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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是伟大的俄国诗人。他创作的主要时期是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他的创作倾向是和当时俄国的社会状况及社会进步思潮分不开的。正是当时俄国风起云涌的解放运动造就了这样一位不朽的诗人。
19世纪初期的俄国仍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国家，然而18世纪末欧洲已掀起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开始在西欧蓬勃发展。1812年6月，拿破仑大举入侵俄国，使俄国从睡梦中惊醒。俄国军民奋起抵抗拿破仑的侵略，并在半年时间内把拿破仑赶出了俄国。西欧革命运动和1812年反侵略战争的胜利震撼了俄国这个封建农奴制国家，使这个国家的贵族阶级发生了分化。许多贵族在拿破仑入侵时破产，战争结束后，这些破产贵族一部分加入官僚阶级的队伍，一部分构成沙皇的反对派。此外，一些青年军官远征巴黎，亲身感受到了法国革命的影响；回国后，他们看到国内沙皇的黑暗统治、官吏的横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宠臣阿拉克切耶夫的专横暴虐和对进步知识分子的镇压、地主对农奴的残酷压迫，于是对沙皇的统治产生不满。这些贵族知识分子展开秘密活动，其结果是1825年12月14日彼得堡枢密院广场爆发了革命行动，即为十二月党人起义。起义被沙皇残酷镇压，五个十二月党人领袖被处以绞刑，大批十二月党人被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沙皇的统治更加黑暗，但俄国社会并没有停止前进，人民不断觉醒。这就是19世纪初期俄国社会的基本轮廓。列宁称这个时期为俄国解放运动的第一阶段，即贵族革命阶段。
普希金就是生活在这个时期。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生于1799年6月6日。双亲是赋闲的莫斯科贵族。伯父瓦西里·普希金在当时是一位著名的诗人。普希金从小就接触到拉伯雷、高乃依、拉辛、莫里哀、布瓦洛、伏尔泰、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他也熟读俄国的罗蒙诺索夫、杰尔查文、卡拉姆辛、德米特里耶夫等人的著作。父亲和伯父的藏书室是这位未来俄罗斯诗歌太阳的启蒙课堂，对于普希金的语言和文学修养无疑起了极大的作用。
1811年，12岁的普希金由伯父瓦西里带到彼得堡皇村学校读书。这是一所为贵族子弟开办的高级法政学校，目的在于培养国家高级文官。在皇村学校，普希金和同学中的普欣、杰尔维格、丘赫尔别凯等人结成莫逆之交。这些人都是未来的进步贵族知识分子，有的是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同时他还结识了一些进步军官，从而了解到许多政治新闻，读了许多查禁的文学作品。普希金接触了俄国启蒙思想家、作家拉吉舍夫和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尤其是和骠骑兵军官恰达耶夫的接近，大大开拓了他的政治视野。1816年俄国开始出现秘密政治团体，目的在于反对亚历山大一世的反动统治。普希金的密友普欣参加了秘密团体，普希金也在十二月党人的秘密组织“幸福同盟”的聚会上朗诵自己创作的自由诗歌。1817年，普希金从皇村学校毕业，以十等文官衔在外交部任职。他积极参加文学与社交活动。在拉吉舍夫民主思想影响下创作了著名的《自由颂》，高唱“我要为世人歌唱自由，我要惩罚皇位上的恶行”。这首诗在俄国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落入沙皇手中，成了两年后判处他流放的主要罪名之一。
1818年，普希金的另一首名诗《致恰达耶夫》进一步表达了他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思想，诗中表现了诗人对自由幸福的未来的向和这些诗歌同时流传的还有一些讽刺诗，普希金用这些诗歌无情地鞭挞“游荡的暴君”、“全俄国的压迫者”以及沙皇的陆军大臣阿拉克切耶夫、宗教事务部兼国民教育部大臣戈利岑等沙皇“戴勋章的奴才”。他的“自由诗歌”的影响与日俱增，到处唤醒反抗的思想和公民的爱国热情。
普希金的“自由诗歌”与讽刺诗流传日广，到处人手一份，沙皇当局对此十分恐慌。彼得堡总督米洛拉多维奇奉命搜查《自由颂》的抄本。1820年春，沙皇决定判处普希金流放西伯利亚，只是由于卡拉姆辛、茹科夫斯基等著名诗人的奔走，才以调任的名义改为流放南方。
