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design for living

这场持续时间最长、危害最严重的大萧条，对日常生活的冲击无处不在。比起要养家的男人，普通妇女的世界似乎仅限于洗衣做饭、缝缝补补、操持家务。只要她们依旧可以吃饭、穿衣、有遮风挡雨的地方，她们就可以一如平常地生活着。但是大萧条的冲击迫使她们不得不走出家门。1930年，1/5的女性——近1，100万人开始在外工作，与1890年相比，女性工作者的人数增长了6倍。

由于女性工作者的工资低，而且乖巧听话，雇主更喜欢雇佣。大萧条开始时，她们的境况要好一些。但是随着大萧条的持续，劳动力过剩，女性的优势逐渐消失了，更容易受到就业危机的直接伤害。一些女权主义运动甚至打出了“永远28岁”的口号，强烈要求雇主雇佣大龄女性，抗议男雇主对年轻貌美女性的偏爱。

艰难时期导致很多城市女性放弃了家务，开始投身工作。在乡村小镇，萧条的来袭迫使很多女性捡起几近失传的古老技艺，这使原本忙碌的家庭主妇负担更重了。她们开始制造肥皂、烘干水果，腌制泡菜、烤面包、制草药、染色和做衣服等等。

收入的锐减使得那些让人愉快的事物远离了贫困家庭，例如报纸、杂志、电影，还有咖啡、茶和糖之类的日用品。观察员把这称之为轻松的“居家生活运动”，缺乏想象力的农民称之为“苦闷生活”。家庭主妇常接些洗熨缝纫之类的活，或是烤蛋糕到市场去卖，或是为旅行者提供食宿来补家用。一些小商店、美发店、路边售货亭、驾车旅行营地等等也在那时兴起。

20世纪30年代初期，大萧条对小器具的冲击开始减缓，电烤箱、烤架、烘饼烤模、咖啡渗滤壶、洗衣机、电炉乃至家具和缝纫机等的销售有所回暖。新功效的电冰箱赢得了市场的青睐，如火如荼地销售着。炼乳、人造纤维和收音机依然是人们愿意购买的商品。汽油和汽车配件虽然仍占据市场份额，但新车的购买量却直线下降。曼哈顿的出租车司机只能无奈地、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收入从每天7美元下滑到不足3美元。

纽约市的一些数字更能说明这显而易见的情况：1930～1931年间电话缩减了约4万部，儿童餐厅提供的廉价午餐数量增长了4倍。因为战争紧张而在1917~1918年销量激增的香烟，在萧条时期同样发挥着它的安慰作用，其产量从1930年的1，230亿支，增到了1936年的1，580亿支。在中等城镇的女性餐馆，甚至也都摆放了烟灰缸。

大多数美国家庭都把汽车看作不可或缺的必备品，即便在1929～1933年间，汽车加油站的数量仍猛增了一倍，销售额仅仅下降了4％。在另一端，珠宝店显示了关税的巨额下降。木材和建筑材料的生意同样惨淡，家具店和糖果店损失了70％的主顾，餐饮业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的营业额减少63％。或许，这并不是永久性的萧条，好日子初见端倪，人们又开始“上饭店换换口味”。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饭店增加的数量比家庭增加的数量还要快。

无论在什么地方，时尚对女子来说永远是头等大事。在萧条时期，男装比女装更容易受到波及。早在1930年，童装和女装的产量仅比1929年下降13％，但男装的产量却比1929年下降了25％，1931年时更是下降了32％。为了方便和省钱，越来越多的男性放弃了僵硬的衣领、帽子、袜带、背心。

而20世纪30年代，女性服装则出现了大规模以低质材料和粗糙做工仿制的时髦服装。平民家的女儿甚至自己缝制衣服，这是以往不曾出现过的情况。1930年9月的一份时尚报告里谈到，长裙子和女性化的趋势慢慢取代了爵士时代女孩中性化的棱角分明，并大胆预言“对举止端庄的崇尚将再度回归”。1931年欧仁妮皇后帽子和其他款式上的褶边、蝴蝶结，昭示了服装上的新发现。1929年，小成本的虚张声势在闪闪发亮的指甲上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2年内，这种时尚迅速从派克大街蔓延到推销女郎和打字员的手上。

