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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riches to rags
1929年10月中旬，在每个普通的美国中产阶级面前所呈现的，似乎是一片繁荣到极致的景象。去年，新当选的赫伯特·胡佛总统曾经信誓旦旦地宣称：彻底征服贫困已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虽然我们还未实现目标，但在上帝的帮助下，倘若我们继续过去8年来的政策，勇往直前，终有一日我们会把贫穷从美国彻底驱除”。这是一个庄严神圣的经济誓言，被后来的通俗历史学家称之为“美国梦”的理想愿景。与此同时，欧文·费希尔①和那些自鸣得意的经济学家也都宣扬：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将是一片永久的繁荣景象。
这看似是南北战争后工业大发展的最终胜利果实，比古老的赞美诗中的“乐土”更让人神往。南北战争极大地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新技术层出不穷。在1929年10月的第三周，亨利·福特甚至还筹办了“白炽灯发明50周年庆典”，以纪念爱迪生的伟大发明，总统和社会各界名流应邀出席。摩托车、浴缸、电冰箱、收音机也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时尚和广告的效应，刺激人们追逐着最新潮的东西，梦想拥有更多的奢侈品。消费市场的异常繁荣，并不意味着所有美国人都热衷奢侈品，而是凸显了不均衡的购买力。
富裕的中产阶级与国家的政策和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美国，郊区社团占主导”，一位观察员在1929年夏天曾这样写道。共济会、商人午餐俱乐部、退伍军人协会以及爱管闲事的反沙龙联盟等团体，其团结和友谊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压力。他担心，这会“滋生类似日后法西斯的组织，如果那时有法西斯的话”。但不管怎样，人们的目的空前地一致，那就是对成功的膜拜。勤劳致富和勤俭节约的美德逐渐被迅速致富的理念所取代。科顿·马瑟、本杰明·富兰克林、彼得·帕利和霍勒斯·格里利可能会更理解这个时代的精髓。
1929年1月，沃尔特·P.克莱斯勒入选当时最有活力的《时代》杂志评选的“年度人物”。在过去一年中，他推出了普利茅斯和迪索托牌汽车，以1.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道奇兄弟公司，着手建设了一幢68层的巨人——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厦。1929年，小威廉·里格利荣登《时代》10月14日的封面。此后，哈里·R.古根海姆、伊瓦·克鲁格、塞缪尔·英萨尔和托马斯·W.拉蒙特陆续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在华尔街崩盘前的最后一期《时代》中刊载了《财富》的创刊宣言。长达3页的宣言中，宣扬了美国人的伟大功绩——商业。同期刊登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广告，包括巴布森的《报告》（“如何连续而高效地工作？”）、汉密尔顿牌手表（“你能告诉一个男人他成功的时刻吗？”）、罗伯特·I.沃肖的新书《华尔街的故事》，还有S·W.施特劳斯公司（他把他微薄的收入投入到稳妥可靠的优质证券中）这些英雄般的年度人物和诱人的广告语，以飞一般的速度蔓延，连续不断地刺激着读者脆弱的神经。
从派克大街上价值高达45，000美元的公寓大楼、克雷恩牌路易十六酒店金质器皿装饰的豪华浴室，到为限期完成制消费而降至2.50美元的口红和50美分的剃须刀，广告标榜的都是高档品，而非廉价货。在这种为了持久繁荣的经济博弈中，不落后的捷径只有一个——更具投机性的股票。因此，虽然大多数美国人在1918年才开始购买“自由公债”，但他们很快便迷恋于此。1920年，美国有29，609个股票经纪人，10年间这个数字攀升到70，950人。更普遍的事实是，报纸的头版头条不再引人注意，金融专栏成为了关注的新焦点，人们手忙脚乱地搜寻各种业内的消息。类似“老顾问”的节目成了电台里的热档节目，塞缪尔·英萨尔像四平八稳的教父一样讲述着他作为经纪人的经验与智慧。
