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直至腊月刚开始的时候，温度计上呈现的都还是暖冬的迹象。春节和奥运都不远了，中国人从未如此忙碌而期盼。
一月中旬起，天气突变，罕见的冰雪不断堆积到南中国的大片土地上，而且没有消融的迹象。1月27日，在武汉市友谊大道徐东路附近，一个中石化的加油站，斜拉式的钢索终于不堪负荷，比篮球场还要大一些的顶棚轰然垮塌。没有人把它当作新闻，在此前后的一个月里，被压垮的房屋超过20万间。仅徐东路附近，27日当天就有两个加油站的顶棚坍塌。冰雪的持续侵袭下，在喘息中渐渐不支的，又何止房屋的梁柱，整个南中国都亮起红灯。
再过十几天就是春节了，东莞市大朗镇一家毛织厂拥挤的女工宿舍里，人们唧唧喳喳地说笑着，虽然很晚收工，身心疲惫，但还是难以掩饰即将回家的兴奋。44岁的赵宝琴仔细地收拾着行李，总担心遗漏什么——与多数工友不同，过完年，她不会再回来了。女儿雪莉夏天就要大学毕业了，这个家庭快熬出头了。
赵宝琴又拿出车票看看，没记错，1月27日20点45分。她无法预见的是，这张火车票将引领她接近的，不是遥远的甘肃老家，而是一个家庭巨大的悲剧。
在长江中下游流域，冰雪覆盖了纵横交错的轨道，人民铁路粗重的喘息声渐渐代替了列车轮子的铿锵之音。
1月25日，从广州开出一列K326/27次列车，它抵达终点站温州时，晚点整整3天3夜，而且遍体鳞伤。56块双层中空玻璃被砸，餐车里，冰箱被丢弃，炉具被捣毁，桌椅被掀翻。按列车长陈小雄的说法，直接损失达50多万。
只要能上车，红了眼的乘客们不择手段。冰雪中，列车走走停停，乘客的焦急与暴躁不断升温。那可怜的十多节车厢，成了随时都会被引爆的巨型火药桶。
那批前往温州的人们不该有什么不满，比起赵宝琴这样的乘客，他们已经足够好运气了。
1月27日，正是武汉友谊大道上的加油站接连坍塌的日子，南中国和西北地区的东部纷纷告急，灾情以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西、贵州等地尤甚。
奥运筹备也受到轻微波及。
中国赛艇队在1月26日由云南转往浙江千岛湖备战，但训练船只的运输受阻于湖南，运动员被迫进行了几天陆上训练。受大雪影响，俞卫民、宋晓丽和岳敏3位女足队员一度滞留在南京和武汉机场，没法按时向国家队报到。
1月31日原本是奥运会开、闭幕式门票购票人提交照片和身份信息的截止时间，当日，北京奥运票务中心宣布，将截止日期推至2月22日，以照顾那些因雪灾滞留路上的预订者。
大雪使高速公路瘫痪，冻雨令电力设施损毁，紧接着，铁路告急，能源告急，生活物质告急。现代社会的脆弱瞬间凸现，灾难像多米诺骨牌一般，迅速向下一个相关链条传导。
京广南段等铁路动脉瘫痪，广州火车站广场塞进了20余万人，混乱和拥挤程度超过政治风潮中的那个北京的广场，这片原本就以混乱闻名的区域，成了地球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而京珠南段等高速公路，则成为地球上最壮观的停车场。
每年的春节前后，中国都是“在路上”的状态，几亿人往返奔波，形成地球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2008年年初，大迁徙遭遇大麻烦。
赵宝琴和几个同乡听说了铁路上的麻烦，但他们还是包了一辆私家金杯车，每人50元，赶到了广州。走到离火车站还有几百米的地方，就再也走不动了。前面全是密不透风的人墙，她甚至连广州火车站的轮廓都看不见。
20点45分临近了，20点45分过了，赵宝琴依旧在人海的边缘。幸好此前听说了好消息——持1月25日至2月6日之间车票，随便坐哪趟列车回家都可以——否则，赵宝琴可能早急得疯掉了。
1月30日，电台DJ陈晓琳开着红色富康车，无意中跟着值勤警车开进了火车站南广场的人海。