虽然爵士时代极短的发型越来越少见，但短发还是风靡一时。大萧条的中后期，冠冕堂皇的旧式审美遭到齐肩短发的嘲弄，头发上的蝴蝶结和“小姑娘”装扮随处可见。人们越来越衷爱宽松的衣服，以至于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裙子地位再一次被抬高，几乎成了国民信心的一项指标。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不失时机地把海滩睡衣、休闲裤和短裤介绍给其他地区，这引起了很多古板社区的严重抗议。街上的凉鞋、晚礼服的出现，引领了新一轮风潮，20世纪30年代后期出现了露趾鞋。

大萧条的阴霾依旧没有散去，人们不得不节衣缩食，节约一切开支，包括住房上的节省。位于纽波特、巴尔港、棕榈滩或圣巴巴拉的“村舍”逐渐被关闭或低价转让。中产阶级也不得不放弃海滨或度假胜地的出租房，搬到便宜的公寓。更多的人被迫与父母挤住在一起。据1934年1月对64座城市所做的调查显示，这种“特大家庭”数量占总家庭数量的2％到15％不等，南方的比例最高。

那些为了寻求更好的机会，打算赚钱赡养老人，或是为求学而离开家乡的青年，如今身无分文、蔫头耷脑地回来了，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罗伯特·弗罗斯特对家的定义：家是个“你不得不去的，唯有那里能接纳你的地方”。不论哪个地方，当孩子成年后依然无所事事，父子间的关系就会变得异常紧张。赚钱养家的父亲往往会重申他的权威，即使他的孩子也曾经独当一面。在城里，越来越多的一家人挤住在狭窄的公寓或出租房内，拥挤的环境让他们的脾气越来越糟，挫败感也愈发强烈。那些接受救济的人马不停蹄地寻找更便宜的住所，搬家的频率往往高于常人，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牢牢跟紧那些熟悉的老邻居，以获得一种心灵上的慰藉。

失业的人和家人往往离群索居：衣衫褴褛的孩子常常闭门不见客，大人们则拒绝依然工作的朋友的邀请，因为他们没有三明治和咖啡去回请朋友。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联系和友谊就这样慢慢中断了。一些爱面子的家庭打肿脸充胖子，直到残酷的现实把它们的精神打垮。一些家庭盲目乐观，或者不愿降低原来的生活标准，最后同样走到崩溃的边缘。还有一些家庭凭借机智和勇气与大萧条抗争着，坦然地面对现实，充分享受生活中的每次“奢侈”消费。

图注：背井离乡的人们

未付的账单，各种医疗保健费用，孩子的教育经费和赡养老人的花销等等，像幽灵一样潜伏在家庭里，累积的烦恼常常让家人的关系紧张得冲突一触即发。之前任劳任怨的妻子开始抱怨失业的丈夫回家太晚，或者口出恶言，或是讥讽“谁都能找到工作，如果他想要工作的话”。失业的人更容易自卑，丧失信心和勇气。原来的生活节奏彻底被打乱，一家人常常漫不经心地听着广播，或者干坐着，直到深夜。如果手头稍有余钱，失意的人往往会去酗酒和赌博，但结果常常是更加自责和沮丧。

在农村家庭和欧洲大陆的移民家庭里，丈夫和父亲的严厉独裁俨然是一种传统。在这种家庭里，如果养家糊口的人丧失威信，或者放弃权威，结果是让人震惊的。早早出来养家的的孩子会树立新的威信，倘若妻子成为顶梁柱，那么她也会获得更多的控制权，丈夫只能做些家庭杂事。但在城市家庭里，这种男性独裁很少见。萧条时期，通常的情况是，妻子常常为失业的丈夫加油打气，父亲和孩子的关系也在失业的日子里变得更加亲密。

