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唏嘘2008
2007年秋季，利用一次午间的便餐，我向我的上司、《体育画报》执行出版人程益中提出辞职，理由是自己准备集中精力，用两年时间完成一本书的采写，记录北京奥运年的历程。
“那你靠什么生活？”
“我掂量了自己的积蓄，两年不工作，应该还能活下去。”
从那一年的夏天开始，我就萌生了书写2008社会实录的念头。做了十几年的新闻人，追逐一个又一个新闻人物、新闻故事，虽然教科书上说，那都可能是“瞬间的历史”，但渐渐无法满足自己的野心。
自己在《南方周末》做过深入社会生活细节的特稿记者，在《体育画报》又有奥运报道的资源优势，仔细端详镜中的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形成了：你正是适合记录北京奥运的那个人。
“你没必要辞职。”程益中当即表明态度，“我觉得一份媒体有义务成就自己的记者。”
这位中国知名媒体人的开明和坚持，动摇了我原本抱定的辞职念头。我虽疯癫，却也明白有收入比坐吃山空好，而且我很清楚，真要成为所谓自由记者，在中国的环境下将寸步难行。于是我留下来，只是适度减少了工作量。
生于1970年代初期的我，自认为人格分裂，证据之一，就是血管里混杂着功利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血液。下决心记录北京奥运的动机里，本身就体现着这种“混血儿”的复杂欲望；而最终选择留在《体育画报》，同样呈现出“混血儿”的自我妥协。
原以为，奥运的主题已让2008年足够厚重了，没想到这会是如此跌宕的、无与伦比的年份。这一年，更像是一个过分迷信戏剧冲突的编剧的剧本，而不像一段真实的生活。人们为八卦疯狂，为灾难哀伤，为危机焦虑，为道德缺失恐慌，为奥运紧绷神经然后极度释放……其中的每一例，都达到了几十年里相关体验的极致。
在中国近当代史，1976年浓缩了太多的爱恨悲欣，而2008的戏剧性，丝毫不输给1976。
从一开始，我就给自己选择了一条最难的道路。我要完成的，应该是一部全景的社会实录，不是关注某一切面，也不局限于体育本身——虽然我很清楚，那样操作起来要轻松得多——是的，如果是悉尼或雅典那样的奥运会，不足以唤起我记录的冲动，那仅仅是“game”而已；在中国，奥运可以是一切。人们最熟悉的那首奥运歌曲写得很到位：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
北京奥运激荡了许多中国人不切实际的梦想，也让本书作者成为一个不知死活的家伙。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标准概念里的体育记者。通过体育来体察人性，通过体育来感知时代，是我的兴趣所在。本来挺轻松的东西，被无趣的我搞得沉重不堪。
但我还是坚持认为，某些时候，体育确实不止是体育。
“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是人们的美好愿望，但在现实层面，奥运会与政治无关只能是镜花水月。罗格说过，如果要找出北京奥运会最成功的地方，那就是“中国更了解世界，世界也更了解中国”。这评价超出了体育范畴，如果是奥林匹克的原教旨主义者，其结语应该是“在北京破了一箩筐的世界纪录”。
正如公共知识分子梁文道所言，正因为体育看似与政治无涉，才更容易为政治家所用，比如著名的“乒乓外交”。别忘了，中国还曾在1980年抵制（当时的官方说法叫“放弃”）过莫斯科奥运会。
体育确实可以超越它自身，对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施以更大影响，比如奥运会就是如此。北京奥运会更是雄壮得无以复加，如前所述，在中国它可以意味着一切。身为体育记者，很荣幸恭逢盛事，见证这样的历史时刻。
2007年8月，我写下一篇题为《北京奥运需要不支持者》的博客，引起较大反响，我也被网民贴上了标签：奥运反对者。我想他们搞错了至少两件事，其一，不支持未必就是反对，其二，我认为奥运该容忍不支持的人，并不意味着我就是其中一员。
当然，我其时的确对北京奥运忧虑多过憧憬。那篇博客的结尾，代表了我当时的立场：反对奥运的过度政治化；反对个人利益为奥运做出牺牲；反对锦标主义；反对对反对声音的限制。
那个阶段的我，觉得北京奥运只是形象工程而已，劳民伤财，弊大于利，我甚至担心奥林匹克精神在中国被严重误读。现在想来，那时的自己实在浅陋。
