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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含有一个具有罕见抒情高度和抒情力量的现象。几桩让人惊讶的、在很多方面具有悲剧意味的事件，在一九二六年初将三位伟大的欧洲诗人联系在了一起。他们中间最年长的一位，即莱内·马利亚·里尔克，当时刚满五十岁。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德语诗人，此时住在瑞士一个偏僻的小城堡慕佐，痛苦的疾病迫使他长期在疗养院中疗养。正是在那里，在一个名叫瓦尔蒙的小地方，在一九二六年的五月，他开始了与两位年轻的俄国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相识，而在此之前，两位俄国诗人彼此之间已经结下了友谊，并有过通信联系。
在这个时候，世界诗歌已经步入严重的危机。欧洲的精神生活方式被一九一四年的战争所摧毁，于是，任何形式的抒情自我表现的尝试，都会被视为不自然的时代错乱现象。因为，用巴赫金的话来说，“任何抒情诗都是靠相信可能会得到合唱的支持而存在着的”，抒情诗“只能存在于一种温暖的氛围，存在于一种声音上绝对不孤独的……氛围”
。许多人都不约而同地感受到的由抒情力量的衰减所带来的艰难，却使当时身处不同国家的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和里尔克相互接近起来。在他们的来往书信中，能感觉到诗人们当时所处的精神孤独状态，也能够感觉到他们试图携手“超越街垒”
、去寻找新的艺术可能性的愿望。
构成此次通信之内涵的通信各方的关系史源远流长，发端于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当时，刚刚开始自己艺术之路的年轻的里尔克，非常迷恋俄国和俄罗斯的文化。受到当时在西方广为传播的亲俄情绪的影响，里尔克将俄罗斯视为一个独特的、“神选的”民族，它刚刚走上宽广的历史发展道路。在他看来，宗法制的俄国恰与受到理性主义和“无神论”的污染、正走向衰落的西方文明截然相对。从这一观点出发，俄国就成了一个将出现前所未有的精神繁荣的“年轻”国度。
满怀着许多诱人的期待，里尔克于一八九九年四月第一次来到俄国。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几位德国朋友：女作家卢·安德雷斯萨洛美（她当时对年轻的诗人里尔克影响很大）和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卡尔·安德雷斯是一位东方学家。二十五年之后，在与波兰文学家古列维奇的一次交谈中，里尔克这样谈到了他在俄国最初的观感：
在旅馆里稍稍喘了口气，我不顾疲倦，马上进了城。这就是我看到的情景：教堂的身姿高耸在黄昏中，暮色中，许多朝圣者站在教堂两旁，等待开门。这一非同寻常的景象深深地震撼了我。我平生第一次产生出一种难以言状的感情，就像是面对故乡的亲切感……
在到达莫斯科的第一天，里尔克就去拜访了画家列昂尼德·奥西波维奇·帕斯捷尔纳克，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是绘画雕塑和建筑学院的教授。
列·奥·帕斯捷尔纳克后来回忆道：
在一个晴好的春日……我的画室里站着一个年轻人，他还非常年轻，头发是浅色的，身体很瘦弱，披着一件暗绿色的奥地利风衣。他手里拿着我的德国朋友写的介绍信，他们请求我在语言和行动上向这位年轻人提供帮助，帮助他认识俄国和俄国的居民。我似乎还记得，我的德国朋友们还请求我在可能的情况下把这位年轻人介绍给托尔斯泰。
这个请求对于列·奥·帕斯捷尔纳克来说并不困难，因为当时，他恰好在给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画插图，经常和托尔斯泰见面。第二天晚上，里尔克和他的旅伴们就造访了托尔斯泰位于哈莫夫尼基的家。
在莫斯科的这些最初印象，就已经使里尔克早先那些关于俄国的理解变得更加具体、深刻了。
“在他那诗人的想象中，俄国成了一个充满预言性梦境的国度，一个带有宗法制准则的国度，与工业化的西方构成了对比，”里尔克的俄国友人、女作家索菲娅·希尔这样说道。
诗人觉得，他在俄国获得了他此前在西方一直紧张地苦苦寻觅的一切。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童话般的国度，这里居住着一个“兄弟般和睦的”民族，一个“艺术家的”民族。
“很难说明，这个国家拥有多少创新精神，拥有多么光明的未来。”
里尔克在一八九九年五月十九日从彼得堡发给德国诗人扎卢斯的信中这样写道。
正是在俄国，里尔克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艺术家，并最终明确了自己的使命。
“我的艺术变得更有力、更丰富了，朝向整整一片无垠的领域，我领着一支长长的驼队返回祖国，驼背上的货物泛着淡淡的光芒。”
里尔克在一封信中这样总结了他对俄国的初步认识。
访问了莫斯科和彼得堡之后，里尔克回到德国，一头扎进了对俄语和俄国文化的研究。他阅读俄国经典作品的原著，并将契诃夫的《海鸥》和一些俄国诗人（如康·福法诺夫、斯·德罗仁）的诗作翻译成了德语。
里尔克在一九〇〇年二月五日给列·奥·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想告诉您，就像我曾对您说的，俄国对于我来说成了一件重要的事件，胜过一件偶然的事件。从去年八月起，我几乎完全沉浸于对俄国艺术、俄国历史和文化的研习，我还一定要补充一点，即对你们无与伦比的美妙语言的研习；我虽然还无法用俄语说话，但是已经能够毫不费力地阅读你们那些伟大诗人（多么的伟大！）的原著了。当别人说起俄语，我也大部分都能听懂。阅读莱蒙托夫诗作或托尔斯泰散文的原著，是一种怎样的享受啊！
一九〇〇年五月九日，里尔克和卢·安德雷斯萨洛美又一次来到莫斯科，并立即投身到莫斯科五彩缤纷的生活之中：结识新友，看戏，参观博物馆、画廊和修道院。
五月三十日（旧历），他们开始了在俄国的长途旅行，他们此行最近的一个目标，就是托尔斯泰的庄园雅斯纳亚·波利亚纳。他们在车站与列·奥·帕斯捷尔纳克偶然相遇，画家正带着全家乘坐同一列火车前往奥德萨，其中就有画家的儿子鲍里斯。三十年之后，在自己那部献给里尔克的自传《安全保护证》中，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描写了这次精彩的相遇：
一九〇〇年夏天的一个炎热的早晨，一班特快列车就要从库尔斯克车站出发了。在列车开动之前，只见窗外走来一个披着黑色奥地利蒂罗尔式斗篷的人，一个高个子女人与他同行。……他俩和我父亲交谈起来，谈的是三个人都同样感到亲切的话题，但那位妇人不时和我母亲说上几句俄语，而那位陌生的男人却一直说着德语。我虽然熟练地掌握了德语，可是他说的那种德语我却从来没有听到过。……途中，快到图拉的时候，这一男一女又来到我们的包厢。……然后，他俩告辞回了自己的车厢……人的面孔和发生的事情有时会被淡忘，甚至可以设想，会被永久地淡忘。
这件事情却没有被淡忘。相反，它永久地留在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记忆中，成了他一生中最精彩的事件之一：这是他与那位德语诗人唯一的一次相遇，很多年之后，那位德语诗人成了他的崇拜对象，成了难以企及的艺术完美的榜样。
里尔克与卢·安德雷斯萨洛美的俄国之旅持续了两个半月，他们的最后一站是彼得堡
