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我终于和你在一起了。因为我看清了一切,我相信命运,所以我本来可以沉默不语,把一切都托付给命运,这种让人头晕目眩的、不公正的命运,这忠心耿耿的命运。但是,正是在这个想法中包含着我对你的许多情感,即便不是全部的情感,我也还是难以掌控这个想法。我如此强烈、如此全身心地爱你,以至于成了这一情感中的一个物品,就像一个在暴风雨中游泳的人,我需要这种情感把我掀起来,把我侧身放倒,把我头朝下倒挂起来 ——我被它裹住了,我成了一个婴儿,你和我的两人世界中的第一个、唯一的婴儿。我不喜欢上句话中“你和我的两人世界”几个字。关于世界的事以后再谈。所有的话一下子是说不完的。否则就会被你涂掉,被你置换。
我到底在做什么,你在哪儿会看见我两腿朝上倒挂在空中呢?
我这已是第四个晚上,把一小块黑暗泥泞的、烟雾朦胧的、夜间的布拉格塞进我的大衣,时而远处有一座桥,时而突然和你在一起,你就站在我面前,我在跑向一些人,他们突然出现在排队办事的队列中,或是出现在我的记忆中,我用断断续续的嗓音让他们了解令人伤心的抒情诗、米开朗琪罗式的大气作品和托尔斯泰式的冷漠作品的那种深奥之处,它就叫做《终结之诗》。我是偶然得到这首诗的,是打字稿,还没有标点符号。
可是,还有什么好谈的呢,难道还要描写放着这本诗稿的那张桌子吗?
你使我想起了我们的神,想起了我自己,想起了童年,想起了我的那根心弦,它诱使我总是把小说看成课本(你明白是什么课本),把抒情诗看成情感的词源学(如果你不明白关于课本的话)。
是的,是的。正是这样,正是那根用现实捻成的线;正是人一直在做却又一直都看不见的那种东西。人类的天才,这一失去自控的造物,他的双唇就该这样嚅动。就应该这样,就像在这部长诗的几个主要章节中那样。读这部长诗时是多么的激动啊!就像是在演一场悲剧。每一声叹息和每一个细微之处都做了提示。“夸大,也就是夸大”,“但在火车到达时,一个托付人”,“利用商业秘密和舞厅地板的滑石粉”,“就是说不该,就是说不该”,“爱情就是肉体和血”,“我们就是棋盘上的兵,有人在摆弄我们”,“分离,真的要分离?”(你知道吗,我在许多页上都标出了这样的句子,如:“我就是一个伤在肚子上的动物”,“这已经被象棋所提示”。) 当然,我或许漏了些什么,这部长诗就放在我的右手旁,可以看上一眼,核实一下,但是我不想这么做,这些诗句都是有生命力的,这些天来一直萦绕在我的耳畔,诸如“我的自天而降的幸福”、“亲爱的”、“神奇的”、“玛丽娜”,或是其他任何一个无意识的声响,你可以挽起袖子,从我的心底深处掏出这样的声响。
在别人那里也有这样的效果。在我那样一种朗读之后,出现了一片寂静和臣服,出现了开始“在暴风雨中游泳”的情景。这种效果是怎样获得的呢?有时就靠动动眉毛。我弓腰驼背地坐在那里,像个长者。我坐在那里,读着你的诗,心里想着你就在眼前,我爱你,我也希望你能爱我。然后,当他们因你的韵律、智慧和无可挑剔的深刻性而获得再生的时候,我只要动一动眉毛,不改变姿势地悄声一叹:“啊?多棒!真是一个巨人!”就足以让我的心(它由于饶舌而袒露,尽管饶舌,它天生还是与它们立有密约的)立即潜入你所拓展的远方。
你是一个巨人,一个恶魔般巨大的演员,玛丽娜!