公众对经济周期神话的关注与日俱增，左右它的是生产过剩，还是生产不足，是银行运作的问题，还是创新的方法，是希望或恐慌，还是太阳黑子，这些都不得而知。乐天派认为，旧的经济规律已经失灵，虽然艰难的日子即将来临，但只要每个人都充满信心，那么这些阴霾终将过去，天空终究会回归晴朗。要知道，衰退只是例外，繁荣无可争辩。经济周期的规律不为人所左右，无论是有闲阶级，还是想邀功的共和党人。
1929年夏天，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观·J.拉斯科布放言：“假使一个人每周拿15美元用来购买优质普通股，那么，按每月400美元的投资收益来计算，20年后他将至少坐拥80，000美元，这种收益会让他富起来。我坚信，任何人都能富起来，而且也应该富起来。”
大多数股票以这种形式买入，即投资者只需付1/4的现金，余下部分由经纪人向银行借款支付。1929年2月，这种经纪人借款的信用结构摇摇欲坠。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银行被勒令禁止为这种目的的投机贷款，但以查尔斯·E.米切尔为首的私人银行家却向这些投机商大开便利之门，借出的数百万美元严重刺激了人们的信心，导致了一系列的无序状态，消费需求、生产效率以及股票的收益都陷入混乱。一方面，富人越来越有钱；另一方面，数以百万计的收入微薄的人却倾其所有，抵押未来去换取收益。据估计，20世纪20年代的市场交易，百分之九十无异于风险赌博，而非所说的长期投资。
不知不觉间，经济调控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金融资本主义取代了早期的产业资本主义。新秩序逐渐建立，剥削投资者、账目欺诈成为其让人厌恶的典型特征。源自19世纪晚期的控股公司日益兴旺起来。它形式多样，既有少数股东控股的跨区域连锁帝国，也有类似统占公用事业领域30亿美元领地的塞缪尔·英萨尔那样的利益集团。与它的规模相比，控股公司拥有的权力简直不值一提，“一只96英寸的大狗摇着一根4英寸（1英寸=2.54厘米）的小尾巴”，富兰克林·D.罗斯福曾形象地描述这种悬殊的对比。
众多这样的控股公司层层叠加，就像一座巴别塔，塔尖虽伸向天空，可下面却岌岌可危。公司常以控股公司形式掩盖其真实的财务状况，以逃避监管部门，混淆大众视线。1930年1月，一家名为“合众国银行”的纽约州立银行就曾做过类似的事，在其破产导致50万客户的财富一夕化为乌有的前一年，为隐瞒日益严重的亏空，它投资100美元，成立了一家虚拟公司，购买它投资的另一家虚拟公司的股票，以制造繁荣假象，欺骗民众。后来，人们才从闹剧中逐渐意识到外表光鲜的银行早已成了债台高筑的空壳。
图注：守在银行外等待兑换现金的人们
20世纪20年代后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信托投资公司”，是华尔街病症的又一表现。其职能就是用借来的钱去投资，并发给股东和受益人一定的收益，这种投资局限于一份受限制的有价证券清单。这样的信托投资公司是“刚性”的，另外一些是“软性”的。投资证券的形式非常灵活，比赌博公司好不到哪儿去。客户把“赌金”交给“赌台管理员”——信托投资公司。据说，美国约有450万人就这样把他们的全部或部分积蓄交给了信托投资公司，最后只剩下不足2/3的本金，损失的总金额高达30亿美元之多。
1929年大萧条的罪魁祸首是信用的过度膨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了瞻前不顾后的迅速融资过程，融资的加速也给美国增添了一个沉重的债务包袱——330亿美元的公债和1，000亿美元的公司及个人债务。而国家的经济境况只有不断扩大市场和繁荣经济，才能得以成功维系。购买力的稍稍下降和价格的细微回落，都会引起经济的大震荡。尽管经济学家把庞大的信用运作称为一股新的力量——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原动力，但是并没有人完全理解它。在1929年，大部分美国人对其知之甚少，他们不懂得持续不断地把信用从富国注入到穷国可以促进国际金融的增长，甚至对那年9月3日高峰时记录的80亿美元的信用也毫无概念。
分期付款之类的信用膨胀似乎更为普通人所熟知，购买汽车、衣服、洗衣机、电冰箱、家具、珠宝的分期付款方式在摧毁“销售阻力”——普通民众的购买力不足——中得到再一次的扩张。生产者急于出售自己的产品，消费者无力购买，相对于降低产品价格，或是指望民众购买力提升，这种分期付款的方式更容易为生产者所接受。到了1929年，这种方式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普及。然而在大萧条的透视镜下，这一方式所存在的种种弊病暴露无遗，包括夸大的价格、过高的还款利息等等。某些州的法律甚至以这种方式为名，扣押一个人的所有工资，直到他还完所有欠款。
