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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序

多少年来,谈起意识流,不少人似乎认为,那纯粹是艺术技巧或创作手法的问题,这类小说没有多少思想性和社会意义。在西方,也有人持相仿的观点。例如,当代英国影响颇大的文学评论家里维斯教授批评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的作品意义不大,价值不高,因为其小说未充分反映现实,尽管她是技巧卓越的艺术家;并说,以伍尔夫为核心的勃卢姆斯伯里集团 ,乃是一群孤芳自赏、蔑视传统与其他流派的文人雅士,心胸狭窄,视野不广。我国某些评论家也有类似的论调,譬如有人指责伍尔夫“对生活和现实的看法是片面的,她忽视了人的社会性,把人际关系和主观感受放在社会的真空中来观察和描写”。

对意识流作家及作品的另一重要观点,涉及传统与创新。相当流行的一种见解是:在当年(20世纪20—30年代),意识流是崭新的、独创的文艺理论与创作方式,完全摆脱传统,反其道而行之。

以上所云,均有一定根据与道理,但又不尽然。因为,意识流小说并非一味注重技巧,而是同作家的人生观、作品的思想内容密切相关的;在某些篇章中具有相当强烈的社会性,以至尖锐的批判性;或许可以说,在这方面不亚于现实主义小说吧。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及某些趣味相近的文人,并非纯粹的象牙塔里的精神贵族,而是在一定程度内,具有社会意识与民主倾向的知识分子,有时颇为激烈,甚至偏激哩。不过,归根结蒂,伍尔夫之辈是以资产阶级的个性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来揭露与批判伪善的、扼杀性灵的资产阶级伦理、习俗、偏见和理性主义,貌似一针见血,其实浮光掠影而已。

总之,这位女作家同她针砭的对象,宛如一棵树上的花果枝叶,色泽或浓或淡,个儿或大或小,盘根错节,姿态横生,外观异趣而根子则一。

就社会意识和民主思想而言,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在一些论著中表达了自己的体验。譬如,在论文《斜塔》( The Leaning Tower )内,她以形象化的比喻描述:在一九一四年之前,现代英国杰出的作家大都出身于上层阶级(除了戴·赫·劳伦斯),攻读于高等学府,可称“天之骄子”,踞于金塔之顶,不了解也不想接近大众。然而,一九一四年之后,这座宝塔逐渐倾斜了,作家们再也不能“闭塔自守”,而逐步认识到:金塔原来是建立在非正义的基础上,易言之,他们的家世、财富与教养,都来源于非正义的制度。即使像劳伦斯这个矿工的儿子,成名后也不会保持矿工的本色。

伍尔夫特别同情一般妇女与穷人,在各种场合及著作中为他们呼吁,成为现代西方女权主义的先驱者。她强调,应该维护这两种人的权利,提高其社会地位。例如,在名著《自己的房间》( A Room of One’s Own ,1929)中,她主张,每个有志于文艺的妇女都应有自己的书斋,不受干扰地进行创作。在这本小册子的开端,她先描写有一次参观“牛桥” 的感受。据说,由于她是女人,就被禁止在堂堂学府里男研究员们用的一块草坪上走动。此外,在不列颠博物馆等图书馆内,男子撰述的关于女性的书汗牛充栋,而妇女所写的关于男性的书却绝无仅有,岂非不公平之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伍尔夫在文章及演讲中表示恳切的希望:战后能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其中所有的人,不论男女或穷富,都有享受教育和文化的权利。此外,她还在书信内企望消除有产者同无产者的隔阂,让工人成为作家,从而使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文艺更多样化。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条件下,这些理想近乎“乌托邦”,但毕竟表达了这位女作家的民主倾向。

