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与希望

大约在我5岁时，我们从那所爬满蔓藤的家园搬到了一所更大的新房子。我们一家6口，父母亲，两个异母哥哥，后来，又加上了一个小妹妹，叫米珠丽。

父亲性格温和，仁慈而宽厚，非常热爱这个家庭。除了打猎的季节外，他很少离开我们。据家人描述，他是个好猎人和神枪手。母亲是那样的宠爱我，反而使我无从说起她。从出生到现在，我拥有父母之爱，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直到妹妹米珠丽加入到这个家庭中来，我的心开始不平静，而且满怀嫉妒。她坐在母亲的膝上，占去了我的位置，母亲的时间和对我的关心似乎也都被她夺走了。

我有一个心爱的洋娃娃，我把它取名叫“南茜”。它是我溺爱和脾气发作时的牺牲品，浑身被磨得一塌糊涂。我常把它放在摇篮里，学着母亲的样子安抚她。有一天，我发现妹妹正舒舒服服地睡在摇篮里。那时，我正嫉妒她夺走了母爱，又怎么能够容忍她睡在我心爱的“南茜”的摇篮里呢？我不禁勃然大怒，愤然冲过去，用力把摇篮推翻。要不是母亲及时赶来接住，妹妹恐怕会摔死的。这时我已又盲又聋，处于双重孤独之中，当然不能领略亲热的语言和怜爱的行为以及伙伴之间所产生的感情。后来，当我重新恢复了人类友爱的本性后，米珠丽和我之间变得心心相印，我们手拉着手到处游逛，尽管她看不懂我的手语，我也听不见她咿咿呀呀的童音。

随着年龄的增长，希望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表达出来的愿望更加强烈。几种单调的手势，也越来越不管用了。每次无法让别人了解我的意思时，我都要大发脾气。仿佛觉得有许多看不见的魔爪在紧紧地抓着我，我拼命地想挣脱它们，烈火在胸中燃烧，却又无法表达出来，只好疯狂地踢打、哭闹，在地上翻滚、吼叫，直到精疲力竭。母亲若在旁边，我就会一头扑在她怀里，悲痛欲绝，甚至连为何发脾气都给忘了。日子越来越难熬，表达思想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以至每天都要发脾气，有时甚至每隔一小时就闹一次。

父母亲忧心如焚，却又手足无措。在我们居住的塔斯甘比亚镇附近根本没有聋哑学校，而且也几乎没有人愿意到如此偏僻的地方，来教一个又盲又聋又哑的孩子。然而母亲从阅读狄更斯的《美国札记》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书上提到一个又聋又盲又哑的少女——萝拉，经由郝博士的教导，学有所成。然而，那位发明教育盲聋人方法的郝博士已经逝世多年，他是否有传人？如果有，他们愿意到亚拉巴马州这个偏远的小镇来教我吗？

6岁时，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著名的眼科大夫，治好了好几个盲人。父母立即决定带我去那里治眼睛。到了巴尔的摩后，我们直接来到齐夏姆医生的诊所，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但是他并没有对我做任何治疗。他对父亲说，我应该接受教育，并且建议父亲向华盛顿的亚历山大·贝尔博士进行咨询，他可以告诉我们关于聋哑和盲童学校的师资情况。于是，全家人又立刻启程去华盛顿。一路上，父母愁肠满腹，顾虑重重，而我却毫无觉察，只是觉得旅行好玩极了。

一同贝尔博士接触，就感到了他的温厚和热情。他把我抱在膝上，让我玩弄他的表。他让手表响起来，让我可以感觉表的震动。博士医术高明，懂得我的手势，我立刻喜欢上了他。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次会面竟会成为我生命的转折点。贝尔博士建议父亲写信给波士顿柏金斯学校校长安纳诺斯先生，请她为我物色一位启蒙老师。柏金斯学校是《美国札记》中郝博士为盲、聋、哑人孜孜不倦工作的地方。父亲立刻发了信，几个星期后就接到了热情的回信，告诉我们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教师已经找到了。这是1886年夏天的事，但等到莎莉文老师来到我们家时，已经是第二年的3月了。

就这样，我走出了埃及，站在了西奈山的面前。一股神圣的力量触摸着我的灵魂，它不但带给了我光明，还让我“看”到了许多奇迹。从这座圣山上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知识给人以爱，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智慧。” yYAWxv+upayv9XBtUDR14/v0mPSrmnYMNqHWEmrPF6e72s+rCZNnVygPYdwwGBV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