来了新的标签。早在1932年4月7日，罗斯福用一句“处于经济金字塔底部的，被遗忘的人”凝聚了他对底层社会的关心。讽刺的是，这话源自直率的个人主义者、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他否认“改变世界的荒唐努力”，认为多愁善感的改革家们所主张的“不适者生存”，实质上公开侮辱了勤奋和节俭。哥伦比亚大学的雷蒙德·莫利教授——罗斯福智囊团最著名的一员，从中抽离“被遗忘的人”介绍给罗斯福。后来，当选后的罗斯福把美国人民的伟大目标定义为“更富足的生活”，自己的政治立场定义为“中间偏左”。

所有类似的短语都会被人们反复提起，其中最必不可少的就是“新政”。那是罗斯福在接受提名时所做的承诺：“我向所有人保证，将给美国人民带来一次新政！”一段时间内，罗斯福和他的追随者不断赋予它新的内涵，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他的第五代堂兄西奥多所提倡的“公平交易”，以及上任民主党总统威尔逊所主张的“新自由”。不论褒贬与否，它都迅速成为了那个时代最流行的政治标签。

在内华达州埃尔科市，胡佛发表了宣言结束了自己的竞选，他在宣言中说：“我们是一个进步的国家，我们希望国家继续前进。但是关于进步的方法，我们有严重的分歧。我始终认为，共和党是我国历史上自亚伯拉罕·林肯时代以来最进步的党。”他告诫选民，不要“相信花言巧语般的承诺，误入歧途”。罗斯福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了最后的演说，他说：

下届政府一定不会代表部分美国人，而是要代表全体美国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是饥饿、匮乏、贫穷、不安全感和恐惧。我们组织各种资源去抗击它！

凭借除6个州外的所有选票，差16张不足2，300万张的选票，罗斯福当选为总统，以他为首的民主党席卷了参众两院。身经百战的一份子威廉·艾伦·怀特，40多年来一直关注着变化的时局，他称这次压倒性的胜利为“美国人的一种新生活姿态，是美国人心底的最强音，希望政府能在更大程度上为人类带来福祉。”

1932年夏秋交替时，国家正徘徊在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两个派别以不同的作风和政治哲学向选民们传递着他们的诉求。1935年李普曼①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罗斯福总统的复兴计划，多数是对胡佛总统计划的延续。”虽然这一言论两边都不讨好，但它却有一定的道理。两位总统都担负起了重振经济的重任，都采取了很多方法：提高农产品价格，保证工资水平，通过公共工程建设创造工作机会，扩大就业等等。在罗斯福的新政期间，胡佛时期的RFC和住宅贷款银行依旧运转。虽然胡佛在1931年毫不留情地否决了西纳西流域管理局的提案，但他在客观上促进了圣劳伦斯河道成为铁路公司的竞争者。胡佛的行业工会也是国家复兴计划的一个方面，他还批准了《诺里斯—拉瓜地亚反禁令法案》。

这些否定胡佛的理由，像大多数似是而非的论断一样，忽视了很多东西，那就是两位忙于同灾难搏斗的设计师在某些行动上，有着必然的相似之处，以及胡佛的谨慎与罗斯福的果断之间的差别。当胡佛在悬崖边战战兢兢时，罗斯福已经兴高采烈地跳了下去，并呼喊人们紧随其后。这种对比使人们忽视了胡佛的权宜之计和罗斯福设计的未来蓝图之间的差别，忽视了胡佛对产业自治的信心和罗斯福依靠法律的差别。

图注：乡间休憩的富兰克林

胡佛把1932年的竞选定义为“两种政治哲学的竞争”，是个人主义与国家管制的竞争。罗斯福则把它看成是两种不同繁荣之路：一条是让富者更富，偶尔分羹给普通人；另一条是，如果普通人可以过得舒适而富足，那么繁荣就会像酵母一样让所有阶层都蒸蒸日上。政府要不要为普通人谋取利益，要不要管理财富，要不要对利润和收入严格征税，这是两党的分歧所在。

作为出身于农业美国中的自由主义贵族，深受托马斯·杰斐逊、查尔斯·平克尼·爱德华·利文斯顿等人影响的罗斯福，也许是他自身的残疾，使他对弱者有种天生的同情，他把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纳入整个公共服务体系中。同时，他是个崇尚公平的人道主义者，认为要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在他康复期间，妇女工会联盟等热心组织探望过他，从那些人口中，他听到了贫困和剥削，这或许是他对劳工的健康和工资问题格外关注的原因。而他的反对者则指责含着金汤匙出身的罗斯福大手大脚，大肆赞扬农家子弟出身的胡佛。实际上，不论是作为平民，还是纽约州州长，罗斯福都更愿意把钱用在创造人类福祉上。他不像柯立芝和胡佛那样对华尔街大亨敬若神明、俯首贴耳，相反，他的大多数经济知识都得益于他极强的学习能力。