诗人怀着一种强烈的愿望回到祖国，准备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俄国和俄国文化的研究事业。的确，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里尔克以非凡的热情继续学习俄语，阅读与俄国历史相关的书籍，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的作品以及《伊戈尔远征记》，写作介绍俄国艺术的文章，千方百计地在德国宣传俄国艺术（尤其是“艺术世界”团体的画家）。里尔克的俄国印象在他自己的创作中也有着深刻的体现（如《祈祷书》、《亲爱的上帝的故事》以及其他一些剧作和诗作）。
一九〇二年初，里尔克陷入了极其窘困的处境。与女雕塑家克拉拉·韦斯特霍夫结婚（一九〇一年）、女儿的出生、营造自己的家——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去不断地挣钱。
正是在这一时期，里尔克产生了移居俄国、在俄国长期生活的念头。里尔克试图在某家期刊中谋得一个记者的位置，他向《新时报》的主办者、以艺术资助者著称的阿·谢·苏沃林提出了请求。在一九〇二年三月五日给苏沃林的信中，里尔克顺便写道：
我的妻子不了解俄国；但是我对她谈了许多有关贵国的情况，因此，她随时准备离开她也开始感到陌生的祖国，与我一起迁居到贵国——迁居到我精神上的祖国。如果我们能够在那里安排好生活，那该有多好啊！我想这是有可能的，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爱贵国，爱她的人民，爱她的苦难和她的伟大，而爱，就是神的力量和神的盟友。
苏沃林没有回复这位他不认识的德语文学家的来信。不过，里尔克本人也很快就不得不放弃了移居俄国的计划。一九〇二年八月底，打算写一部关于罗丹的书的里尔克，决定前往巴黎长住，于是他一生中的“俄国时期”也就戛然而止了。但是，诗人却把自己与俄国的内在联系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在他与朋友们的通信和交谈中，那充满怀旧情绪的俄国主题不断出现。他经常观看来自俄国的各种演出和展览。在漂泊西欧期间，里尔克经常会见俄国人——俄国的画家、作家和演员们（其中就有高尔基、布宁、别努阿等）。
这些年间，里尔克与列·奥·帕斯捷尔纳克见过两次面，在两次见面之间，他们还经常通信、互寄书籍。（里尔克在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六年间的十封来信和一九二六年的一封来信被保存了下来
）他们两人通信的主题是一成不变的：俄罗斯——“童话之国”，俄国的语言、文学和艺术。回忆起自己一九〇四年在罗马与里尔克和克拉拉·韦斯特霍夫的会面，画家列·奥·帕斯捷尔纳克这样写道：
与他热烈交谈的时光是难以忘怀的。这一次，除了艺术之外，我们的谈话主题就是他所崇敬的俄罗斯，以及他深有研究的俄罗斯文学。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在谈到古代俄国诗歌的特性和优美时，他表现出了渊博的学识和极大的热情，他所谈的主要是《伊戈尔远征记》，他从原文阅读了这部作品……
一九二五年一月到八月之间，里尔克再次生活在巴黎。带着与二十五年前同样的热情，里尔克对俄国的一切东西都很感兴趣
。结识了一些新朋友，恢复了与那些老朋友的关系。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里尔克深深地意识到，他与俄国的精神联系是多么的紧密，他甚至“打算写一写自己的两次俄国之旅”
。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西欧大规模地庆祝里尔克诞生五十周年的纪念日。当时，这位德语诗人的名字对于许多人来说已经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公开体现出了隐士艺术家的浪漫主义理想，置身在中世纪的古堡里以躲避那些世界性的事件（革命和战争，贫穷和崩溃），里尔克因此被视为诗歌之活生生的化身。（关于这一点，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在他们写给里尔克的最初几封信里就已经谈到了。）在里尔克身上，在他的个性和作品中，人们看到了抗拒其所处时代的“缺乏精神性”的可能性，于是那些对当代世界的道德状况深感不满的各种年龄、各种职业的人都爱好里尔克的作品。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这样强调说：
里尔克既不是我们时代的定购物，也不是我们时代的展示物，而是我们时代的对立物。
战争，杀戮，搏斗中被刺穿的肉，——还有里尔克。
由于里尔克，我们的时代将被释放给大地。
就倒逆性而言，亦即就必要性而言，亦即就对于我们时代的解毒剂而言，里尔克只可能诞生在我们的时代。
这便是他的现代性。
茨维塔耶娃在给里尔克的第一封信的开头，也说了同样的话（“您的名字无法与当代押韵……”）。
在里尔克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收到的无数贺信中，就有列·奥·帕斯捷尔纳克从柏林寄来的一封充满热情的信。对于老朋友的祝贺，诗人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四日回信作答，这封回信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很快就成了里尔克同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展开通信的原因。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和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都是莫斯科人，他俩是同龄人，都出身于教授家庭。他们的父辈都由外省来到莫斯科，凭借自身的努力获得成功，赢得了社会地位。他俩的母亲都是富有天赋的钢琴家，都是安东·鲁宾斯坦的学生。在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的少年时代的印象中，也可以找到某些相同之处。茨维塔耶娃一家经常旅行德国（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六年间），与此构成对应的是，帕斯捷尔纳克一家也曾前往柏林（一九〇六年），年轻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曾在马尔堡大学的夏季培训班中学习（一九一二年）。
在和平时期行将结束之前，茨维塔耶娃的天赋已经被勃留索夫、沃洛申、古米廖夫等这样一些权威人士所认可；她在莫斯科演艺界中的知名度也在不断增长。早在那时，茨维塔耶娃就将自己的诗歌志向当成了自己的命运和使命。而帕斯捷尔纳克则花费了近十年的时间学习后来被他所放弃的作曲，并认真地研究哲学，直到一九一三年，他才开始为自己的第一部青春诗集写诗，这部诗集的过早面世，以及其诗艺上的不成熟，后来让帕斯捷尔纳克久久地感到负疚。
在探索自由和独立性的过程中，年轻的帕斯捷尔纳克一直在里尔克的人生和创作的经验中寻找支柱和理由。从德国回来（一九〇七年）后不久，他就看到了里尔克的最初几部诗集（《祝贺我》，《图像集》和《祈祷书》），那是里尔克题词寄赠给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的，这些诗集内容上的重大性和迫切性让帕斯捷尔纳克感到震惊。在他大学期间的笔记本上——在听课笔记中间，我们看得到帕斯捷尔纳克翻译里尔克诗歌的最初习作