许多观察者试图在家族的团体力量中寻找一线希望。1932年5月，内政部长雷·莱曼·威尔伯在全国社会工作者大会上说，托管孩子已经结束了。“家庭回到了它原本的位置，没有什么能取代父母的悉心照顾，打理孩子的衣食住行。”对那些解雇了保姆的家庭来说，这句话千真万确，但对那些父母被迫出去打工、食不果腹的家庭来说，丝毫不现实。一些中等城镇的社论者鼓吹“虽然很多家庭失去了物质财富，但它们却找到了灵魂。”他们将这一切归功于坚定的勇气、健康的体魄，以及对安息日礼俗的严格遵守。种种论调并非清教徒福音的新教修订版，圣母大学的校长约翰·F.奥哈拉神父曾经提到：“大萧条的结果，让大部分美国民众重新回归了家庭，重新发现了友谊，重新发现了灵魂。”

图注：失业人员在政府部门登记备案

这样的乐观主义占了主流，但压抑的气氛依旧弥漫。毋庸置疑，大萧条期间，丈夫和妻子有了更多在一起的时间，共享着廉价娱乐带来的趣味，譬如听广播、玩牌，而以男性为主的娱乐场所则门庭冷清。虽然多数夫妻都能患难与共，或因灾难而重归于好，但也有些夫妻被不确定的、琐碎的生活折磨得心生怨念。

困惑、犹豫、冷漠、自卑，成了长期失业者的典型特征。男人不再关心人们怎么看他，脏乱不堪、蓬头垢面，他也无所谓。失业就像一种萎靡病，社会工作者称之为“失业休克”，它驱使人们白天疯狂地找工作，夜晚在烦恼忧愁中睡去。对少数人来说，失业使他们明白了个人的重要性——自己是占据头版头条的国家危机的一部分。但更普遍的感受是：自尊丧失，茫然无措，对前任雇主的怨恨和对生活的不满。

这些无疑让养家糊口的人情绪更加低落，如此的恶性循环使他更难找到工作。1933年，对失业工程师所作的调查显示，3/4的人的自信心远远低于有工作的普通人。当失业的人重新工作时，往往行动迟缓，协调失衡，缺乏毅力。这一年，当40个长期失业的速记员被安排在政府机关工作时，在常规工作强度下，他们很快显现出了神经性疲劳症状，甚至有几人发展成歇斯底里，超过2/3的人需要两到三周的重新调整，才能不间断地记录。

同样的不安全感也笼罩着那些暂时保住饭碗的人，以及在闲晃和轮班工作中徘徊的人。他们不敢放弃稳定的工资微薄的工作、冒风险去找薪水更高的工作。这种压迫感消磨了人们的进取之心和工作的热情，也降低了人们对公司的忠诚度。很多人都认同“工作太卖力不值得，老板只是利用你。”曾经让几代人羡慕不已的成功传说，连同勤奋和节俭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辉。20世纪30年代中期，托马·斯杰斐逊大学的一名学生说：“我们意识到，诚实、正直和勤奋，再也不能让你攀上顶峰。”

并不是年轻人才有这样的担忧。那些眼睁睁看着银行接二连三地破产，辛苦积攒的钱被大萧条吞噬一空的老人们，也悲伤感叹：“存钱已经毫无意义”。在约有400个男人的失业大军中，超半数人认同这样的观点：成功更多地取决于“运气”或“门路”，而非能力。尽管在有工作的男人中，四分之三的人认可“粗犷的个人主义”这种传统，但是在商业领域，接受它的人却占不到一半。这次灾难让很多人怀疑节俭的古训。一些人认为，银行家和白手起家的实业家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对发生的一切负责。还有些人以“你不能带走它“这句谚语对时局进行了哲学上的反思。这句谚语缘于一首流行歌曲，并在后来广受欢迎的乔治·S.考夫曼和莫斯·哈特的喜剧中大放光彩。为什么要烦恼呢？那些有钱买书的人使埃德蒙·雅各布森的《你必须放松》（You Must Relax）一跃成为1934年最畅销的书。不久后，马乔里·希利斯的《享受独居生活》（Live Alone and Like It，1936）和《预算赞歌》（Orchids on Your Budget，1937）相继成为畅销书，在轻快的文风中，融合了她父亲（著名的国会鼓吹者）那个时代所倡导的那些单纯质朴的信条。

