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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瓦蒂埃是一个准确的预言家，事态的发展很快就如他说的那样。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人从厄尔巴岛回来了，出人意外地、奇迹般的回来了，这次复归史无前例，也许也后无来者。
路易十八对这一迅猛的打击只是虚弱地抵挡了一阵，他本来对民众就不太信任，因而对事态的发展也失去了信心。王朝，或者说他刚刚重建起来的君主政权，已经在它不稳定的基础上摇摇欲坠，那位皇帝只要一挥手就能使整个这座建筑——陈旧的偏见与崭新的思想的畸形混合体——倒塌。维尔福从国王处只得到一些感谢之情，眼下不仅无用，甚至还很危险，而那枚四级荣誉勋位的十字勋章，虽然德·勃拉加斯先生遵照国王的吩咐，派人小心翼翼地给他送去了荣誉勋位证书，但他还是多了个心眼，没有佩戴。
诺瓦蒂埃凭着他所冒的风险和所出的力，已经成了百日王朝煊赫一时的人物，没有他的保举，拿破仑肯定要免除维尔福的职。一切正如他所许诺儿子的那样，这位一七九三年的吉伦特党人，一八〇六年的参议员，保护了这个在不久前曾保护过他的人。
帝国正在还魂，不过它的再次倾覆也不难预见；这段时间里，维尔福的全部权力只是局限于把唐泰斯几乎要大白于天下的秘密掩盖住。
只有检察官一人被解职了，他被怀疑与拿破仑的主张貌合神离。
帝国的政权刚刚建立，也就是说皇帝刚刚住进路易十八离开的杜伊勒里宫，他就在小书房里向四处发号施令，矛盾百出，至于这间书房，我们先前已经随着维尔福走进去后向读者作过介绍了。在书房的桃心木制的小桌子上，他还发现了路易十八的敞开的、还剩有一半烟丝的鼻烟盒。就在这时，在马赛方面，不管官员们态度如何，老百姓已经感到南方始终未被扑灭的国内战争的余烬重新燃起了。人们包围闭门不出的保王党人，追逐敢于出门的那些人，从而引起街头冲突，诸如此类的推推搡搡、吵吵闹闹的做法几乎已难解报复之渴了。
时过境迁。正如我们指出的，可敬的船主总是站在人民这一边的。但是莫雷尔先生就如那些勤俭持家、慢慢积攒点钱的生意人那样，向来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相比之下，他被那些比他激进得多的狂热的波拿巴分子当成是温和派，因此他是不会飞黄腾达的。但是不管怎样，在这个时期，相对而言，也该轮到他理直气壮，大声疾呼了。他提出的要求，我们不难猜出，是与唐泰斯有关的。
维尔福虽然上司倒台，自己却岿然不动。他的婚事仍然没再变动，不过要推迟到适当的时候再举办。倘若皇帝保住帝位，对热拉尔来说，攀另一门亲较为合适，他的父亲自会带他另找女方；倘若王朝第二次复辟把路易十八又带回法国，德·圣梅朗先生及他本人的影响就会倍增，这门婚事也就变得更加实惠了。
代理检察官暂时当上了马赛的首席法官，突然在一天清晨，门打开了，仆人通报莫雷尔先生到。
换了另一个人就可能匆匆忙忙去迎接船主了，在这殷勤的举止中，也就暴露出此人的软弱；然而维尔福是一个训练有素的人，如果说他不是凭着实践，至少也凭着本能去判断事情的。他像在王朝复辟时期做的那样，让莫雷尔在候见室等候，虽说他身边没有客人，但通常代理检察官总是让人在候见室稍候的，这次也不例外。他用了刻把钟时间翻阅了两三种风格不同的报纸之后，才吩咐让船主进来。
莫雷尔先生原以为维尔福会垂头丧气的，但他发现他与六个星期前并无二致，换句话说，镇静、坚定、冷漠而彬彬有礼，这是有教养的人与平民百姓之间的一道最难以逾越的鸿沟。
他走进维尔福的书房，满以为法官看见他会瑟瑟发抖，事实恰恰相反，他看见这个把胳膊支在办公桌上等着向他提问的人，反倒自己抖抖索索，局促不安了。