1820年5月，普希金离开彼得堡到叶卡捷琳斯拉夫去，途中患病，同1812年卫国战争英雄拉耶夫斯基将军一家到高加索温泉休养。在南方，普希金领略了绮丽的克里米亚风光、雄伟的高加索群山、浩瀚的海洋。峻峭的克里米亚海岸、驰骋着切尔克斯人的广阔草原给了他新的灵感，他被逐的压抑感更加强烈。在这种情况下，他写出了著名的叙事诗《高加索俘虏》，这首叙事诗和他此后在南方陆续写成的《强盗兄弟》、《巴赫奇萨拉伊泪泉》、《茨冈人》等诗作都带有积极的叛逆的浪漫主义色彩。这种浪漫主义是与当时俄国社会反对专制制度、渴望自由的思想情绪一致的。在普希金看来，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牢狱，人民就是囚徒。因此他把自己的主人公描写成俘虏、罪犯以及被国家政权迫害的青年，他们的思想行为是宗教、法律、道德等社会规范所不允许的，因而他们的斗争矛头也是指向这些规范的。这些叙事诗充满了对自由的热烈追求。高加索的俘虏终于在切尔克斯少女的帮助下挣脱镣铐，逃离了囚禁他的旷野；两个当强盗的兄弟终于摆脱了追兵，虽然付出沉重的代价，毕竟换来了自由；亚历克企图摆脱上流社会加给他的人身和道德上的压制，逃到草原上去做一个自由的茨冈人。这些浪漫主义叙事诗在俄国文学史上完全是一种崭新的创造，它自由奔放，充满了新的思想。
流放南方的四年是普希金的创作成熟和获得巨大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段岁月里，他顽强地思索着当时社会的种种重大问题。从高加索回到任所基什尼奥夫以后，他接近过“第一个十二月党人”诗人弗·拉耶夫斯基，会晤过十二月党人领袖彼斯捷尔。他的诗歌充满革命激情，在十二月党人中广为流传，成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号角。他在1821年写的《短剑》里号召杀死暴君。
1823年7月普希金被调到敖德萨，由于和当地长官沃隆佐夫不和，1824年7月又被流放到北方普斯科夫省他父亲的领地米海洛夫村，在那里过着更加严酷的幽禁生活。但正是在米海洛夫村的两年幽禁生活里普希金的创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在这里继续写作在基什尼奥夫开始创作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写作他最富有民主性的历史悲剧《鲍里斯·戈杜诺夫》及其他诗歌。在《鲍里斯·戈杜诺夫》这一历史悲剧中，普希金提出了沙皇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人民的历史命运等问题。显然，普希金对人民在历史上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给予充分肯定的。
1826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不久，新沙皇尼古拉一世为了诱使普希金为宫廷唱颂歌，采取两面手法把普希金调回莫斯科。尼古拉一世装出一副“仁慈”的面孔，向诗人保证，他将自上而下实行十二月党人提出的一系列改革，而实际上，尼古拉一世的统治却比亚历山大一世更黑暗和残暴。尼古拉一世的阴谋没有得逞。普希金没有被收买，相反，他在严峻考验下磨炼得更加坚强。他在1827年所写的著名的《在西伯利亚矿山的深处》一诗中，表达了他对十二月党人的深切同情和支持及对十二月党人革命理想的坚强信念：
沉重的枷锁将会打碎，
牢狱将变成废墟一片，
自由将热烈迎接你们，
弟兄们会给你们送上利剑。
20年代的后五年，普希金写成了叙事诗《波尔塔瓦》和《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七章等作品，1830年秋，普希金为了办理田产过户手续来到父亲的领地波尔金诺。这时普希金已有了一系列成熟的巨大构思。他在那里写完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后几章，完成了他创作中向现实主义的转变；同时还写出了《别尔金小说集》、《石像客人》等许多作品。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最重要的作品，它展示了俄国19世纪头三十年的社会生活，塑造了当代“19世纪青年”的典型形象。在奥涅金身上集合着“19世纪青年”的一切优缺点。奥涅金是时代的产物。1812年战争的胜利使得先进的俄国人意识到自己国家的存在和伟大，但是俄国人也看到了欧洲式的道路，他们想走欧洲人的道路，接受欧洲的文明，发展资本主义，打碎封建农奴制的桎梏，却又割不断与旧式宗法制、农奴制俄国的联系。时代处在十字路口，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感到无所适从，不知怎么好。奥涅金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后来被称为“多余人”的典型。普希金第一个发现这种典型，第一个提出了“多余人”的主题。这个主题后来为莱蒙托夫、冈察洛夫、屠格涅夫等作家所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俄国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大特色。
1830年秋天被称为“波尔金诺之秋”，普希金在这一季节里获得了创作的大丰收。除了完成《叶甫盖尼·奥涅金》之外，还创作了包括《驿站长》在内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吝啬的骑士》等四篇小悲剧及童话故事《神父和长工巴尔达的故事》等许多作品。