这场灾难像滚滚而来的洪水一样深不可测，它冲掉了古老的训戒，将质疑深深地带进了美国人的生活。书籍、杂志、民间谈话等处处挑战着思想的条条框框、传统的陈词滥调，以及父辈箴言。也许，归根结底，美式生活的承诺仅仅是一种宣传、专制或是资本主义的坊间传说。与年轻人动辄怀疑一切、反对传统相比，中、老年人更倾向于顽强地恪守古训，反对法律和体制上的某些改变，尤其是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改变，他们捍卫着关于苦干、节俭和个人奋斗这样的真理。但即使这样的群体，也遭受着贫穷的威胁。

20世纪30年代初，失业入侵美国的生活。它的严重性和渺无希望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银行倒闭、恐慌蔓延，自殖民者在这片土地上开拓文明之后，丰年衰年数次轮回，但这样的危机尚属首次，哀鸿遍野，失业的人在绝境中苟延残喘。

1932年，加利福尼亚州失业委员会档案中记录的故事充分展现了大萧条前后的差异。一位80多岁的老人，自1873年在纽约市参加工作以来，经历了太多的起起伏伏。“银行倒闭了，老板破产了，我没了工作，成了街头的一个流浪汉。那些年，人们纷纷涌向西部开挖新矿，全国到处都在修铁路。”于是，他成了一名护路工人，接着是煤矿工人，后来是杂货商贩，1890年，他成为了一个“还算富有”的商人。可是，1893年的金融危机将他拉回一穷二白的境地，他再次沦为流浪汉。直到1895年，他费力筹到资金，去加利福尼亚经营牧场，生活才再次富裕起来。而今，年近暮年，他又一无所有了，他内心深深感受到这是不同寻常的。“数年前，贺拉斯·格里利发表了一篇声明：年轻人，去西部吧，与国家共同成长！”他回忆道。如今，他就生活在西部，他会说：“年轻人，去西部吧，然后像挪威的旅鼠一样把自己淹死在太平洋里。”

年轻人通常会为自己的困境寻找开脱的理由。要么把这看作是机器取代人的结果，心平气和地去接受，毕竟没必要去和机器较劲；要么怨天尤人，将一切归咎于自己或糟糕的运气，这会使他走向另一条失败之路；要么归咎于社会或体制上，这通常会让他变得更偏激，走上激进主义的道路。一项研究发现，男人会因失业而变得更加激进。尽管所有人都反对“外国激进分子”这样的字眼，但是近1/4的待业者都赞同“对这个国家而言，革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而且宣称“一个人应该为国家战斗而感到荣幸和自豪！”

实质上，这样的激进主义朴素而天真。一面是生产过剩下堆积如山的商品，一面是无力购买的贫穷消费者，普通民众对此有着本能的愤恨。1932年，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告诉社会工作者，“思考是危险的，别烦我！”同年，一位记者走访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城镇和偏远山区，触目所及都是废墟。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廉价棉花、工厂停产、银行倒闭，还有其他降临在华尔街上空的不幸。新政初期，一位密歇根州的农民写信给联邦紧急救济署的官员：

我认为，你不知道在这家机构成立之前，情况到底有多么糟糕……他们说，如果形势继续恶化，且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他们就会走上中央大街，砸碎橱窗，抢走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首先会奔向那些大店，没有谁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饿死。

针对某些人的丑行，1913年，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总裁丹尼尔·威拉德在沃顿商学院的一次讲演中，说“资本主义已经脱臼”，甚至大胆地补充道，“在我饿死前，我会去偷！”

1932年春天，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反饥饿游行。在密歇根州的迪尔波恩市还爆发了一场失业骚乱，最后升级为流血事件。更广泛的民众运动应该是“补助金运动”了。起因是，1924年国会颁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老兵的“补偿”凭证在1945年才能兑现。1931年初，退伍老兵事务负责人向胡佛总统报告，有272，000个人需要救济。国会在推翻总统的否决后，迅速提供了一笔贷款用于支付补偿金。不久后，“帕特曼提案”提议立即支付所有的欠款。