许多年之后，帕斯捷尔纳克有过这样一段重要的坦承：
我一直认为，无论是我的习作还是我的全部创作，我所做的只不过是转译和改编他（指里尔克）的曲调而已，对于他那独特的世界我无所补益，而且我一直都是在他的水域中游泳。
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夸大其词，他强调指出，他的整个精神构成都归功于里尔克（他也对里尔克本人谈到过这一点）。将有效的艺术自我完善视为生活的构成因素，这种追求使得帕斯捷尔纳克在年轻时就已经拒绝了浪漫主义的极端性。在自己所喜爱的作家中，他在一九一〇年前后常常提到的是因斯·彼得·雅科布森
，这位作家对里尔克也很有影响。散文成了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音乐基础与和谐基础。帕斯捷尔纳克毕生都在试图传导实质，试图充分地把握内容，以使形式能够自然而然地诞生出来，就像每一种生物所具有的形式那样。他将艺术家的劳动视为一种清心寡欲似的学艺过程，他始终服从于这样一个基本的任务——在词语中显现“世界的形象”，这个形象充满着存在的幸福，与万物合一的幸福。这是帕斯捷尔纳克从里尔克那里学来的。
帕斯捷尔纳克认为，他在这条道路上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就是他写于一九一七年的那部诗集《生活，我的姐妹》。
在战争和革命的年代，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只有过点头之交。用茨维塔耶娃的话来说就是：
三四次匆匆的见面。——几乎是一言不发的，因为我任何时候都不想知道任何新东西。——我听过他的一次朗诵，是和其他一些诗人一起在综合技术博物馆里听的。他的声音很低沉，几乎忘了所有的诗句。他在台上的那副冷漠孤傲的神情很像勃洛克。留给人的印象是他在痛苦地凝思，似乎想推动一节没有开动的火车车厢……“这个这个……”就这样一个字也没吐出来（那种含糊不清的嘟囔声，就像是一只刚刚醒来的熊），从而令人产生了不耐烦的念头：“天哪，干吗要这样折磨自己和其他人呀！”
帕斯捷尔纳克也同样回忆过他们两人偶然的会面：
在革命初期的一次晚会上，我听过她的朗诵，当时还有其他一些朗诵者。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一个冬天，我为了什么事情去找过她，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听了她一些鸡毛蒜皮的回答。当时，茨维塔耶娃并没有引起我的关注。
一九二二年五月，茨维塔耶娃前往柏林去见她失散多年的丈夫。不久，帕斯捷尔纳克就读到了茨维塔耶娃出版于一九二一年的诗集《里程标》，于是便给女诗人写去了一封充满喜悦的长信。三十五年之后，帕斯捷尔纳克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她的作品是需要加以潜心阅读的。当我这样做了之后，我不禁惊叹于展现在我面前的那深不可测的纯洁和力量。周围从未有过这样的东西。我简而言之吧。除了安年斯基和勃洛克，以及部分的安德烈·别雷作品之外，早期的茨维塔耶娃成了其他所有象征主义诗人都希望成为、却无法成为的那种诗人，我这可不是在昧着良心说话。当那些人的语词在由杜撰的公式和没有生气的古文构成的世界里无力地挣扎时，茨维塔耶娃已轻松地翱翔在真正创作的困难之上，她以无可比拟的炫目的技艺，游戏般地应对着种种创作难题。
一九二二年春天，当时她已经出国，我在莫斯科买到了她那本薄薄的诗集《里程标》。我立即被茨维塔耶娃诗歌形式的抒情力量所征服了，该形式是有血有肉的，是浓缩精练的，而不是患有肺病的，不会让人在个别诗行上上气不接下气，而会让整个诗段构成一个节奏不间断的、充满不同发展阶段的循序渐进的整体。
这些特点让我感到非常亲切，也许是因为我们受到过相同的影响，或者是因为我们有过同样一些影响到性格形成的因素，家庭和音乐所发挥的相近作用，以及相同的起点、目的和爱好。
我写了一封信给在布拉格的茨维塔耶娃，信中充满了喜悦和惊讶，因为我如此之久地忽略了她，如此之迟地才认识了她。她给我回了信。我们从此开始通信，我们在二十年代中期的通信尤其频繁，当时，她的《手艺集》已经出版，她那几部规模宏大、思想广博、光彩夺目、非常新颖的作品《终结之诗》、《山之诗》和《捕鼠者》，也开始以抄本的形式在莫斯科广为流传。我们成了朋友。
关于这种体现在彼此互赠的诗作中、体现在散文和笔记中、更主要地体现在神奇的书信中的“真正的友谊和地道的爱情”，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里阿德娜·谢尔盖耶夫娜·埃夫隆有过出色的描写
据她说，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通信从一九二二年一直持续到一九三五年，在二十年代中期达到高潮，之后便渐渐地中止了。
阿·谢·埃夫隆在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日给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写道：
在妈妈的笔记本和手稿本中，有许多地方谈到了你。我将转抄给你，有许多情况你也许都不知道。她多么爱你，爱得多么久——爱了整整一生呀！只有我的爸爸和你，她是始终不渝地爱着的。
按照阿·谢·埃夫隆的意愿，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两人来往的大部分信件最早要到下个世纪初才能发表
不过，我们今天便已有理由——毫无疑问地——将这些书信视为当代俄罗斯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二十年代初，帕斯捷尔纳克的生活很拮据，他无钱养活全家。一九二二年八月中旬，他和妻子一起去柏林，当时，他的父母都住在柏林。在帕斯捷尔纳克临行前不久，即一九二二年六月，他的第三本诗集《生活，我的姐妹》问世了，是由格尔热宾出版社莫斯科分部出版的。（一九二三年，该书由同一家出版社在柏林再版。）一九二三年初，柏林的“赫利空山”出版社推出了帕斯捷尔纳克的第四部诗集《主题与变奏》。然而，身在柏林的帕斯捷尔纳克，心情却远不是愉快的。
帕斯捷尔纳克曾称柏林为“无个性的巴比伦”，置身柏林的他，在给茨维塔耶娃的信中抱怨道，没有在此地“碰到她”，这让他“感到非常痛苦，沮丧”。阿里阿德娜·埃夫隆把母亲匆忙离开柏林前往布拉格的行动称为“逃跑”。她在帕斯捷尔纳克到达柏林前数周才离开这座城市。
与马雅可夫斯基、阿谢耶夫
、库兹明
和其他一些人分手之后，我怀着同样的态度和同样的心情指望着与您和别雷见面。
但是，要您来负责的失望还算是一种真正的幸福，它能消解由别雷所引起的失望。这里所有的人都在吵来吵去，在各种任意争吵的、戏剧化地出头露面的相似者中寻找可以替代不在场对象的假象。似乎，这个团体的所有成员都应该彼此尊重，并安于相互之间的不满，因为没有这种不满就不会有假象。我甚至在别雷身上也没有看到这样的始终如一。
帕斯捷尔纳克违反本意地被拖入柏林的文学生活，这里的文学生活充满着“带有公民激情的争吵和打骂”，帕斯捷尔纳克曾写道，“没有这些争吵和打骂，流亡的生活显然就过不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在自己那本被众人一致认为“难懂”的诗集《主题与变奏》出版后，帕斯捷尔纳克便竭力躲开那些新结识的人，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孤独的天地里。一九二三年一月初，帕斯捷尔纳克在给维·帕·波隆斯基
