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劳的传奇生涯

有个人，他的品行、经历与发生在1719年—1720年的那场大骗局之间，竟然有着那么密切的关联，以至于我只能以这个始作俑者——约翰·劳的生平琐事，作为密西西比大阴谋的开场白。

在历史学家们看来，约翰·劳这个人十足是个大骗子，居心叵测的阴谋家、小人，也有人说他是疯子……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的一个计划，害得那么多人为此赔上身家性命，那些令人痛心的不幸后果被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心中，久久不能平复。也许，叫他骗子、疯子还算是轻的呢。

但之后人们又发现，如此称呼、指责他是不公正的——约翰·劳既不是骗子，也不是疯子。与其说他设计骗人，不如说他本身才是受骗者；与其说他是罪犯，不如说他是可怜的替罪羊。

公平地看，约翰·劳本人其实是个最优秀的金融专家。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要熟悉金融问题，而且对信用的理论和原则可谓了如指掌。甚至，他所建立的金融系统会如此快速地坍塌，也并不是仅仅因为他的过错。那些推波助澜、渴望快速攫取金钱财富的人们，协助他建立这个金融货币体系的人们，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约翰·劳没有料到整个国家、整个人群竟会陷入如此巨大的贪婪的狂潮中。他也没料到，信心，就像怀疑一样，可以无限制地增长、膨胀；而希望，有朝一日也可以转化为恐慌四处蔓延，最终吞没一切。他又怎么能够预见到，法国人会像寓言中所描绘的那样，在金钱的疯狂驱使下，在野火燎原一般的欲望中，杀掉那只曾为他们下了那么多金蛋的鹅呢？

他的命运就像第一个冒险划船从伊利湖向安大略湖漂流的人一样。当他出发时，河面上还是如此地风平浪静，水流轻缓，仿佛一块明镜。而这水手的航程是既迅快又惬意，这时候，有谁能阻碍这如飞的一叶扁舟呢？

然而，只一转眼的功夫，啊呀，谁能料到平静的波浪尽头竟是个大瀑布！水手兀自沉浸在美妙的航行中，对前方的危险一无所知。可当他意识到此时的处境时，哎，已经太晚啦！以前载着他畅游的湖水如今竟成了要命的龙潭虎穴。他想折回原路返航，可是水流实在太湍急，他那渺小、微弱的力量怎么能够对抗这森严巨大的自然之力？时间一点点地流逝，这一人一船距离那雷霆震怒一般的瀑布越来越近。终于，一个浪头拍下，水手连人带船跌进万丈深渊——他的身体、他的小船旋即被嶙峋的岩石撞成碎片。万马奔腾一般的水流裹挟这可怜的碎片坠入谷底，翻滚出一片片雪白的泡沫。很快，这泡沫就消失了，天地间重新归于平静，平静得好像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惨剧。

约翰·劳和法国人的关系可能就像这样，约翰是那个可怜的水手，而法国民众，就是像那看似无害却满布漩涡暗流的滔滔湖水。

1671年，约翰·劳出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一户富裕人家。他父亲既是个金匠又是一个银行家。他做买卖积攒了一大笔财富，并用这笔钱买下了劳里斯顿和兰德尔斯顿的两处地产，因此被人称为“劳里斯顿的劳”。

本章的主人公约翰·劳是家中的长子，刚满14岁就被带到父亲的会计事务所中做了3年学徒。在这里，约翰勤奋地学习着商业知识，也一步步地了解了苏格兰银行业的操作规则。虽然工作艰苦，约翰却乐此不疲——还在年纪很小的时候，约翰就在算术方面显露出了非比寻常的天赋——这一点让他在这一行里如鱼得水。

