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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在这个下午，旧金山的海滨大道不是民间艺人的天堂。从中午开始，CNN租用的直升机就在头顶盘旋，预示着要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
这一天是2008年4月9日，阳光穿透纯净的空气，充分呈现出三个男人古铜色肌肉的质感。他们身材健美，面带微笑，高举着扫帚，一丝不挂地来回游走。其中两个男子差不多60岁左右，另一个30多岁，他还推着一辆婴儿车，里面的孩子金黄头发。
至少有三万多人，神态各异地观看了这场裸体游行，他们本来是要看真正的火炬和火炬手的，可惜它成了一出“等待戈多”的荒诞剧。三个健美的男子于是一直走下去，走了至少四个小时。
只有少数人看到，北京奥运会的火炬在中国湾上闪现了一下，就再也寻不到踪迹。
奥运火炬暗度陈仓，或许旧金山华人市长的选择是明智的。看看剑拔弩张的两个庞大阵营，它们像两只敞开口的巨型汽油桶，容不得一丁点儿火星的闪现。
“四月是一个残忍的季节（T·艾略特）”，在2008年，它的残忍指向了中国人。如果说，“3·14”事件只是让人们看到少数西方媒体的“别有用心”，那么4月的火炬境外传递则显示，居然有那么多的国家、那么多的外国人对中国“怀有敌意”。
在法国里昂，26岁的中国留学生李洹也在做出一个明智选择——他克制住自己的愤怒，在思量着怎么说服法国民众放弃对中国的偏见，“用一种他们能接受的方式”。3月29日，李洹曾在法国电视二台与一位法国驻华记者辩论，他认为自己斗败了对方。4月19日，他将出现在巴黎共和广场，再次为自己的国家辩护。
4月1日起，“祥云”搭乘着“CA2008”专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环球巡游。那微弱而执拗燃烧的火苗，让人们从未如此清晰地看到了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那就是——文明的冲突。
酝酿境外传递线路时，国际奥委会认为中国的传递方案过于宏大和铺张，北京方面做了适度的缩减，比如，“祥云”不再需要遍访四大文明古国的遗迹。
2007年4月26日晚上，北京奥运火炬样式及传递路线同时公布，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天。由于当局对火炬可否登陆台湾岛一直不予明确表态，传递线路直到26日下午仍难确定。在奥运大厦气氛异样的工作间里，每个人都紧张地攥着手机，不断催促其他环节或被其他环节催促——去（台湾），还是不去？悬念一刻不解，许多工作就难以继续。
筹备当晚电视直播的CCTV情急之下制作了两个版本的片子，台湾版和非台湾版。晚会快开始的时候，高层的意见终于一级一级迅速传达下来，答案有了，CCTV的工作人员反倒越发紧张起来，编导反反复复打量手里的两个版本，生怕用错了片子——那对他们而言是不可饶恕的失误——可是越看越觉得眼花，甚至要怀疑自己神志是否还清醒。
高层的决策是，把发布的路线命名为“火炬传递计划路线”，奥妙尽在“计划”二字，主动权和灵活性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把皮球踢给了台湾方面。后来的结果，火炬还是无缘台湾。
即使不去台湾、不去埃及和古巴比伦遗迹，“祥云”拥有的仍是一个堪称壮美的悠长旅程——火炬传递线路拟为13.7万公里，历时130天，火炬手人数21000多名，境外传递城市（不计希腊雅典）21个，路线长度、传递范围、参与人数都为历届之最。尤其是，奥运火炬还要克服一切艰难险阻，首次被安排登上世界最高峰。
中国方面把2008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的主题定为“和谐之旅”，这是极具中国时代特征与政治标签意义的名字，在特定的语境下，它甚至是唯一之选，当然之选。
在英文表述里，它是“torch relay”，直译成中文应为“火炬传递”，但是在更多的时候，中国人喜欢称之为“圣火传递”。凡是被神圣化的事物，不仅会引起拥戴者更高规格的推崇，也自然会令那些反对者、“别有用心”人士高度重视。
设计线路的时候，国际奥委会也曾提醒，在伦敦、巴黎这样的城市可能会遭遇反对的声音，是否可以取消？中国方面很看重这些城市的象征意义，最终没把它们从既定路线中抹去。
北京奥组委的内部文件表明，他们估计到了在西方国家可能面对的干扰，并做了相应的预案。
不过，麻烦似乎比人们预想的要严重。一位参与境外传递的北京奥组委工作人员向《体育画报》中文版记者姜轶透露，即使在伦敦站的传递前后，面对巨大的干扰，整个运行团队仍显得准备不足，工作略显混乱。
这干扰尤其让普通中国民众猝不及防。在火炬传递之前，经媒体不断渲染，绝大多数中国人迷恋于巨大的喜悦、期待与自豪之中，奥运事关一个庞大国家的吉祥，人们不希望也不相信会有倒霉的事情发生。
残酷的现实是，倒霉的事不仅发生了，而且绵延不绝。与它背后的奥运会一道，奥运火炬被各种政治需求挟持为人质，形成了远远超过体育本身的壮观图景。
事态的恶化让国际奥委会颇为忧虑，罗格曾建议，在4月11日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上商讨将奥运火炬境外传递的路线缩短，更有澳洲委员戈斯帕指出，他一向反对庞大的国际传递路线，建议今后取消奥运火炬的境外传递。没有消息表明，这些建议在那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和谐之旅”在纷乱中继续，它无情地宣告，无论对于一个国家还是整个世界，和谐，还只是一个理想与目标，而非对现实的描述与赞美。
“祥云”在伦敦传递的时候，天降大雪，却依旧人潮涌动。
英国电视channel-7 的当日转播中安排了一次与伦敦奥组委主席塞巴斯蒂安的连线，不巧的是，电话接通的时候，塞巴斯蒂安听起来正在和旁边的人愤怒地抱怨：“他们（指火炬护卫队成员）粗野地推搡我，简直就像——打手！”
塞巴斯蒂安的这一段话无意中经由电视传递出去，恶化了公众对于奥运火炬传递的印象。
火炬手之一、节目主持人Konnie Huq也认为，火炬护卫队员太富攻击性。“他们大声对我们下命令，比如‘跑！停！’等，我则在想：‘天哪，这帮人是干什么的？’”《每日邮报》援引她的话说，“在我举着火炬的时候，他们不停地把我的手臂推高，他们真是……有趣。”
对奥运火炬护卫队成员身份的质疑，贯穿着欧美段的传递过程。
尽管奥组委官方一再解释火炬护卫队员的“志愿者”身份，却无法完全消除人们的怀疑。据早些时候的中国媒体报道，这些队员都是武警部队中精挑细选出来，并经过艰苦的特殊训练，“文武双全”，他们还被要求熟悉沿途国家的语言和风俗。尽管如此，在护卫火炬的过程中还是无法避免一些误解和冲突。他们的“肢体语言”，被西方人赋予了某种象征意味。
在外界的质疑声浪下，中国的火炬护卫队也在悄悄改变形象和行事方式。他们摘下了墨镜，他们反复强调“只防御、不攻击”的原则。几个月后的奥运开幕式上，中国派出威武的军人护卫并升起五环旗，这在中国人看来习以为常，却遭致西方舆论批评，认为五环旗的和平意味受到损害。