同时，越来越多的重要企业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集中化的产业发展，使每一座中心城市都成了地区网络的中心。这样的网络模式，集制造、销售、和分配为一体，高度整合了大陆经济，但也造成了发展的不均衡，边境、农场、乡村以及中心城镇，最终都被城市的迅速崛起所淹没。1870年，工人约占劳动人口的50%，20世纪20年代则占到了80%。城市工业从此开始发号施令，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工业结构和团体生活，以及工会和劳动立法下的组织机构，使工人群体一改以往的懒散放任，变得更有组织性、更具凝聚力。
然而这些大范围的变革并没有唤醒起普通民众的意识，1929年的他们更信奉个人主义与私营企业的自由发展。在国家的经济机器以繁荣为燃料正常运转时，理论与现实的冲突，如同劳资矛盾一样，以不为人察觉的方式存在着。
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并非始终如一，它有点类似发烧带来的面红耳赤，而非健康的红润。农业不光因1917～1918年间浮肿般的过度扩张而痛苦呻吟，还与煤矿和纺织品一起，住进了被称为“病态工业”的病房。当时很长一个时期，产业剧变带来的失业问题一直困挠着人们。早在1926年，失业者就有15万之多；到1929年，这个数字则骤增至180万以上。乐天派完全没有意识到，失业和贫困已经成了长期的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它既不能短时间化解，也无法靠个人慈善去力挽狂澜。当公共救济所需资金节节攀升时，为解决此问题而募集的个人基金所占份额逐渐减少。1911年，16座重要城市用在公共慈善事业的钱是150万美元，而在1928年，一年就花费了2，000万美元。
人们开始质疑银行业务的缺陷。在1929年大崩盘前的6年内，银行以每天破产2家的频率发生着，但却鲜为人知。生产能力和出口产品的比例严重失调，至少1/5的资源没有得到善用，这让国家损失了大约150亿美元的收入，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4。
毫无疑问，美国经济的缺陷在于消费，而非生产。汽车和无线电的“滞后”、建筑业的不景气、航空带来的失望布满了1929年秋天的金融版面。由于美国的生产更多涉足奢侈品和耐用品的领域，一旦需求紧缩，这些产品就会闲置、积压，导致工厂倒闭，工人失业。1929年的大萧条空前严重而持久的原因就在于此。
1923～1928年间，美国投机收益指数从100增到了410，而工资指数仅从100增至112。这导致消费品的收益大大减少，远远低于投资渠道和短期拆借市场，购买新的生产设备的投入，更比不上流入富人腰包的金钱洪流。这是从未有过的状况，国民收入大部分用于投资，生产能力远超消费能力。到了1929年，美国人的购买力显现出严重失衡的状态，人们常用卡莱尔的短语“丰裕中的贫困”来解读这种现象，“国家潜在产品能力调查”委员会更是形象地把这段时期喻为“富人的敛财狂欢”。
当时，2/3的储蓄是由年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家庭存下的，2/5的家庭年收入不足1，500美元，1/5的家庭年收入甚至低于1，000美元、入不敷出，那些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的家庭，要花掉他们绝大部分收入才能勉强维持温饱。在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家庭中，几乎不能指望他们有可观的储蓄。布鲁金斯研究所对经济光谱的两端所做的研究显示，在1929年，收入超过100，000美元的24，000个家庭，总收入是收入最低的600万个家庭收入总和的3倍。也就是说，最富家庭的平均收入相当于最穷家庭的630倍。