长到17岁时，约翰已经像个又高又壮的大人了。他的身材健美，脸上虽然因出天花而有些瘢痕，看起来却并不影响他英俊的容貌。那副表情总是朝气蓬勃的，看起来充满了智慧，因此十分讨人欢喜。不过，很快他也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在女人堆中约翰备受青睐，可谓无往而不利，女人们都管叫他“俊俏的劳”。为了不负小姐太太们送给他的这个略显轻佻的“外号”，约翰开始着意打扮自己，派头十足又极度的自信。而男士们则对这个油头粉面的小伙子颇为鄙夷，也送了他一个外号：“浪荡子约翰”。在1688年父亲去世后，约翰·劳彻底抛开了会计事务所的繁冗琐事，带着父亲留下的遗产来到伦敦，打算在这个花花世界闯荡一番。

很快他就变成了伦敦各家赌场中的常客。一方面是因为他那年轻人特有的狂妄和缺少自制，以及喜好排场和奢侈的生活习惯。但另一方面，他表面上虽然喜好挥霍，放肆张扬，却并不是个通常意义上的“花花公子”。出于天赋异禀，对赌博下注他其实在头脑中经过了周详的数学计算，为此他从不随便出手，而是依照计划稳扎稳打——钞票从赌桌上源源不断地落入他的腰包。为此，他甚至成了所有赌徒的崇拜对象，人们相信跟随他就能在赌桌上翻盘赢大钱！

这个来自苏格兰的、出手阔绰又潇洒风趣的年轻男子，同在家乡一样，受到了伦敦上流社会社交界，尤其是那些名媛们的欢迎。与在赌场中相似，在情场上，约翰也是个常胜将军，纵横花丛中进退自如。

然而，物极必反，约翰也有走背运的时候。在伦敦度过了9年放荡、奢靡生活的他，慢慢失去了往日的机敏，开始滑向失控的边缘。他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赌棍”。在赌桌上，他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他的赌注押得越来越大，而他那装满数字概率的脑袋却越来越迟钝。毫不意外地，在某天他输了一大笔钱，只有抵押地产才能付得起那一大堆令人头痛的债务。没法子，最终他只能看着父亲留下的财产成为别人的囊中物。

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他为债务危机而弄得自己焦头烂额的时候，一桩“桃色事件”又把他拖向另一个深渊。他与一位名叫维丽丝的女子之间牵扯不断的情爱纠葛，招致了一位威尔逊先生的敌意，为了把事情做个干净的了断，两人约定了一场决斗。约翰本不是个胆小鬼，他接受了挑战，并在决斗中成了赢家——威尔逊先生当场毙命。一桩风流韵事一下子变成了刑事案件，当天他就被逮捕归案，威尔逊先生的亲属以谋杀罪的名义起诉了他。法庭本来判他有罪并处以死刑。但考虑到威尔逊先生也有过错，于是约翰落了个过失杀人罪，判决也被减为罚款。这样的从轻处理引起了死者兄弟的不满，重新对他提起了上诉。可是，就在被押到“王座法庭”受审后，约翰却神奇地逃之夭夭了。至于他是怎么得手的，至今依然无从知晓，约翰也从未向人提过。

很多人对这个结果表示不满，甚至还有人为此发起了一个反对司法官员的活动，报纸杂志上也对这一事件做了全面的报道。在报纸通缉文书上，约翰是这样的一个人物：“约翰·劳船长，26岁，苏格兰人士；精瘦，身高约6尺以上；皮肤黝黑，相貌端正；脸上有麻点，大鼻子，声音洪亮……”

这种漫画式的描绘并没有阻碍他的逃亡之路，约翰终于成功地抵达了欧洲。在这块古老的大陆上，他整整游历了3年，并开始把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研究各国货币政策和金融业务上去。可能是积习难改的缘故，到了夜晚，他照旧是各大赌场的常客。