在法国巴黎，一位当地的摄影师受雇于中国媒体，想拍摄一组照片，反映法国民众也有大量的北京奥运支持者，他拿着几面小的中国国旗请现场的一些法国人配合，却遭到了一次次的拒绝，甚至有人投来鄙夷的目光。在旧金山，打着支持藏独、反对北京奥运标语的西方人，明显多过现场的藏族示威者，而表明自己支持北京、支持奥运立场的西方人，只占现场人数的不足一成。
《财经》特约记者钱亦楠也亲历了巴黎那混乱的一天。在其看来，这种骚乱在巴黎并不算奇观，不应被夸大。“法国民众将他们习以为常的游行文化、对警察的敌对情绪，以及对政权说‘不’条件反射地带到了这次火炬传递中。抵制奥运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情绪释放的借口。”
钱亦楠的感觉是，在巴黎街头，中国留学生和当地华人第一次投入到“全真”的民主活动中，尝试以西方人能接受的方式表达自身诉求，并被唤醒公民意识，这是最可珍惜的。
火炬传递过程中，一些小插曲既激化着冲突，也在对冲突发生的必然性做出某种解释。
奥运柔道冠军、法国运动员大卫·杜耶原本很有热情地参与到火炬传递中，但事后却转为失望和愤怒，据杜耶讲述，当巴黎街头的混乱局面一时无法控制，来自北京的工作人员未加任何解释，一把就拧灭了杜耶手中的火炬。在杜耶看来，自己视奥运火炬如生命，中方人员如此不礼貌的行为伤害了他作为火炬手的感情。而杜耶的不满被媒体传播出去，形成难以估量的放大效应。
个别法国火炬手曾希望佩带与人权有关的标志，遭到中方反对，当他们提出把标志口号改为“为了更美好的明天”时，依旧遭到反对。
由于缺乏及时有效的交流，在奥运火炬巴黎站的传递中，法国舆论渐渐对中方组织者形成不佳的印象：随意更改路线，行事“霸道”，不善沟通。
传递那天，大批法国各地华人涌向巴黎，但李洹必须留在公司上班。到了中午11点，他基本没心情工作了，“想象着大家的国歌声，五星红旗飘荡的样子”。
中午吃饭的时候，李洹一直用手机上网，看直播，并不在意要花费多少钱。他说每次看到红色的影子，心中会“颤抖一下”。
“3·14日”事件发生后，李洹不大相信西方媒体“血腥镇压”的说法，开始“帮他们找证据”，他说自己一无所获。让李洹不舒服的除了媒体的不客观，还有周围法国人看到华人时怪异的神情，他觉得“耻辱”。
带着不舒服的感觉，李洹开始行动了。他广泛搜集西藏历史知识，研究中国政府的表态，西方历史学家的观点，包括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宣传的信息。李洹在里尔第二大学开过一门叫作《商业情报》的课程，法国情报专家在课本上解释了为什么有人释放谣言和假情报，应该怎样识别分辨并进行反驳。这让李洹面对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时，感觉“像是在做练习”。
在“残忍的四月”，法国的华人申请一次大规模的集会和抗议，留学生们推荐李洹发表演讲，因为他在电视上有过不俗表现。
当地时间4月9日，美国旧金山呈现出本章开头描述的剑拔弩张的态势。此前的消息称，全美将有数千藏族示威者聚集，而前往“保卫圣火”的华人华侨会超过两万——火炬境外护卫队编制为30人，与他们担负相似使命的，是传递路线上的万千华人、华侨，他们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保卫圣火”的行动。
旧金山是一座以自由精神和宽容度著称的城市，在奥运火炬这个主角缺席的情况下，整个旧金山北部的海滨大道完全成了两个阵营的表演舞台。为中国加油的华人阵营人数上显然大大多于藏族示威者，而后者的组织性更强，不甘示弱。耐人寻味的是，双方阵营都不想给对方自由表达的权利，而是选择了压制，压制对方的声音，压制对方的旗帜。
这种情况在下午三点以后更为明显。双方都苦寻火炬未果，转而开始了大大小小的“局部战争”。大到几百人的对垒，小到两个人的单挑，到处是激烈的论战。
所谓论战，基本都是自说自话，彼此没法说服对方，甚至也没想说服对方。讲了几句道理之后，论战就升级为较量谁的声音大，谁的感情充沛，渐渐地，双方主辩已经激动到鼻尖顶到鼻尖。似乎，他们之间被一堵无形的墙阻隔。看得出，双方也都尽力避免擦枪走火，每当有人推搡“对方辩友”或撕扯对方旗帜，本方阵营都会有一些人站出来极力劝阻。
论战只是他们斗争的一种形式，在外围，“China Go Go Go”与“Free Tibet”一类的口号此起彼伏，华侨华人偶尔还集体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对阵双方看重的，就是谁可以制造出更强的分贝。
在遥远的太平洋东海岸，上演了中国人如此熟悉的“拉歌比赛”。
旗帜的战斗也在进行着，看到哪里有“雪山狮子旗”招摇，就会有更多的五星红旗拥过来，接着是“雪山狮子旗”增援，五星红旗再增援，都想把对方的气势压制下去。冷眼旁观，你很难说清这到底像一场针锋相对的政见角力，还是一场孩子气的游戏。
辩论会的外部氛围很是宽松，零星的警察慵懒地晒着太阳，那三个裸体示威者来回游走了三四个小时，也未被干涉。如此宽松的环境，反倒凸显出街头论战的激烈程度有些夸张。
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杨恒均在悉尼撰文指出：“（无论）民主的发源地英国，还是人权的故乡法国，抑或是现在民主制度的代表美国，又或者全世界移民的天堂澳大利亚，每一年都会发生不计其数的大大小小的游行示威，这是常态。但针对某个游行示威去组织另外一场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以表示对抗的做法则绝对不是任何民主制度下的常态，甚至可以说是违反了民主的游戏规则。”
另一些场景的出现倒是令人欣慰——当某些辩论会结束，双方主辩竟可以握一握手，来一句礼貌的英语：“glad to meet you.（幸会）”在伯克利大学进修的刘鉴强说：“不管怎么样，大家在美国开了眼界，获得了自由表达的权利。”
火炬不幸成了奥运挫折感的象征。在伦敦，它险些被干粉灭火器击中，在巴黎，它先后多次被熄灭，在旧金山，它几乎穿行于神秘通道。
麻烦在抵达西方世界之前已经偶有出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火炬在蓝色清真寺为起跑仪式做着准备，距现场100多米开外，二三十名东突分子举着蓝色星月旗抗议，并曾试图冲击火炬，很快被警方控制。
“祥云”有惊无险，但在通过欧亚大陆桥的欧洲段期间，奥运火炬却由于自身的原因熄灭了。没关系，拿出后面的备用火炬悄悄点燃就是了。
据跟踪火炬传递的记者透露，在希腊境内、甚至3月份在北京传递期间，奥运火炬都曾发生过类似的小故障，不过，这些信息都被有关方面屏蔽掉了。
欧美之旅多烦忧，接下来的几站亚非拉传递，官方媒体不再以“圆满”形容，不过在特殊的防护下，总体上还算顺利。
在印度，传递线路由最初的9公里缩减到仅有2.3公里，且参与安保的警力达到15000人，藏族抗议者曲英不满地表示，印度的做法就像是“在一个军事基地里面传递火炬”。那些火炬手或许也会很遗憾，因为平均每个人的传递距离最终缩减到约33米——参与传递的多达70人呢。
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奥运火炬受到最高规格的礼遇，总统与新当选的总理同时手持火炬超过一分钟，借此显示该国与中国一贯的良好关系。火炬手们手持火炬，在完全封闭的真纳体育中心(Jinnah Stadium)内完成传递，而只有受邀嘉宾才有资格现场观看。《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此次火炬接力看上去像一场训练”。