传统的经济学家们坚信，储蓄导致了设备的扩大，提高了效率，从而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导致了更低廉的价格，增强了大多数人的购买力。然而，这条因果链在1929年暴露出了它的薄弱环节——全国的产出并不能为公众的购买力所消化，一是工资涨幅较小，二是1922～1929年间零售价格实际上并没有下降，技术革新带来的收益并没有以低价格的形式为消费者所共享，而是摇身变成红利、储备金、高薪和奖金。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中，新的设备、高水平的生产技术和“效率顾问”的服务使美国的生产总量提高了1/3，尤其在汽车行业领域，生产效率甚至提高了3倍，但是，托拉斯、联合、兼并等形式的垄断却使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图注：1982年芝加哥的汽车展
但是，在这片繁荣中，生产商只获得了丁点好处，普通消费者那里更是只有零星的碎屑。按广泛而长期的购买力去计算利润，而不是按天或季，这似乎是更明智的做法。后人多半会同意胡佛总统在赞扬技术专家后所发表的评论：
充分了解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史后，我们会发现，这场终结新一轮繁荣的大崩溃，其主要原因是：消费者并没有享受到工业进步带来的好处。
更多的谴责而非称赞逐渐指向工程师，有人声称，是他们的聪明才智让机器取代了人。过去，管理层不大愿意更新设备，工人也对“机器铁人”心有恐惧。因此，在面临最早的大范围失业威胁时，机器常为人们所谴责。如今，技术的表现异常出色，它防止了浪费，提高了效率，人们期望这一魔法也会给社会带来同样的效果。在这样的希望下，国家复兴署、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国家资源委员会相继成立，其他管制经济的理念也应运而生。在1929年，几乎没有人能预测这一计划的全局。也是在这一年，工资与价格、生产与消费、机器与人力之间关系剑拔弩张，打破了庞大工业文明的基本平衡。
1929年10月末，在焦躁不安的繁荣世界中，一场风暴突然降临，像启动阿尔卑斯山雪崩的轰隆炮声，暴涨至奇高的23支股票引发了纽约交易所的恐慌。10月24日，后来被人们称为“黑色星期四”的那天，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股市崩溃，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疯狂。经纪人鬼哭狼嚎，撕扯着自己的衣领，手脚并用试图跟上抛售指令。华尔街上人头攒动，眼睁睁地看着大银行家们乘坐豪华轿车来到摩根财团的门前。听闻集体自杀的谣言，人们聚集到街头，病态地期望脚手架上的人纵然跃下。
开始，这场灾难似乎已经被那些金融魔术师们阻止了，当民众为此而欢呼雀跃、刚刚松了一口气时，紧随而至的让人眩晕的踉跄又把市场拉进了新的深渊。10月9日，创下了挂牌待售的可怕记录，总共16，410，000股。月底时，150亿美元的市值化为乌有，年底这个损失估计会高达400亿美元。
最初的摇晃后，乐观主义势力重新抬头。像豪华油轮上的乘客不相信甲板已被割裂一样，他们对情况的严重性嗤之以鼻。在曼哈顿西装革履的市长的建议下，电影院只放兴高采烈的画面，《实事杂志》上刊载了大幅奢侈品广告，诱导着工薪阶层以赊账的方式消费。《星期六晚邮报》乐观地向人们保证“华尔街能卖股票，但缅街可以买商品”。在11月初，“价值750，000美元的珍珠项链”摆放在曼哈顿珠宝商的橱窗里，而舒伯特兄弟公司则跃跃欲试，计划筹建一家剧院酒店，总造价达约15，000，000美元。“前进美国！”“没有什么东西能让美国停下来!”之类的口号充斥着广播电台。电影《追逐彩虹》（Chasing Rainbows）中的歌曲《幸福时光再次来临》广为传唱。3年后，作为“新政”的竞选歌曲，它再次流行起来。1930年初，大萧条乌云笼罩天空时，廉价收音机的制造商们迎来了意想不到的“繁荣”。
图注：1929年10月，股市崩盘后的纽约证券交易所。
美式幽默充当了这场危机的溶解剂。有笑话说，每买高盛集团的一股就配发左轮手枪，甚至传言某饭店的服务员会询问每一位住宿者：“是来睡觉，还是跳楼？”不久后，当大规模失业的新闻占据报纸头条后，“大萧条是不是很可怕？”这类虚张声势的字眼便取代了原来的尖酸刻薄。破产的店主要么在店门上写着：“本店是个错误”，要么写着伤感的“破产和抛售”。1930年10月19日，国际狮子会俱乐部协会庆祝这一周被定为“商业信心周”，也许繁荣就在前面的拐角。