他对农业问题尤其是资源保护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浪费，远比他的大多数反对者所抨击的财政浪费更为严重。在大众趋同的对简单化和自由实现梦想的渴望下，罗斯福被证明是个完美大师。他是个天生的航海家，他的方向感总是优于他的逻辑预感，他善于见风使舵，总能正确掌控时局的发展方向。

新政允诺了什么呢？与共和国最古老的渴望一样，它致力于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是一场“促进绝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试验。这种对美好的追求，在19世纪时就已经从个人模式转向了社会模式，从乌托邦式的孤立转为对全国经济的宏观掌控。保护自然资源，遏制富豪犯罪，实质上是老罗斯福时期的旧调重弹。新政的农业救济源自威尔逊统治时期的《乡村信贷法案》和哈丁、柯立芝时期的《谷物与商品交易法案》。威斯康星、纽约、马萨诸塞和堪萨斯一类的进步州，已经率先在农业救济、水利管理、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等方面迈出了步伐。

但是，美国舒适的生活条件和“粗犷的个人主义”传统阻碍了政府调控和社会保障的发展。1929年1月，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进行了一场大规模调查，结论是，纵深影响正在向美国社会和教育体制渗透，大多数人认为，美国正向大民主和集体主义迈进。

赫伯特·D.克罗利①在《美国生活的前途》（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一书中曾说，不能再相信民主的必然性，而是必须将它视为只有通过计划和调控才能实现的目标。而新政就是罗斯福和他的智囊团实现这一切的手段，这个智囊团里集中了优秀的年轻人，既有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官和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教授的嫡传弟子，也有罗斯福当州长时期的追随者。按他们的预想，新政应该是管理者与劳动者、大企业和小企业、生产者和消费者、农业和工业、丰年和荒年、国内外市场之间相互D制衡的体系。同时，他们主张政府应该特别支持和鼓励一度被忽视的利益集团，即便是大企业，它的良性发展也要依赖于包括工人、农民、白领和中产阶级消费者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最重要的是，联邦政府要在这场危机中担当领头羊的角色，引导救济和复兴之路。一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曾说，一切“顺其自然”。罗斯福听到这话时，神情严肃而恐慌，他回答说：“你要知道，人民不是牲畜！”关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和途径，新政并不是1932年罗斯福指示下起草的清晰计划书，也不是他就职时设想充分的蓝图，而是一种执政为民的态度，后来具体化为行动，并随着时局的不断变幻而不断改进。

新政的早期，某些宽泛的理论与新政相互交织在一起。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观点得到了社会计划者的一致认同。凯恩斯认为，“赤字融资”和“货币管制”这样的补偿性开支是值得做的。整个社会体系，包括税收和救济，都应当精心考量和设计，让更少的钱流入有钱人的保险箱，让更多的钱流到穷人手中，以加快货币流通，刺激消费。有人说，大量的财富不仅仅来自个人，更多的是整个社会努力的结果，因此，可以理所当然地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征收重税。还有人说，生产效益应该更多地为消费者和工薪阶层所共享，而不是被投资者和投机者所独占。

在这种逻辑的影响下，新政很早就把目光投向了最低生活工资、合理休假、大多数人的经济保障、限制少数人的财富和权力的膨胀等方面，但它的步伐还是太慢了，达不到像罗伯特·M.拉福莱特参议员之流的极端凯恩斯主义者的要求。如果反对者指出，这一理论挫伤了积极性，阻碍了成功，使投资资金因为不安全感而持续冻结。很多机会主义者会回答，国家得以维系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自诩为机会的国度。新政就这样走进美国人的视野，至于它是乌托邦式的理想国，还是一种肤浅的短视，只有未来才能揭晓答案。

新政的支持者说，对私营企业没有为自己行为的社会后果承担责任的领域，新政要立法治理。罗斯福引用林肯的话说：“立法的目的，就在于代替民众去做那些他们必须做、仅凭一己之力做不了或者做不好的事。”也许，关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办法依旧会争论不休，但罗斯福的宏大策略绝不是无的放矢。如果说这是一场方兴未艾的改革大潮，那么，在这个见证过杰斐逊“革命”和杰克逊“改革”的国家里，必然能够从它身上看见古老里程碑的影子。 UwZVjCG2mMjCu1IsfJCOBVNTAEWbG56IZcEl5/mim4sbudnlWsUpORI9gjRnLw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