华人护卫队与当地民众的最激烈冲突，不是发生在前期的西欧与美国段，而是火炬即将返回中国前夕。在日本和韩国，支持者与抵制者的对立升级为肢体冲突。中国与日韩比邻而居，文化同根，但潜藏于民心之中的误解、对立乃至蔑视，还要甚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不睦。
满怀着火炬境外传递积累的愤怒与屈辱，人们更加期待着国内传递的开始，那将是真正的“和谐之旅”。
4月28日，在北京郊区温泉五中的操场上，2155个人举起同样数量的彩板，拼成一张巨大的“明信片”。
Dear fellow athletes, It’s our stage, Let’s unite, Let the Games begin! Li Ning, athletes, Beijing
几句简单的英语，一共75个字母，却整整占据了一个标准足球场。这次活动是退役近20年的“体操王子”李宁发起的，一些体育名人到场声援，另有几十位运动明星签名参与。他们代表中国的运动员，邀请全世界的奥运参赛者。
那几句英文非常简练，翻译过来，核心意思就是邀请全世界的运动员：嗨，该我们出场了。
事实上，这一天其实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103天呢。并不是现役的、退役的运动明星们真的急不可耐了，他们只是想强调一个原则：虽然奥运承载的东西越来越多，但它首先是运动员的（李宁语）。
奥运临近，大型民间聚会在北京很难获准举办，李宁发起的这次活动很快获得特批，至少说明了官方的默许。而这么巨大的投入，甚至动用了热气球航拍（也是需要特批的），也不大可能由2155个志愿者集资解决。
不过，主办方尽量将官方色彩和商业色彩隐去。
这场大型行为艺术的潜台词至少有两个，其一，反对以政治挟持体育，不希望全世界的运动员由于非自身的原因缺席北京奥运会；其二，确认自己的主体地位，并让公众了解缺席奥运会给运动员造成的痛苦。此前的太多纷扰，的确让人心生疑惑：奥运到底是谁的？
参与活动的杨扬聊起奥运火炬传递的喧嚣，她说最担心的是那些小孩子，小运动员，“他们对奥运、对体育的感情很容易因此受到伤害，怀疑自己所热爱的东西。”
国外的多数运动员也非常反感政治对体育的过分介入。美国女足明星欧莱利就说：“如果这个世界需要改变，可做的事情不是用水浇灭火炬。”
要知道缺席奥运会的滋味，不妨去问问杨凌。在连续两次获得奥运射击冠军之后，杨凌开始接连遭遇命运的捉弄。2004年雅典奥运会前，杨凌在游戏中竟因为意外崴了脚，失去参赛机会；而2008年，奥运项目没有10米移动靶，宣判北京人杨凌将缺席家门口的奥运会。在接受《体育画报》采访时，前奥运冠军杨凌用“痛心”来形容两次缺席奥运的感受。现在，他等于“赖”在国家射击队，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好歹也是在国家队啊，一草一木都有感情。”
杨凌还准备联合一些射击选手，申请下届奥运会恢复10米移动靶，已经两块金牌在握的他，仍有奥运梦——尽管2012年的时候，他已40岁。
中国最优秀的前男排国手汪嘉伟则感叹，抵制奥运会，其实最受伤害的就是运动员。汪嘉伟时代的中国男排，史上最强，曾获得世界杯第五名。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中国男排本来通过了预选赛，因为前苏联出兵阿富汗，中国政府选择了抵制（官方的说法叫“放弃”）。
那一年，刘翔还未出生，拥有“亚洲飞人”美誉的是俊朗的汪嘉伟。他25岁，正是最好的年龄。
四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政治也间接捉弄了汪嘉伟的奥运梦。中国男排这次没有获得参赛权，汪嘉伟失望之余前往日本打球。不过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在赛前宣布抵制，中国男排竟意外获得了替补出席的资格。此时，效力日本联赛的汪嘉伟已无法应召参赛。
记者问汪嘉伟：“1980年因为政治原因缺席奥运会，给你留下怎样的遗憾？”
“你说我的心情会怎么样？这个事情还是不要再提了，说出来大家都不愉快，”他的语气有点沮丧，“能说国家不好吗？”
李宁说， 他特别为他的师兄们遗憾，“1980年，是他们最好的年龄。”他所说的师兄，应该是这样一批体操名将：李月久（1957），黄玉斌（1958），童非（1961）。
1980，1984，仅以两届而论，多少国家胁迫着它的运动员抵制了奥运会，又有多少人失去了他们运动生命中的“最好的年龄”？
“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是奥林匹克的愿望，但在现实层面，奥运会与政治无关大概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说法。谁都知道，“乒乓外交”对鸿沟两侧的中美有多么重要。
中华台北奥运代表团总团长蔡赐爵就不回避体育与政治的瓜葛，他的看法是：体育可以令政治更柔滑，更人性化。那巨大的明信片，也是一种柔滑的、人性化的语言。
邀请世界的时候，李宁站在“Li Ning”的字母“L”下面。三个月以后，李宁几经周折，最终成为点燃主火炬的人。奥运在那一刻及其后的16天里，暂时回到了体育本身。
1990年7月3日，距北京亚运会开幕还有两个多月，邓小平来到亚运村。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视察这里的建设。86岁高龄的邓小平站在体育场的高架桥上，环视眼前宏伟的建筑群。视察中，他问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和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你们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
就像近30年中国历史的许多大事一样，这位老人的挥手具有决定性力量。当然，中国两次势在必得地申办奥运会，投入极其巨大的精力和财力，原因不会是担心亚运场馆的浪费。邓小平，这位中国进程总设计师的意思是，我们办奥运的条件成熟了。
2001年7月13日，北京赢得奥运会主办权那一刻，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宣布，这是中国在近代史上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之一。
随即，这个国家开始为“最重大胜利”欢歌，激动的人们举着旗帜和标语，冲到了天安门广场，畅行无阻。人们回顾晚清以来的屈辱，也畅想将要到来的又一个“大唐盛世”。
没人怀疑中国历史之悠久，仅封建统治就长达2000多年。然而在当代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中国历史的朝代只有两小段：前唐和晚清。找寻自信力之时，提及前者；感受屈辱之时，念及后者。
半个多世纪前，一个那么真实的中国人被作家鲁迅放到小说里。他认为自己受尽屈辱，并想着“等老子日后发达了……”
