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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春天，我开始学习讲话。我很早就有发出声音的强烈冲动。我常常把一只手放在喉咙上，一只手放在嘴唇上，发出一些声音来。对任何声音，我都抱有浓厚的兴趣。感觉得到猫、狗在叫，我都爱用手去摸它们的嘴；有人唱歌时，我爱用手去摸他们的喉咙；有人弹钢琴时，我爱用手去摸键盘。
在丧失听力和视力之前，学说话是很快的，可自从得了那场病，耳朵听不见后，我就说不出话了。我整天坐在母亲的膝上，把手放在她的脸上，这样也就可以感觉到她嘴唇的开合，觉得很好玩。虽然我早已忘了说话是怎么回事，但也学着大家的样子蠕动自己的嘴唇。
一个人完全靠手语与别人交流，总是有一种被约束和受限制的感觉。这种感觉越来越令我难以忍受，极力想摆脱这种束缚。1890年，曾教过萝拉的拉姆森夫人，刚从挪威和瑞典访问归来，随后来探访我。她告诉我，挪威有一个又盲又聋的女孩子，名叫娜布·卡达，已经学会了说话。她还没有给我讲完，我已心急如焚，暗自下定决心，要学会说话。我闹着要莎莉文老师带我去波士顿找霍勒斯学校的校长萨拉·富勒小姐，请求她帮助我，教导我。这位和蔼可亲的女士愿意亲自教导我。于是我们从1890年3月26日起，开始跟她学说话。
富勒小姐教的方法是——她发音的时候，让我把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脸上，让我感觉到她的舌头和嘴唇是怎么动的。我很用心地模仿她的每一个动作，不到一小时便学会了用嘴说M、P、A、S、T、L这6个字母。
富勒小姐总共给我上了11堂课。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我第一次连贯地说出“天气很温暖”这个句子时是何等惊喜！虽然它们只是断断续续且期期艾艾的几个音节，但这毕竟是人类的语言。我意识到有一种新的力量，让我从灵魂的枷锁中释放出来。
耳聋的孩子如果迫切想用嘴说出那些他从来没有听过的字，想走出那死一般的寂静世界，摆脱那没有爱和温暖、没有虫鸣鸟叫、没有美妙音乐的生活，他就怎么也不会忘记，当他说出第一个字时，那像电流一样通遍全身的惊喜若狂的感觉。只有这样的人才知道，我是怀着多么热切的心情同玩具、石头、树木、鸟儿以及不会讲话的动物说话的；只有这样的人才知道，当妹妹能听懂我的招呼，那些小狗能听从我的命令时，我内心是何等喜悦。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真的就能说话了。我只是学会了一些说话的基本要领，而且只有富勒小姐和莎莉文老师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其他人只能听懂其中很小一部分。倘若没有莎莉文老师的天才，以及她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不可能会如此神速地学会自然地说话。最初，我夜以继日地苦练，才使我最亲近的朋友能听懂我的意思。随后，在莎莉文老师的帮助下，我反反复复练习发准每一个字音，练习各种音的自由结合。而她，总是每天不断地纠正我不正确的发音。
我的任务是练习、练习、再练习。失败和疲劳常常将我绊倒，但一想到再坚持一会儿就能把音发准，就能让我所爱的人看到我的进步，我就有了勇气。“妹妹就要能听懂我的话了。”这成了鼓舞我战胜一切困难的坚强信念。我常常欣喜若狂地反复念叨：“我现在不是哑巴了。”一想到我将能够自由自在地同母亲谈话，能够理解她用嘴唇做出的反应，就充满了信心。后来，我可以用嘴说话，不再用手语字母同人谈话了。但莎莉文老师和一些朋友依然用手语字母的方式同我交谈。
在这里，也许我应该说明一下盲聋人所使用的手语字母。人们给我读书或同我谈话时，采用聋人所使用的一般方法，用一只手在我手上拼写出单词和句子。我把手轻轻地放在说话者的手上，一方面不妨碍其手指的运动，另一方面又能很容易地感觉到他手指的运动。我的感觉和人们看书一样，感觉到的是一个个字，而不是单个的字母。同我谈话的人由于手指经常运动，因而手指运用得灵活自如，就像熟练的打字员在打字机上打字一样。
能用嘴说话以后，我便迫不及待地想赶回家。一路上，我和莎莉文老师不停地用嘴说话，我不是为了说话而说话，而是为了抓紧一切时机尽量提高自己的说话能力。一下火车，母亲一下把我搂在怀里，全身颤抖着，兴奋得说不出一句话，默默无声地倾听我发出的每一字音。小妹妹米珠丽抓住我的手，又亲又吻，高兴得一个劲儿地蹦跳。父亲站在旁边一言不发，但慈祥的脸上却露出极其愉悦的神色。直到现在，我一想到此情此景，就不禁热泪盈眶，真好像是以赛亚的预言在我身上得到了应验：“山岭齐声歌唱，树木拍手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