的信中谈到了自己那种妨碍工作的难以克服的“沉重心情”
在寄赠茨维塔耶娃的那本《主题与变奏》上，帕斯捷尔纳克写下了这样的题词：
赠给无与伦比的诗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她是“顿涅茨
的，热情似火的，地狱般可怕的”（见七十六页），此书作者是她天才的崇拜者，他斗胆出版了这些残渣碎屑，如今正在忏悔。
鲍·帕斯捷尔纳克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于柏林
作者在上述题词用括号标明页码的那句引文，出自《我们人数不多。我们或许只是三个人……》一诗，这句引文表明，在当代诗歌中，帕斯捷尔纳克把茨维塔耶娃也列入了与自己最亲近的诗人之列。这首诗起初题为《诗人们》，但是在诗集中，这个题目却被去掉了，似乎被当作了一个多余的解释。取而代之的是普希金在《莫扎特和沙莱里》一剧中对自由自在的天才所下的定义：
我们这样精选的、悠闲的幸运儿并不多，
我们鄙视那庸俗的功利，
我们只能是美的祭司。
在帕斯捷尔纳克一九二一年写作此诗的时候，他所指的三位“精选的”诗人，除他自己之外，就是他最亲近的两位朋友马雅可夫斯基和阿谢耶夫。如今，一九二三年，在读了《里程标》之后，帕斯捷尔纳克把茨维塔耶娃也列入了这个行列。
我们人数不多。我们或许只是三个人，
顿涅茨的，热情似火的，地狱般可怕的，
头顶着一层灰色的、飞驰的外壳，
那里有风雨和云朵，
有士兵苏维埃和诗句，
有关于交通和艺术的争论。
阔别十年之后再次来到德国，所见所闻给帕斯捷尔纳克留下了沉重的印象。他在《安全保护证》中回忆道：
我见过战前的德国，此时我又看到了战后的德国。世上发生的一切以一种最可怕的缩微形式展现在我的面前。这正是鲁尔被占领时期。德国饥寒交迫，她没有任何资本可以欺骗自己，也不再能欺骗别人，她不时伸出一只手来（这不是她惯有的姿势），像是在乞讨，整个国家都拄着拐杖。
帕斯捷尔纳克在德国一直住到一九二三年三月。二月间，他短暂地访问过他年轻时生活过的城市马尔堡。在帕斯捷尔纳克返回俄国之前在柏林见过他的文学家阿·巴赫拉赫后来这样回忆道：
在“法赞角”的住处
，帕斯捷尔纳克情绪上的一些变化让我感到惊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诚挚地、深深地爱着这个想象中的德国，这个国家，茨维塔耶娃也是一下子就永远地爱上了，“脸庞瘦削的康德/还在柯林斯堡
漫步”
。在与自己最喜爱的同时代人之一的里尔克的通信中，帕斯捷尔纳克也谈到过这个国家。他还有将这个国家理想化的能力，不愿目睹在这个国家的深层所发生的变化。他尤其看重马尔堡，正是在马尔堡，布鲁诺在由伦敦返回祖国的不祥路途中停下来，做了演讲，正是在马尔堡的马路上，罗蒙诺索夫“徘徊”了五年之久
他之所以珍爱这座大学城，并不仅仅是由于学生时代的记忆，而且还由于那些感伤的回忆。于是，这次“返回往昔”的短暂旅行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在马尔堡看到了他在柏林不愿目睹的东西。在他的眼中，整个德国都呈现为一幅新的缩影。他声音激动地谈起他的见闻，那些见闻后来被他写进了《安全保护证》：“那幅曾过于关注三十年战争
的景观，最后真的是以对战争的灵验预言而告终的。”
对于帕斯捷尔纳克来说，二十年代上半期也是一个创作上的艰难时期。意识到所写的一切均无意义，这样的感觉在他心中悲剧性地变得越来越强烈了，他产生出这样一个念头，似乎抒情诗无法为时代所接受，抒情诗的写作成了一种不会有任何结果的追求。在战争和革命的年代，需要的是历史学家和史诗作家。
他在一九二四年给父母的一封信中写道：
唉，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全我，我给出的一切再也不会返回到我的身边。没有音乐，也不会再有了，或许还会有诗歌，但它也不应该会再有了，因为需要生存，可当代生活却无论如何也不需要它了，我也将不得不放弃语言上的即兴创作，就像我放弃钢琴上的即兴创作一样。这是一种忧伤，多年的、保全着一切的温情都缠绕着这样的忧伤，而实际上，我却不得不在命运中来表现它。
但是，你们不要以为，我此刻正处在一种非常糟糕的状态之中，或是正在受着幻想和虚构的痛苦折磨。安德烈·别雷也处于我这种状态，还有其他许多人也一样，时代可顾不上那被称作“文学”的东西。
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八日回答《列宁格勒真理报》的一份问卷调查时，帕斯捷尔纳克对这一状态有一个更为具体的描述：
无论诗歌具有怎样的长处，它也不比空气更有扩散力。个性就是声音的传播媒介质。旧的个性被摧毁了，新的个性还没有形成。没有共鸣，抒情诗就成了不可思议的东西。
帕斯捷尔纳克把自己的疑虑告诉给了茨维塔耶娃，后者热心地回应了他的坦诚。她在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九日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写道：
鲍里斯，第一封人性的信是从你那里收到的（其余都是Geisterbriefe
），我感到荣幸，得到了称赞和馈赠。你无意中把自己的手稿惠赠予我了。
但是，帕斯捷尔纳克对自己的怀疑，以及他的犹豫却在茨维塔耶娃那里遭遇了愤怒的回击：
我真是不理解你，你居然要抛弃诗歌。然后呢？从桥上跳进莫斯科河吗？亲爱的朋友，面对诗歌就要像面对爱情那样：只要她还没有抛弃你……你依然是竖琴的农奴啊。
从这个时候起，茨维塔耶娃的参与和支持，对于帕斯捷尔纳克来说就是头等重要的了。一九二五年夏天，他把自己的《短篇集》（一九二四年）和长诗《崇高的疾病》的清样寄给茨维塔耶娃，作为他告别抒情诗的一个信号。
天花板像往常一样，
甘为新斗室的支撑，
把二楼拖向三楼，
把五层拉向六层，
用内部装潢的更换来说明，
世上的一切都未变更，
然而这却是伪造，
沿着自来水网管
往上传去的是灾年在吮吸的空鸣声……
它在颂扬坚定和停滞，
它在宣布禁止柔情。
有什么法子？声音消失了，
因为膨胀的天空在轰鸣。
一九三五年夏，帕斯捷尔纳克与茨维塔耶娃在巴黎见面时，又再次谈到了抒情诗的终结这个话题。他试图向她解释他沉重的心理状态。然而，在茨维塔耶娃写给吉洪诺夫
的信中却可以听出一种浪漫主义的、坚决的语气，她对造成抒情诗危机的历史现实抱有敌意。
一九二五年夏，正是在茨维塔耶娃的鼓励和赞许下，帕斯捷尔纳克开始写作那部反映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大型长诗。
一九二五年八月初，茨维塔耶娃向帕斯捷尔纳克通报了里尔克去世的传闻。因为这个消息而感到痛苦和恐惧的帕斯捷尔纳克，立即写信给妹妹约瑟菲娜，要她去弄清真实情况：
约尼奇卡
，亲爱的，茨维塔耶娃来信说，里尔克去世了，但她只是一笔带过，似乎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情。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你关于这件事都知道些什么？没有必要向你说出我在读到这个消息时的心情。我可是还一直想到瑞士去看他的，我一直在靠这个幻想而活着。
妹妹回信说里尔克的死讯是个谣传，作为证明，她还同时寄来了里尔克的《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在这些诗作的新手法中，帕斯捷尔纳克发现了一些与自己曾经有过的那些创作倾向颇为相似的地方：
