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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世纪的科学革命时代直到20世纪的头几十年，对于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可能都相信自己应该知道并理解关于宇宙如何运作的一些重要的事情。从哥白尼革命，通过牛顿力学、电磁理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人们意识到宇宙有一种意义，有一种可理解性，而且通过知识和理解的稳定持续的增长，它会变得越来越容易了解。对于受过教育的人来说，甚至可能感到科学知识同他们的宗教信仰完全一致，甚至成为宗教信仰的附加物。这种信念要求区分两种形而上学领域：一方面是心灵的或精神的领域，另一方面是物理的或物质的领域。宗教拥有精神的领域，科学则拥有物质的领域。心物两个领域的这种区分似乎可以独立地得到证明；事实上，它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并且在勒内·笛卡尔这位对17世纪科学革命作出很大贡献的哲学家的著作中获得了最著名的表述。就连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伟大的、“颠覆性”的革命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卡尔·马克思，也认为他们的工作是自17世纪以来所得到陈述的科学发展的组成部分，尽管他们都拒绝笛卡尔的二元论。弗洛伊德认为他在创造一种心灵科学，而马克思则认为他在创造一种历史和社会科学。
简言之，在西方文明发展中，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人们设想宇宙是完全可理解的，我们能够系统地理解它的性质。由于这两个设想是在欧洲启蒙运动的一系列经典陈述中得到表达的，所以我建议把它们称之为“启蒙运动的见解”。这种乐观主义的见解，在19世纪末达到了高潮，特别是在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其中两个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是德国数学家和哲学家戈特洛布·弗雷格及英国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伯特兰·罗素。
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理智方面和其他方面的许多事件使有关事物本性以及我们理解这种本性的能力的传统的乐观主义受到了挑战和削弱。在我看来，对于19世纪的理智乐观主义最大的一次心理打击根本不是理智本身的发展，还不如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祸。然而，对于启蒙运动的见解也有一些纯粹的理智方面的挑战。无论是实在世界的可理解性，还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能力，似乎都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第一，相对论对我们关于空间和时间、关于物质和能量的最根本的假设提出了挑战。例如，按照爱因斯坦的理论，假设我们以接近光的速度到达一个星球又返回来花了10年时间，我们的年龄长了10岁，但是地球上的一切事物却会增长100岁，那么我们怎样来理解这个宇宙呢？第二，集合论悖论的发现似乎对作为合理性的堡垒——数学的合理性提出了挑战。如果数学的基础中包含了矛盾，那么看来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可靠的了。正如弗雷格本人在面对罗素悖论时所说的那样，“你所发现的矛盾使我感到难以形容的惊奇，我几乎要说，它使我有晴天霹雳之感，因为它已动摇了我打算据以建立算术的那个基础。”它似乎“不仅削弱了我的算术的基础，而且削弱了算术本身的惟一可能的基础”
。第三，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不是被当作通向改善了的合理性的途径，而是被看作对合理性之不可能的一种证明。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理性的意识只是非理性的无意识之海中的一个岛屿。第四，库特·哥德尔对不完全性的证明似乎对数学发起了另一次进攻。在数学系统中有许多真的陈述，我们都能够知道它们是真的，但在那些系统中又不可能证明其为真。而在哥德尔之前，数学中的“真”的意义似乎就意味着“在数学上是可证的”。第五，最糟糕的是，按照某些解释，量子力学似乎与我们传统的决定论的概念以及物理宇宙独立存在的概念完全不相容。量子力学似乎表明，在最基础水平上的物理实在是非决定论的，而且，有意识的观察者就在其观察活动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他（或她）正在观察的那个实在。第六，在20世纪后期，科学本身的合理性受到来自像托马斯·库恩和保罗·法伊尔阿本德这样的作者的攻击，他们争辩说，科学本身受到任意性和非理性的影响。人们认为库恩已表明，一场大的科学革命不仅是对同一实在的新的描述，而且创造了不同的“实在”。他说，“在革命以后，科学家们是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