随着奥运从临近到完结，我对北京奥运会——这个星球上最盛大的party的态度，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渐渐地，我开始更乐观地看待奥运与中国的这次相遇——尽管我当初忧虑的情况并没有完全避免——这个自闭太久的国度必须迎着阵痛走向现代文明，我亦深信，国人对美好世界的本能追逐，也最终会演化为一种内生的力量。
北京获得奥运会承办权的同一年，中国加入WTO，它们都是中国回归世界的标志性事件。正如“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所言，在当代中国，“许多事情积重难返，仅仅凭自身的力量去解决往往不行。一个健康有效的外力，则可能推动我们完成那些想做却迟迟做不成的事。”
渐渐地，我也放弃了对奥运意义的过度阐释。现代奥运会本就没什么神圣的，它只不过是一个全球狂欢节，并在危机时代很好地实现了商业化、成功自救而已。生活经验告诉我，凡是被标榜为神圣的，都是可怀疑的。
我试图更平和地看待在奥运年发生过的一切。如果说还有什么阴影在我内心挥之不去，那就是依然激烈也依然容易被操控的民族主义情绪，我很想知道，一个社会假如到了万众一心的地步，下一步是不是就要同仇敌忾了？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力图以某一个时间切片来管窥更宏大的历史，这种审思角度给我颇多启发。不过，《万历十五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1587年的历史，这个平淡无奇的猪年只是表达作者大历史观的一个基点。
尽管2008年不知比1587年激越多少倍，但我还是相信，真实的历史隐藏于细节中，隐藏于具体的人的故事。所以，在我的写作中，更多出现的是一些看上去无关宏旨的小人物和小故事。他们是我的切片。
你会看到，人的活动贯穿整个叙述，而除此之外，我也写就了相当篇幅的人物列传，希望人们看到几个更完整的人的故事。这些人的工作、生活、命运乃至价值观，被北京奥运不同程度地改变，或轻缓，或剧烈，但无不耐人寻味。
这一年里，我曾前往旧金山的火炬传递现场，前往境内原定传递城市本溪（最终都因故与火炬缘悭一面）；我曾前往雪灾所累的广州，两次前往四川地震灾区；我曾前往刘翔备战的上海莘庄基地，前往唐山搜寻残奥运动员的故事；更多的时候，我忙碌于奥运主办城市北京，它包容的奥运元素纷杂、丰富、奇妙得令人激动，也令人茫然。
难度最大的反倒是北京的采访，头绪庞杂是一个问题，无处不在的防火墙是更大的问题。这就需要付出巨大的沟通成本，即使去观摩一次首都职工文明拉拉队的排练，也要设计一个复杂的破解路径。而对于更多难以接近的隐秘世界，我只能求助于当事人的描述。
我很欣赏长平MSN签名上的那句“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所以，呈现在这本书里忧思或许要多过称颂。
我并不承诺自己的客观公正。确立采访方向的过程，甄选写作素材的过程，都要依靠主观的价值判断。我只是时常提醒自己，不要说假话，并避免那种“选择性失明”。
“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这是法国哲学家狄德罗的名言。在这本书中，你看到的同样是这样一些“人”。我们的国家，我们身处的时代，我们面对的世界，也适合这样下定义。
你经历了2008年，以为一切都已经刻骨铭心了，但是重新捡拾记忆的时候，发现自己对许多事情仍不甚了了。至少对我而言，几个月的查阅、整理、补充采访和思考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接近复杂事物真相与本质的过程。
奥运会开幕前夕，一些朋友在MSN上问我：听说你要写一本奥运的书，怎么还没印出来啊？他们替我着急：奥运一结束，事过境迁，书可就不好卖了。那时候，我的书何止是没印出来，采访计划还未完成一半呢。
我秉持的是另一种功利心：既然搞，就要搞出够分量的东西。而且我觉得，把一段岁月看得更真切需要足够的距离感。
2008年倏忽而去，我开始投入写作当中。其实，距离还远远不够呢，我知道自己下笔的匆忙和草率，这是功利心在作祟，可是又难以摆脱。还有一个遗憾，就是许多话未能以方便读者阅读的方式直白说出。只好再许一个宏愿：在完成本书以后，我要继续关于2008的挖掘、沉淀与追问，在若干年后重新记录这个复杂的年份。我甚至想对着树洞故作豪迈状地高喊：把2008交给我吧！
很欣赏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的忠告：中国使一切变得模糊不清，但依然有光明可寻，去寻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