须臾之间，一浪人潮涌过来，人与包裹像流沙一样堆在红色富康车周围。真是流沙也还好，可怕的是这“流沙”还有眼神，齐唰刷地俯视下来，陈晓琳从里面读出的，是绝望，无助，冷漠。她的双腿不由自主地抖起来，发现车窗留了一条缝，赶紧神经质地关死。
“我绝对相信，这个时候，但凡有人起哄，这些像马蜂一样扒在车身上的人会迅速把我给吃了。”
曾有一部讲述中国重大事件的西方纪录片，注意到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于是把当下社会划分为中国A和中国B，他们差异巨大，泾渭分明。据中国农业部公布的数据，城镇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在2008年达到最大。超过了3倍。几亿农民涌向城市，但他们仍然是B面，只有个别类似雪莉那样的孩子，鲤鱼跃龙门，得以跻身A面。
中国A和中国B相互陌生，像一条铁道的两根钢轨，极少有接触机会。在那辆红色富康车前面，A面和B面意外地交错了30分钟，陈晓琳壮着胆鸣喇叭，蚯蚓一般从流沙里爬出来。她感到“头皮发麻”，接着又哭了起来——她看到一个妇女抱着幼小的孩子，被挤来挤去，那孩子和陈晓琳的孩子差不多大。
由于担心随时可能发生的大的骚乱，广东省和广州市政府竭尽全力，做着火车站滞留人群的劝返工作。广场的高音喇叭里，电台广播里，手机短信里，一种未曾有过的亲善语气不时传递出来，劝慰民工们留下来过年，还帮他们计算回去与留下的成本对比。
高音喇叭忽略了另一样重要的成本——情感需求。比如赵宝琴，她必须回去过年，那里有亲人、尤其是读大学的女儿，那是她活着的意义所在。与赵宝琴一样，很多农民工在回家过年这件事上没有成本概念。
《南方周末》记录了广州火车站广场的这么一段场景——
战士贺柳明与同伴组成人墙，极力阻挡着失控人潮的一次次冲击，不断有战士遭到攻击。民工们相信，只要进到车站，就可以回家过年，这信念几乎碾碎了文明社会的所有规则，在凄风冷雨中受困多日的人们快疯掉了。
许多人冲着贺柳明他们喊：“你们没有良心！”
贺柳明怒了：“回家重要还是生命重要？”
人群里竟传来这样的嘶喊：“死也要回家！”
农民工的思乡情，与战士的并不是一回事。在城市，农民工只是工厂里、工地上的一个零件，只有回到故土，他才成为家庭的一员，成为亲情的载体。生存残酷，尤须情感的微光以取暖。
劝慰措辞中严酷的一面——比如极言铁路瘫痪的严重程度，运力恢复的不可预期——反倒更容易让民工们放弃回家的执拗念头。既然可以免费退票，那就去退了吧，很多人无奈地做此选择。曾拥塞近20万人的广场，一度只剩下3万多人。
31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承诺，滞留广州旅客5天内可全部返乡过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太过乐观的信号升空，局势重新复杂起来。
受官方承诺的鼓舞，人潮又涌回广州火车站，而铁路运力恢复得有限。这次滞留的人数，甚至比退潮前还要多。
赵宝琴也攥着火车票，重新站到危险的边缘。
离上一次吃东西（拳头大的一块馒头）已经48小时了，而与广州火车站的距离，却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赵宝琴快支撑不住了。在她前面，不断有昏厥的妇女、儿童、老人，被人们举过头顶，手手相传送出来。
据说，个别对广州站熟门熟路的人，靠带人从小路进站发了财，最高的时候，“引路费”叫价为500元。赵宝琴的老乡们也在寻找找突破的办法。
2月1日白天，老乡得到一个消息：有人爬上头顶的高架桥，可以一直走到一个缺口，跳进火车站。
在庞大的焦躁而绝望的人群中，任何一点新消息的闪现，都会导致人流的蜂拥。哪怕有人说，井盖下面有进站的路，周围人也会毫不犹豫地掀开井盖跳下去。