普希金从波尔金诺回到莫斯科不久，便于1831年初和“莫斯科第一美人”娜塔丽亚·冈察洛娃结婚。娜塔丽亚常出席宫廷的舞会，沙皇尼古拉一世早已垂涎于她。为了经常看到娜塔丽亚，尼古拉一世“赐给”普希金一个通常授予贵族少年的近侍头衔，普希金感到莫大屈辱，极为愤怒，但他无法抗拒沙皇的“恩典”，只能痛苦地接受。
1832年和1833年之间，普希金创作了以破落贵族带领农民暴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杜勃罗夫斯基》。1833年，普希金为了创作一部反映普加乔夫暴动的小说，亲自到下诺夫哥罗德、喀山、别尔达、奥伦堡等普加乔夫起义经过的地方采访，记录有关普加乔夫起义的歌谣和传说，观察各地旧战场，后来在1836年完成了反映俄国历史上最大规模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
1833年9月，普希金从奥伦堡等地来到波尔金诺，又在那里完成了最后一部重要著作叙事诗《铜骑士》和小说《黑桃皇后》、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死公主和七勇士的故事》等重要作品。
由于普希金的进步思想和创作威胁着沙皇的专制制度，他在思想上和社交活动中又和当时的权贵格格不入，他便成了彼得堡统治集团的眼中钉。他们终于挑起普希金同法国流亡分子丹特士的决斗。普希金在决斗中负了重伤，于1837年2月10日在彼得堡逝世。
普希金死了，但他作为一个伟大诗人是不朽的。在1836年，他写了《纪念碑》一诗：
我为自己竖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在人民走向那里的小径上青草不会生长，
他昂起那颗不屈服的头颅，
高过亚历山大石柱之上。
不，我不会完全灭亡——我的心灵在珍爱的诗琴中
比骸骨存在得更长久，它决不会腐朽——
只要月光下的世界上还有一个诗人，
我的声名将永垂千秋。
这是普希金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在诗中，他表达了自己和沙皇制度势不两立的决心，正因为如此，才赢得了俄罗斯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爱戴。他作为民族诗人的声誉，已传遍整个世界。
普希金不仅是一位站在时代前列的诗人，而且还以他的创作开辟了俄国文学的新纪元，成为成熟的、足以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崇高地位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俄国伟大的批评家别林斯基写过一组关于普希金创作的评论，全面评价了普希金的创作，阐明了普希金在俄国文学中的作用和地位。别林斯基对 普希金的评价完全为两个世纪以来的俄罗斯文学界所承认，成了俄国文学史对普希金的盖棺之论。别林斯基在评论普希金的创作时说：“你在诵读普希金的带有先前学派影响的那些诗的时候，你会看到和感觉到，在普希金以前，俄罗斯曾经有过诗歌；可是，当你仅仅挑选他的一些独创的诗来读的时候，你就会不相信，并且完全不能设想，在普希金以前，俄罗斯曾经有过诗歌……”
除了民间口头文学，文学作品在俄国的出现是比较晚的。人们一般把罗蒙诺索夫的第一首颂诗视为俄国文学的开端。在普希金以前，俄国确也出现过一些诗人。俄国的第一个诗人罗蒙诺索夫只把诗歌理解为对隆重场合的“歌颂”。他在1739年所写的第一首诗就是赞颂俄国军队占领霍京的颂诗。别林斯基认为罗蒙诺索夫的颂诗“对我们是不可理解的，它不能使我们的想象活跃，不能震撼心灵，却只能引起我们的沉闷和打哈欠”。他“与其说是一个诗人，毋宁说是一个演说家，并且艺术的因素在他的任何一首诗里是绝对看不到的”。罗蒙诺索夫之后还出现过许多俄国诗人，其中主要有杰尔查文、康捷米尔、冯维辛、德米特里耶夫、卡拉姆辛和茹科夫斯基等。杰尔查文的诗歌比起罗蒙诺索夫来已向前进了一大步，但他的诗歌的主要性质是“修辞学”的，只是从讲究修辞向接近生活的第一步。康捷米尔主要是一位讽刺诗人，写过一些讽刺诗。冯维辛的主要作品是两个喜剧——《纨绔少年》和《旅长》，作品开始接触生活，表现现实，作为一种社会舆论是可贵的，但它“无非是讽刺文强要冒充为喜剧这种勉强努力的结果”。德米特里耶夫的寓言和童话在当时是卓越的，富有深情，它向生活和现实又迈进了一大步，但他还不是抒情诗人意味上的一个诗人，他的诗歌中“还没有诗歌这东西，但已经有了对诗歌的追求，可以看到为诗歌开辟新道路的愿望”。卡拉姆辛的一个重要功绩是改革语文，用活生生的语言代替僵死的文字，使文学作品口语化，使俄国产生了书刊读者，因为在他之前，俄国没有俄文书可读，俄国出现的少量的书只是供学者使用的。他的主要作品是一部《俄罗斯国家史》，但是别林斯基认为，“卡拉姆辛的作品今天只能是俄国语文史、俄国文学史、俄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多多少少很有意义的对象……在卡拉姆辛的作品中，一切都是和我们时代背道而驰的——无论是感情、思想、文体，抑或语言本身。