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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我刚刚接到里尔克写来的一封非常令人愉快的、珍贵的信，对于你来说尤其如此，鲍里亚
。问题在于，我们大家一直在怀疑他是否还健在，可是突然，从半年前或更短的时候开始，我从报纸上得知，文学界正在庆祝他的五十诞辰，发表了许多贺词和其他一些文字。因此，我确信他还“健在”，并为此而感到高兴，于是决定也向他表示一下祝贺，叙叙旧，也就是说，给他写上几行真诚、温暖的话，甚至还写了几句俄语。
在提到我和他往日的相见时，我也顺便对他说道，你们，也就是我的孩子们，尤其是我的大儿子，“如今一个很有名气的俄国诗人”
，——你们都是他最热烈、最真诚的崇拜者。我不清楚他的住址，就把信寄到岛屿出版社，由他们转交，直到不久前他才收到信（他在瑞士），我刚刚收到他一封内容非常丰富、令人愉快的回信，回信之所以令人愉快，是因为他高兴地提到了你，鲍里亚，他不久前在杂志上读到了瓦莱里
翻译的你的诗（他在信的开头“用俄语写作”……但是有些记不清俄语了，在该用硬音符号的地方用了软音符号……）。下一次我们将把由丽多奇卡
抄写的他的回信寄给你，我不敢把他的原信附上，怕会弄丢。我现在把这封信给约尼娅寄去，她会感到高兴的。
你们的爸爸
三月十七日
这封信就像一声惊雷，震撼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当时，帕斯捷尔纳克正处于创作上的徘徊时期，非常苦闷，日常生活十分艰难，与欧洲的文学生活完全脱离了联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突然听说里尔克真的还活着，而且里尔克居然还知道自己的诗名，这个消息对于帕斯捷尔纳克来说，不啻是一声命运之音。这个消息表明，一个崇高的精神世界依然存在，在分裂的欧洲依然保存着世界同一的感受，这种感受有助于创造出一种充满活力的、自然的艺术。这个让人震撼的消息，却是以家庭的方式、通过父亲那熟悉的笔迹简简单单地传达过来的。因此，帕斯捷尔纳克迫不及待地想要亲眼看一看、读一读里尔克的来信，是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借助那许诺寄给他的被“家庭使用”过了的抄本。
父亲的来信寄到的那一天，帕斯捷尔纳克还读到了他偶然拿到的茨维塔耶娃《终结之诗》的手稿抄本，这部作品是茨维塔耶娃最出色的作品之一。这两个事件的巧合，产生出了非同寻常的接受效果。与真正的、崇高的艺术作品的相遇，总是会在帕斯捷尔纳克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使他久久地脱离通常的生活轨迹。这一次也是这样。他在为《安全保护证》所写的跋中回忆了这件往事，这篇跋其实就是帕斯捷尔纳克于一九三一年写给里尔克的一封悼亡信：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妻子不在家。她一整天都在高等艺术学校。前厅里摆放着一张自早晨起就未收拾过的餐桌，我坐在桌边，若有所思地从煎锅里盛起炸土豆，窗外在下雪，稀稀落落的雪花屈指可数地飘落下来，速度迟缓，似在怀疑什么。但是，被冬天里的小阳春明显延长了的白天，却像一个嵌入物，被镶嵌在迷蒙的、带有灰色毛边的窗框间。
这时，有人在外面按响了门铃，我打开门，来人递过一封国外来信。这是父亲写来的，我埋头读起信来。
那天早晨，我第一次读了《终结之诗》。我偶然得到了这部长诗的一份莫斯科的手抄本，转交者并没料到，长诗的作者对于我来说意义重大，许多信息来往于我们之间或正在半途中。然而，在那天之前，我竟然还不知道这部长诗，也不知道后来接到的《捕鼠者》。因此，早晨读完长诗后，我仿佛仍处于这部长诗扣人心弦的戏剧性力量所造成的迷惘中。此刻，我激动地读着父亲的信，知道了您的五十诞辰，知道您高兴地接受了父亲的祝贺并回了信，突然，我意外地读到了当时还令我不解的一个附笔，说我不知怎么竟为您所知。我站起身来，离开了桌子。这是一天里的第二个震撼。我走到窗边，哭了起来。
如果有人告诉我，人们在天上阅读我的作品，我也不会更为惊奇。在我对您二十余年的崇拜中，我不仅没有设想过这种可能，而且还事先剔除了这一可能，如今，它改变了我关于自己的生命及其进程的认识。生命之弧线的两个终端在一年年地散开，似乎永远不该聚合，可是突然，在眨眼的瞬间，这条弧线紧紧聚合在我的眼前。在什么时候！在最不合适的一天之最不合适的一刻！
院子里，二月末不太暗的、饶舌的黄昏已然来临。一生中，我第一次意识到，您是一个人，我可以给您写信，您在我的存在中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在此之前，我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如今它突然降临在我的意识中。我很快便给您写了信。
但实际上，帕斯捷尔纳克是在接到妹妹为里尔克给父亲的回信所做的摘选过的抄本后才给里尔克回的信，在这份抄本中，那些在警察检查机构看来“很危险”的地方被删除了，如里尔克关于不幸的俄国正在遭遇一场新的“鞑靼统治”、关于流亡者艰难命运等说法。
帕斯捷尔纳克期待着得到里尔克来信的准确文本的急切心情，在发给妹妹约瑟菲娜的几张明信片中集中体现了出来，所以她能充分地估价出，里尔克的原话究竟对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具有怎样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