正由于伍尔夫有这种思想,她在作品里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与顽固势力加以讽刺、暴露及批判;同时,对于被欺凌、被压抑的“小人物”寄予深切的同情和怜悯。就以《达洛卫夫人》为例,伍尔夫曾在日记中明确地阐述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和社会意义:“在这本书里,我要表达的观念多极了,可谓文思泉涌。我要描述生与死、理智与疯狂;我要批判当今的社会制度,揭示其动态,而且是最本质的动态……” 作者在小说中精心塑造了两个针锋相对的典型:一个是代表上流社会与习惯势力的“大医师”威廉·布雷德肖爵士;另一个是平民出身的赛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他由于在欧战中服役,深受刺激,加上愤世嫉俗而精神失常,终于自戕。作者以锐利的笔锋强烈地谴责前者,而怀着由衷的同情描述后者的苦难。她把批判的锋芒凝聚在那名医身上,指明他及其象征的保守势力,乃是窒杀赛普蒂默斯这类牺牲者的个性,迫使他走上绝路的刽子手。

布雷德肖大夫有一个得意的口头禅,常用来告诫病人:必须有“平稳感”,即处世要四平八稳、循规蹈矩,切忌与众不同、异想天开,而要为了社会的福祉,始终稳健。对此,作者鞭辟入里地讥讽:“威廉爵士崇拜平稳,因而不仅使自己飞黄腾达,并且使英国欣欣向荣;他及其同道禁闭疯子,严禁其生育,惩罚其绝望的行径,使不适宜生存的人不能传播他们的观点,直到他们遵从他那‘平稳感’的教诲……”总之,要每个人都顺从资产阶级社会的习俗、制度和秩序,决不可离经叛道,事实上,要众人都成为毫无性灵的傀儡。在这种氛围里,赛普蒂默斯被逼得发疯,但不肯屈从,不愿随波逐流,宁可自尽来维护个性与独立的精神。

关于这一要点,小说里有一节饶有意味的描绘:当情节的关键(达洛卫夫人举行的晚宴)达到高潮时,贵宾们正在觥筹交错、尽情欢乐之际,突然由布雷德肖夫妇传来赛普蒂默斯跳楼自杀的消息。达洛卫夫人心有灵犀,立即想象,那青年的灵与肉都是被那名医扼杀的:“如果那年轻人曾去威廉爵士诊所求医,而爵士凭他的权力,用他一贯的方式迫使病人就范,那青年很可能会说:活不下去了。”实际上,他是以死来抗议压制与迫害,保持自由的心灵和人的本色。达洛卫夫人对死者深表同情,并在内心涌起息息相通的共鸣。然而,她毕竟是位贵妇人,世俗的桎梏牢不可破,她不可能也不愿同习惯势力决裂,相反,却有根深蒂固的虚荣心和迎合上流社会的本能;于是只得采取折衷的办法,在热闹的宴会中,悄悄地躲入斗室,以消极方式卫护纯净而孤独的性灵,实质上反映了女主人公矛盾的性格。

她性格中独立不羁的一面,也表现在对家庭女教师基尔曼的深恶痛绝,主要因为那阴郁的女人力图转化其学生(达洛卫夫人的女儿伊丽莎白),千方百计企图改变那少女的信仰,强求她皈依基尔曼自己信奉的宗教。关于这一点,作者概括道:“稳健有一个姐妹,不那么笑里藏刀,却更强大、更可怕……她名唤转化,惯于蹂躏弱者的意志,热衷于炫耀自己,强加于人,硬把自己的形象铭刻在众人脸上而得意扬扬。”这种专横的作风使达洛卫夫人打心坎里憎恶,因为她“从来不想转化任何人,只愿每个人保持本来面目”。然而,基尔曼却煞费心机、不择手段地要转化伊丽莎白。这一强烈愿望充分体现在基尔曼带伊丽莎白去百货商店的场景中。那少女在店里伴着絮絮叨叨的女教师,委实不耐烦,渴望离去,基尔曼却兀自思量:“倘若我能抓住她,抱紧她,使她绝对服从自己,那死也甘心了。”最后,伊丽莎白忍无可忍,径自奔出店门,把女教师撇在里面。到了街上,少女“感到自由自在,真高兴呵!清新的空气那么爽快,而在百货商店里,简直闷死人呐”。

上述两节乃是这本小说揭露与批判的聚焦点。相形之下,作者以漫画笔触描摹达洛卫家的清客——宫廷侍从休·惠特布雷德,俗不可耐的势利小人——只是轻描淡写而已,但也一语道破其本质:“他没有心肝,没有脑子,徒有英国绅士的仪表与教养罢了。”简括得很,却入木三分。