一些企业在大牛市的势头下苟延残喘。1931年，世界上最豪华的酒店——华尔道夫酒店在曼哈顿开张，高达120层的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帝国大厦也在这一年落成。然而，这些宏伟壮观的商业宫殿中，却有大部分楼层都处于闲置状态，如幽灵般矗立着。同年，纽约市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建筑群——洛克菲勒中心的平面设计图也公布于世，两年后付诸兴建。里面有播音室、豪华影院和音乐厅、外贸辛迪加及其他商业公司。70层的美国无线电大厦是这片庞大的灰色调的建筑群中的最高点。
有些建筑评论家对此预言，这将是美国大都会时代最后的恐龙，并坚信，这些建筑群除了带来交通堵塞、过度拥挤和债台高筑之外，起不到什么促进作用。1931～1932年间，当繁荣的势头骤停时，全国用于新建筑的费用下降了3/5。1933年时，建筑师们所接到的业务量，不足1928年的1/7。
各种庆祝活动和安抚人心的声明都无济于事，官方的微笑慢慢凝固成某种近乎苦笑的东西。1931年，华尔街和华盛顿的一些更令人厌恶的保证被一个叫爱德华的人集结成书，起了个嘲弄的标题：《噢耶！》（Oh Yeah!）。第二年初，一本叫《自吹自擂》的新杂志上市，以揭穿20世纪20年代华而不实的营销手段为内容，不到6个月，它的发行量就飙升到了200万份。
图注：洛可菲勒中心俯瞰图
柯立芝总统在繁荣时期曾说过，美国的商业确实是商业。现如今，奢侈品和娱乐活动，还有权力带来的慌乱感，瞬间被剥夺了。这场经济大衰退，动摇着人们前进的步伐，本想向上大跨一步，实际上却在黑暗中陷得更深。在一个视繁荣为惯例的国度，这一切如当头一棒，先是震惊，继而怀疑，接下来是无助，最后愤怒。然而对手是无形的，刀枪不入。无论嘲讽、愤怒、还是子弹，都无法伤它分毫。
但是，这个敌人的真实性却是毋庸置疑的，收入和就业可以证明它的存在。收入最早被置于聚光灯下，早在1930年春，4月27日被联邦基督教协进会定为“失业礼拜日”时，就已经显示了这次危机的范围之广、危害之深。收入的减少和失业，很快将国民经济带入不断下滑的轨道。白领纷纷被降薪，蓝领则在自己的工资袋中发现了解雇通知。冲击最先波及到城市，起初症状并不明显：只是延迟购买新车或新房，减少旅行和看戏的次数，裁缝和服装店老板的生意每况愈下，而清洁工、修理工和补鞋匠的业务则日益红火起来。
其实，几种更严酷的征兆早就出现，只不过范围很小。1930年2月底，在西雅图、洛杉矶和芝加哥都有小规模的失业者示威游行。同月，每天约有2，000人在鲍威利区排队领取救济。3月，密尔沃基政府设立施舍点。1930年夏，救济措施开始实施，提供了更新鲜、更便宜、更丰富的食物等等，阻止了问题进一步恶化。但是，年底的再次衰退使这段时期举步维艰，纽约市挪用100万美元用于直接救济，伦敦的劳埃德保险协会则宣布，他们将破天荒地向美国客户销售大量的暴动和内乱的保险。
图注：胡佛与前任总统柯立芝
城市之外，危机的先兆似乎没那么明显。即使情况继续恶化，更小的工业城镇都不愿意承认萧条的事实，在很多民众眼里，所谓萧条不过是曼哈顿赌徒的惨败，或是一种心境。尽管社会学家们眼中的中等城镇——印地安那州曼西市1/4的工人在1930年年底之前就已失业，但这个社区的有钱人直到1931年底仍然坚信，大萧条“不过是我们从报纸上读到的某种东西”。
正如公众所能看到的那样，流动资本和就业岗位齿啮相依，如果缺乏接合就会导致萧条。1929年的国民收入为810亿美元，1930年时不足680亿美元，1931年降到了530亿美元，1932年以410亿美元触底。与此同时，国家的财富估值从3，650亿美元降至2，390亿美元，预示着不动产、资本和商品的大幅贬值。3年间，85，000家企业破产，留下了高达45亿美元的沉重债务，5，000家银行停止支付，900万储蓄账户被注销，损失了260多亿美元的工资收入。
美国经济的债务结构变化不大，1932年的利息仅比1929年少3.5％。其他领域，通货紧缩持续加剧，长期债务严重超过了借款人的预期。以薪金支付的钱减少了40％，分红减少了56.6％，工资减少了60％。危机之初，在胡佛政府的强烈要求下，削减工资的工业企业比例很小，但是在1929年～1931年9月间，它们还是以减少工作时间的办法，将薪水减少了40%。
就整个国家而言，人均实际收入由1929年的681美元狂跌到1933年的495美元。报告称，1931年时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以上的有75人，但到了1932年仅有20人。虽然政府人士和金融高层反复声明，衰退已经触底，不会再继续了，但是接下来的3年，商业衰退仍是断断续续地发生着。
图注：等待救济的人群