21世纪初，电视片《大国崛起》在中国热播，这个庞大帝国从来就不甘心只做地球上的普通公民，它有一个不熄的大国梦，而且不仅是人口和幅员意义上的大国。
现在这个梦迫近了。
获得奥运主办权，对任何申办国而言自然意味着荣耀和胜利，而在中国，它还引发一种独特而重要的情感——扬眉吐气。
在中华世纪坛附近，高位截瘫的桑兰坐在轮椅上，人群沸腾的一刻，她说自己“高兴得差一点站起来”；离她不远，时任北京气象台副台长的郭虎正坐在气象监测车里，他忘情地一跳，脑袋撞到了车顶；在遥远的莫斯科，华侨林慕菲冲出酒店，拥抱每一个见到的男男女女，他也确实有理由这么激动。
早在1992年，听说北京要申办2000年奥运会，新加坡华人企业家林慕菲兴奋异常。他想到以征集签名的方式表达对北京的支持。
从1992年5月28日开始，林慕菲用9个多月时间征集到了20多万人的签名，共有55个国家的人士参与活动，后来，写满签名的21幅长卷呈现在了国际奥委会考察团的眼前。
1999年，获悉北京再次申办奥运会，时年53岁的林慕菲发动夫人和儿子，制作更恢弘的万米签名卷。至2001年6月23日，他们征集到海内外300万人的签名，写满了300个签名长卷。
林慕菲还创造性地制作了一种申奥礼品。国际奥委会对候选城市的礼品有着严格规定，每件礼品价值不能超过200美元。林慕菲夫妇设计出一款镶着奥运五环的人造珍珠领带。据称，这款领带只生产200条，由200名年轻女工花两周时间完成。为让礼品更显珍贵，林慕菲许诺今后不再制作这样的领带，而在每条领带的包装盒里，林慕菲还放进了两封英文信。其中一封写道：“我们是一群在中国改革开放后进入工厂的农村姑娘，我们深信如果200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能由北京承办，将最大限度地体现奥林匹克精神，将对开放的中国具有极大的影响。”
作为海外华人巨大热情的代言人，林慕菲获得的回报超过了荣誉范畴。他的两个儿子从事的商务活动都和北京奥运密不可分，他家族名下的企业也为奥运会提供后勤服务。
海外华人华侨，大多和林慕菲一样，有着特殊的心理依托，他们比中国国内的民众更需要中国的强大。留学生李洹的爸爸这样表述儿子的爱国情怀：“他说他最喜欢看到的就是法国人给他竖大拇指，说中国好。”
《中国青年报》一项关于北京奥运会的调查显示，65%的人表示，自己最关注“中国人的风采，世界对中国的评价”。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更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中国人极端重视自己的外部形象，也极其忌惮负面评价，当然，这也使他们形成了足以自豪的“热情好客”的品德。比如一个中国家庭要招待贵宾，可能会拿出自己舍不得品尝的压箱底的陈年好酒，会为了一桌丰盛菜肴不惜此后几个月勒紧腰带，而客人面对这样的盛情，一般也是极尽客套地感激。2008年，外国的贵宾要来了，中国家庭搬出了陈年老酒，重新装饰了客厅，甚至提前一两年就用牛奶浇灌菜地了，可等来的是外国客人的讥讽甚至抵制。
循着这样的逻辑，愤怒并不奇怪：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会……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那些以亲身体验的方式观察中国的西方人，比如英国哲学、社会学家罗素及之前的一些传教士，都提到中国人对“面子”的极端重视。不过，让普通西方人理解“面子”有多重要，以及它何以那么重要，确实是困难的事情。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A.H.Smith）有一部描述中国人国民性的名著《中国人德行》（Chinese Characteristics），第一章就是“面子”，足见其重要性，但这也是全书最短的一章，似乎史密斯先生很难把“面子”问题向西方同胞解释清楚。这一章的1400多字，倒有许多令中国人震撼的段落——
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具有强烈的做戏的本能。
对中国人来说，永远不是事实问题，而总是形式问题……在复杂的生活关系中，做出类似的戏剧行动就叫有“面子”……面子正是打开中国人许多最重要特性这把暗锁的钥匙。
缺点被人指出，是“失掉面子”，所以无论证据多么明显，都要矢口否认，一意要挽回“面子”。
举办奥运会，被中国人看作历史上最有“面子”的事，遗憾的是，西方世界似乎对史密斯的精辟分析一无所知，那么对立自然不可避免了。国际奥委会派驻北京的代表李红说，中国需要一个温和的环境，在试图说服和改变它的时候，必须顾及它的“面子”。
2008年春天，另一个与“面子”有关、让中国人诧异和难以接受的残酷现实是：大国崛起并没有换回尊重，中国依旧成为西方“欺侮”的对象。
中国人从小接受的历史教育，屈辱感占据相当比重，这在多数人心中根植了一种过分敏感的关于受迫害的臆想。“每一个政权都会设法去建构一个所谓建国神话和图腾，”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写给中国领导人的信中如是说，“但是，建构的国族神话里如果藏有仇外情绪，就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危险。”
《中国为什么愤怒》，这是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春季的一期主题，封面是龙的面孔，脸色涨红，怒目圆睁。是的，中国龙愤怒起来，也是很可怕的。
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对西方的“高高在上”心存不满，但愤怒的火焰主要来自写字楼和大学宿舍里的青年人，《经济学人》那一期专题报道的真正主角。社会赋予他们的身份标签包括：80后，白领，愤青（愤怒青年）。在此之前，时代赋予他们的成长环境包括：相对多元的文化，宽裕的物质生活，消费主义。
没有哪位学者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为什么这一代中国青年有着如此激烈的、不逊于前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穿上爱国T恤，他们在MSN上挂红心，他们抵制法货，抵制CNN（事实上他们基本没可能收看到CNN的电视节目），他们显得怒不可遏。身为著名电视主持人的白岩松试图劝慰两句，他说“抵制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声音立刻被网络上的痛骂淹没。
随着抵制法货的喧嚣，角落里也出现一种冷冷的语调：我不抵制法货，我只抵制蠢货。
虽然还有人冷眼旁观，也有人独立思考，但愤怒中国的一个吊诡现象是：在一个信息开放程度大大增加的时代，人们的头脑依旧那么简单，那么容易被操控。
烈焰在“3·14”事件后已被燃起，不和谐的火炬境外传递则火上浇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提醒人民，时刻准备抗击外辱。
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美国导弹击中，李洹当时还在西安读高中，“当时我撕了一张挂历纸，写上‘打倒美帝国主义’就上街了，因为我觉得他们这是欺负人。”
