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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终于读到了这些原本不是写给我们的书信。
这些几十年前的旧信，读来却很是新鲜。这首先自然是因为，其三位作者均为本世纪欧洲杰出的大诗人。诗人以写诗为业，但诗人的书信无疑也是其创作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书信尤其是情书，与诗歌尤其是抒情诗，至少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情感的真诚袒露。诗贵在真诚，而这些真诚的书信，应该视为三位诗人笔下真正的诗。这些书信，不仅让我们了解到了欧洲诗史上的一段珍闻，更使我们得以窥见三位大诗人心灵的一隅。读着这些书信，我们似直接步入了诗人们那封存着的内心世界。
三位大诗人是在孤独中相互走近的。三人通信的契机，是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致里尔克的一封贺信。但这段信缘，还有着比这封贺信更为重要的内在动因。
里尔克在青年时代就十分向往俄罗斯，并于一八九九年和一九〇〇年两次访问俄国，拜会过托尔斯泰。与世纪初充满资本主义危机的西欧相比，里尔克更欣赏古朴、自然的俄罗斯，他一直将“童话国度”的俄罗斯视为他的“精神故乡”。他学会了俄语，曾潜心研究俄罗斯文学和斯拉夫文学，翻译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人的作品。这就是其传记中所谓的“俄罗斯时期”（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二年）。他曾想移居俄国，甚至，在逝世前的最后两个月里，他还聘请了一位俄国姑娘做秘书，为他朗读俄文作品。而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对德语文学和日耳曼文化的兴趣，也并不亚于里尔克对俄罗斯的兴趣。他俩都精通德语，都曾旅居或留学德国。他俩步入诗坛时，里尔克已名扬全欧，他俩便成了里尔克及其诗歌虔诚的崇拜者。然而，最终使他们走到一起的，却是孤独，一种面对战后文明衰退而生的孤独，一种面临诗的危机而生的孤独，一种在诗中追寻过久、追求过多而必然会有的孤独。分别面对孤独的三位诗人，蓦然转身对视，惊喜、激动之后，吐露了心曲，交流出一份慰藉。
这段通信，发生在里尔克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一九二六年春，里尔克似乎已“写完了”他的诗。一生浪迹天涯的诗人，终于隐居在瑞士一个幽静的古堡中。严重的白血病，使他感到死亡的迫近。他在怨叹：“我这个人就像折断的树枝。”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里尔克接到了茨维塔耶娃热情洋溢的信，并接受了女诗人的感情表白。可以说，茨维塔耶娃的信，是投向里尔克晚年生活的一束阳光，它无疑曾给里尔克带去一些激动，唤起过里尔克身上尚存的激情。
十月革命后，对现实不理解的茨维塔耶娃感到苦闷。一九二二年，她携孩子流亡国外，先柏林，后布拉格，最后随曾是白卫军军官的丈夫埃夫隆侨居巴黎。她眷念祖国，眷念俄罗斯的文化，可是有家难回或有家不愿回。在她目为“喀尔巴阡的罗斯”的俄国侨民界，她时时感到格格不入。她在孤独中写诗，抒写“没有祖国”的忧郁，那些诗后来集为《俄罗斯之后》（巴黎，一九二八年）。她也在孤独中积蓄感情，这份感情后来她以不同的方式分给了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可以想见，一封封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来信，曾给独在异乡的女诗人带去多少欣喜。她是这段通信的中介，她书信中的炽烈，让我们感觉出了女诗人一贯的坦荡，同时也反映了茨维塔耶娃当时心境的孤苦，她似有太多的话、太多的情要与她所信赖的人分享。