至于本文开端标举的另一要点——传统与创新,也可用《达洛卫夫人》为例证。作为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作品自然富有意识流技艺的特征,并且是主体;在当年,这种另辟蹊径的试验堪称创新。然而,伍尔夫并不割断历史、抛弃传统;相反,在塑造典型人物,刻划矛盾性格,精心布局,铺叙情节,逐步推向高潮,运用对比手法与个性分明的对话,交替穿插锐利的讽刺、强烈的谴责、幽默的笔调和诗意洋溢的抒情等方面,都同传统小说有相似之处,甚至可谓一脉相承。

譬如,《达洛卫夫人》的情节仅仅描写这位议员夫人于一九一九年夏季,在伦敦一天的活动;从清晨离家去为即将举行的宴会买花,直到子夜晚宴散席为止。看来十分简单,却是经过蓄意构思的。全书以女主人公为核心,晚宴为枢纽,突出地塑造两个极端对立的典型,赛普蒂默斯与布雷德肖,同时描绘上、中层阶级形形色色的人物,作为衬托。通过所有这些角色的活动(包括内心波动和日常行为)、纠葛与冲突,特别紧扣中心人物的思想感情,使各种细节与事件跌宕起伏,步步深化,趋向高潮,戛然而止,却又余音缭绕。总之,在主题、内容和结构上,这部意识流小说基本上类似映照世态、描摹人情的现实主义小说,而不像后来许多标新立异的小说家不屑于刻意描绘形象,或苦心构思情节。

事实上,弗吉尼亚·伍尔夫不仅在创作中而且在评论里结合新与旧,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力求创新。她在有代表性的论著《 贝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 中宣称:“小说首先是关于人;”又说,“一切小说都是写人物的,同时也为了描述性格,而不是为了说教或歌颂……”这同“文学即人学”的传统观点是一致的。作为有创见的文艺批评家,伍尔夫并不全盘否定传统,而相当赞赏十八、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如笛福、奥斯丁、劳伦斯·史特恩和乔治·艾略特等的作品,尤其赞扬哈代的小说。在评论法国文学时,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散文家蒙田、近代现实主义小说家福楼拜,以及倡导意识流的另一巨擘普鲁斯特同样赞美。此外,这位英国女作家格外推崇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等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称托翁为“真正的大师”,“《战争与和平》描写了人类一切经验同感受”;而她和乔伊斯的作品仅仅是“零星的札记”而已。

弗吉尼亚·伍尔夫之所以能综合传统与创新,除了其他因素,家庭教养同个人身世起了颇大作用。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祖上几代为达官显宦。其父雷斯利·史蒂芬是德高望重的学者,崇尚理性主义及自由主义的伦理学家,又是文艺评论家和传记家(曾编纂巨著《国家名人词典》),并且是剑桥大学的“元老”之一。他的原配是大作家萨克雷之女,续弦是朱莉亚·德克沃斯,即弗吉尼亚的生母。这位日后的女作家深受父母的熏陶,她继承了父亲高超的智力、颖异的悟性与洞察力(但逐渐怀疑以至背离老父严峻的道德观念);同时继承了母亲热爱生命和生活的本能(尽管还有悲观厌世的一面)。

她父亲生前交往的大都是文化界名流,如小说家哈代、麦瑞迪思、亨利·詹姆斯,美术史家与评论家鲁斯金等,经常是史蒂芬家的座上客。此外,他有大量藏书,因而弗吉尼亚于青少年时期即博览群书,读遍柏拉图、索福克勒斯、普鲁塔克同斯宾诺莎等所撰文、史、哲经典名著,奠定了深湛的文化基础。由于她自幼羸弱,未入学校受正规教育,而是在父亲教导下,以自修为主。这使她在以后的创作及评论中,既摆脱了清规戒律与学究气,又养成了非正统观念,我行我素,随意抒写。