匆匆浏览一下，里尔克的书中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与我们俄罗斯人相比，他似乎处在一些截然不同的势力和环境的影响之下，他的诗艺下降了，我们也一样。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你简直无法想象，你的礼物来得多么及时。在你寄给我的所有东西中，这本书定会最为亲密、最为有效地步入我的生活。
一九二五年夏天关于里尔克死讯的误传，在帕斯捷尔纳克和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妹妹阿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的交谈中也有反映，在与玛丽娜·茨维塔耶娃通信的那些年间，他与阿纳斯塔西娅非常接近。在帕斯捷尔纳克的藏书中，保存着一本阿纳斯塔西娅·茨维塔耶娃送给他的一本德文版的《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和死亡之歌》（莱比锡，一八九九年），书上有这样的题词：
赠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他的玛丽娜的我的里尔克），此系玛丽娜藏书（替玛丽娜赠）。［无论如何还是应该停止爱里尔克，停止爱帕斯捷尔纳克，停止爱玛丽娜，停止爱自己。］
阿·茨
一九二五年于莫斯科
大约就在这次关于里尔克的交谈之后，阿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把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一首诗抄录在该书的第三十页上，这首诗引自诗集《手艺集》，题为《报喜节》，是献给谢·埃夫隆的：
沉睡的青年上方悬着金马刺，
一声命令：起立！
后面已经跟着一大群贼，
格奥尔基，哭吧！
用空着的左手摸到十字架，
一声命令：泅水！
为了让众人都服从他，
格奥尔基：统治吧！
完了！筋腱将会挺不住，
结束了！投降了！
他展开闪电般的双翅，
一声命令：起飞！
玛·茨
在该书的第三十二页上则有这样几行字：
但是，鲍里斯，难道可以这样来谈论死亡吗？也许，这依然不是对于死亡的胜利，而只是与死亡游戏的顶峰，人注定要死，人会在死亡（游戏）中被捕获，希望它不是游戏吗？
请为了您自己、里尔克、我和玛丽娜再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阿·茨
与父母和姐妹的分离，终于被激起的去见一见茨维塔耶娃的愿望（这次见面早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就已约定），促使帕斯捷尔纳克作出要带领全家出国的决定。另一方面，他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了他正在进行的诗歌创作所具有的重要性，当时他正在写作长诗《一九〇五年》和《施密特中尉》，在写作这两部长诗的过程中，他一直与茨维塔耶娃保持着联系，把她视为自己的第一位读者和批评家。帕斯捷尔纳克当时觉得，只有茨维塔耶娃一个人能够完全理解他为自己提出的创作任务，能够看出他解决这些任务的方法以及他所取得的进展。
的确，茨维塔耶娃能够对在很多方面都与自己的创作构成呼应的帕斯捷尔纳克创作做出评判，她的评判非常深刻，远远胜过他的许多同时代人。在这封一九二八年二月五日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列昂尼德·奥西波维奇的信中，茨维塔耶娃这样谈到了帕斯捷尔纳克：
鲍里斯非常出色，可是很少有人能理解他，就连那些爱他的人也不理解他呀！“面对词的工作”……“词即目的”……“词的自在生命”……既然他的全部创作，他的每一行诗，都是为了实质而进行的斗争，既然除了实质（当然，对于诗人来说，就是通过词释放出的实质）之外他就别无所求了。“困难的形式”……不是困难的形式，而是困难的实质。他随手写出的那些书信，一点儿也不比他的诗句“轻松”。您同意吗？通过他的最近几封信我可以看出，他在自己的劳作中感到十分孤独。要知道，大部分称赞都是针对一九〇五年的主题的，就像是那些奖励品行端正的奖状。
一九二六年春天，帕斯捷尔纳克克服了找不到出路的痛苦感觉，完成了长诗《一九〇五年》的写作。阅读到茨维塔耶娃的长诗《终结之诗》，从父亲处得知里尔克还活着并且知道自己的情况和自己的诗，这构成了帕斯捷尔纳克生活中的两个重大事件，使他新的生活和创作计划得以确立。
和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一样，茨维塔耶娃也是从童年起就很接近德国文化：她熟悉并热爱德语、德国浪漫派诗歌和德国音乐。
她在一九一九年这样谈到德国：“我的激情，我的祖国，我灵魂的摇篮！”
早在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和她的妹妹阿霞
年幼的时候，她们的母亲梅因就在她俩的身上培养起了这种对德国的挚爱。阿·茨维塔耶娃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妈妈怀着对她父亲的挚爱，讲述她和外公一起出国旅行的事情，讲述在莱茵河——一条奔流在山峦之间的神奇河流上旅行的情景，谈到了悬崖上的古堡，谈到了罗拉莱
曾经歌唱的地方。我们早已读过海涅描写罗拉莱的那首著名的诗歌。于是，绿色的、泡沫飞溅的莱茵河便成了我们的亲人。
十二岁的时候，玛丽娜有机会亲眼看到了德国。一九〇四年秋天，正在洛桑的拉卡兹天主教寄宿学校学习的茨维塔耶娃姐妹，被父母带到了弗赖堡。在弗赖堡的勃林克私人寄宿学校里，她俩度过了一九〇四年和一九〇五年之交的那个冬天（她们的母亲梅因患上了结核病，医生建议她去呼吸黑林山
的山间空气）。
德国之行的印象，在玛丽娜的少年时期诗作中有所反映，这些诗作后来被收入了她的第一部诗集《黄昏纪念册》
看来，正是在这个时期，她第一次真正地结识了德国文学。阿纳斯塔西娅·茨维塔耶娃回忆说，正是在弗赖堡，玛丽娜“带着热烈的、忘我的快感阅读起了德语书籍”
茨维塔耶娃后来不止一次地提到，除了俄语之外，德语是她始终挚爱的一门语言，她经常阅读德语作家的作品，首先是歌德的作品。茨维塔耶娃接触到里尔克的诗歌时，已经是成年人了。茨维塔耶娃最早提到这位德语诗人，是在她的日记《论德国》（标明的写作时间是一九一九年，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可能是在发表时定稿的）中，茨维塔耶娃这样写道：
比作一场战争——是这样的：不是亚历山大·勃洛克对莱内·马利亚·里尔克，而是机枪对机枪。不是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对理查德·瓦格纳，而是战舰对战舰。如果勃洛克被打死，我就会为勃洛克（最优秀的俄国）哭泣，如果里尔克被打死，我就会为里尔克（最优秀的德国）哭泣，无论什么样的胜利，不管是我们的胜利还是他们的胜利，都无法让我感到宽慰。
可以推测，在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五年间那些不为我们所知的通信中，一定不止一次地提到过里尔克的名字。不过，茨维塔耶娃对里尔克的感情最为澎湃的时间还是在一九二六年的春天，当时，茨维塔耶娃收到了里尔克作为新年礼物寄来的他的两部新诗集——《杜伊诺哀歌》和《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