那天夜里，赵宝琴与杨小英等老乡一起，由一个出口进入火车站广场前面的高架桥。脚下人声鼎沸，黑压压的人潮依旧躁动不安，赵宝琴她们加快脚步，产生了一种逃脱地狱的复杂感受。
高架桥有两条分支，一高一低，类似于“水立方”里错落的10米台和三米扳，水平与垂直方向各有两三米的距离。要通往火车站，需要从高的分支跳到低的分支。近50小时没吃没睡了，赵宝琴有点眩晕，她让其他人先跳，自己壮壮胆。
同在毛织厂打工的杨小英跳了过去，其他老乡也跳了过去，就看赵宝琴的了。跳过去，坐火车，换巴士，再换小三轮，就能到家了。
赵宝琴的家位于甘肃省甘谷县安远镇大城村，毗邻新疆，那是一块贫瘠得连野草都鄙夷的土地。赵宝琴三代同堂，年迈的父母卧病在床，二弟瞎了一只眼，小弟从小智力有缺陷，全都讨不到媳妇。只有妹妹嫁了邻村相对宽裕的人家，但每次偷偷贴补娘家被发现，都要遭丈夫一顿暴打。
命运赐予赵宝琴的是另一种不幸——女儿5个月的时候，丈夫就离家出走，此后20多年再未见过。
2004年，赵宝琴开始达到足以抵消一切苦难的奖赏——女儿雪莉考上了郑州大学。为了支持女儿读书，赵宝琴离开村子，外出谋生。她在内蒙古捡过辣子，在北京做过小保姆，在兰州推车卖过凉面，做什么都无所谓，她只需要保证每年给郑州的女儿寄出不低于2000元的生活费。但这些零碎的工作，很难给她带来稳定的收入。
一年多以前，听村里人说，广东打工比北方能多挣一两百，赵宝琴就随别人到了东莞。赵宝琴身体羸弱，三四年前还切除了子宫，加之没有什么技能，在工厂里只能胜任最低级的工种——查衫，就是检验产品的质量，月收入1000元。
临去车站前，赵宝琴跟女儿通了电话，她请雪莉放心，自己一定会想办法回家的，而且，再也不出来了。
赵宝琴背着包裹，忐忑地站到了“十米台”的边缘，她调动全部的力量和勇气，奋力一跳，却没能如愿踏上“三米板”。她所跳离的位置，确实差不多有10米高，她疾速下落，下面不是碧蓝的水池，而是坚硬的沥青路面。
在跌落的瞬间，她张开一只手，本能地去抓高架桥道路旁的花草，而另一只手，还死死攥住那张火车票。
腊月的最后几天，南中国的不安在加重，而2月2日这一天，噩梦更是频繁造访几近崩溃的广州火车站。
是日凌晨1点40分，赵宝琴高空失足；5点20分，32岁的湖南人李满军死于复合伤，他试图从广州火车站的天桥跳下，结果触碰高压电线；也是在这一天，17岁的湖北女子李红霞被宣告死亡，她在前一晚车站外广场的人潮蜂拥中倒地，再也没有站起来。
死也要回家。震撼了贺柳明的那声嘶喊，竟一语成谶。
截至2月12日，来自民政部的统计显示，此次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已造成107人死亡，8人失踪。志愿者宋志永在赶往郴州救援的路上看到，真的有人被活活冻死在野外。
“咚”的一声闷响，赵宝琴跌落到地上，就像一个大包裹掉下去，杨小英等人连一声叫喊都没听到。那一把被她揪下的花草，也在须臾之间落地，零散地分布在赵宝琴身边。被紧急送往附近医院时，赵宝琴的包裹已经不见了，里面有她的身份证。
在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赵宝琴头部肿胀，比原来大出一圈，嘴角还在流血。广州的一些媒体，以及英国《卫报》，都第一时间关注了这个生死未卜的女工。两个海外的《卫报》读者，捐出善款，这也成为后来赵宝琴手术的主要经费；一个在广州做保安的甘肃甘谷县男子，热心地跑到病房，他说在报纸上看到赵宝琴有难，都是老乡，过来帮帮忙。
2月4日，妹妹和二弟赶到了医院，赵宝琴并未因此而醒来，依旧处于深度昏迷中。
诊断的结果，赵宝琴全身多处粉碎性骨折，医生完成了一侧的手术，然后停了下来——第一次的手术费61782.25元，赵宝琴家属虽得到资助，仍无力全额支付，欠下了28782.25元。医生提醒说，左髋部的手术必须尽快做，但目前欠款太多，他们爱莫能助。