近20年来，中国人对打开的外部世界感情复杂。不同文明让人觉得新奇，而时有发生的摩擦又令人恼火。除了美国和欧洲，民族主义的炮火还曾瞄准过日本、韩国、印尼等亚洲国家。
李洹高中毕业以后去了法国里昂第二大学，他说6年的留学生活使自己现在更理智了，知道“很多事情不是光靠情绪就能解决的”。不过，多数中国人可不想克制情绪，他们需要一个发泄渠道。2008年，民族主义如同一把钢锥，前所未有地坚硬和锋利。
西方媒体成为钢锥的首选目标。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4月7日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在华外国媒体因西藏新闻报道受到威胁和困扰。文章称，西方驻华记者最近收到许多骚扰电话、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其中一些内容为死亡威胁。这些内容可能来自普通中国民众，他们对西方媒体就西藏抗议事件进行的偏见性报道有所不满。这种骚扰大约开始于两周前，对象主要为国外电视节目广播者，其中尤以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公司）为重。近来，美联社、《华尔街日报》和《今日美国》等一些媒体记者的手机或其他联系方式被包括一些军事聊天网站在内的若干网站曝光后，该运动范围随即扩大。
美联社一名记者接到的一封电子邮件说：“中国人民不欢迎你们这些美国走狗。你们的报道歪曲事实，必遭天谴。”一条手机短信内容为：“某一天我要杀了你。”
钢锥也戳向一些国际文艺名人。先是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接着是莎朗·斯通。
另一些明星的遭遇，也与钢锥有关。加拿大流行歌星席琳·迪翁（Celine Dion）曾是1996年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曲《梦想的力量》的演唱者，在中国也拥有庞大的粉丝群，她原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一场演唱会，在门票已售出几千张的情况下，文化主管部门突然取消了演出安排，理由是主办方艾玛娱乐未等审批通过就出售门票。外界猜测，是艾玛娱乐和比约克连累了席琳·迪翁——3月2日晚上，冰岛女歌星比约克（2004年奥运会开幕式歌曲《海洋母亲》的谱曲和演唱者）在上海举行个唱，唱完一句“高举你们的旗帜，宣布独立吧”，比约克突然高喊“Tibet、Tibet(西藏、西藏)”，引起中国方面震怒，而这场演出的主办方，也是艾玛娱乐。
抵制法国货的浪潮最猛烈的时刻，《南风窗》杂志撰文提醒：“如果我们只想享受身为大国的好处而似乎不愿承担随之而来的误解和指责，那我们就还不是一个合格的大国。在赢得心智的国家传播战中，单纯的愤怒是无济于事的。”
雅典市长卡克拉马尼斯说：“我不认为批评是对一个民族的侮辱，没有一个奥运举办城市能够避免负面的报道。”
宋代文学家苏轼的话，也可资借鉴，他在《留侯论》里写道，“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这些理性的声音无法关闭发泄者的阀门。在中国成为合格的大国之前，你得允许它走过一个“拔剑而起”的发展阶段。
无论如何，中国的愤怒确实触动了西方。
中西方关系最紧张的阶段，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接到一封署名“中国李先生”的批评信，信的末尾，是一个挑战的姿态——他想看看BBC有没有勇气一字不删地发表这封信。
在题为《西方媒体应当如何面对改革中的中国》的信中，作者“中国李先生”说：“西方媒体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你们正在失去中国！你们正在失去中国年轻一代对西方的崇拜和信任，而将他们推向民族主义立场。”
“中国李先生”1990年在大陆完成大学学业，经历过“六四”洗礼，不久留学英国，曾对西方民主社会价值观深为推崇。
BBC竟接受了挑战，将这封信原文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一场激烈的讨论，支持“中国李先生”的有之，反对的也有之，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大陆。
台湾的《中国时报》评论说，这只是西方媒体自身的检讨与修正。那些张开大旗支持张丹红、批判“西方价值”的大陆媒体，“可能连反思的胸襟都还不具备”。
西方某些媒体的反思延续到了夏天。8月23日，北京奥运会闭幕的前一天，英国《泰晤士报》刊出评论员马丁·佛莱彻（Martin Fletcher）的文章《中国梦已取代美国梦》。文中也检讨了西方媒体的中国报道方向，认为他们一味关注中国的污染、人权等问题，并没有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的特征，也没有看到中国城市及农村在改革开放后的积极改变。
2008年年底，萨科齐重新回到中国民族主义者的炮火下。12月6日，身为欧盟轮值主席国领导人的法国总统终于还是在波兰会见了达赖喇嘛。中国政府显示出生气的样子，临时取消了由150名政界和商界人士组成的代表团的中欧峰会行程，民众也跟着不高兴了，据统计，到了12月7日，联署抵制法国货的中国网民接近120万。不久，法国驻华使馆的网站也遭到黑客的攻击。
美国中文网12月1日报道称，有政府背景的中华网（China.com）这个星期一出现了一个匿名帖子，呼吁中国消费者再度对法国货说不。帖子列举抵制的法国品牌大约有50个，包括汽车、服装、酒和护肤品。这个帖子这几天引起了网民极大关注，一个小时内有3000多人回帖表示响应。到星期四，支援者突破10万人，这个数字星期五继续上升。
而路透社的报道称，一名叫闫忠杰（音）的网民发帖说：“我用真实姓名向法国人发誓：我将终身抵制法货。我永远不会再用法国品牌或任何法国产的商品。”
人们停留于表面的愤怒，声援自己的政府，质疑着萨科齐的人格乃至智商，并不去理会其中有没有政治博弈的表演成分——英国首相布朗、德国总理默克尔此前都曾与达赖喇嘛会面，中国政府的态度远没有对萨科齐那么激烈。
不过，与春天的愤怒不同，到了年底，政府把自己和媒体的愤怒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主管部门要求各大网站不要把这则新闻放在头条，删除针对萨科齐、使馆及法国商品、商业企业的实质性抗议的倡议，不允许攻击达赖个人。
北京中关村家乐福是一家地下超市，足有足球场大的地上部分，建成了花园式的休闲广场。5月1日，“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家乐福超市的地下部分没有节日的蜂拥，甚至不如一个普通的工作日热闹。超市显眼处，以往张贴打折促销海报的地方，贴出的是“奥运加油”的标语。员工换了新的短袖工装，李宁牌的，胸口有小的心形图案，还有“中国必胜”一类的祝福。
这样一个节日，热闹不在地下，地面以上却比平日热闹太多。在休闲广场，几百个人长时间地逗留或缓步游走，大体上，他们可以分为四类：拿对讲机的警察，拿小国旗的年轻人，端着采访设备的记者，等着看热闹的路人。