在这一切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的，这一切对于我们，永远是死去了”。茹科夫斯基可说是卡拉姆辛的学生，他的诗歌理想和卡拉姆辛非常接近。他有许多翻译和外国作品（主要是德国和英国的）的改作，他的创作主要有长诗《柳德米拉》、《斯维特兰娜》和《十二个睡美人》。他把浪漫主义带到俄国来，然而他的浪漫主义是消极的。柳德米拉抱怨自己的命运，因而遭到了可怕的惩罚，最终被她在前线阵亡的爱人的鬼魂带进了坟墓。斯维特兰娜得到的是梦幻中的幸福，《十二个睡美人》则是一篇劝人皈依上帝的故事。所有这些诗人的作品都还不成熟，它们只是俄国文学酝酿阶段的一些试作，更由于它们各自的缺点而不足以成为真正的俄国文学的基石。它们只是一些细流，而不是大川，更不是大海，只有到了普希金，才以他深刻而全面、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备的文学作品开拓了俄国文学的新纪元。从普希金开始才有了真正的俄国文学，有了足以和西欧文学媲美，甚至内涵更为深刻的现实主义文学。所以别林斯基断言：“只有从普希金的时代起，俄国文学才开始产生了。”
普希金是集大成者。他熟知古希腊罗马文学、莎士比亚，一直到法国的伏尔泰；他对俄国从罗蒙诺索夫以来的文学更是博览贯通。他把外国和先人的成果尽行汲取，并且加以消化发展，因此他的才华不是凭空产生的。有了这样坚实的基础，再加上西欧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卫国战争的胜利，他的才华便得以充分施展，终于推陈出新，成就了前无古人的业绩。
普希金一生写了八百余首抒情诗、十四首叙事诗（包括未完成作品）、代表作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和以《黑桃皇后》和《上尉的女儿》为代表的许多中短篇小说，以《鲍里斯·戈杜诺夫》为代表的戏剧作品和一百多篇文学评论和杂文。作品的体裁遍及抒情诗、长诗、小说、戏剧和评论，几乎涉及所有的文学样式并取得卓越的成就。
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普希金的代表作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作品是足以使普希金成为俄国文学奠基人的一部巨著。它表现的是俄国19世纪20年代的社会。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贵族青年叶甫盖尼·奥涅金在彼得堡过厌了上流社会花天酒地的生活，恰好住在乡下的伯父病危，要他去继承遗产。他来到伯父的村子，虽然乡下的田园风光使他感到新鲜，但不久后他也厌倦了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这时他认识了当地的另一个贵族青年连斯基，由于和连斯基的结识，又认识了连斯基的未婚妻奥丽加的姐姐达吉雅娜。达吉雅娜从小在乡村中生活，听着奶妈的民间故事长大，生性纯朴文静，不喜欢农村地主中那种庸俗的生活，当她看到从彼得堡来的奥涅金的不同凡俗，便主动写信向他表白爱情。奥涅金是个患上“时代忧郁症”的青年，对一切都不感兴趣，冷酷地拒绝了达吉雅娜的爱情。接着奥涅金又为了一点小事，屈从于贵族社会中的陋习，在决斗中打死了连斯基。拒绝达吉雅娜的爱情和打死连斯基使奥涅金无法在当地生活下去，于是他离开了这个乡村到外地去旅行。而达吉雅娜也经不起母亲的哀求，被带到莫斯科嫁给一个上了年纪的将军。几年后，奥涅金在莫斯科又遇见了达吉雅娜，他心中燃起了对达吉雅娜的爱情，可是达吉雅娜已经是一个有夫之妇，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奥涅金的爱情。奥涅金的全部经历都源自他的“时代忧郁症”。这种忧郁症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当时贵族青年在时代十字路口所表现出来的彷徨。奥涅金是个受到西欧启蒙思想影响的贵族青年，但是和他一样代表社会觉醒的十二月党人的失败给俄国蒙上了一层阴影，使人们看不到前途，不知道何去何从，因而感到苦闷。奥涅金患上了这种“时代忧郁症”，他是一个对·贵族社会不满又深受本阶级影响而不能积极行动起来反对这个社会的人物，因此他只能表现为玩世不恭而无所作为。这种人在19世纪20年代到处都可以找到。普希金首先发现了这种社会现象，通过奥涅金的形象加以概括，因此他的笔下所表现的就是这么一个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出现的一个典型人物，并通过这个典型人物揭示俄国封建农奴制时代的危机和人的觉醒。别林斯基总结说：“我们在《奥涅金》里看到的是俄国社会在其发展中最富有兴味的一段时间的诗情再现的一幅图画。从这个观点上看来，《叶甫盖尼·奥涅金》是历史长诗，虽然在它的主人公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历史人物。这部长诗的历史价值尤其重大，因为它在俄罗斯是这种题材方面的最初的，辉煌的尝试。”