妹妹记得，赵宝琴在村里的时候，缴过20元的农村合作医疗，若遇到特别重的病，好像报销的上限是1000元。但对于此刻的大窟窿，实在是杯水车薪。
二弟想不出办法，哀求院方说，我可以留下给你们打工，一分钱不要。院方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很显然，类似的想法他们经常遇到。
医院催促赶紧筹措手术费，接着，他们显出比较通情达理的一面：要是实在连第一次手术费都补不上，你们起码得赶紧出院。
赵宝琴继续昏迷，不知道春节一天天过去，也不知道家人身处困境。她大小便无意识，每天要用去二三十条尿布，这笔开销太过沉重，以至于赵宝琴弟弟妹妹每餐共同用一盒2.5元的白饭充饥。
弟弟妹妹从来没到过城市，去买尿布的时候，不敢过马路，得拉着魏二林的衣襟——瞎了一只眼的弟弟说，担心自己再出事儿。
魏二林显得见多识广一些，他帮着跑相关部门，又联系毛织厂，希望得到救济或补偿。
跑了一圈，魏二林带回一个难题：民政部门说，按规定，可以发放5000元的救济，但是要见到医院的发票；医院方面说，要开发票得把账先结清。赵宝琴的弟弟妹妹不晓得什么外国文学，但毫无疑问，他们遭遇了海勒描述的“第22条军规”。
昏迷10天以后，赵宝琴睁了一次眼睛，从此进入半苏醒状态。稍微清醒的时候，赵宝琴会因身体里的剧痛而呻吟，这时，妹妹把一支棒棒糖递过去，44岁的赵宝琴把大樱桃一般的红色糖球含在嘴里，不停地吮吸，世间之忧愁痛苦仿佛也在缓缓融化。
吮吸完毕，赵宝琴把左前臂举到嘴边，当作了电话话筒——一只缠着厚厚绷带的话筒——“女儿女儿”地喊，她含混地叮嘱：“女儿，你将来要做医生，要记得对病人好一点。”
一位面目清秀的男记者进来采访，赵宝琴将其当作女儿，拉住了他的手。
元宵节到了，赵宝琴病情渐渐稳定，只是家人无法筹措到更多的费用。“回家吧。”弟弟妹妹下了决心，虽然不知道回去以后，他们的姐姐有没有可能修复碎裂的左髋骨。
对于忙前忙后的老乡魏二林，赵宝琴的弟弟妹妹先是感激，接着是依赖，再后来，就暗自提防起来——一个所谓的老乡，又不认识，怎么会这么热心？直到被魏二林送进火车站，赵家人也没想明白，这个不相识的老乡有什么图谋。
回家的列车上，赵宝琴更清醒了一些。她发现自己什么都没了，只有那张火车票还在，它是赵宝琴无奈之下从“黄牛”手里买的，成交价410元，票面价格271元，那个“黄牛”她还认识。当初被广场广播劝返的那次，赵宝琴曾去退票，但没有成功，工作人员告诉她，那是一张假票。
灾难其实是一个链条，赵宝琴在广州遭遇的不幸，或许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很多地方都可以做出解释。如果要选一个很特别的城市，那就去京广线上的湖南郴州吧。
1月13日，细雨飘飞，是南方冬季偶有降临的冻雨。只一个晚上，郴州的屋顶、路面开始结冰——通常，只要次日太阳出来，薄冰自然消融。糟糕的是，第二天，雨没有停歇，太阳也没有出来。1月16日，郴电220千伏东朝线72号铁塔的观测数据显示，导线覆冰已达到10毫米，逐渐接近电网建设时的高压导线覆冰值标准——15毫米。
赴郴州调查的发改委专家组曾发现，一座原来只有六吨重的双回线铁塔，结冰后重达五十吨。那些被冰层包裹的铁塔和电杆，就像长坂坡上披着厚重铠甲的常山赵子龙。
72号塔的人工除冰1月24日早晨8点开始，19时结束，可还没等电业局松一口气，暴雪不期而至。仅仅两天之后，1月26日，观音阁观冰哨传来的信息是“覆冰再次超过40毫米”，“铁塔已经不行了”。
铁塔倒塌，京广线阻断。