另一方面,她同剑桥大学的渊源很深,因为父、兄曾在那古老的学府里攻读或任教。她正是通过兄长沙佩的介绍,结识了剑桥的不少师生,其中包括李奥纳特·伍尔夫,即她日后的丈夫,一位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论家和经济学家,也是文学批评家。婚后,于一九一七年,夫妇俩创办霍加斯出版社,陆续刊行了当年的“新秀”如小说家爱·摩·福斯特、凯塞琳·曼斯菲尔德,史学家与传记家列顿·司屈雷基(《维多利亚女王传》等的作者)以及诗人托·斯·艾略特的作品,对现代英国文学的发展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不久,勃卢姆斯伯里区的伍尔夫家成为一个小集团的中心;除了上述诸人,尚有美术评论家罗杰·弗拉伊(首先评介法国后期印象派的英国人)、画家邓肯·葛兰特、哲学家罗素与经济学家凯恩斯等,均为当时的“新星”。

这个小圈子是影响深远的英国早期先锋派,其特征是独树一帜,情趣隽雅,审美感与鉴赏力极为敏锐,文艺创作标准甚高,学术气氛浓厚;并且蔑视宗教传统和社会习俗,在这方面深受剑桥哲学教授G·E·摩尔(中间偏左的不可知论者)的启迪。

弗吉尼亚·伍尔夫就在这新旧递嬗的时代、社会环境和文化思潮中生活与创作。她一生共写了九部长篇小说,若干短篇小说,一个剧本和一部传记,三百五十多篇文艺评论及随笔,并译过托尔斯泰的谈话录与情书集(1923)。她逝世后,由丈夫和友人整理并出版其日记(1953)、书信(1956)以及自传(1976)。长篇小说内的重要作品是:《达洛卫夫人》(1925),《到灯塔去》(1927),《奥兰多》(1928),《波浪》(1931)和《岁月》(1937)。西方评论家一般认为,最具意识流特色的是《达洛卫夫人》,迄今读者最欣赏的是《到灯塔去》,而在独特的艺术上臻于化境之作则是《波浪》。

伍尔夫撰述的文艺批评起先大都发表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与《纽约先驱论坛报》等报刊上,因为她是特约撰稿人。以后结集,题为《普通读者》(两卷,1925,1932)。这是作者自谦,意为这些文章是一个普通读者所写,任意鉴赏,信笔拈来,并非严肃的论文。其实,这正是女作家评论的特点:独抒己见,挥洒自如,夹叙夹议,机趣横生,娓娓而谈,毫无说教或枯索之嫌。在所有评论中,代表性的力作有四篇:除了上文所引《贝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以及《自己的房间》之外,乃是《现代小说》与《独木桥式的艺术》。这几篇和大部分评论,在她去世后,由李奥纳特汇编成《弗吉尼亚·伍尔夫文集》(四卷,1966—1967)。

在女作家三十余年笔耕生涯里,贯串着一出悲剧,使她身心交瘁,创作蒙受损害;即她反复被忧郁症侵袭,屡次濒于精神分裂,终于绝望,投河自尽。

实际上,每当伍尔夫完成一部小说,病魔便来纠缠,困扰不堪,几乎精神崩溃;但每次她都竭力挺住,同病魔周旋、搏斗,复原后又以更大的热忱投入写作。这种献身于艺术的韧性,同乔伊斯晚年濒于失明而坚持创作的毅力足以媲美了。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可以说她致力于创作是为了战胜病魔,追求解脱吧。

尽管伍尔夫写作时神志清醒,但痼疾的阴影势必在小说与文章内隐现,甚至相当浓重。譬如在《达洛卫夫人》里,当女主人公克拉丽莎在晚宴将散席时,听到赛普蒂默斯自杀的噩耗,立刻觉得自己“很像那陌生的年轻人……多奇怪,对他毫无所知却又那么熟悉”。同时,她猜准了那青年是跳楼而死的,迫使他寻短见的是布雷德肖之流。所有这些感触与想象,在一定程度内,折射了作者的心境。

小说并非自传,其中人物不等于作者,然而,作者的经历和思想感情会以间接而曲折的方式,移植在某些形象及细节内。在这一点上,克拉丽莎与赛普蒂默斯影射了女作家的复合性格以及内心冲突。具体地讲来,克拉丽莎代表作者乐生、理智与随俗的本性,特别体现在她同丈夫理查德·达洛卫和情人彼得·沃尔什的“三角”纠葛中;经过不少波折与再三权衡之后,克拉丽莎终于嫁给平庸而可靠的议员达洛卫,舍弃了心地淳厚、耽于幻想而不谙世故的“浪子”沃尔什,尽管未能忘情于他,即使在他浪迹天涯(印度)之时,也念念不忘。