后来，他似乎在1700年返回了爱丁堡，并发表了一本名为《组建一个贸易委员会的建议和理由》的小册子。当然，这样的小册子并没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没多久，他又开始阐发一个新的主张——建立所谓的“土地开发银行”（Land Bank）。按照他的规划，银行所发行的纸币绝对不能超过这个国家的所有土地的价值。或者，在正常的利率下，与土地价值相当。这次，他的提议在苏格兰议会中激起了轩然大波，议员们纷纷加入讨论。其中的一个中立党派甚至还专门提出议案要求政府建立这样一家银行。约翰对这样的结果很是振奋了一阵子。不料，议会最终通过一项决议：通过发行任何形式的纸质货币以加强货币流通，对整个国家来说是很不明智的，那将可能令国家陷入巨大的风险之中。

这个计划失败了，约翰企图得到司法赦免的努力同样落空了。他失望地离开了苏格兰，继续在欧洲操持着赌博旧业。

就这样，他在荷兰、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法国等国游荡了近14年之久。这样的漫游使他的眼界大为开阔，此时的约翰几乎对欧洲各国货币、贸易政策了如指掌。他仍然像年轻时一样，坚定地认为如果没有纸币，一个国家的兴盛就只是空谈！

作为一个技术精湛的资深赌徒，在欧洲各大赌场里约翰都是声名显赫，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全欧最擅算计、最会利用错综复杂的概率创造机会的精明人。但别忘了，古语有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的顺风顺水遭到了许多人的妒忌。而且，对于经验浅薄的年轻人来说，他更是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不奇怪地，他很快成了官员们心目的“危险人物”，先是被当局驱逐出威尼斯，接着又被赶离热那亚。在客居巴黎期间，约翰同样引起了法国警察总长德·阿金森的侧目，警察总长大人命令约翰尽快离开法国，最好从此自动消失。

但约翰的好运却在此时降临了。法国宫廷中几位位高权重的大人物：旺多姆公爵、孔蒂王子和奥尔良公爵等，都是约翰在沙龙里结识的新朋友。一听说约翰将被赶出巴黎，这些好朋友们纷纷仗义相助，因此约翰成功地在巴黎留了下来。

尤其是奥尔良公爵，这位法兰西皇帝的近亲对约翰的翩翩风采和睿智的头脑十分赞赏，而约翰也被这位公爵大人的远见卓识所吸引，两人之间颇有点“英雄惜英雄”的味道。约翰尽可能地抓住每次见面的机会向公爵灌输自己的金融主张。

1715年，法皇路易十四驾崩，年仅7岁的太子继承了王位。而奥尔良公爵则被指定为摄政王，辅佐小皇帝主持朝政。约翰的好运气伴随着奥尔良公爵的高升一同来到，并且变得一发不可收拾——那梦寐以求的财富和名位现在是近在咫尺了。

摄政王既是他的朋友，又对他的货币理论和设想十分熟悉，更重要的是，他有足够的能力以各种方式支持约翰重新稳定创伤累累的法兰西财政。众所周知，在“太阳王”路易十四漫长的统治期间，法国的金融信用已经被皇室贵族们的奢靡无度弄到岌岌可危的地步。

所以，路易十四皇帝刚刚死去，公众们那压抑已久的愤怒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在世时被捧上天的皇帝陛下这时却被骂成“暴君”、“死硬派”和无恶不作的“盗贼”。他的塑像被石块砸得稀巴烂，他的肖像在诅咒声中被撕毁，他的名字也成了“自私”、“压迫”、“骄横暴虐”的代名词。

法兰西的财政已接近崩溃的边缘。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结果是，除了皇室以外，法国各地的官吏们一样地腐败堕落，从上到下无人不贪，无人不恶。整个社会经济一片混乱。国家的外债总额竟高达30亿里弗（Livre，法国的一种旧货币单位），而法国每年的税收收入总共才有1.45亿里弗，仅政府开支就要花费1.4亿里弗赫。也就是说，每年只剩300万里弗来支付这30亿外债的利息。