图注：白宫前示威的退伍军人

为了让这一提案得以顺利通过，约有12，000到15，000名退伍老兵，在1932年晚春，浩浩荡荡从四面八方涌向华盛顿。空房子、泥地上，到处是他们藏身的身影。政府声称，他们为少数共产主义分子和有犯罪前科的人所利用，而事实上，这是政府给这群“流浪者”扣上了“左翼分子”的帽子。同年6月16日，当“帕特曼提案”在参议院被否决后，无数退伍老兵站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强忍悲伤，一起高唱着一首振奋人心的歌——《美国》。

7月初，当国会投票决定为游行者支付返乡路费时，约有5，000人离开了华盛顿。月末，总统命令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疏散剩余游行者，游行者与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导致两名退伍老兵身亡。催泪瓦斯和刺刀迅速驱散了剩下的人群，大部分撤回故乡，有的在返乡途中加入了其他的游行示威队伍。

不论日子多么黯淡，美国人依然坚信民主。当他们渴望改变时，总是寄希望于投票箱，而非肥皂盒（临时的表演台）。到处都弥漫着不满的情绪，西雅图失业公民联盟在1932年举行了抗议活动，底特律的城市信用也面临崩溃。不论情况怎样恶劣，人们都以坚韧不拔的意志面对着困境。

众多穷困潦倒的人睡在纽约的地铁站，而在中央公园，则出现了一个在废弃蓄水池上形成的聚居地，被称之为“胡佛谷”。人们住在此处，以捡过期面包和垃圾为食，常常无精打采地呆望着半数闲置的摩天大楼所形成的剪影。上百的流浪汉挤在垃圾焚烧点取暖，废弃的工厂、货运车厢、废木头和易拉罐所搭建的简陋屋里，都住满了人。拖家带口的无家可归者往往聚居在偏远的市郊，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1932年夏，很多社区都把公共土地交给失业者，让他们改良为小农场成菜园，自行耕种，以满足温饱。

图注：睡在路边的无家可归者

尽管政府一再承诺，不会饿死一个人。但在1933年，已知饿死的人就有29个，截至1934年，大约有110人死于饥饿。1928～1932年间，费城公共卫生中心接待的营养不良的病例增长了3/5，主要集中在6～16岁这个年龄段。公共保健护理全国组织报告称，纽约的一家健康中心，1928年接待的营养不良的患者占患者总数的18％，1931年时，这个比例增长到了60％，这是一个让人震惊的数字。

面包、马铃薯，加上点卷心菜，在当时已经是盛宴了。善良的餐厅老板偶尔会贡献些残羹冷炙，面包师会拿出些变质面包，还有水果蔬菜店老板免费赠送烂的水果、蔬菜，卡车司机对偶尔掉落的一箱桔子也会视而不见。情况更糟时，人们开始吃垃圾。1932年，一位调查芝加哥贫民窟的人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垃圾车旁围满了大约35个人，男人、女人还有瘦弱的小孩。垃圾车刚卸下垃圾，他们便用棍子，甚至用手，去抢那点零碎的食物和蔬菜。”

伴随大萧条而来的痛苦和烦恼，挑战着人们的承受能力。1930～1932年间，公立医院中因患精神病住院的人数，年增长率相当于1922～1930年间的3倍。虽然，这一增长的原因是因为家庭和私立医院无力照料。但在纽约州，1932～1933年间，精神病患者的数量有了一次让人难以置信的增长。

股票市场崩盘后，人们预料自杀的人数会明显增多，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相比于1928年同期的223例自杀案，纽约市在1929年10月和11月的自杀案只有219例。全国的年自杀率虽然逐步增长，但在1932年突破最高记录17.4%后，1936年时下降到14.2%。自杀主要集中在经济天秤的两端，地位由高到低的落差导致的自杀者，往往多于因贫困而自杀的人。1931年公费安葬的数量是1929年的3倍多，比例高达1∶10，而农村，自制棺材的数量有了显著的增长。

这是大萧条时期美国的真实缩影。 R8Zf179I5ZH3iWioT0Lz7Ns7Y3kepZYCNCV1T7MR3xh0/qIm++WmqoF5H+zvEX5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