一位戴着眼镜、梳着马尾辫的女青年，在中关村家乐福门前站着，在翻阅一本满是数学公式的书。被旁人问及为什么在这么敏感的地方看书，她愣住了：“什么敏感？怎么了？”
“网上不是倡议今天到家乐福抗议嘛，没见广场上这么多警察？”
女青年怔怔地“哦”了一声，显然，她连抗议这回事都不甚了了，“我说的嘛，刚才还在纳闷儿，警察怎么跑到这里来开会。”
“开会”的规模还真不小，广场上仅穿警服的人就有60多人，还有二三十人，手上也拿着对讲机。他们分散在广场各处，明显不是一个开会的样子，相反，他们要阻止那些手拿小国旗的人聚到一起“开会”。“不要三个人以上扎堆儿”，“不要在一个地方逗留太久”，警察凑到那些人近前小声地提醒着，语气还算平和。
15点52分，两个女郎扶着滚梯来到地面，不免惊呼起来，“哎呀，下雨啦！”引得旁人窃笑。
地面湿漉漉的，长椅湿漉漉的，花草湿漉漉的，似乎刚经历了一场很强很短促的太阳雨。但确实没有下雨。
两位穿蓝制服、戴蓝帽、蓄短须的中年园丁，拉着长长的橡皮水管浇灌花圃。其实，说是在“浇灌”长椅和花圃的大理石外沿更准确些。拿着小国旗的人们站得累了，会坐在上面休息一下。园丁的“高压水枪”扫过来，一半的水要溅向花草以外，逼得人们起身避让。
那是一个闷热如蒸笼的下午，长椅和大理石上的水很快干了，人们又准备坐上去，蓄短须的园丁连忙过来浇水。“领导让我浇水。”园丁抱歉地解释了一句。
16点多的时候，每个花圃里已注满了水，像一片一片的稻田。
整个下午，没有什么冲突发生。更早些时候，警方带走了几个T恤上印着谴责藏独和西方媒体口号的年轻人，并让他们脱掉了T恤。
一位20出头的年轻人坐在停车场出口的水泥地上，面带倦容，这位谭姓青年说，自己赶到这里，只是“来表达对国家的感情”。
与他坐在一起表达感情的，是一位穿着时尚的女孩。关于警察的干预，她愿意这样理解：“政府与我们想的不同，但肯定是有道理的。”
发生在中关村家乐福的一幕，是当时中国政治气候的缩影。主事者逐渐意识到，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两面都很锋利，于是取出剑鞘，收敛锋芒。而在此之前，一些针对法国企业的抗议活动有过比较宽松的环境。在昆明，合肥，哈尔滨等城市，都出现了冲击家乐福超市的情况，然后警方出来控制局势。官方的新华社报道称，中国至少五座城市出现了多至数百人的小规模抗议活动，警方迅速驱散或拘留了参与者。
到了“五·一”前夕，警方严密监控任何抗议活动的萌芽。奥运倒计时100天的时候，百度和google已经搜不到“家乐福”了。
紧盯住民族主义的，不止是政府，老板们也试图迎合民族情绪，以实现商业价值。
北京奥运会前后，许多所谓的民族企业推出新的广告文案，它往往用双关语在企业形象与国家自豪感间搭建某种联系。比如蒙牛乳业推出“蒙牛，中国牛”；而它的竞争对手伊利则推出“有我中国强”；老品牌海鸥手表的广告语是“我有一颗中国心”……
连很多国际大公司的中国推广策略，也开始迎合中国人的民族情感了。各大城市里，到处能看到麦当劳的广告语“我就喜欢中国赢”；到处都能看到阿迪达斯的广告画面：灰暗、渺小的民众汇成海洋，托举起光鲜、显赫的奥运明星。它想迎合奥运明星辉煌下的民族自豪感，不料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买它的账。许多人言辞激烈地指出，这是在诋毁中国人的形象；也有人觉得，阿迪达斯的广告反讽了中国的举国体育体制。
在利用民族情绪的策略下，阿迪达斯稍有不慎，便对“两面都很锋利”有了切肤之痛。
奥运到来前，愤怒的中国青年终于把星巴克咖啡赶出了北京故宫，成全了一家不知名的本土咖啡店。，咖啡这种洋玩意儿还是要喝的，只是洋标签太刺目而已。这个故事，很能说明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微妙心态。
在这个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的年代，某些危机中的人或机构甚至将其视作救命稻草。
宗庆后，中国最知名食品与饮料企业的创办者，闹出与法国达能公司的并购纠纷，他痛心疾首地呼吁，要保护民族企业，避免公司被外资低价收购。宗庆后对新华社记者表示，“现在再不亡羊补牢进行补救，将会有罪于企业和国家！”他的号召响应者众，不过也有知情人爆料指出，宗庆后拥有多家海外公司，他所表白的对民族工业的赤诚值得怀疑。
另一家本土饮料企业汇源公司，与可口可乐公司进行着并购谈判，不料国内果汁企业奋起反对，高举的旗帜也是保护民族品牌，汇源陷入舆论的声讨，80％以上的网民反对这一收购。
9月份的“毒奶粉”风波中，蒙牛这头“中国牛”也上了黑名单，据称要因此蒙受几十亿元的损失。董事长牛根生在“万言书”中大声疾呼：“作为民族乳制品企业的蒙牛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因为“境外一些资本大鳄蠢蠢欲动”，他请大家施以援手，帮蒙牛渡过难关。听起来，人们必须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保护一家丢失了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因为它事关民族大义。
2008年9月下旬，一项题为“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的调查发布结果，它是由中国的蓝海国际传播促进会委托美国专业调查机构PRI完成的。
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程度远低于人们的想象——新加坡被22%的受访者当作最熟悉的中国城市；42%的人想不到任何中国牌子，而三星（33%）、丰田（25%）、日产（24%）甚至Nike（16%）都被受访者误认为是中国品牌。三星、丰田被认为是中国名牌；59%受访者认为，最流行的中国菜是——炒饭。
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普通美国人素来不大关心别的国家——不知这是否也算其大国心态的一部分——即使关心一下，他们一般也只是摸一摸大象的一条大腿。
因为奥运会的缘故，法国大报《西南报》的大牌记者克里斯蒂安第一次到中国采访，在保利大厦一层，即将结束在华20多天采访的他端着咖啡，轻轻摇头，他说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差异，“就像白天和黑夜”。而让他无法释怀的一个生活细节，中国人也一定会诧异地想，这算什么啊——在宾馆里，克里斯蒂安把行李箱放在空闲的那张床上，服务生礼貌地把一张便笺放到床上：先生，请不要把行李放到床上。克里斯蒂安非常不解，他觉得客房已是自己的私人空间，宾馆无权干涉他怎么放置行李。
比起生活细节，要穿越意识形态的那道墙壁，理解中国的政治思维、官场文化，对于西方人来说更是难得让人绝望。
在北京友谊商店旁的星巴克咖啡店，米卢拥抱了他执教国家队的得力助手沈祥福，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聊起难忘的往事——如何与中国的体育官员们打交道，如何尽力说服他们接受正确的东西。他出生于社会主义国家，又一生云游世界，具有超强的适应和沟通能力，但看得出，他对与足协官方的一些纠葛仍耿耿于怀。