里尔克的这两部诗集让茨维塔耶娃大为震撼，顺便说一句，这两部诗集当时在德语国家中还没有赢得太多的崇拜者。从那个时候起直到生命的最后，茨维塔耶娃就一直将里尔克视为最崇高神性的化身，视为诗歌的象征。“您，就是具体化了的诗，”她与他的交谈就是以这句话开始的。对于茨维塔耶娃来说，里尔克是一个以大写字母开头的诗人，是一个在创造永恒的艺术家。比如，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写给捷克女友阿·阿·捷斯科娃的信中，茨维塔耶娃就谈到了作为“具体化了的诗”的里尔克：“德国的俄耳甫斯，也就是说，是这一次出现在德国的俄耳甫斯。不是Dichter
（里尔克），而是Geist der Dichtung
。”
数年之后，在给维尔德拉克的信中，她又写道：“……将您和我联系起来的是亲缘情结：您也爱俄国，爱帕斯捷尔纳克；主要的是爱里尔克，他不是诗人，而是诗歌本身。”
茨维塔耶娃称里尔克为“德国的俄耳甫斯”，自然含有对里尔克赠给她的那本书的暗示。里尔克从未放弃对作为创造者的艺术家的信念，从未放弃对艺术改造世界之伟大力量的信念，他的这一信念导致了俄耳甫斯这一神圣歌者形象的出现，诗集中的五十五首十四行诗都是献给俄耳甫斯的。
茨维塔耶娃在给捷斯科娃的那封信中强调了“这一次”几个字，这并非偶然。诗歌是一种崇高、永恒的精神元素，它借助其“承载者”——即诗人而体现在时间之中，在里尔克、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通信中，它是一个“起支撑作用的”重要话题。三位诗人不约而同地写到了那种能“通过时间”在诗人身上诞生出的不朽和永恒的东西。正是就这一意义而言，帕斯捷尔纳克在给里尔克的信中谈到，诗人就是“那种永恒地构成诗歌的内容、并在不同的时间里获得不同名称的人”。帕斯捷尔纳克的这些话与里尔克的思想构成了深刻的呼应，里尔克将这句话拿过来，给茨维塔耶娃写了这样一首四行诗（写在《杜伊诺哀歌》的扉页上）：
我们彼此触及。用什么？用翅膀。
我们的亲缘来自远方。
诗人孤身一人。可那领来诗人的人
却与承载的时间不断相遇。
里尔克的这几句诗中暗含着一个骑士的形象，这个形象在诗集上卷第十一首十四行诗中已经被他“使用”过了（《看一眼天空。何处是“骑士”星座？》），它似乎在象征着诗歌和“承载”诗歌的自然这两者的二位一体。茨维塔耶娃对这几行诗作出了生动的反响，早在自己的第一封信中，她就对作为人的里尔克和作为“比诗人还要大的”精神的里尔克进行了区分。她对里尔克说道：
您是一个自然现象……是具体化了的第五元素
：诗歌本身，或者（还不是全部）您就是那种诗歌在其中诞生的东西，就是那种大于诗歌自身、也大于您的东西。
显然，茨维塔耶娃在这里继续着那场谈话，话题就是那种能“领来”诗人的元素。骑士（即“作为人的诗人”）的主题还出现在五月十三日的信中：在读了《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后，茨维塔耶娃准确地特别看重第十一首诗，并试图将自己早年诗歌中写到的圣乔治与里尔克塑造的这个独特形象联系在一起
在前面所引的茨维塔耶娃的那段话中，她关于里尔克是“一个自然现象”的说法也同样引人注意。在早年给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一封信（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一日）中，茨维塔耶娃也写过同样的话。
茨维塔耶娃的精神特质是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时代氛围中形成的，她深刻而又独特地接受了那一新浪漫主义时代的思潮：反抗上帝，反对理性，以及对“灵魂”的浪漫主义崇拜。同样也是凭着那个时代的精神，茨维塔耶娃乐意把某些特殊的素质赋予“自然”，把“自然”神化，唯灵论化。崇高化了的自然对于里尔克来说也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概念（见茨维塔耶娃七月六日信、里尔克五月十日和八月十四日信）。这一观点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元素就是“灵魂”——即“活的”自然之最自然的体现。在茨维塔耶娃看来，“自然”和“灵魂”有时会融为一体。她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给捷斯科娃的信中写道：
……除了自然（也就是灵魂）和灵魂（也就是自然），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感动了。
对于茨维塔耶娃来说，“活的”自然就是创作和诗歌的源泉。“诗人就是自然，而不是世界观。”在给作家布宁的妻子布宁娜的一封信中，茨维塔耶娃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信条《茨维塔耶娃七卷集》，第7卷，第235页。此信写于1928年5月4日。在茨维塔耶娃的《良心烛照下的艺术》一文中也有这样一个关于艺术的定义：“艺术亦即自然。”见《茨维塔耶娃七卷集》，第5卷，第346页。在《有历史的诗人和无历史的诗人》一文中，她也将鲍·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和自然做了展开的比较。
茨维塔耶娃喜欢重复茹科夫斯基说过的一句话：“浪漫主义就是灵魂。”茨维塔耶娃将敬重灵魂、使灵魂崇高化视为自己的义务。她觉得，在周围的现实中，灵魂是被伤害的，被贬值的，孤立无助的。与茨维塔耶娃称之为“肉体世界”的这样一个充满市民气的贫乏世界相对立的，是那因为诗意而崇高的“灵魂世界”。爱情，或是那种在“肉体世界”中被视为爱情的东西，遭到了茨维塔耶娃的断然拒绝。她过分地，不过也是有意地把灵魂和肉体之间的脱节绝对化了，不止一次地宣称“灵魂”和“爱情”的不相容性，宣称她“对爱情的不爱”。“我不爱爱情，也不敬重爱情，”她在给里尔克的信（六月三日）中这样写道。在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七月十日）中，茨维塔耶娃谈到了“普赛克
对夏娃那种无止境的、由来已久的憎恨”，还写道，“我身上没有任何来自夏娃的东西”，“我的一切都来自普赛克”。茨维塔耶娃常在自己的诗中歌颂普赛克，有时甚至以“灵魂”自称（八月二日致里尔克的信）。茨维塔耶娃有一句话是非常值得重视的，这句话写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当时，希特勒德国正准备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我以不受肉体控制的自由精神感受着捷克。
对于茨维塔耶娃来说，充满真正爱情的世界，就是那能够实现灵魂结合、而非肉体结合的世界。在自己的创作中，在自己的书信中，她一直在创造着这样一个高尚化了的精神世界。因此，茨维塔耶娃试图将她与里尔克的整个交谈都纳入到“爱情的”河床中，但是，这种爱情是独特的。在自己的诗歌中，同时也在自己的生活中，茨维塔耶娃总是要把自己的主人公（或者她自己）置于这样的境地，即让相爱的人天各一方，无法走到一起。对于茨维塔耶娃来说，一个理想的（即遥远的，难以企及的）爱人形象比一个亲近的、真实可触的人更为珍贵。沃洛申
在一九一一年曾对茨维塔耶娃说道：
当您爱一个人的时候，您总是想让他离开，以便去思念他。
茨维塔耶娃并不拒绝通常的爱情表达方式，但是她却试图剥去它们的肉体外壳，使它们挣脱“尘世的镣铐”——即陈腐物质和卑下情感的桎梏。也许可以这样来形容，茨维塔耶娃就是无手之握，无唇之吻。在她一九二二年的一首诗中有这样几行：
在河流后退的世界，
岸上也是河流，
一只虚妄的手，
握住了另一手的虚妄……
她在八月二十二日给里尔克的信中写道：