现在，摄政王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法子彻底扭转极度危险的局面。为此，他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解决的办法。与会的各位大臣纷纷出谋献策。圣西蒙公爵认为，必须立即采取一个大胆而又危险的措施来避免整个国家陷入革命的危机——宣布法兰西政府破产。诺阿勒公爵则坚决反对圣西蒙的建议。他说这种做法既十分冒险又十分不智，很可能会给国家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摄政王同意了诺阿勒的意见，却没料到后者的这一措施令本已奄奄一息的国家财政更加地雪上加霜！

法皇下令重铸货币，这样一来货币立即贬值了五分之一：那些拿着1000个金币或银币到造币厂的人最终取回了等额的货币，但货币中金属的重量只有原来的五分之四。借助这种损民利己的勾当，国库一下增加了7200万里弗的收入，而整个商业运作却变得一团糟。不得已政府又下令稍微减少税赋，民众的怒火暂时熄灭了——为了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人们选择对将要落在自己头上的巨大灾祸视而不见。

同时，根据计划，政府组成了一个裁决法庭调查那些贷款承包商和包税人的不法行为。尽管任何国家内，人们对税收人员都颇有微词，但在当时的法国，人们对税收人员却是咬牙切齿。因此，当这些赋税承包巨头以及手下的各级承包人被法庭传唤交待他们的罪行的时候，法国充满了空前未有的欢欣与喜悦。

这个操生杀大权的裁决法庭因此获得了社会各层面的广泛支持。法庭由国会主席、各委员会领袖、诸司法机关的大法官组成，主席是财政大臣。他们鼓励检举者积极提供线索，并许诺以罚款和没收赃款的五分之一作为对检举人的奖励。而被检举人所有隐匿款项的十分之一也将被作为告密者的报酬。

这样诱人的法令一经颁布，那些从事不法行为的人们立即惶恐不安起来，他们非法盗用的税款数额是如此地大，以至于没有人会同情可怜他们。接下来一项项的起诉逐一印证了他们的恐惧——巴士底狱很快就被罪犯们塞满了。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大小监狱也都人满为患，里头关押的全是罪犯和嫌疑犯。法庭同时下令，各地的旅店老板或驿站站长谁也不许向试图逃脱的人提供马匹。而任何帮助罪犯或引导他们逃跑的人都将受到严惩，或者罚披枷示众，或者罚做苦役，罪行较轻的则被处以罚款和监禁。

在整个过程中只有一个名叫塞缪尔·伯纳德的人被判死刑，他是一个外省的银行家兼包税人。这个家伙称得上胆大包天——他竟提出愿意掏出600万里弗作为获得自由的赎金。结果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等待他的是阴森的绞架。

相较之下，另一些罪行更大的人则更走运，因为他们把财产都藏匿了起来。于是，政府的态度缓和了下来，在税收的名义下，所有犯法的人被法庭统统判处罚款。这一招并没有令国库增加多少收入，由于法国的行政官员们早已是腐败到骨子里了，这些巨额罚款就像流水一般流入了形形色色的大臣以及他们的妻子、情人的荷包里。为了想要避免交纳罚款，不法分子们纷纷开始对这些“令人尊敬”的女士们大献殷勤。

就这样，法庭费心尽力征收到的 1.8亿里弗罚款中的8千万被用来还外债，剩下的1亿则毫不意外地成了大臣们分食的盘中餐。几个月后，所有罪行较严重的人都受到了惩罚。不甘如此收场的法庭开始寻找那些社会地位更低下的人作为牺牲品。为了获得诱人巨额报偿，一些人开始在那些正直清白的商人身上动脑筋，莫须有的敲诈、勒索等罪名，落到这些可怜人头上，他们被迫在法庭上说破口舌想尽办法证明自己无罪，但情况却往往并不那么尽如人意。

法国社会顿时冤案四起，人民开始怨声载道起来。

一年之后，为了控制混乱无序的局面，政府不得不解散了法庭，那些无辜遭到指控的人得到了赦免。 NMlTgxb86O76pi90VyaSi6vNGee+EOj79Uj34KLUeoMaRPVo7RrAIcpLJMRhqAo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