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6月27日,我出生在美国的南部亚拉巴马州的塔斯甘比亚镇。
我的父系祖先来自瑞典,移民定居在美国的马里兰州。我们的一位祖先中,有一个人曾是苏黎世聋哑学校的首位教师,他曾写过一本有关教学生涯的书。谁料得到,他竟然会有一个像我这样又盲又聋又哑的后人。
自从祖先们在亚拉巴马州的塔斯甘比亚镇买了土地,整个家族就在这里定居下来。我的父亲亚瑟·凯勒曾是南北战争时的南军上尉,我的母亲凯蒂·亚当斯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母亲小父亲好几岁。
在我病发失去视觉、听觉以前,我们住的屋子很小,总共只有一间正方形的大房子和一间供仆人住的小房子。南北战争之后,父亲同我母亲结婚,依照南方人的习惯,他们会在自己的家旁再加盖一间屋子,自己住在这间小屋里。小屋被葡萄、爬藤蔷薇和金银花遮盖着,从园子里看去,像是一座用树枝搭成的凉亭。小阳台也藏在黄蔷薇和南方茯苓花的花丛里,成了蜂鸟和蜜蜂的世界。祖父和祖母所住的老宅,离我们这个蔷薇凉亭不过几步。由于我们家被茂密的树木、绿藤所包围,所以邻居们都称我们家为“绿色家园”。它是我童年时代的天堂。
置身于这个绿色花园里,真是心旷神怡。这里有爬在地上的卷须藤和低垂的茉莉,还有一种叫做蝴蝶荷的十分罕见的花。但最美丽的还是那些蔷薇花。在北方的花房里,很少能够见到我南方家里的这种爬藤蔷薇。它到处攀爬,一长串一长串地倒挂在阳台上,散发着芳香,丝毫没有尘土之气。每当清晨,它身上朝露未干,摸上去是何等柔软、何等高洁,使人陶醉不已。我不由得时常想,上帝御花园里的曝光兰,也不过如此吧!
就像诸多弱小的生命一样,我生命的伊始朴素而单纯;我来了,我观察,我奋争,如同很多百姓家中第一个孩子所做的一样。家里的人告诉我说,我在婴儿时期就表现出了不服输的个性,对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个性非常倔强,常常想模仿大人们的一举一动。所以,6个月时已经能够发出“茶!茶!茶!”和“你好!”的声音,吸引了每个人的注意。即便是在我生病之后,我仍然记得在我生命最初几个月里所学到的一个词,这个词就是“水”。此后,在我所有的语言功能丧失殆尽后,我就一直模糊地发出“水”这个词的声音,只有在学习拼读的时候,我才会停止说“水——水”。
家人还告诉我,在我刚满周岁时就会走路了。我母亲把我从浴盆中抱起来,放在膝上,突然间,我发现树的影子在光滑的地板上闪动,就从母亲的膝上溜下来,摇摇摆摆地去踩踏那些影子。这种冲动付出了代价,我跌倒在地,哭叫着扑进母亲的怀里。
春光里百鸟啁啾,歌声盈耳,夏天里到处是果子和蔷薇花,待到草黄叶红已是深秋来临。三个美好的季节匆匆而过,在一个活蹦乱跳、咿呀学语的孩子身上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然而好景不长,在一个阴沉萧索的二月,疾病封闭了我的眼睛和耳朵,重新将我抛进婴儿般的无知状态。我发着高烧,医生们诊断的结果,是急性的胃充血以及脑充血,他们宣布无法挽救了。但在一个清晨,我的高烧突然退了,全家人对于这种奇迹的发生,惊喜得难以言喻。但是,这一场高烧已经让我失去了视力和听力,而他们,我的家人和医生,却全然不知。
至今,我仍能够依稀记得那场病——母亲在我高烧不退、昏沉沉痛苦难耐的时候,温柔地抚慰我,让我在恐惧中勇敢地度过。我还记得在高烧退后,眼睛因为干枯炽热、疼痛怕光,必须避开自己以前所喜爱的阳光,我面向着墙壁,或让自己在墙角蜷伏着。后来,视力一天不如一天,对阳光的感觉也渐渐地模糊不清了。
有一天,当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竟然什么也看不见了,眼前一片黑暗时,我像被噩梦吓倒一样,全身惊恐,悲伤极了,那种感觉让我今生永远难以忘怀。
失去了视力和听力后,我逐渐忘记了以往的事,只是觉得,我的世界充满了黑暗和冷清。虽然我只拥有过19个月的光明和声音,但我却仍可以清晰地记得——宽广的绿色家园、蔚蓝的天空、青翠的草木、争奇斗艳的鲜花,所有这些一点一滴都铭刻在我的心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