我不是靠自己的嘴活着的，吻我的人会从我旁边走过。
“不想。”这是茨维塔耶娃写给里尔克的那些书信中的主题之一。在这些信中，就像在茨维塔耶娃全部的书信体散文中一样，贯穿着这样一种不存在的虚妄之手的相握——“在词语中的”相触、“在精神中的”相遇。
然而，对于茨维塔耶娃来说，这种“相遇”并不是想象中的游戏，而是毋庸置疑的现实，是确凿的行动，其真实性并不亚于活生生的亲吻。“爱情活在语言里……”她这样对里尔克说道（八月二十二日的信）。在同一封信里，她还对他解释道，她期待从他那里得到的仅仅是词语，别无他物。这就是说，茨维塔耶娃在对自己的通信对象说“我爱你”的时候，她是在这句话中写进了她所有的爱情感受，创造了一个新的现实——“灵魂”的现实。茨维塔耶娃的话从常人的观点来看越是热烈和多情，从诗歌的观点来看就越是理想化的。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恰是一种崇高的浪漫主义及其对爱情的典型理解——爱情的对象是难以企及的，非实在的。这种二元论始终认为，此岸不可能的一切，在彼岸是可能的。在茨维塔耶娃写给俄国诗人阿纳托利·施泰格尔
的一封信（一九三六年）中，有这样一句话：
请您记住，我们所认为的物质的不可能性，就是其自然性的第一个征兆，当然，是在另一个世界里。
茨维塔耶娃关于“梦”的理念也具有这种浪漫主义的来源。
对于茨维塔耶娃来说，“梦”就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德国浪漫派和俄国象征派都非常推崇卡尔德隆
的《人生如梦》一剧，这并非偶然。）“梦”，就是另一个世界的原型，“灵魂”就居住在那个世界里，在那里与其他的“灵魂”相遇。因此，对于茨维塔耶娃来说，“梦中的”交往比清醒时的交往来得更充分、更可触。
她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九日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写道：“我所喜欢的交往形式是彼岸的，即梦，即梦中所见。”
她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九日给阿·施泰格尔的信中这样说道：“我想与您仅仅这样，仅仅那样，无论如何也不说不：清醒的梦，梦中的梦，与您一同走进梦中，——就在那里生活下去。”
茨维塔耶娃在六月十四日给里尔克的信中所拟定的“梦”的主题，后来得到了发展，并在八月二日的信中达到顶点。茨维塔耶娃这样写道：
如果我们一同被人梦见，那便是我们的相逢。
在自己写给里尔克的那封“死后的”信（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
中，茨维塔耶娃这样请求里尔克：
亲爱的，你让我常常梦见你吧，——不，不对：请你活在我的梦中吧。
茨维塔耶娃对自己的梦有过详尽的、意味深长的描写：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她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九日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所写到的她关于里尔克的那个梦。
前面所说的一切表明，茨维塔耶娃的书信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很难用传统的书信体散文来界定她的书信。同那些精神上与她贴近的人的交往，常使茨维塔耶娃步入一种近乎迷狂的创作状态。她会一头扑进这新的友谊，全身心地沉浸其中，在信中注入她所有的激情、冲动和疯狂。在与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施泰格尔和其他一些人的通信中，茨维塔耶娃首先是一位艺术家，她是在创作。与这些通常从未谋面或只见过几面的人的关系，会被茨维塔耶娃给极端地、时而是有害地诗意化了。
对流亡中的茨维塔耶娃十分了解的马克·斯洛尼姆
曾写道，茨维塔耶娃的每一次迷恋在他看来都像是“诗意的虚构”和“被诱惑的思想所产生的激动”，它们都注定会经历“基座的建立和雕像的毁灭”这样两个阶段。
起先是崇高化，然后是近乎于神化，最后是愤怒的拒绝，……玛·伊
与许多各不相同的熟人的关系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构成例外的只有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这两位诗人。
茨维塔耶娃赋予自己的每一封信以艺术的形式，使每一封信都成了她展露“灵魂”的作品。她写给里尔克的所有信件都是这样的作品，它们构成了一个非传统的独特体裁，可以称之为书信体抒情诗。不过，无论是里尔克的书信，还是帕斯捷尔纳克的书信，也都有权利被视为崇高语言艺术的样板。
茨维塔耶娃不止一次地强调，她的事业是生活，而不是文学。对于她在其中感觉不到生活和“自然”的那种文学，茨维塔耶娃是很蔑视的，认为那样的文学是唯美主义，她不无嘲讽地称之为belleslettres
（见五月十二日给里尔克的信）。大到整个诗歌，小到每一行诗句，茨维塔耶娃都要求其中必须具有“每一即时瞬间的真实”（八月二十二日给里尔克的信）。茨维塔耶娃的整个创作都具有传记的、“生活的”根基，这并非偶然：其创作都是与某种真实的事实、事件和感受相互关联的。她许多长短诗作的主人公，都是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在另一些场合，茨维塔耶娃则更倾向于诉诸神话和传说，也就是诉诸那种一直在流传的题材。
茨维塔耶娃的大部分散文也都是以她熟悉的人为对象的（如勃留索夫、巴尔蒙特、安德烈·别雷、沃洛申、库兹明、索涅奇卡·戈里代等）；然而，她的回忆录与传统的回忆录体裁却最少相像。茨维塔耶娃有时会利用一下她记忆中的两三个典型特征，但她塑造出来的仍旧是一个艺术形象，她总是要对其主人公的个性来一番再创造。茨维塔耶娃相信“想象主宰世界”
，因此她对现实的处理相当自由。“……她不考虑过去，她在创造自己心目中的过去，”
—┌ⅰ糃X-2〗·伊·茨维塔耶娃回忆说，她说这话的时候，是在责怪玛丽娜在描写她们一些共同熟人的形象时所表现出的任性和歪曲。在给索辛斯基的信中，茨维塔耶娃自己也承认，她的记忆常常“等同于想象”
马克·斯洛尼姆回忆说：
玛·伊确信，不仅诗歌，就连整个人类生活都是靠想象驱动的……不存在没有想象的爱情。基本的想象就是这样一种能力，即能让自己和他人都把虚构的东西当成实在的，把无形的东西当成可见的。
从自己的想象所创造出的形象处获得灵感时，茨维塔耶娃似乎常常会忘记这个她与之通信或正在描写的活人，看不到他的日常的、“尘世的”特征。那些特征仿佛只是她的一个缘由，以便使谈话达到对于她而言更为重要的“抒情”水准。茨维塔耶娃的“创造生活”的最高的高潮以及悲剧性的坠落，都与此相关。她写给里尔克的信，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茨维塔耶娃一头扎进她所创造出的精神交往氛围，而“忽视了”当时已经病入膏肓的那个真实的男人。里尔克试图让她注意到他的身体状况，可这些尝试却让茨维塔耶娃感到不快，她认为，诗人里尔克是为了灵魂的安逸而拒绝她的崇高的激情。
从里尔克的信中可以看出，一开始，他对茨维塔耶娃是充满信任和同情的。由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那封像音叉一样的信给定了音的一种精神上的亲近感，在三位诗人中间迅速形成，决定着这场交谈的语调、特征和风格。这是那种只需只言片语就能相互理解、并已被告知同一个秘密的人之间的交谈。作为旁观者的读者必须去仔细地阅读他们的书信，一如阅读他们的诗句。