而且许多人认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这位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已指出我们的话语是一系列相互不可翻译、不可公约的语言游戏。我们不是在从事一个有着普遍合理性标准、对每个人来说一切都是可理解的大的语言游戏，而是在从事一系列比较小的语言游戏，其中每一个游戏都有各自的可理解性的内在标准。
我还可以把这个枯燥无味的列举加以扩充。例如，有几位人类学家宣称，没有普遍有效的合理性，只有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合理性。类似的几种相对主义已成了被总称为“后现代主义”的理智运动中的共同的东西。后现代主义者们认为自己正在向启蒙运动的见解发起挑战。
我首先把我的想法亮出来：我接受启蒙运动的见解。我认为，世界完全独立于我们的心灵而存在，在我们的进化着的天赋所确定的范围之内，我们能够达到对于世界之本性的理解。我相信，自19世纪以来的真正的变化不是世界以某种令人兴奋的和天启的方式变得不可理解；而是这样，由于令人烦恼和单调乏味的原因，这个世界很难理解，所以，你必须变得更聪明些，知道更多一些。例如，要懂得现代物理学，你就必须知道大量数学知识。我不打算回答所有这些对启蒙运动的见解的挑战，那需要好几本书。相反，由于我的主要目标是建设性的，所以我将简短地陈述我为什么对刚才所介绍的那些论点不感到担忧，然后我将比较详细地从各个方面回应“后现代主义者”的挑战。
第一，相对论并不是对传统物理学的拒斥，而是对它的推广。它要求我们以反直观的方式来思考空间和时间，但这并不对宇宙的可理解性构成威胁。值得回顾的是：牛顿力学在17世纪似乎也是悖乎常理的。第二，逻辑悖论，无论是语义悖论还是集合论悖论，在我看来除了我们可能犯的哲学错误以外，并没有表明别的什么东西。正如芝诺关于空间、时间或运动的著名悖论并不表明时间、空间和运动的非实在性
一样，逻辑悖论也并不表明在语言、逻辑和数学的核心存在着任何矛盾。第三，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不管它对人类文化有什么样的最终贡献，但它不再被严肃地看作是一种科学理论。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继续存在，但极少严肃的科学家会认为它对人类的心理学发展和病理学提供了一种能用科学方法充分予以证实的说明。第四，哥德尔的证明对于传统的将本体论（何物存在）与认识论（我们如何认知）分开的理性主义观念来说，是一种支持。真理是一个与事实相符合的问题。如果一个陈述是真的，那么必定有某种事实使之据以为真。事实属于何物存在的问题，是本体论的问题。证明和证实属于寻找真理的问题，因而是认识的概念，但不能把它们与我们所要寻找的事实混淆起来。哥德尔无可争辩地表明数学真理不能与可证明性相等同。第五，我也同意按照某些解释，量子力学是对启蒙运动的见解的一种严肃认真的挑战，而我在专业知识上也没有资格对它的意义作出严格的评价。然而，我想把两种不同的主张区别开来：一种主张认为量子力学在微观层次对宏观层次的关系上表现了一种非确定性；另一种主张认为量子力学表明实在并没有不依赖于观察者的独立存在。就我所知，在作为一种关于实在的事实的微观-宏观关系上，我们就是要接受一定程度的、统计学意义上的非确定性。然而，在我看来，在量子力学的实际结果中，并没有什么东西迫使我们作出这样的结论：有意识的观察者在部分地创造被观察的实在。这种悖乎常理的东西并不存在于实验的实际结果之中，而是存在于对这些结果的不同解释
之中，并没有什么东西迫使我们作出这种悖于常理的、反直观的解释，尽管有些物理学家已接受了那种解释。其次，企图证明关于合理性的相对主义——即认为一切合理性的标准都是文化上的相对的标准——的一切努力始终都以表明了相反的东西而告终。例如，为了证实文化的相对主义，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努埃尔人
把孪生同胞看成是鸟，而在某些仪式中黄瓜就是牛的头。然而，当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努埃尔人是怎样理解这些说法的意义时，问题就不可移易地变成了这样，即：他能够告诉我们，努埃尔人如何按照我们的标准理解这些说法，从而这些说法对于我们来说如何能够具有意义。
事情原来是这样：在一种部落文化中显得不合理的东西能够借助于普遍的合理性标准变成可理解的东西。
关于库恩和后现代主义者对启蒙运动的见解的挑战，我在后面还要详加论述。
在本书中，我想利用当今的混乱时期作为一种机遇来从事一次非常传统的哲学探险活动，即对某些表面看来很不相同的现象作出一种说明，以便表明它们在根本上是统一的。我并不认为我们是生活在精神的和物理的两个世界之中，更不认为我们是生活在三个世界——精神的、物理的和文化的世界——之中。我相信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世界之中，而且，我打算对这一个世界的诸多组成部分中的某些部分之间的关系进行描述。我想对实在的几个在哲学上最令人困惑的部分的一般结构予以解释。特别是，我想解释心灵、语言和社会的某些结构特性，然后指明它们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我的目的是对启蒙运动的见解作出一种适度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