另一方面,赛普蒂默斯则象征女作家内心深处孤傲、高洁和厌世的情绪。事实上,伍尔夫曾在日记中透露,她要“探讨疯狂与自杀的根源,比较常人同狂人各自心目中的世态”。按这本小说最初的计划,并无赛普蒂默斯这一角色,最后自尽的乃是克拉丽莎;以后,作者改变初衷,增加了那年轻的“疯子”,为了让他体现“狂人的真谛”,而克拉丽莎成为“正常的真理”的化身。其实,前者更真切地映现了作者的深层心理。她还在日记中流露,她曾听见鸟儿用希腊语啁鸣,正如赛普蒂默斯的幻觉。此外,她在第二次精神危机中,也如小说里那狂人的结局,渴望跳楼,一死了之。

疾病的消极影响不仅表现在内容上,并且从文体中也能看出蛛丝马迹。无论在小说或论著内,伍尔夫的文笔时常是即兴的、跳跃式的,似乎心血来潮、一挥而就,或颠来倒去、自相矛盾;某些评述条理不清,论证不够严谨,引语有些失实。固然,这种风格可谓意识流的特征,但也是神经质的缺陷吧。

长期的精神抑郁以至几乎错乱,乃是伍尔夫厌世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尤其是动荡的时代、紊乱的社会以及植根于异化的思潮,也起了很大的反面作用。伍尔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残酷的烽火使她震惊,尤其是法西斯对伦敦的反复大轰炸,更使她震撼不已,甚至想象希特勒很可能胜利,到那时她只能自戕了。这种阴霾密布的局势,加上种种异化现象的冲击,更促使女作家趋向出世和超脱。她深感古老的欧洲文明脆弱不堪,昔日“太阳不落”的帝国如今摇摇欲坠,以及人际隔阂,人生渺茫,而于幻灭中沉沦。在思想上,她曾受弗洛伊德关于压抑的潜意识与“性本恶”等学说颇深的感染,从而助长了孤寂之感和阴郁的心理。

这些心态在伍尔夫的散文内不时流露,她曾在一篇随笔内感叹:“红尘中的幻觉回响着芸芸众生的呻吟……”,“我们对自己的心灵都茫然,更谈不上渗透他人的心灵了……”,“我们在人间孤零零地走一遭,这样倒更惬意呢。”又如,她在日记中惴惴不安地写道:“生活恰似万丈深渊边上的羊肠小道……”这些话不但透露悲观的心思,并且表明,这位意识流作家惯于剖析深层心态,挖掘自我意识。然而,一味凝视内心,剥茧抽丝般解剖自我,可能会夸大心灵深处的疑虑、惶惑及恐惧,更觉得浮生若梦、万有虚无,而把光明与黑暗交织的大千世界看成一片灰色,甚至一团漆黑了。这,也许是意识流作品大都悲观色彩浓郁的一个缘故吧。

时代的脱节同社会的杌陧加剧了伍尔夫避世的倾向,另一方面,在创作和评论的领域内,却又是刺激她力求创新的动力。为什么要革新?简言之,时代变了。伍尔夫认为:“显然,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人失去了牢固的立足点,周围一切都变了,人本身也在变。”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化、政治、宗教意识同人际关系,等等,都在剧烈变化;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和艺术家)的处境不再像以前那样稳定,而是在纷纭的生活漩涡中,特别在战争的阴影下挣扎。 对这种新局面,伍尔夫曾阐述:“所有的人际关系,诸如父子、夫妇、主仆之间的关系,都变了。随着这种变化,宗教信仰、人的行为、政治与文艺等也必然要变。我们姑且说,这种变更从一九一年开始。” 她还申述:“在一九一年十二月底左右,人性开始变了。”变得更卑琐、更丑恶:“如今的人,无论英国人、德国人或法国人,看起来都那么蠢,那么丑。” 此外,由于现代生活变得更乱,节奏加快,人的意识也流动得更快,变幻多端,捉摸不定。