帕斯捷尔纳克的父母和两个妹妹于一九二二年流亡德国后，诗人仍留在莫斯科。一九二六年的帕斯捷尔纳克，正处于创作危机阶段，他试图去理解现实，试图继续他“知识分子与革命”的一贯主题，可是他无可奈何地感觉到：一切都早已写尽。然而，在这段通信开始的那个春日，帕斯捷尔纳克却完成了作为一个诗人的“再生”。在这一天里，这位苦闷中的诗人接连受到两次巨大的心灵震撼：读了茨维塔耶娃的长诗《终结之诗》，他终于意识到，还可以用另外的方式继续写诗；从父亲的来信中他得知，里尔克知道自己的诗名，欣赏自己的诗才，这使他明确了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继续存在的理由。受到震撼的帕斯捷尔纳克，走到窗边哭了，在他的泪水中就有走出孤独的欣喜。在此之后，帕斯捷尔纳克连续创作出了长诗《一九〇五年》、《施密特中尉》、《斯佩克托尔斯基》和自传《安全保护证》等重要作品。
一九二六年的通信，对于三个诗人而言都极有意义。他们在孤独中彼此敞开心扉，真诚地互诉心曲，同时，也在“对话”中把他们当时的心境敞向了后来的我们。
除往来于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之间的几封短笺之外，这段所谓的“书信三角罗曼史”中的每一信函，都是真正的情书。这些书信，完整地记录了一段三角恋情。这不是一场争风吃醋的情场角逐，也不是一种消闲解闷的两性游戏，这是一种在相互敬慕的基础上升华出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或曰，是一阵骤然在爱情上找到喷发口的澎湃诗情。
帕斯捷尔纳克与茨维塔耶娃相识虽早，但一开始交谊并不深。对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一直怀有一种钦佩交织爱恋的感情。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天赋令帕斯捷尔纳克倾慕，茨维塔耶娃自由奔放的天性，也很吸引生性谨慎的帕斯捷尔纳克。但直到茨维塔耶娃流亡国外之后，帕斯捷尔纳克才通过书信向茨维塔耶娃表达了爱情。他深情地称茨维塔耶娃为他“生活的姐妹”，视她为自己“唯一的天空”，他将自己对茨维塔耶娃的爱称作“初恋的初恋”，希望与她共享“高层次的生活”。他把茨维塔耶娃介绍给里尔克，同样也出于对女诗人的爱，他想与自己所爱的人分享每一份享受。他没有想到，在他拉着茨维塔耶娃共同膜拜他们共同的偶像时，他也将作为男人的里尔克横亘在了他与她之间。茨维塔耶娃从一开始就没有对帕斯捷尔纳克隐瞒她对里尔克迅速产生的爱。帕斯捷尔纳克感到震惊，但他表现得很克制，在致茨维塔耶娃的信（六月十日）中，他自称“如今一切全都清楚了”，“此刻我爱一切（爱你，爱他，爱自己的爱情）”，他甚至对茨维塔耶娃说：“我只怕你爱他爱得不够。”在这勉强的宽容中有一种淡淡的绝望。对爱的克制，迫使帕斯捷尔纳克更深地埋头于写作。他不再给里尔克写信，却不是因为怨恨他，他继续崇拜里尔克，并在几年后把自传《安全保护证》题词献给了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欲以沉默悄悄地退出这样的爱情。
里尔克一生爱过许多女人，也曾为更多的女人所爱。但对于来自茨维塔耶娃的爱，他还是有些始料不及的。这位已近暮年的智慧长者，面临突如其来的爱，似乎有些失措，但他很快就坦然起来，平静地、有节制地接受了茨维塔耶娃的爱。他在致女诗人的第二封信（五月十日）中写道：“我接受了你，玛丽娜，以全部的心灵，以那因你、因你的出现而震撼的全部意识。”在里尔克的信中，虽没有滚烫的字眼，但字里行间仍流露出了他的欣悦。他称茨维塔耶娃为他“硕大的星星”，他给女诗人寄去了诗集和照片，还为她写了一首长长的《哀歌》。这首后来被茨维塔耶娃称为“玛丽娜哀歌”的佳作，既是一首献给茨维塔耶娃的情歌，更是一首探究生与死、物质与精神、爱与永恒的哲理诗。这是诗的结尾：
诸神起先欺骗地把我们引向异性，像两个一半组成整体。
但每个人都要自我扩展，如一弯细月充盈为圆圆的玉盘。
只有一条划定的路，穿过永不睡眠的旷野，通向生存的饱满。