但是,不再谈这部长诗了,否则我就会不得不抛弃你,抛弃工作,抛弃自己的家人,背对着你们大家,坐下来无休止地写文章去评论艺术,评论天才,评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真正讨论过的启示客观性的问题,评论与世界相吻合的天赋问题,因为你的瞄准镜就像任何一个真正的创造物一样,正瞄向所有这些崇高问题的靶心。只对一种说法提一点小意见。我担心,我们的语汇并不总是相互吻合的,尽管我们始自幼年的叛逆性是一模一样的,但我俩对那些始终存在的陈规旧俗的排斥方式还是有所不同的。“演员”和“客观性”这两个词,或许会被你丢进你试图逃避的那伙人的术语之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在这些单词中就只能听出,它们就是指西夫采沃弗拉热克胡同 里的那些人,他们抽足了烟,喝够了酒,因无用而被永远地留在了这户或那户人家好客的楼梯上。
我却把它们带在身边,关于演员的高超演技我什么话也不会再说。这即便不是我的神学,也是一部厚重的书,捧不起来。我在这里谈一谈客观性。我用这个术语来指那种难以捕捉的、神奇的、罕见的、在最高程度上为你所熟悉的情感。这就是它的简要说法。读到这里,你看看是否与你相干,想一想你的创作,再帮我一把。
在普希金说(这你比我知道得更确切,请原谅我的无知和不准确)“知道吗,我的塔吉雅娜打算嫁人了?”的时候,这话在他那个时代也许是这种情感的一种新颖、新鲜的表达方式。
感觉上的极有趣的怪诞性是被说出来的奇谈怪论天才地临摹出来的。但是,正是这一奇谈怪论,在西夫采沃弗拉热克胡同里抽足了烟,喝够了酒,在各个中学里被啄得满身窟窿。
也许正因为如此,客观性所具有的怪诞性在我们的年代(我的和你的年代)翻了一个身,让我们看到了它的另一个侧面。
它不那么怪诞了。为了表达我所言的这种情感,普希金该谈的并不是塔吉雅娜,而是长诗:知道吗,我读奥涅金,就像从前读拜伦一样。我不知道谁是这部长诗的作者。作为诗人他高过我。
那种仅仅由你一个人写出来的东西是主观的。而那种由你(从你的作品中)阅读出来的东西,或是那种像在某种比你更大的手笔写出来的条样中被校对的东西则是主观的。这一点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不管怎样,我知道这谈的是你。
又是大于、小于的,这里不是指官衔,我的客观性不在于此。它那可怜的、不祥的、致命的乐趣也不在于此,而在于一份不应获得的馈赠。被提及和被载入的这一切,这珍贵的、值得记忆的一切,都像是既成的,在生活中擅自行动,就像他那位怪诞的塔吉雅娜,——但是在这里不能停下,而要补充:你永远与这一切同在,在那里,在这一切之中,在布拉格的这个栖身之所,或是在那座常有母亲带着私生子从上面跳下的桥上, 也正是在他们的时辰。你正是凭这一点才大于你自己的:你是在那里的,是在作品中,而不是置身于作者的版权中。
因为,由于你在作品中的客串,经验之谈被颠倒了。时光在流动,但是不会离去,也不会改变。你在同一时间里分处于不同的地方。
这永恒的世界完全是瞬间的(就像是生活中的一道闪电)。因此,可以长久地爱这个世界,就像在生活中只能瞬间地去爱一样。没有我并不想放进术语中去的那种征兆:客观性的启示。
简直难以企及,你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诗人啊!
我俩似乎很快就将拥有的那种东西已经非常之近地、提前地涌上了喉头,因为我此刻已在呼吸这样的气息。Mein grösstes Leben lebe ich mit dir. 我愿此刻就能用笑和激动的好奇来淹没你,回顾一下自己的生活,说一说生活的基础、侧房、柱廊等等,向你表明,你是在这一生活中的何处开始的(非常之早,在六岁的时候!),在何处消失的,又是在何处复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里程标》),说明自己的理由,却被我使劲挤回去,可是突然,伴随着其他一些偶然,你却从其他一些地方(关于这一点下一封信里再谈)逼近过来,你成长着,成长着,重复着各种理由,许诺要结束一切,并宣布,六岁的怪癖就是一个整体的面庞,一座楼房的灵魂。你是我的绝对,你从头到脚都是一个火热的、具体化了的构思,就像我一样,你就是对我的一份难以置信的奖赏,是奖励我的出生和我的徘徊、我对上帝的信仰和我的屈辱的。
《生活,我的姐妹》是献给一位女性的。客观的本能化作一种不健康的、彻底不眠的、难以想象的爱情向她袭来。她嫁给了另一个人。本可以继续委曲求全下去:结果我也娶了另一个人。可我此刻却在与你谈心。你知道,无论如何,生活总是要比那些脚本上的公式更高贵,更崇高。板道式的和铁路般毁灭性的戏剧体系不适合于我。我的上帝,我这是在对你谈什么呀,干吗要谈这些!
我的妻子是一个冲动的、神经质的、被宠爱惯了的人。她通常很好,很少像最近这样,最近她的贫血症更厉害了。总体而言她是一个好人。这颗心灵在某一代上也会和大家一样,将成为一位被整个天空所武装的诗人。因为她出现得不合时宜,而且赤手空拳,就趁其不备地攻击她也许是卑鄙的。因此,在舞台上,重要的角色就由她来扮演,我退后了,在做出牺牲,——虚伪(!!),就像她按照脚本所感受和说的那样。
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不会再谈了。无论是对你,还是对其他任何人。对这种生活的关注,我觉得,已经被嫁接到那种将你送给我的命运之上。这里不会有打骂,即便是根据脚本进行的打骂也不会有。
既然你此刻不在我的身边,并且也不知道,谁与谁在相互通信,以及为什么要通信,那么我接下来的几封信会让你感到枯燥乏味的。关于里尔克,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关于这个邀请我俩来年夏天前往阿尔卑斯山的人,之后在另一封信里再谈。
现在来谈谈你。我所能表达出的最为强烈的爱情也只是我对你的感情的一个部分。我相信自己,还从未这样爱过任何人,但这只不过是一部分。要知道,这并非新感情,要知道,我在先前给你的信中就已经谈到过,那些信写于一九二四年夏天,或许是春天,或许是写于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间。你为什么对我说,我和大家一个样?你折腰了吗?你干吗要在屈辱中如此骄傲?屈辱是存心装出来的,不该骄傲。你折腰了吗?你真是这么想的吗?而在这种苦命的声调中,我所听到的却恰好是,这样的幸福无法用双手制造出来,也无法通过强求获得。可是我该如何地强求,才能使你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呢?才能把你唤出来与我共处一个时辰呢?