上述各种嬗变必然促使审美标准以及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相应地变革。新时代的作家应超越旧时代的前辈,而肩负创新的使命。至于如何划分新旧时代,伍尔夫明确地讲:“我建议,把爱德华时代与乔治时代 的作家分为两大阵营。我主张,把威尔斯、贝奈特、高尔斯华绥归入爱德华时代,而把福斯特、劳伦斯、司屈雷基、乔伊斯与艾略特纳入乔治时代。” 对于前者,即代表传统的老作家,伍尔夫曾以贬义称他们是“物质主义者”,认为“他们总是描写鸡毛蒜皮,煞费苦心,孜孜矻矻,却把琐碎与飘渺的东西写成真实和持久的。” 讲得具体些,就是老一辈作家只描写外表,而没有抓住核心与本质。什么才是本质呢?伍尔夫认为是人的性灵或精神世界。她在同一篇文章内用精妙的比喻来阐述:

“生活并非一组排列得匀称的车灯,而是一圈明晃晃的光晕,一种半透明的罩子,环绕着人的意识,贯串始终。因此,小说家的任务难道不是要传达这变化莫测、无拘无束的精神世界,不管它表现得如何畸形或复杂吗?难道不是要尽可能少羼杂外界与外表的东西吗?”随即强调:“至关重要的乃是性灵,包括激情、骚动,以及令人惊叹的美与丑的混合。”这番话不仅概括了女作家本人的观点,也表达了意识流的特色。

在另一篇评论中,伍尔夫更明确地批评传统小说的缺点而阐述自己鲜明的观点:“小说被当作一种寄生动物,她从生活吸取养料,并且必须惟妙惟肖地描摹生活作为报答……文字必须局限于为生活服务,去描绘那茶壶和哈巴狗……如果他们不是如此孜孜不倦地维护他们称之为生活的权利,英国的小说家或许会变得勇敢些。他就会离开那张永恒的茶桌和那些貌似有理而荒唐无稽的日常程式……” 假如能冲破传统的樊篱而开辟新途径,则“故事可能会摇晃,情节可能会皱成一团,人物可能被摧毁无遗。总之,小说就有可能变成一件艺术品”。 此外,伍尔夫曾在《一个作家的日记》内叙述其晚期杰作《波浪》的题材和创作时的心境:“一切在我脑海中闪现……所有的生活,所有的艺术……一切都飘忽着,变幻着,却又浑然一体……此刻我的心态处于不断变化、或张或弛的流程中……”

根据以上引语和其他有关论述,可以说伍尔夫及其同道反对用自然主义的老框框描绘生活表象,而重视人的内心活动,情绪的千变万化,一瞬间的感觉以及触发的联想;必须尽力开掘潜意识和深层心理,信赖本能、直觉、幻想与万花筒似的印象,怀疑以至否定理性。为了表现这一切,意识流小说大都运用内心独白,抒情旁白,自由联想,时空交错或融合,枝蔓式立体交叉,以及多维结构等技巧。

例如,在《达洛卫夫人》开端部分,作者描写女主人公为了给晚宴生色而去采购鲜花,一路上“克拉丽莎的心灵摄取了层出不穷的印象——琐细的、奇幻的、稍纵即逝的,或锐利如钢,铭刻在内心”。第一个印象是六月清晨的空气沁人心脾,她随即联想到少女时期,在故居布尔顿庄园度过同样清新的夏日之晨,从而勾起对往日的情人彼得·沃尔什的忆念,并把他同现在的丈夫理查德比较一番;尔后又想起大战中牺牲的青年士兵,从而触发对生与死的沉思;然后又设想晚宴将是何等情景,自己同赴宴的贵妇淑女们相比,兴许会逊色吧;于是又联想到女儿伊丽莎白(她将在宴会上露面),紧接着就想起专横的家庭教师基尔曼,不禁怒火中烧,等等,等等。不断变幻而又互相关联的印象及情思在克拉丽莎内心飘浮着,波动着,伴随她沿着伦敦的大街去买鲜花。