“与中国人沟通容易吗？”一个问题抛给米卢。
“你指的是哪类中国人？”
“比如足协的官员。”
“不，他们不是中国人。”
艰难完成伦敦站的火炬传递后，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女士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撰文感慨道：“中国融入世界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
厚重的墙的两边，人们的心情同样忐忑。
佳杰思自幼生活在前西德，提到中国，他的外祖父总是胆战心惊：“他们太多了，如果每个中国人拎一根棍子，背一袋大米，一直往西走，整个世界就是他们的了！”
在北京，英国《卫报》驻华记者华衷去首都机场接母亲，母亲见到儿子竟紧张地问：“旁边不会有警察监视吧？”
在西安，一对父母也在为自己远在西方的儿子李洹担心。父母分别是普通的狱警和教师，他们并不赞成李洹成为风云人物，过多地抛头露面，觉得他身材比较胖，容易被认出来，在法国会有危险。在准备巴黎那场演讲的时候，李洹自己也承认，“要公开说伤害一些人利益的话，心情挺复杂的”。
很显然，世界不可能透过“Made In China”的玩具或衬衫就了解中国，尽管这些物品源源不断地被巨轮运来，每年增速达20%以上。
全球化时代来了，世界果真是平的？见鬼去吧。中国的家庭和仓库里堆满了西方品牌的产品，西方同样，乃至尤甚。但它们并不能成为东西方之间巨大鸿沟的填充物。相反，接触的增加、利益的摩擦，让差异问题越发凸现出来。
李红在美国留学，又嫁到瑞士生活，2003年，她成为国际奥委会驻北京奥组委首席代表，进行中西方沟通成了她的工作。对于两种文化的交流，李红渐渐形成自己的认识——
西方人的认知体系里，首先假定人是自私的，是逐利的。那么OK，它所设计的社会制度，承认并维护人的隐私，人的财产，人的利益；而在儒家思想里，则假定人是有道德的，是“修身”的，是“不言利”的。这并不是以真实的人性为出发点，所以，东方文明让人的生存更复杂，更暧昧。
基于这种文化的差异，在李红看来，中国与西方的了解成本，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等。“一个中国人，初步融合到西方的文化中，三年足够，要精通其语言，再加上两年也就够了。而一个外国人要领会中国人的处世哲学，理解他们的人际关系，15年都未必够用。”
5年或15年，也仅仅是个体的融合时间，对于两种文化宏观的理解和沟通，李红给不出时间表，“太难了，几乎没有可能。”
李红的判断在美国青年Eric Abrahemsen身上得到验证。Eric生活在北京，还给自己起了一个饱含乡土气息的中文名：锁柱子。他是一个语言天才，在北京申奥成功的夏天来到中国，四年之后，已经可以熟练使用这个国家的文字，他为英语国家的出版社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在网上，“锁柱子”甚至做过一个中文读书论坛的版主，他发的帖子，没有谁看得出是一个“老外”写的。
在妻子冬晓眼里，锁柱子的中文根本不合格。“他给中国的一些作家写信，谈合作，没有任何的客套，说话也不委婉，人家一定会觉得很难接受。”每次见锁柱子坐在电脑前，吃力地冥想着怎么显得客套一点，冬晓就会失去耐心，“我对他说：去，一边去，我帮你写算了。”
Eric需要了解的东方文化，当然远不止如何写信。他去见冬晓的父母，或者接他们到北京居住，在家庭生活里感受着中美差异的巨大。他改口称对方的爸妈为爸妈，然后发觉，爸妈总是要关心女儿和女婿早餐吃些什么，衣服穿得是否能防寒。Eric的观念里，对一个成年人强调这些事情，简直是极度的不尊重。在美国，孩子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关心应该是精神交流，而不是生活琐事。
要体会中国的国情和人情，需要漫长的磨合，这件事情上，Eric超强的语言天赋派不上什么用场。
CNN北京站的负责人吉米，在华30多年，依旧不敢说多么了解这个国家。总会有一些事情冒出来，推翻他之前在某一方面的判断。
吉米、佳杰思（Geiges）等驻华记者，青年时代都曾向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们由此与中国结缘。多年以后，他们的一致意见是，在中国呆的时间越长，越感觉自己对这个国家难以把握。
在吉米以及许多深入了解中国的西方人看来，中国是难以概括的，如果一定要找一个词语概括，那只能是“复杂”。
当你无法理解的一个庞然大物越发强壮起来，忧虑甚至恐惧其实是本能的反应。普鲁斯特笔下的公爵夫人说：“中国让我感到不安。”现在，这不安在加剧。
国际形象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2008年的报告显示：只有42%的美国人对中国抱好感，英国为49%，西班牙为43%，德国为34%，意大利为27%，而且那些数字都快速下降。非洲的尼日利亚比例比较高，有75%的人对中国抱好感。65%的意大利人视中国经济增长为坏事，法国的数字为64%，德国的为55%。
苏珊·布朗奈尔（Susan Brownell）是美国人类学的教授，对中国问题亦有深入研究。在她看来，中国与西方之间虽然差异巨大，但也必须积极交流，别无选择。
1980年代中期，苏珊成为北京大学的留学生。那时的中国还相当自闭，即使在大学里，中国学生也不允许擅自接触外国人士，留学生居住的勺园成为一座孤岛。苏珊很苦恼：接触不到中国人，也没机会练习汉语，这算什么留学？
出人意料的是，在北京大学的运动队里，留学生可以和本国运动员一起训练。苏珊马上加入了学校田径队——她曾是美国优秀的七项全能选手，几乎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
因为体育，苏珊与中国学生沟通的禁忌被打破，她也欣喜地发现，中国学生也有丰富的内心，也像她一样渴望着交流。
作为北京体育大学的客座教授，北京奥组委的顾问，苏珊每年都要到中国好几次，她在这个国家找到了适合发挥优势的位置，不会为沟通难题抱怨。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墙虽然厚重，也许确有穿墙之术。
作家阿城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说，自从1960年代看了一些杂书，他掌握了一些常识，就放之四海了。即便去了美国，去了欧洲，也没觉得有什么新鲜的，无非是那里的人按常识思考和生活。
回到常识，这个词语在2008年尤其是年底被《南方周末》等媒体反复提起，他们认为，30年前的改革开放，就是把中国部分地拉回到了常识中。
按阿城的意思，人要与世界融合，就得依照常识思考和生活，同样道理，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对此，“中国通”吉米有着相似的观点——中国既然要走向世界，那么必须接受人们共同的规则，要提醒自己也提醒世界：中国不是例外。
在那些因拉萨事件和火炬侵扰而愤怒的日子里，中国更多的时候握有道义，遗憾的是，它经常自说自话，操持着一套容易招致误解和反感的话语体系。