这一密码风格的最好例证就是里尔克那首出色的《哀歌》，这首诗是献给茨维塔耶娃的，它构成了他们通信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并不仅仅是这首《哀歌》，茨维塔耶娃和里尔克的整个交谈都造成了这样一种感觉，似乎这场交谈的参加者是两个阴谋家，两个同谋，他们对周围任何人都猜不透的某个秘密心知肚明。交谈的双方都视对方为另一个与其精神相近、力量相等的诗人。这是两个势均力敌者的对话和角力（这一向是茨维塔耶娃所梦寐以求的）。十年之后，茨维塔耶娃说道：
我所遇见的与我势均力敌的人，只有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
然而，在从五月初到八月中旬的这三个半月里，里尔克对茨维塔耶娃的态度有了一些改变。他俩通信中的转折点就是茨维塔耶娃八月二日的那封信。茨维塔耶娃的毫无节制和不容反驳，她对任何情况和条件的置之不理，她试图成为里尔克“唯一的俄罗斯”，她对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排挤，——所有这一切在里尔克看来都是过分夸大的，甚至是残忍的。他没有回复茨维塔耶娃八月二十二日写来的那封长信，也没有搭理她从巴黎郊外的贝尔维寄来的明信片，不过，他一直在锡尔住到十一月底，在十二月份再度住进了瓦尔蒙疗养院，他在那里还是写过信的。
里尔克的去世让茨维塔耶娃极为震惊。对于她来说，这是一个打击，她再也无法从这样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了。茨维塔耶娃所挚爱的一切（诗歌，德国，德语），——在她的心目中以里尔克为象征的所有这一切，突然之间停止了存在。一九三〇年，茨维塔耶娃曾对里尔克晚年的亲密女友温德利福尔卡特坦陈：
……里尔克是我最后的德国情结。我喜爱的语言，我喜爱的国家（甚至在俄德交战期间！），就像俄罗斯对于他那样（伏尔加的世界）。自从他去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了朋友，也没有了欢乐。
可以说，这个悲剧性的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茨维塔耶娃后来的命运以及她的创作传记。它在多方面也改变了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的关系。在一九二六年七月中断的、在一九二七年二月略有恢复的通信，后来又难以扭转地渐渐冷却、中止了。茨维塔耶娃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对帕斯捷尔纳克这样说道：
……你是我整个人的最后希望，我整个人尚且存在，没有你她就将不复存在。
尽管情况后来发生了诸多变化，他们俩还是不止一次地回忆起一九二六年所经受的一切，而那一切就反映在我们提供给读者的文献中
促使我们编纂此书的直接原因，就是茨维塔耶娃致里尔克的书信在一九七七年一月被发现，茨维塔耶娃立下的让这些书信保密五十年的期限在这一年到期
。茨维塔耶娃要求，这些书信只能在她给出的期限之后完整地公开发表。
五十年之后，那时候所有这一切都将会过去，而且是完全过去，躯体也会腐烂了，墨迹也会变淡了，那时候收信人早已去见发信人（我就将是抵达那里的第一封信！），那时候里尔克的书信将成为单纯的里尔克书信——不是单单写给我的，而是写给所有人的书信，那时候我自己已经融化在万物之中，——啊，这是最主要的！——那时候我已经不再需要里尔克的书信，因为我已拥有整个里尔克——
不能未经允许发表这些书信。未经允许，也就意味着提前。当收信人身在此处，而发信人却在那方的时候，就不可能有回复。他对我的问题所作的回复就将是期限。——可以吗？——请吧。但这要在上帝知道之后。
同一篇特写中还有这样一段话：
那七封信
躺在我的箱子里（它们的姿势和他一样，不是他，而是他的躯体，那些书信也一样，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躯体），那七封信躺在我的箱子里，我将会把它们连同他的照片和最后一首哀歌一起交给未来者，——不是将来交出，而是此刻就交出。新人在他们出生的时候就能够得到。而在他们出生的时候，我已经走了。
这将是他的思想在肉体中复活的一天。让他的思想在这之前安睡吧，不是睡到末日的审判，而是睡到光明的审判。
就这样，忠诚于义务和妒忌的我，既没有背叛，也没有隐瞒。
茨维塔耶娃用行动佐证了她的计划。在战争开始时离开莫斯科走向自己悲剧性的死亡之前，她从自己的文档中挑出了里尔克的信、他的几幅照片和他题词赠给她的书，把它们装进一只公文袋里，其中还放进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十一封来信。
在一九四一年八月离开莫斯科之前，茨维塔耶娃来到国家文学出版社，她在这家出版社的苏联各民族文学编辑部谋得了一份翻译工作（这几乎是她唯一的收入来源）。来到出版社后，她把那只公文袋交给了该编辑部的主任亚·彼·里亚比尼娜
。我们推测，茨维塔耶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感觉到，她对这些书信的命运负有一种崇高的责任。由她亲笔整齐誊写的里尔克书信的抄件，依然保存在她的文档里，而里尔克的手迹，她则认为必须存放在一个特别可靠的地方。在茨维塔耶娃看来，亚·彼·里亚比尼娜就是一个能够神圣地履行她的愿望的人。的确，茨维塔耶娃的期待没有落空。里亚比尼娜仔细地保存着托付给她的这些书信，多年之后，才把它们转交给帕斯捷尔纳克的继承人，并嘱咐说，她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这些书信能够面世。这只公文袋的封面上有茨维塔耶娃手写的一行字：“莱·马·里尔克和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Gilles，一九二六年）。”
茨维塔耶娃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约有一百封）在战争期间丢失了，后者在那部著名的自传体特写中写到了那些书信的丢失情况
不过，在这些书信丢失之前，其中的十八封已经被做了拷贝
有三封信的原件被保存下来了。此外，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还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留下了许多草稿，这使得我们有可能把她一九二七年夏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几封信的文本确定下来。
这样一来，在茨维塔耶娃为她写给里尔克的书信所设置的禁限已经期满的时候，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所言的那些不应被遗忘、不应被隐瞒、而应该保存到她所约定期限的所有东西，都已经到了我们的手上。
我们谨向所有对我们的工作提供过帮助的人表示真挚的谢意，尤其是下列人士：尤素福·拜耶拉姆和克劳斯·拜耶拉姆，赫勒·奇伯里尔克和克里斯多夫·奇伯里尔克，叶·科尔基娜，米舍尔·尼科、丽·列·帕斯捷尔纳克斯莱特尔，阿·萨阿基扬茨，阿·伊·茨维塔耶娃和约西姆·施托尔克。
康·米·阿扎多夫斯基
叶·弗·帕斯捷尔纳克
叶·鲍·帕斯捷尔纳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