这一片断可谓典型的意识流,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印象。这不仅是伍尔夫个人创作的特征,而且与时代思潮息息相通,因为当时正是印象主义(主要是后期)盛行的年代。首先起源于绘画,以莫奈、塞尚等为代表;随即在音乐界展开,以德彪西、拉威尔等为中坚;在文学领域内,则普鲁斯特、王尔德、伍尔夫与乔伊斯等相继倡导,蔚为一代风尚。在这一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意识流作为创新的手法,是在印象主义(以及象征主义)等流派启迪下产生的。更广义地来讲,上述那些新文艺的开拓者大都属于早期先锋派。名目繁多,实质相仿。

至于意识流作家常用的具体手法,大致有下列几种:

从小见大——即以特殊(或局部)表示(或暗示)普遍,以个体反映群体,微观内蕴含宏观。譬如《达洛卫夫人》仅仅描述了女主人公及其周围人物一天内的行动与心理,实际上包含了大半生的经历、思想感情和人际关系,多层次地展示性格。《到灯塔去》只描绘了拉姆齐一家以及有关的人物,在相隔十年的两个半天内的活动(行为和意识),却在时空的延展上宏大得多,并且内涵深邃。

顿悟(epiphany)——同上述技巧密切相关。乔伊斯对此下过中肯的定义:“一种突如其来的心领神会……唯有一个片断,却包含生活的全部意义。” 或如法国传记家和文学批评家莫洛亚赞美普鲁斯特善于使“一刹那显示永恒”。在《达洛卫夫人》里,克拉丽莎听到赛普蒂默斯自尽的信息时,思绪万千,憬悟生与死、孤独与合群、脱俗与媚俗、出世与人世等人生奥义。同时,这一细节和心理刻划揭示了主题,总结全书,并曲传作者的深层意识。

象征性意象(symbolic imagery)——运用具体事物来象征或暗示抽象观念,或作为艺术表现的手段。《达洛卫夫人》中屡次描述伦敦的大本钟,一方面渲染地方色彩与气氛,更重要的是象征眼前的现实,把人物从沉思或幻想中唤醒,因而是意识同现实之间的媒介;同时,在叙述过程中作为转折点,使一个人物的意识流转到另一个人物的内心活动。又如彼得·沃尔什从印度归来,跟克拉丽莎久别重逢,虽然藕断丝连,但旧梦难以重圆。当两人像昔日那样会晤时,彼此故作镇静,克拉丽莎尤为矜持,手里握着剪子;彼得则按老习惯,不时掏出小折刀,心神不定地拨弄。这两把小刀象征了割裂与分离,暗示这对有情人终于不能成为眷属。再如女主人公一再回忆田园风味的故居布尔顿,特别是在庄园作客的挚友萨利,那爽朗而大胆的、放浪不羁的姑娘;这些意象影射少女时期的纯洁、热情和青春的活力。

此外,《到灯塔去》内物象的主体“灯塔”本身,可能隐喻坚实的物质,即客观现实,而塔尖的闪光则有精神之光的含义,即象征主观真实,尤其暗示拉姆齐夫人灵魂之光。异曲同工的手法也用于《波浪》内:当六个青年在餐馆聚会,为朋友佩西远航印度而饯行时,桌上瓶内供着一朵石竹花,在六人眼里呈现各别的色泽和形态,因为视角不同。这一意象讽喻单一而又多元的现实生活,以及因人而异的主观心境。

对照——这是古往今来许多诗人及文人沿用的修辞手段,并非创新,不过伍尔夫之辈的作家运用得微妙些。在《达洛卫夫人》内,生与死、灵与肉、爱与憎、势利的俗物与孤傲的畸零人、“平稳”与“疯狂”、“名流”和“浪子”、社会习俗和自我意识,庸庸碌碌的理查德和不合时宜的彼得,渴望自由的伊丽莎白和窒杀性灵的基尔曼,尤其是克拉丽莎性格中的矛盾及内心冲突,形成了一系列鲜明的对照,此起彼伏,相互映带,或交错如网络,在深化主题,塑造个性,铺叙情节以及渲染气氛等方面,产生烘云托月的妙处。