我知道你的双手和我自己的双手,它们都是很好的手,而且还知道,回忆就浮现在我的面前,也想象得出你的回忆。制造出了多少人啊,在年少时发现过多少天才、足以信赖的人、朋友和出类拔萃的人,有过多少出宗教神秘剧啊!他们为何如此之多?是否由于童年的愚蠢,才会不断地制造出一个近在眼前的“你”来,可是这个“你”却由于工作、由于线的腐烂、由于念头的腐朽而开线了。可是突然出现了一个你,不是由我塑造出来的,却先天地因每一下战栗而被以“你”相称的,——是被夸大的,也就是从头到脚的全身像。
你完全是我的,却不是由我塑造出来的,这就是我的感情的名字。你是说我和大家一样吗?这就是说,你像塑造大家一样地塑造出了我吗?那么你干吗不抛弃我,还要如此垂青于我呢?不,你也没有塑造我,你也清楚地知道我有多少是你的。
我一生都想和众人一样,
可是这美丽的世纪
却强过我的呻吟,
也想和我一样。
这是《崇高的疾病》 中的几行,除了这四句,这首诗的其余部分我如今都无法忍受。
令人惊讶的是,你居然是一位女性。就你的天赋而言,这的确是非常偶然的现象!瞧,有了能和德博尔德瓦尔摩尔 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机会(多么罕见的中彩机会!)之后,马上又有了能和你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机会。我恰好出生了。多么幸运。如果你还没有听到我在对你谈这个奇迹,这就更好了。我爱你,我无法不长久地、用整个天空、用我们的全部武器来爱你,我不会说,我吻你,只是因为这些吻是自动降临的,是违反我的意志而降落的,还因为我从来没见过这些吻。我对你敬若神明。
应该安静下来。我很快就将再给你写信。
安静一些吧,像以前一样。
在重读这些书信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明白。你呢?真是讲习班上那种让人感到不快的单调发言!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帕斯捷尔纳克把他对茨维塔耶娃的长诗《终结之诗》的赞赏告诉了自己的朋友们,他在许多熟人的家中朗诵过这首诗。在后来写给茨维塔耶娃的信中,他提起过他在勃里克夫妇家的一次朗诵,还说到,她的长诗曾让阿谢耶夫和基尔萨诺夫 感到激动。
帕斯捷尔纳克努力地向茨维塔耶娃解释其创作美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客观性,他并没有使用源自于上个世纪的民主派批评的、在知识分子圈子里流传很广的那个概念。他所言的“西夫采沃弗拉热克胡同里的那些人”,其实就是这个文学术语的提出者,他们当时大都住在莫斯科的阿尔巴特街和普列契斯焦卡街构成的区域,西夫采沃弗拉热克胡同也在其中,这一区域是莫斯科的贵族和知识分子所喜爱的聚集地。
为了使这个词不致引起一向喜欢否定一切既定东西的茨维塔耶娃的反感,帕斯捷尔纳克举了几个例子,这些例子典型地表达了他自己对待这个术语的态度。帕斯捷尔纳克并非无根据地谈到了普希金关于塔吉雅娜的举止超出作者预料的那句话,这句归到普希金名下的话其实是不准确的,这句话出自关于列·尼·托尔斯泰的回忆录,托尔斯泰不止一次说过这句话,但每一次都有出入。帕斯捷尔纳克有可能是从父亲那里得知此话的,而父亲则是在与托尔斯泰的交谈中听来的。
这是一种成功的作者感觉,一种出乎作者自己意料的创作高度,帕斯捷尔纳克也有过与之相近的体验,他回忆到一九一七年夏天在创作《生活,我的姐妹》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客观性的启示”。他在《安全保护证》中写道:
《生活,我的姐妹》问世的时候,其中得到表达的完全不是由那个革命的夏天呈现给我的诗歌的当代方面,我一点也不在乎使我写出这本书的力量究竟叫做什么,因为较之于我和包围着我的那些诗歌观念,这股力量显得无限地强大。
这部诗集中的诗是献给叶莲娜·亚历山大罗夫娜·维诺格拉德的,她的未婚夫牺牲在战争中。为了摆脱痛苦的绝望,同时也为了安慰为她的命运而操心的母亲,她意外地接受了雅罗斯拉夫尔作坊的一位继承人的求婚。帕斯捷尔纳克谈到了他一九二二年与叶夫盖尼娅·弗拉基米罗夫娜·鲁里耶的结婚,在他的语气中,还能清楚地听出帕斯捷尔纳克由于叶莲娜·维诺格拉德的嫁人而遭受的沉重打击所留下的余音。
在接下来的一封写于三月二十七日的信中,帕斯捷尔纳克继续谈了茨维塔耶娃和她的长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