普希金在戏剧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虽然他的戏剧作品不是很多，大型的历史悲剧只有一个《鲍里斯·戈杜诺夫》，但是就《鲍里斯·戈杜诺夫》思想内容的深刻性、戏剧规模的恢弘和他对戏剧艺术改革的成果而言，这部历史悲剧无疑是俄国戏剧史上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即使在今天，它仍不失为一部完整、成熟而辉煌的戏剧作品。
普希金在《鲍里斯·戈杜诺夫》的创作中对戏剧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当时俄国剧坛还信奉古典主义戏剧的三一律，即时间的一致（全部故事发生和结束在24小时内）、地点的一致（故事发生的地点始终不变）和情节的一致，同时整出戏必须分为五幕。显然，恪守这种清规戒律是不可能反映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的。普希金摒弃了这一陈腐形式，借鉴了莎士比亚的戏剧艺术。他写了二十三场戏，故事分别发生在十九个地方，时间跨度达十年之久。戏剧创作中这种大胆的改革在俄国是破天荒的，它给俄国戏剧带来了无限生机，使俄国戏剧循着普希金的戏剧道路向前发展，从此再也没有古典主义三一律的容身之地了。
普希金在总体上说是一位诗人，但是他在散文体小说方面也有杰出的成就。1831年他写成了《别尔金小说集》，1833年发表中篇小说《杜勃罗夫斯基》，1833年至1836年他更创作了散文体小说方面的代表作《上尉的女儿》。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小说的篇幅似乎不是十分宏大，但是它们的容量很大，而且是俄国文学的开端，在整个世界文学中，它们和西欧近代文学的发展也是同步的。近代世界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大致是在19世纪30年代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在最早的成熟作品中，法国作家巴尔扎克《人间戏剧》中的第一部小说《最后一个舒昂党人》发表于1829年，而《高老头》直到1835年才问世，司汤达的《红与黑》写于1830年，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于1831年发表，而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直到1836年才开始在报刊上连载。从这个时间表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普希金散文体小说的宝贵了。
现在我们着重来评介一下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小说从表面上看是写近卫军中士格里尼奥夫和白山要塞司令米罗诺夫的女儿玛丽亚的爱情故事，但小说的中心人物却是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
格里尼奥夫在赴奥伦堡服役途中因遇暴风雪迷路，恰遇被沙皇官兵追捕的普加乔夫。普加乔夫为格里尼奥夫当向导，帮助格里尼奥夫脱险，格里尼奥夫赠与羊皮袄以表示谢意。后普加乔夫起兵，攻占了白山要塞，他认出在那里服役的格里尼奥夫，将他释放，以报赠与羊皮袄之恩。格里尼奥夫离开白山要塞，前往奥伦堡寻找部队。他的同事，为个人私利投降了普加乔夫的沙皇军官施瓦勃林被留在白山要塞镇守，欲趁机强娶与格里尼奥夫有了爱情的玛丽亚为妻。格里尼奥夫获悉玛丽亚的险情后第三次求助于普加乔夫。普加乔夫亲自护送格里尼奥夫到白山要塞，怒斥施瓦勃林，救出玛丽亚，成全了格里尼奥夫的爱情。通过这些交往，格里尼奥夫和普加乔夫建立了深厚的私人交情。在普希金笔下，普加乔夫是一个慷慨豪放、恩怨分明、疾恶如仇、富有人情味并具有非凡军事才能的庄稼汉，在他身上反映着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某些特征。他的形象和民间传说中的这位农民起义领袖比较一致。而不是像某些御用文人笔下所形容的那样，是个“贪利的强盗，凶残的虎狼，杀人作恶，嗜血成性”。从普希金同类题材的《戈留欣诺村的历史》和《杜勃罗夫斯基》来看，普希金对农民的困苦生活常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对于农民的造反持着“官逼民反”的态度，这是他的作品可贵的民主性之处，在当时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从1819年的《乡村》到1836年的《上尉的女儿》，我们看到普希金反农奴制的思想是一贯的，这和十二月党人的思想是一致的。
我们从上述三部不同样式的代表作中已经可以看到普希金在俄国文学中所作出的非凡的贡献；正是他一生的创作奠定了俄国文学的坚实基础，因而可以说普希金是俄国文学之父，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