里尔克将爱情视为一种形而上的存在，他欲越过爱抵达某种“生存的饱满”。他对爱表现出的超脱，曾引起茨维塔耶娃的不满。听说帕斯捷尔纳克因为他与茨维塔耶娃的关系而沉默了，他曾致信女诗人，因自己成了某种“障碍”而不安，并认为茨维塔耶娃对帕斯捷尔纳克“过于残酷”。
茨维塔耶娃是这段三角恋史的主角，她接受了帕斯捷尔纳克的爱，然后又爱上了里尔克，她同时为两个男人所爱，也同时爱着两个男人，不，是三个，——茨维塔耶娃一直很爱她的丈夫。这种爱，绝不是轻浮女人的作为，这是茨维塔耶娃那份过于丰盈的爱在以不同的方式展现。茨维塔耶娃曾说：她不爱大海，因为大海是激情，是爱情；她爱高山，因为高山是恬静，是友谊。对激情的恐惧，反过来看，正是她对自己躁动的内心世界的压抑。其实，就其性格实质而言，茨维塔耶娃本人就是一片激情的海洋。她需要多样的爱，也需要多样地去爱。贵族出身的她，面对丈夫是个“贤妻良母”，在他乡含辛茹苦地抚养着儿女。她爱帕斯捷尔纳克，但那爱情带有某种抚慰性质，有些像姐姐在爱一个“半大孩童”。她爱里尔克，爱得大胆而又任性，有时近乎女儿对父亲的爱。这是一种爱的分裂，同时又是一种爱的组合。
茨维塔耶娃与里尔克的爱，是一个短暂的爆发，而她与帕斯捷尔纳克的交往却持续了很久。一九三五年，帕斯捷尔纳克去巴黎出席世界作家反法西斯大会时，看望了茨维塔耶娃；茨维塔耶娃于一九三九年回国后，与帕斯捷尔纳克也会过几次面。然而看来，现实的相会并未比往来的书信带给他们更多的激动。这是因为，茨维塔耶娃有她独特的“爱情观”。茨维塔耶娃认为，真正的爱只可能是不可企及的神圣，因此她只爱遥远的、非实在的爱。她在致里尔克的信（八月二十二日）中说：“我不是靠自己的嘴活着的，吻我的人会从我旁边走过。”“爱情只活在语言中。”她追求的爱，是一种“无手之握，无唇之吻”。
里尔克生前得到的来自茨维塔耶娃的最后一封信，是女诗人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寄出的一张明信片，茨维塔耶娃写道：“你还爱我吗？”三位诗人之间的通信，最后结束在一个爱的疑问上。
一九二六年通信中所表达出来的爱，是真正的诗人之爱。三位大诗人用非诗的书信传达着他们诗化的感情。他们的爱，是真正的爱情，更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寄托。
作为三个大诗人间的书简，这些信函中谈论最多的自然是诗本身。通过书信，三位诗人对彼此的创作都有所评论。这些评论十分珍贵，因为它们是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评论，而且是精神上、感情上十分亲近的诗人们相互之间的评论。
里尔克的几封信都很简短，但他对帕斯捷尔纳克“早来的荣誉”的肯定，却被后者视为“命运之声”。将里尔克称为“诗的化身”的茨维塔耶娃，将来自里尔克的每句话都视为“天籁”。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都在信中反复地将里尔克及其诗歌创作称为难以逾越的高峰：里尔克活着时，诗人们无法写诗；里尔克死后，诗人们又不得不学着他写诗，里尔克因此而必将再生，因此而不朽。
三位诗人都将诗视为生命。茨维塔耶娃说：“诗人，就是在超越（本应当超越）生命的人。”促使他们走到一起的，正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具有面对诗歌之命运的责任感和寻求新的艺术可能性的使命感。读着这些书信，我们每每感动于他们对诗的忠诚，感动于他们甘愿为诗而献身的精神。
在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的通信中，关于创作的讨论要更为具体一些。他俩对他们当时正在写作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有议论。比如，帕斯捷尔纳克认为茨维塔耶娃的长诗《捕鼠者》“结构奇妙”，是一个“种类的创新”。茨维塔耶娃认为帕斯捷尔纳克的长诗《施密特中尉》的主题，就是经历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茨维塔耶娃针对这部长诗的某些不足发表的意见，后来大都为帕斯捷尔纳克所采纳了。