冰灾罕见，许多倒塌、断裂都在可以理解和原谅的范畴。但也确实出现了不好解释的怪现象。比如在湖南的一条输电线路上，1971年架设的电力线路杆没折断，1996年修建的却率先断了，而且，脆弱得如同苏打饼干。在折断的水泥杆中，人们发现，所谓的钢筋只不过是筷子那么粗的铁丝。而在贵阳，一些倒掉的水泥杆里面则干脆连铁丝也省略了。一些倒塌的铁架子，居然会一下断成三截，而且齐刷刷地断在了焊接处，不像折断的，倒更像是用刀切开的。
100多天以后，在四川大地震的现场，类似的“豆腐渣”也绝不鲜见。
水泥电线杆倒了，铁塔也倒了，原本存在的电力紧张，此刻已升级为电力的灾难。而郴州则是电力设施损毁最严重的地级市，城乡居民开始了物质匮乏的漫漫长夜。
关于郴州农村的情况，记者韩咏红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家住荷叶坪村的杨姓老夫妇现在能娴熟地在黑暗中从农舍一个屋子摸到另一个屋子。在厨房里点蜡烛烧饭做菜，勉强看清锅子里的食物，碗中的饭菜，模糊分辨出猪肉、鱼肉。
“有电就好了。”杨老太太说。荷叶坪村虽然离市区仅20余公里，城乡差距泾渭分明。入夜，驱车经过山村，四周无声仿佛无人烟。晚上9点在一些村口鸣车笛兼大声叫唤，除了家犬吠声回敬，无人搭理。
此地的手机讯号上周刚恢复，村民总算有了和外面直接沟通的渠道。
少数熬不住“黑”的人家自己买了柴油发电机，但成本很高，一个800瓦功率的发电机每小时耗油本钱将近2元，何况电力不足时，电饭锅煮出来的米饭是夹生的。
在无电的农舍转两天，记者有一种要疯掉的感觉。黑夜降临时，身外两米处全看不清，背包放哪里去了？手中拿什么、用什么把握不住。电视和电一起歇业，村民晚间娱乐只剩下烤火聊天。但夜夜如此，也没有那么多好聊的，一小群人很快陷入寂静。
在城市里，对电的依赖尤其严重。这些钢筋水泥的庞然大物，脆弱的一面暴露无遗。
约65万人口的郴州市区，1月26日开始全面断电、断水。
对于这段晦暗日子，外贸商人肖峰说起来一肚子不快：“当时就很烦躁。冷，到哪里坐也坐不住，躲也躲不了。后来手机也打不出去，货不能进出，股票没法卖。找一个有电的饭馆吃饭，找遍整个郴州市。”
生产和正常生活一般瘫痪，人们用矿泉水煮饭，很多天不洗澡。有人住进有自备发电机的宾馆，宾馆有热水，但开不动空调。南方天气湿冷，白天室内比户外还冷，出了门又忍受风寒。很快的，物价开始失控，比手指略粗的一根蜡烛从两毛钱暴涨到两三元，一块蜂窝煤也从一个5毛钱爆涨到五六元，倒是年关偶有发生的盗抢行为，那一段很少听说。
郴州成为一个孤岛般的城市，时光也好像倒退到30年前，发电机等物质需要政府批条子才能购美。某种程度上，它甚至暂时告别了城市文明，由于机器无法运转，出现了用原始工具石头碾米的场景。
胎内的婴孩不会因为生活多艰，而推迟降临人世。在郴州，由于多数医院自主发电难以保证，产妇大多涌入人民医院，有49张床位的产科，最高峰时安置了149名产妇，他们还曾在凌晨3点紧急将23名加护婴儿从分院转移到中心医院。
大年初一，在市内两个尚未复电的地区，部分市民上街抗议，政府被迫封了两条路，并进行安抚。当晚，全城通电。
春节期间，外界报道郴州恢复供电，事实上，主要是65万市区居民的节日夜晚温暖和明亮起来，在部分县城及广大农村，灯火在春节后的一个多月里才次第亮起。
农历大年三十，唐山玉田县东八里铺村的13位农民包下一辆面包车，星夜赶往湖南郴州，他们要去帮助灾区抢修电力设施。义举的发起人是35岁的宋志永，他独自承担此行的全部费用。
由宋志永、魏二林等人开始，志愿者的光辉一再照临这个多灾多难的年份。
雪灾消退时，一些媒体替中国公众向大自然表达了一丝嗔怪之意：天公竟不作美，破坏了这个国家欢庆奥运的美好心绪。当时也出现一种中国式的自我安慰：这只是好事多磨。
人们并不知道，对于整个2008年，雪灾也仅仅是警钟的一声鸣响。它让外界有机会看到中国脆弱、艰难生存的一面，但很快就被忽略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