上述各种技巧均以清丽而细腻、遒劲而畅达的词藻,以及诗意盎然、韵味悠然的文体来表达,一些抒情插曲和哲理化意境尤其精美,似行云流水,节奏感甚强。

综上所述,弗吉尼亚·伍尔夫不愧为富于独创性的小说家,悟性灵敏而有真知灼见的文学批评家。诚然,她的创作和评论并非无瑕可击,而有美中不足之处。除了上文提到的颓废情绪所起的消极作用,总的看来,由于家庭、身世与社会环境等因素,伍尔夫的视野较窄,格局较小,深度有余而广度不足,颇有力度而气度欠恢宏,重视主观意识和深层心理的探索,而对客观现实及社会生活的描绘尚嫌肤浅些。所以,其创作成果可称为文艺百花园里的奇葩,还算不上文学发展史上的高峰。

伍尔夫的评论也是瑕瑜并陈,某些观点显得偏颇。她在《贝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等论著内批评阿诺德·贝奈特、赫·乔·威尔斯与高尔斯华绥的作品“不完整”,他们只观察与描绘人及事物的外貌,如癌的症状、印花布图案、车厢的装饰之类,而“不观察生活”,“不观察人性”。实际上,那些老作家很讲究结构,其作品大都是完整的有机体。他们不仅刻划似乎琐碎的细节,并且相当敏锐地观察生活,洞悉人性,刻意再现世态,并描述细致的心理和强烈的感情。譬如在贝奈特的代表作《老妇常谈》中,结尾时女主人公同穷愁潦倒而奄奄一息的丈夫诀别的场景,震撼心灵,催人泪下。在高尔斯华绥的名著《福尔赛世家》第一卷《有产者》内,女主人公伊琳同丈夫索姆斯及情人波西奈之间的“三角”纠葛,引起了激烈的感情冲突和内心矛盾;对这一关键情节,作者描绘得扣人心弦,塑造的三个人物也个性分明。至于威尔斯,则在创作中熔历史、哲学和社会学于一炉,想象力丰富,视野广阔,洞察西方社会危机而憧憬理想的大同世界,并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来表现,如《隐身人》、《盲人乡》等。

伍尔夫不但批判老一辈作家,也批评同代的创新的作家。她曾在《现代小说》等论著内,赞扬乔伊斯的创作“光彩夺目”,却又说其作品的内容以至文笔相当“猥琐”;她赞赏托·斯·艾略特的诗富有“魅人的美感”,但流于“晦涩”。其实,乔伊斯是存心以“卑琐”的笔调描写卑琐的、精神麻痹的现代人。 况且,他的作品乍看似乎怪诞而支离破碎,实则具有史诗般的气魄与精致的内涵,如《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至于艾略特的某些诗篇,确有晦涩之弊;然而并非一概如此,主要是广泛引用典故或奇特的意象,来触发联想,引起思考,探讨和描摹现代人迷惘与失落之感,并通过精微的形象思维,反映了“荒原”似的现代西方社会。总之,从主流来看,伍尔夫对两位“新星” 的批评未免主观或片面。

尽管如此,就整体而言,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创作和评论是瑕不掩瑜的。因而莫洛亚在评传里赞美伍尔夫“在艺术技巧上的探索使她成为当代法国新小说的开拓者”;“她是继承英国散文传统的巨匠,又是开创新文体的奠基者”。

这位女作家备受病魔的摧残而笔耕不辍,数十年如一日,终于获得了丰硕的果实。她不仅在欧美文坛上赢得显著的一席,并且其影响与日俱增。犹如约翰·邓恩(1572—1631)和济慈,她受到当今西方学者与评论家愈来愈高的评价,或被“重新发现”。同时,英美高等院校文学专业的师生对伍尔夫的兴趣愈来愈浓(据说超过对戴·赫·劳伦斯的热衷),从而对其创作和论著的研究也日益深化。至于我们的态度,当然不可一味赞赏,也不宜一笔抹杀,而要实事求是地剖析和鉴别,撷取养料而扬弃糟粕。

为了介绍这位特立独行的作家,我们不揣谫陋,迻译她的力作《达洛卫夫人》,以供借鉴和评议,并祈读者匡正。

孙梁 0kzTriLIyrYzJiD3D7CcQ24eJd8IbYghfK3TLoFJF/O0GD2U3wkJKlLXZAJD9s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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