除了别林斯基对普希金作出全面的评价外，几乎所有19世纪的俄国大作家都对普希金作出同样崇高的评价，他们的观点和别林斯基的完全一致。最早对普希金作出权威性评价的要算果戈理，他在别林斯基对普希金作品进行全面考察之前，就在1834年发表了《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果戈理一开始就说：“一提起普希金，立刻就使人想到他是一位俄罗斯民族诗人。事实上，我们的诗人中没有人比他高，也不可能比他更有资格被称为民族诗人。这个权利无论如何是属于他的。在他身上，就像在一部辞典里一样，包含着我国语言的一切财富、力量和灵活性……在他身上，俄国大自然、俄国灵魂、俄国语言、俄国性格反映得如此明晰，如此纯美，就像景物反映在凸镜的镜面上一样。”俄国伟大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写过多篇评论普希金的文章，在1855年发表的《普希金文集》中也指出：普希金“在我国第一个使文学提高了为民族事业服务的价值，而在以前……文学只是‘消磨时间的良师益友’。他是在俄罗斯所有公众的心目中占有一个伟大作家在他本国所应该占的崇高位置的第一个诗人。俄国文学继续发展的一切条件已经准备好了，其中的一部分还是普希金所准备的”。伟大作家屠格涅夫在1880年莫斯科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上发表的讲话中概括地谈到普希金对俄国社会的重大贡献，他说：“普希金对我国的贡献是伟大的，应该得到人民的感谢。他对我国的语言进行了最后的加工整理，现在就连外国语文学家都承认这种语言在其丰富、力量、逻辑和形式的美等方面几乎仅次于古希腊语；它那典型的形象、不朽的音响在影响着整个俄国生活的潮流。最后，他以他那有力的巨手在俄罗斯大地的深处升起诗歌的旗帜。”他所升起的胜利旗帜已经在高高的天空中放射出光芒！高尔基在他的《俄国文学史》中专章讨论了普希金的创作。他指出，普希金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和宫廷贵族诗人截然不同，那些宫廷贵族诗人“完全不了解人民，对人民的命运不感兴趣，而绝少写及人民”，而普希金是“第一个注意到民间创作并且把它介绍到文学里来的俄国作家”，普希金直接与人民接触，访问农民，了解他们的生活，在他的作品中深刻地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生活。高尔基指出，“普希金最先感觉到文学是头等重要的民族事业”，“在他看来，诗人乃是人民的一切感情和理智的表达者，诗人的天职在于了解并且描写出生活的一切现象”。这就是说，普希金是第一个把文学同人民生活联系在一起，用文学反映人民生活的诗人、作家。此外高尔基还指出，普希金虽然是个贵族作家，但他的创作突破了贵族狭隘的框框，在艺术概括上走出了阶级心理的局限，因此他的作品具有惊人的真实性和民族性。
以上我们简要地介绍了几位大作家对普希金的评论，其实这只是众多评论中的沧海一粟，对普希金的评论真可以说可以车载斗量，而这只是其中的片言只字。但仅仅是这些片言只字，我们已经可以从中看见普希金对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贡献。正是由于这些伟大的贡献，普希金赢得了全俄国以至全世界人民的热爱。他在1836年《纪念碑》一诗中的预言实现了——“我将蜚声整个伟大的俄罗斯土地，它现存的一切民族都将传颂我这个诗魂”。1999年，诗人诞辰二百周年，全俄罗斯都隆重地纪念，诗人的诞辰成了所有俄罗斯人民的盛大节日。
作为一个诗人，抒情诗是普希金文学创作的一个极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抒情诗和诗人的生活、经历以及政治思想密不可分，它最能反映诗人的思想感情，诗人通过它直接抒发自己对周围事物的感受，因而抒情诗便是诗人一生活动的真实记录。
我们在本文第一节中介绍了普希金的生平。由于他的经历和自己的政治观点有着密切联系，所以在这一节中也就提到了许多反映他的政治观点的诗篇。而这一类诗篇在普希金的抒情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不得不在这里稍加重复，较具体地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诗作。
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了普希金政治思想的形成。在当时的形势下，普希金的政治热情处于非常高涨的状态。1817年，他在启蒙思想家拉吉舍夫和十二月党人朋友的影响下写了《自由颂》。诗中大胆地揭示了俄国在封建农奴制桎梏下的严酷现实：“我举目四望，只看见到处是皮鞭，到处是镣铐，无法无天，嚣张至极，对奴役的无可奈何的号啕”。他公然挑战专制制度统治者的权力，向他们宣布：“给你们冠冕和皇位的是法度，而不是什么天神，你们高踞于人民之上，但法度却永远高于你们。”在这首诗中，普希金强调，国家应该立法，用法律来管理国家，就是帝王，也要服从法律的管束，而不能为所欲为。虽然普希金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君主立宪制的政治理想，但比起封建帝王专制制度来，已是大大前进了一步。这种思想极其富有鼓动性，对于沙皇专制制度不啻是一种莫大的威胁。接着，在1818年，普希金写了著名的《致恰达耶夫》，在诗中他把“翘望”“神圣的自由的时代”的焦急心情比喻为一个等待约会的情人，巴望着亲自去摧毁专制制度，表现出他追求自由的热切心情。1819年夏天，普希金重新来到他父亲的领地米海洛夫村，直接接触到实行农奴制的农村，那里还流传着许多地主欺压农民的传说，所有这一切都为诗人提供了揭露农奴制罪恶的真实素材，于是普希金写出了《乡村》一诗，愤怒声讨地主的罪行：