6月21日，奥运火炬在西藏首府拉萨传递，在布达拉宫前面的广场，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首先发表了一番讲话，讲话中包含了这样一些词句——“我们一定能粉碎达赖集团分裂的图谋，有能力维护西藏的稳定”，“西藏的天永远变不了，五星红旗一定会在西藏天空飘扬。”
张庆黎利用奥运场合发表政治性谈话，受到国际舆论关注。国际奥委会通讯联络部主任戴维斯女士说，国际奥委会已要求北京奥组委提供张庆黎当天的讲话，“如果媒体引述的说法无误，我们将感到无比的遗憾。”
《体育画报》中文版特派英国的记者姜轶注意到，英国舆论对于中方官员、发言人的某些表达方式显然难以接受，甚至深为反感，比如谈到达赖时动辄出现“阴谋”、“指使”、“披着羊皮的狼”等词汇，“在西方人看来，这种近似于个人攻击的方式过于‘简单粗暴’。”
而达赖方面的发言人通常都是西方人，他们熟悉西方人的思维和接受方式，更容易博得好感。假使把围绕奥运火炬传递而展开的活动而视为一场超级政治公关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政府目前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
4月19日，巴黎的共和国广场上，法国华人举行了一场支持北京奥运的集会，这也是当地华人集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李洹被安排第四个登台演讲。这位戴着眼镜、体重达120公斤的留学生声音厚重，语气激昂，20分钟的演讲，让他成了金晶之后的又一位“民族英雄”。
在这个四月，到处可以看到慷慨陈词的华人，李洹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不仅赢得了华人的欢呼，法国人也在认真倾听他的声音。李洹在演讲中使用了还算流利的法语，而本质上，他使用的是一种“世界语”，从常识出发，从人性出发，因而消弭了文化的隔膜。
关于自己的沟通理念，李洹与《国际先驱导报》有这样一段对话——
《国际先驱导报》： 你的演讲很注重措辞，在你看来中国如何才能更好地和西方沟通？
李洹： 中国要有亲和力，和别人沟通的方式也要改变。我的演讲为什么法国人和中国人都认可，是因为我没有进攻性，而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把真诚带给他们。
《国际先驱导报》： 怎样看待国内抵制家乐福的声音？
李洹： 人家尊重你不是因为你嗓门大，而是你实力强。我们已经改革开放几十年，今后还会继续走下去。他们不说我们也过来了，何必他们说了我们就闹？
不妨摘取李洹演讲中的几个段落——
首先受害者是法国人民，他们是多么的具有怜悯心和博爱，他们相信媒体，可不幸的是，他们被操纵和欺骗了。
我们，海外的中国学生，我们很心痛，我们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但是我们并不怨恨法国人。
我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之间经验与信息交换的桥梁，我们也是这场文化、思想，尤其是政治冲突最先的受害者。
在抵制奥运，抵制中国，所谓自由西藏的叫喊声中，中国人民对西方世界的审视和不信任正在增长。中国政府的努力还远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说它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和说它是世界上最差的同样可笑。但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些20岁到30岁的年轻人，从我们年幼时起，我们就一直生活在中国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及自由度不断开放的环境中。
来中国吧！来看看一个真实的、完整的中国，一个很多西方媒体不会展现给你们的中国……很多法国人似乎对中国有一种恐惧，这种恐惧来自于对中国的无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你们可以直接和我们沟通，通过我们，热爱并希望巩固中法友谊的桥梁，来进一步了解中国。
文化是鲜活的具有生命力的。当你们在中国饭店使用筷子的时候，中国文化正向你们充分地展开它的怀抱。
请让我们好好沟通！……我们向你们诉说的是中国人民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我们同时也会传达法国人民对中国善意的关注。请相信我，这座桥，将会前所未有的坚固，特别是在这种极度令人遗憾的现状下。
李洹成了中国人盛赞的一个英雄，看起来并不是因为他的分贝更高，而是觉得他让”老外“们可以认真倾听。事实上，李洹背后的国家，也在冲突中思索着更好的沟通技巧。
三四月份中国与某些西方国家关系交恶后，据美国媒体报道，中国政府已求助国际知名公关机构，以求化解自己的形象危机。这一说法未得到中国官方的证实。
其实，早在2001年北京再次申奥之际，政府已汲取教训，首次聘请世界著名的公关公司进行策划和包装，而且对国际社会做出了改善人权和言论自由的承诺。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努力平复急促的呼吸，让自己显得更有气度。
到了2008年7月，奥运的筹备到了最后阶段，东道主已经要忙于擦拭桌椅，摆放杯盘了，他也开始向外界展现更豁达的主人姿态。7月9日，中国方面与境外转播商达成协议，凡拥有奥运转播权的境外电视媒体，允许在包括天安门在内的区域进行现场报道和直播；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表示，中国不担心负面报道，将以更开放的心态迎接国际舆论；8月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也传递主人的热诚与自信，邀请25家境外媒体进行联合采访。
不管这些举措来自国际知名公关公司的策划案，还是中国领导人的自主决断，都彰显了中国在阵痛和茫然之后更理性的态度。
中国人民大学的传播学学者喻国明也对这种变化给予积极评价：“在接近奥运会开幕的后期，对外部的批评报道，我们表现了不同于拉萨事件和火炬接力中的态度，我们的反应是克制的。一个大国应该有包容的心态。把自己置于国际舆论的对立面，即使从宣传的角度来考虑也是不好的。”
他还谈到如何与外部世界沟通的问题：“在跟国际社会的交往当中，至少在5年到10年的时间里要多讲普世价值，尽最大限度不要讲差异，不要突出意识形态。必须建立共同点，才能互相沟通，不能各说各话，鸡同鸭讲。宣泄不会带来彼此之间的有效交流和沟通。”
2008年春天，一个风声鹤唳的时节，似乎满世界都是批评中国的政客和敌对势力，而这一年的8月，奥运会开闭幕式邀请到了80多名国家政要，包括当初那些激烈的批评者。事实上，批评与出席，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认证了一个事实——中国的举足轻重。
这个春天，是一种疼痛的记忆。中国融入世界与世界认知中国，竟是在不安、敌意乃至冲突中开始的，没有人会喜欢这个开头，但也自有它的必然性，而且未必就意味着一个糟糕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