很多中小工业企业甚至拒绝口头支持政府的恳求——维持薪资水平。一些百货公司支付的薪水竟然低到每周5～10美元。在芝加哥工作的女孩子大部分时薪不足25美分，还有1/4的人时薪低于10美分。受剥削最残酷的当属新裁缝工、糖果店雇员以及罐头厂工人。纽约一流速记员的薪水由周薪35～45美元下降到了16美元。没有技能的工人最先遭遇重创，白领工人和技术工人紧随其后。教师和牧师的工资逐渐被削减，或变成白条，其他行业的收入也在锐减。医生们在1936年的收入要比1929年低18％~30％，律师的收入的降幅也在18％~38％之间。
如果说收入骤降和流动资本的减少是硬币的正面，那么它的反面就是失业。1930年4月开始的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联邦失业人口普查显示，相较于4，500万的工作人群，有超过300万的人处于失业状态。到了1931年，事态越来越严重，调查显示已有600万人失业。到了年底，所有评估者都一致相信，失业人数已经突破千万大关，1932年又新增了四五百万失业人口。
由于季节的因素和变幻的时局，全国的形势不断变化。失业的人也积极自救，拖家带口的失业男子争夺着收入微薄的零工。储蓄的耗尽加之投资的损失，将那些本该颐养天年的老人卷入了疯狂的失业大潮中。
大萧条期间的标志和象征不断涌现。如果说《生活就是一碗樱桃》（Life Is Just a Bowl of Cherries）体现了那种令人愉悦的忧伤，那么1932年的《兄弟，你能省一毛钱吗？》（Brother ，Can You Spare a Dime?）则代表了受害者面对残酷的经济衰退所发出的呼吁。要说在大萧条期间最让人难以忘记的特征，苹果当之无愧。1930年秋，国际苹果托运人协会提出了一套处理苹果过剩的方案，建议将苹果以5美分的零售价格赊给失业者。11月初，约有6，000个苹果销售员走到了纽约大街上，这个方案很快在其他地方得到普及。但是面对这种微不足道的甜头，人们很快失去了好奇心。1931年，曼哈顿的某些大街上禁止零售苹果，到了1932年，据说有人患上了“苹果病”。
图注：街头寻找工作的事业者
从萧瑟暗淡的国家蓝图放眼国际社会，似乎可以从那些苦难的兄弟国家那里得到些许安慰。开始，胡佛总统本人倾向于把责任归咎于本国之外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的人民毫无责任”的战争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破坏，人力损失，战争债务，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帝国主义的贪婪，因恐怖而扩大的军备开销等等，共同配制了大萧条的苦药。
虽说这一分析貌似能给人以安慰，让美国人民在国内外都扮演着无辜的角色，但不能否认，大萧条迅速在相互依存的经济世界里蔓延。首先垮掉的往往是农业国，工业强国稍好一些。但到了1929年春，衰退的征兆陆续在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和波兰显现，而在德国，萧条的程度更深。继美国的衰退后，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也逐渐感受到了危机。1931年开始的第二波萧条比第一波程度更深，这些国家饱受重创，直到1933年春天才有所缓解。
我们可以发现，并非只有美国人被繁荣的假象所迷惑，各国都存在着危机，只不过形式和严重程度不同而已。不能简单地将共和党人认为是1929年的危机的罪魁祸首，也不能将1933年的民主党当作救世的英雄。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首次成为一个大债权国。同时，美国公民在国外的个人投资总额有了迅猛的增长，从1918年的30亿美元增长到1932年的140亿美元。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生产大国，美国人天真地将对外贸易理解为出口，而把进口当作是可有可无的义务。曾经，外国倾销的噩梦让农民和实业家都惴惴不安，他们呼吁制订最高的保护性税率。最终，他们赢得了胜利，1930年6月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制订了平均40% 的关税税率。胡佛总统希望该法案主要限定在少数集中农产品上，但建议未被采纳。在国外，这个法案被理解为一场经济战的宣战书，25个国家陆续加入了报复性关税、配额和反美禁运的行列，导致美国的出口量骤减了一半。
图注：1935年，一位老妇女在街头出售苹果