这里野蛮的地主，无法无天，冷酷无情，
生来就是为了残害人民，
只顾用强制的皮鞭肆无忌惮，
掠夺农民的财富、时间和劳动。
这里骨瘦如柴的奴隶
匍匐在别人的犁耙上，忍受着皮鞭的抽打，
在冷酷的地主的田地里牛马般服役。
这里，所有的人都负着重轭，永无出头之日……
普希金的诗具有一种演说的力量，爆发出强烈的愤怒和抗议，表现出“年轻的俄国”准备同压迫者进行决战的人道主义思想，成了十二月党人思想的第一份宣言，并由于它的广泛传播，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影响。
普希金的“自由诗歌”使他遭到了流放南方的惩罚。1824年，普希金遭到进一步的迫害，离开南方流放地敖德萨，被削职押往北方他父亲的领地幽禁。这时他怀着郁悒的心情和大海告别，写出了著名的《致大海》一诗，他喜欢大海的性格，因为大海可以自由地奔腾，可以尽情发泄它的愤怒，在它愤怒的时候可以掀起汹涌的波涛，可以卷起排山倒海的狂澜，摧毁拦在它面前的一切障碍。但是这时普希金将被迫离开大海，他再也不能和这象征着自由的大自然相依为伴，不免感到万分凄楚。而这时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正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在距他不远的希腊，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斗争正开展得如火如荼，他奉为“精神上的主宰”的英国诗人拜伦正在那里浴血战斗，他是多么想离开这令人压抑的俄罗斯土地，远走高飞，去寻求自由啊！然而他却要被转移到更为荒僻的农村去，他心中只留下对大海的两个回忆：被埋葬于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普希金曾为法国革命欢呼；死于希腊战争的拜伦。这是又一次告别自由的出自肺腑的抒发，是一首浪漫主义理想破灭的哀歌。它体现的仍然是诗人对自由的执着追求。
有关“诗人”的主题在普希金的抒情诗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这类诗歌的数量不是很多。我们可以举出诸如《致娜·雅·普留斯科娃》、《书商和诗人的谈话》、《先知》、《诗人》、《诗人和群俗》、《致诗人》、《纪念碑》这样一些作品。普希金在这些诗篇中阐明了诗人的天职、诗人的崇高品格和诗人应有的主观条件等问题，同时也反映了诗人刚直不阿、坚持自己政治信念的可贵品格。
普希金在《纪念碑》一诗中指出，他之所以能世世代代为人民所喜爱，是因为他曾用诗琴（即诗歌）唤醒人们善良的心，“在我这严酷的时代，我讴歌过自由，为那些罹难的人祈求过同情”。这就指出了诗人的创作并不是脱离人民而去吟风弄月，去抒发个人的欢乐或悲愁，甚至无病呻吟。作为一个诗人，应该用他的诗去和社会罪恶作斗争，去启迪、激发人们美好的感情，同时用他的诗去讴歌世界上的美好事物，净化人们的灵魂。这样的艺术观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正由于具有这种正确的艺术观，才使普希金成为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诗人，他的诗才能突破俄罗斯诗歌古典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的羁绊，成了鼓舞人们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武器。关于诗歌的社会职能问题，在《先知》一诗中也有明确的表现。普希金把诗人的地位提高到先知的高度，要求诗人“走遍天涯海角，用话语去把人们的心点燃”。
列宁说过：“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同样，在沙皇黑暗统治下的19世纪俄国，也是没有创作自由的。一个诗人要么为钱袋写诗，或者做一个御用文人，为统治阶级唱颂歌，写些无聊作品迎合贵族老爷们的口味，要么独立不羁，投身到解放运动中去，用自己的诗去鼓舞人们的斗志，向人民揭示获得自由的真理，这样，他就得准备被流放、坐牢，甚至上绞架。普希金正是选择了后一条道路。普希金是一位正直的诗人，他高傲地宣布：
我不想用谦和而高贵的诗琴
去颂扬那些人间的神明，
我以自由为骄傲，对权贵们
决不巴结讨好、阿谀奉承。
我只学习将自由讴歌，
我的诗篇只为它奉献，
我生来不是为愉悦帝王，
我的缪斯一向羞于颂赞。
……
我那不可收买的声音
是俄罗斯人民忠实的回声。
《致娜·雅·普留斯科娃》
