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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6月27日，我出生在美国的南部亚拉巴马州的塔斯甘比亚镇。
我的父系祖先来自瑞典，移民定居在美国的马里兰州。我们的一位祖先中，有一个人曾是苏黎世聋哑学校的首位教师，他曾写过一本有关教学生涯的书。谁料得到，他竟然会有一个像我这样又盲又聋又哑的后人。
自从祖先们在亚拉巴马州的塔斯甘比亚镇买了土地，整个家族就在这里定居下来。我的父亲亚瑟·凯勒曾是南北战争时的南军上尉，我的母亲凯蒂·亚当斯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母亲小父亲好几岁。
在我病发失去视觉、听觉以前，我们住的屋子很小，总共只有一间正方形的大房子和一间供仆人住的小房子。南北战争之后，父亲同我母亲结婚，依照南方人的习惯，他们会在自己的家旁再加盖一间屋子，自己住在这间小屋里。小屋被葡萄、爬藤蔷薇和金银花遮盖着，从园子里看去，像是一座用树枝搭成的凉亭。小阳台也藏在黄蔷薇和南方茯苓花的花丛里，成了蜂鸟和蜜蜂的世界。祖父和祖母所住的老宅，离我们这个蔷薇凉亭不过几步。由于我们家被茂密的树木、绿藤所包围，所以邻居们都称我们家为“绿色家园”。它是我童年时代的天堂。
置身于这个绿色花园里，真是心旷神怡。这里有爬在地上的卷须藤和低垂的茉莉，还有一种叫做蝴蝶荷的十分罕见的花。但最美丽的还是那些蔷薇花。在北方的花房里，很少能够见到我南方家里的这种爬藤蔷薇。它到处攀爬，一长串一长串地倒挂在阳台上，散发着芳香，丝毫没有尘土之气。每当清晨，它身上朝露未干，摸上去是何等柔软、何等高洁，使人陶醉不已。我不由得时常想，上帝御花园里的曝光兰，也不过如此吧！
就像诸多弱小的生命一样，我生命的伊始朴素而单纯；我来了，我观察，我奋争，如同很多百姓家中第一个孩子所做的一样。家里的人告诉我说，我在婴儿时期就表现出了不服输的个性，对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个性非常倔强，常常想模仿大人们的一举一动。所以，6个月时已经能够发出“茶！茶！茶！”和“你好！”的声音，吸引了每个人的注意。即便是在我生病之后，我仍然记得在我生命最初几个月里所学到的一个词，这个词就是“水”。此后，在我所有的语言功能丧失殆尽后，我就一直模糊地发出“水”这个词的声音，只有在学习拼读的时候，我才会停止说“水——水”。
家人还告诉我，在我刚满周岁时就会走路了。我母亲把我从浴盆中抱起来，放在膝上，突然间，我发现树的影子在光滑的地板上闪动，就从母亲的膝上溜下来，摇摇摆摆地去踩踏那些影子。这种冲动付出了代价，我跌倒在地，哭叫着扑进母亲的怀里。
春光里百鸟啁啾，歌声盈耳，夏天里到处是果子和蔷薇花，待到草黄叶红已是深秋来临。三个美好的季节匆匆而过，在一个活蹦乱跳、咿呀学语的孩子身上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然而好景不长，在一个阴沉萧索的二月，疾病封闭了我的眼睛和耳朵，重新将我抛进婴儿般的无知状态。我发着高烧，医生们诊断的结果，是急性的胃充血以及脑充血，他们宣布无法挽救了。但在一个清晨，我的高烧突然退了，全家人对于这种奇迹的发生，惊喜得难以言喻。但是，这一场高烧已经让我失去了视力和听力，而他们，我的家人和医生，却全然不知。
至今，我仍能够依稀记得那场病——母亲在我高烧不退、昏沉沉痛苦难耐的时候，温柔地抚慰我，让我在恐惧中勇敢地度过。我还记得在高烧退后，眼睛因为干枯炽热、疼痛怕光，必须避开自己以前所喜爱的阳光，我面向着墙壁，或让自己在墙角蜷伏着。后来，视力一天不如一天，对阳光的感觉也渐渐地模糊不清了。
有一天，当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竟然什么也看不见了，眼前一片黑暗时，我像被噩梦吓倒一样，全身惊恐，悲伤极了，那种感觉让我今生永远难以忘怀。
失去了视力和听力后，我逐渐忘记了以往的事，只是觉得，我的世界充满了黑暗和冷清。虽然我只拥有过19个月的光明和声音，但我却仍可以清晰地记得——宽广的绿色家园、蔚蓝的天空、青翠的草木、争奇斗艳的鲜花，所有这些一点一滴都铭刻在我的心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