不同地区、不同政见、不同行业的普通美国人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不尽相同。南方人认为高关税是不公正的，但是，在工业为主的北方和以农业为主的中西部，关税“保护”却依旧散发着它的魅力。很多市民会附和这样的社论：“在美国，日子的差别，就是恰当的关税和不恰当的关税之间的差别。”不管随后发生的是进步还是衰退，社论的作者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对“美国摆脱萧条与欧洲的境况有关”的“错误”说辞嗤之以鼻。
20世纪20年代，美国行业协会的数量有过一次引人注目的增长，而且影响颇为显著。在此组织下，互为竞争对手的生产商共享信息，遵守统一的信贷标准和成本公式等等，共同抵制不公平的市场行为。不可否认，它在一定的范围内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也并非毫无瑕疵，它们曾通过制订“公平”和“不公平”价格政策，试图控制价格，消灭个体经营者。最高法院的一系列裁决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它们的发展，在早期的进步主义者眼里，这些裁决无异于为卡特尔打开了便利之门。
尽管根据联邦法律，国内的卡特尔是非法的，但在国际上，这些美国公司却可以通过集中经济力量让自己受益，它们经常通过限制生产来提高价格，增加利润。更为常见的是瓜分世界市场和交换专利。1914年，一盎司硫酸奎宁的价格是25美分，但在默克公司加入国际卡特尔之后，它的价格增到了75美分。1930年，当美国铝产量超过了10万公吨时，德国的铝产量仅有3万公吨。在美铝公司加入卡特尔3年后，美国的产量降至3.3万公吨，而德国的产量则增到了3.7万公吨。在大萧条中，它们无疑加剧了失业，使情况进一步恶化。20世纪30年代晚期，由于它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引来了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和司法部反垄断局对其投来特别的关注。大体而言，这种大企业的国际主义形式，与国家主义的所采取的形式一样，对事情毫无帮助。
图注：关于大萧条的漫画
在大多数美国人与世隔绝的状态背后，隐藏的依然是老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遗留债务。这让他们深信，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美国人总是上当受骗。于是，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只有孤立才是上策。还有一些人，他们认为催逼战争债务和赔款，无疑是对欧洲经济的扼杀，反过来也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1931年，胡佛总统提倡政府间的战争债务延期赔偿。这受到了某些圈子的拍掌称赞，认为它可以促进国际间友谊，有利于经济复兴。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只是政府耍的一个诡计，目的是为了帮助银行家和外国债券持有人。就这样，到了富兰克林·罗斯福上任时，几乎所有战争债务都在无限期拖欠着。手里拿着未偿付票据的美国对此怨声载道，这种不满点燃了人们的反战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时盛行的反战风潮。
1929～1941年间长达12年的大萧条，始于美国国内的一次崩溃。导致这次崩溃的原因有很多，最根本的是对群体福祉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联视而不见。这场大萧条最终结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导致这场战争爆发的因素有很多，究其根本，那就是很多国家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国家的安全与其他国家的状况毫无干系，拒绝承认“一个世界”的理念。在大萧条期间，个人利益与国家福祉的关系反复被讨论，这是那个时代最有意义的活动。灾难让每个普通的美国人意识到：他们是一个民族，而非独立的个体，只有同心协力，才能把美国从泥潭中拯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