在小叙事诗《英明的奥列格之歌》中，普希金也借星相家之口表明了他的创作态度。星相家毫不含糊地表明：“星相家何惧有权有势的王公，他们也不要大公赏赐的厚礼；他们善知未来的舌头自由而公正，它唯有一心听从上天的旨意。”星相家的这段独白和上述《致娜·雅·普留斯科娃》一诗的意思是一样的。普希金认为，要做一个正直的诗人，这诗人的声音是不可收买的，诗人在任何压力下都不低头，他只服从真理，他是人民的代言人。普希金在许多诗歌中都表明诗人应“走自己的路”，“不必看重他人的爱戴”，也不必理会“愚人的评判，群俗的冷笑”。普希金并不是蔑视群众，他蔑视的是那些御用文人和权贵。他很高傲，但这高傲是对着统治阶级的，“他昂起那颗永不屈服的头颅，高过亚历山大石柱之上”，因此他的高傲才显得越发可敬。普希金对统治阶级的蔑视以及对待诗歌创作的严肃态度使他成为一个千古流芳的诗人。
爱情诗在普希金的诗歌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一生写下二百余首爱情诗，占了他的抒情诗四分之一还多。普希金的爱情诗都是有感而发，而不是凭空吟诵风花雪月，因此感情都非常真挚。诗人对待女友从来非常真诚，绝无虚情假意，绝不玩弄情感，就是这份真挚的情感为后人所看重，也是他的爱情诗的价值所在。
诗人只活到37岁，然而由于他不平凡的经历，先后生活在莫斯科、皇村、彼得堡、基什尼奥夫、敖德萨、米海洛夫村，后来又回到莫斯科和彼得堡，在短短的一生中接触过许多女性，在其中对他所仰慕的女友产生感情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由仰慕或爱情而产生爱情诗，表现的是诗人在友谊和爱情中的真实感受。这些诗歌有的表现诗人对美好情感的憧憬，有的倾吐对女友的爱慕，有的表现对女友的思念，有的回忆他的爱情生活，有的抒发和女友共享的欢乐或分别的离愁……其情感十分丰富热烈、深沉细腻，这种出自内心的情感以一种生活的美而感人至深。别林斯基在评论普希金抒情诗的时候说：“爱情和友谊几乎总是一种最能驾驭诗人的感情，这种感情也就是他的整整一生幸福与痛苦的直接来源……在普希金的任何感情中总有一种特别高贵的、亲切的、温柔的、芳香的与和谐的东西。”试举几个诗节来说明普希金爱情诗的品质：
普希金的爱情诗中有一组“巴库宁娜情诗”。巴库宁娜是普希金在皇村学校读书时一个同学的姐姐，出身贵族世家，常来皇村看望她的弟弟和消夏，因而结识了许多皇村学校的学生。年轻的普希金对她爱得入迷，曾和她一起在河边散步，后来巴库宁娜回彼得堡去了。普希金见不到她，对她非常思念，因而写了《秋天的早晨》一诗，其中写道：
我在树林里郁郁地徘徊，
念着那绝代佳人的芳名，
我呼唤她——我那孤独的声音
只在远远的空谷里回应。
我浮想联翩，来到河边，
河水缓缓地向前流去，
难忘的倩影不复在水中颤动，
她已离去！……
这首诗非常鲜明生动地描写了普希金在心中的恋人离去之后再也不能相见的心情。他来到他们曾经一起散步过的河边，寻觅恋人留下的踪影，但恋人早已离去，他再也见不到。他声声呼唤着恋人，但他听到的只有自己呼唤的回声，于是失望、惆怅、思念、哀伤之情在胸中澎湃翻腾，一种失落感使诗人无法自己。这种心情是何等的哀伤，恋情是何等的深沉，我们仿佛听到诗人为恋人的离去而啜泣！这难道不是一种十分真挚而美好的感情吗？普希金最著名，在中国读者中传播最广的爱情诗要算《致凯恩》。1819年，普希金在彼得堡艺术科学院院长奥列宁家初识凯恩，当时凯恩只有19岁，长得美丽又聪明，立即引起普希金的注意。然而他们只匆匆见了一面，没有机会深交。1825年，普希金被流放到米海洛夫村，他常到相邻的三山村奥西波娃家做客，没有想到竟在那里重逢阔别六年的凯恩。两人一见如故，感情非常融洽，普希金当即为凯恩写了这首诗：
我还记得那美妙的一瞬：
你在我面前飘然出现，
宛如纯真的美的化身，
宛如瞬息即逝的梦幻。
诗中描述了当年初见凯恩时留给他的深刻美好的印象，她的倩影如何萦绕在他的梦中，由于生活的波折，他对一切都感到灰心失望，然而凯恩的重新出现，又使他重新获得力量：
如今我的心灵又苏醒了，
……
我的心因喜出望外而欢蹦，
在它里面又重新涌动
歌咏的偶象，涌动灵感，
涌动眼泪、生命，涌动爱情。
全诗层次分明，富有节奏感，表现了诗人对女友的思念，一个蓬勃生命的悲剧，以及爱情重新唤醒他心中灵感的力量，极富美感和感染力，无怪它在读者中传播极广，传诵不衰，成为世界爱情诗歌中一首不朽的颂歌。
普希金的爱情诗不仅感情真挚，情深意切，更可贵的是他对恋人总抱着一种豁达宽容的态度。他爱人，但决不强求他人的爱，即使他得不到爱，他也依然祝福别人得到爱，祝愿别人幸福美满。这是一种真正的爱，而不是一种占有欲。最典型的要算《我爱过您》一诗：
我爱过您，也许，爱情还没有
完全从我的心灵中消隐，
但愿它不再使您烦恼，
我一点也不想让您伤心。
我默默地无望地爱过您，
为胆怯和忌妒而暗暗悲伤，
我爱您是如此真挚缠绵，
但愿别人爱您，和我一样。
我们从这短短的八行诗中可以生动地想象到普希金当时的复杂的心情。他热烈而真诚地爱上一个女性，但对方并没有接受他的爱情；他知道不应该再用自己的爱情去扰乱对方的心，于是祝福对方得到另一个人的爱，爱得像他爱她那样真诚。这种感情是那么真实、细腻、崇高，而又带着一层哀愁和伤感，令人深深感动。
普希金的诗歌中还有许多主题，例如友谊主题、哀歌主题和歌颂大自然的主题等等。他的诗富有人情味，感情细腻，色彩丰富，语言朴素优美，整个浸透着现实，而且散发着地道的俄罗斯风味。相信读者会更好地去体验、理解，从而得到应有的艺术享受和生活的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