这场通信也直接影响着三位诗人的创作。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都曾在致茨维塔耶娃的信中夹寄过自己的献诗，其中，里尔克的《哀歌》后来被公认为他晚年的上乘之作。茨维塔耶娃的长诗《房间的企图》，就是在她从帕斯捷尔纳克的来信中得知他做过一个与她相会的梦之后写成的。里尔克的死，不仅促使茨维塔耶娃立即写下了感人的《悼亡信》，还促使她在一个月后写作了长诗《新年书信》，也促使帕斯捷尔纳克后来写成了他的自传《安全保护证》。书信，成了他们三人当时生活和创作的一部分。书信引发的情感起伏，有许多都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得到了直接的反映；而创作的甘苦，又时常成了他们书信中的话题。
通过这些书信，也能揣摩出三位诗人诗风的异同。他们是有共同语言的，这不是指里尔克懂俄文，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懂德文，而且他们三人又都懂法文，而是说，他们对诗有着相近的理解，即视诗为生命，视写诗为生命能量的释放、生命价值的实现。这就决定了他们三人的诗都是严肃的，执着的。然而，他们又是各具风格的：里尔克的诗哲理深邃，情绪超然，句式悠长；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更多苦吟，用词遣句都很复杂，显然费过一番苦心；而茨维塔耶娃的诗感情充沛，像蒙太奇般地跳跃，随意的形式包容着悲剧性冲突的内涵。这些诗歌个性，在他们各自的书信中恰好都有着相吻合的印证。文如其人，诗如其人，书信亦如其人，如其心。
从一九二六年四月至年底，这段往来于瑞士、法国和苏联之间的通信持续近一年，穿过了春花秋月，夏风冬雪。读完这段通信，我们似听了一部四季的交响乐。三颗蛰伏的心在春风中苏醒，茨维塔耶娃的激情是夏，秋的落叶飘进帕斯捷尔纳克的心田，为里尔克送葬的是冬日的白雪和雪白的书信……
帕斯捷尔纳克与茨维塔耶娃在这段通信之前和之后，有过多次机会相见。帕斯捷尔纳克见过里尔克，这在他的《安全保护证》中有记载：一九〇〇年夏日的一天，准备去敖德萨的帕斯捷尔纳克一家，在莫斯科的库尔斯克车站与第二次游历俄国、正准备去图拉的托尔斯泰庄园的里尔克偶然相遇。当时帕斯捷尔纳克才十岁，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里尔克。在相互通信的一九二六年，三位诗人始终未曾谋面。然而，他们通过这段书信，却完成了文字上的交谈，完成了精神上的会见和情感上的拥抱。
这些书信是一份珍贵的遗产。早在几十年前，茨维塔耶娃就为里尔克给她的那些书信的面世规定了时间：“五十年之后，那时候所有这一切都将会过去，而且是完全过去，躯体也会腐烂，墨迹也会淡化，那时候收信人早已去见发信人（我就将是抵达那里的第一封信！），那时候里尔克的书信将成为单纯的里尔克书信——不是单单写给我的，而是写给所有人的书信，那时候我自己已经融化在万物之中，——啊，这是最主要的！——那时候我已不再需要里尔克的书信，因为我已拥有整个里尔克。”茨维塔耶娃还说，要把里尔克给她的一切都交给后来者，当后来者接到这一切时，“这便是他的思想在肉体中的复活日”。（见《茨维塔耶娃散文选》第一卷第二六九、二七二页）就像帕斯捷尔纳克终生珍藏着里尔克和茨维塔耶娃给他的信一样，茨维塔耶娃也终生珍藏着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给她的信。一九四一年，茨维塔耶娃疏散至苏联南部的小城叶拉布加，后来在那里自戕。离开莫斯科前，她将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信细心包扎好，交给了国家文学出版社中一个她很信赖的女负责人。她是在安排好这份遗产后，才走向死亡的。后来，人们又从茨维塔耶娃的笔记本上发现了她写给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信的底稿，加上其他来源的资料，终于收齐了三位诗人一九二六年间的通信。
如今，这些书信终于属于我们，属于全世界了。
刘文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