他在门口站住。维尔福注视着他，似乎一时还不能把他认出来似的。相互间在数秒钟的相持和默视之际，可敬的船主把手里的帽子翻来又转去，尔后，维尔福才说道：
“我想您是莫雷尔先生吧？”
“是的，先生，是我，”船主答道。
“请走近些，”法官接着说道，用手打了一个恩赐的手势，“请告诉我，什么事情使我有幸见到您。”
“您猜不到吗，先生？”莫雷尔问道。
“不，完全猜不到；但这并不妨碍我让您满意，如果我能办到的话。”
“事情完全取决于您，先生，”莫雷尔说道。
“那么请详细说说吧。”
“先生，”船主边说边产生了自信，而且由于他的申诉完全在理，本人立场又鲜明，所以更加坚定了，“您还记得吧，在人们刚得知皇帝陛下登岸的前几天，我特地来为一个不幸的年轻人请求过宽恕，他是一个水手，在我那条小船上当大副；倘若您还记得，他被控告与厄尔巴岛有联系，当时，有这层关系就能定罪，但在今天看来，却是有利的条件了。那时您为路易十八效忠，不能庇护他，先生，那是您的职责。今天，您为拿破仑出力，您就应该保护他了。这仍然是您的职责。我来就是问问您他现在怎么样了。”
维尔福竭力控制住自己。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他问道，“请费心把他的名字告诉我。”
“爱德蒙·唐泰斯。”
显然，维尔福宁愿在一场决斗中让对手在二十五步开外开火也不愿直接听人提到这个名字；不过，他连眉心都不皱一下。
“这样的话，”维尔福心里想，“人们决不能谴责我逮捕这个年轻人是假公济私了。”
“唐泰斯？”他重复了一遍，“您说爱德蒙·唐泰斯？”
“是的，先生。”
这时，维尔福打开放在旁边格子里的一个大卷宗，放到桌上，又离开桌子走去翻阅其他文件，然后，他转身面向船主。
“您能肯定没有弄错，先生？”他极为自然地问他道。
倘若莫雷尔更细心一点，或者说对这类事的经验更丰富一些的话，他也许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代理检察官会亲自回答他这些已完全与他的职务无关的案件；他就会问自己，为什么维尔福不请他到囚犯登记处、监狱长或是省长那里去打听。而此刻，莫雷尔看不出维尔福有半点心虚，而既然看来根本不存在惧怕，那么他在维尔福身上见到的就只是屈尊俯就的态度了：维尔福的战略是正确的。
“没有，先生，”莫雷尔说，“我没有弄错；再说，我认识这个可怜的孩子已有十年，四年前他就开始为我做事。您还记得么，六个星期前，我来请求您对这个可怜的孩子仁慈些，就如今天我来请求您对他公道些一样；您那时接待我的态度相当冷淡，答复我时凶声凶气的。啊！在那个年头，保王分子对波拿巴党人可严厉哪！”
“先生，”维尔福答道，他带着惯常的敏捷和冷静开始招架了，“我当时是保王分子，我以为波旁家族不仅是王座的合法继承人，而且也是民族拥戴的对象；可是，我们刚刚看到皇帝奇迹般地复位了，这向我证实，我以前是错了。天才的拿破仑胜利了：合法的帝王是受人民爱戴的帝王。”
“好极啦！”莫雷尔大大咧咧、爽直地大声说道，“您这样说我很高兴，爱德蒙的命运也不难揣测了。”
“请等一等，”维尔福翻阅一个新的卷宗接着又说，“我找到了：他是一个海员，是吗？他要娶一个加泰罗尼亚女子为妻是吗？是啊，是啊；哦！现在我想起来了，案情非常严重。”
“怎么回事？”
“您知道，从我处出去之后，他就被带到法院的监狱里去了。”
“是的，后来呢？”
“后来！我向巴黎打了报告；我把在他身上找到的信件送去了。这是我的职责，有什么办法……他被捕的一个星期之后，犯人被带走了。”
“带走！”莫雷尔大声说道，“他们能把这个可怜的孩子怎样呢？”
“啊！请放心吧。他可能被送往弗内斯特雷尔、皮涅罗尔，送到圣玛格丽特群岛，按司法部门的行话，这叫换个环境：某天晴朗的早晨，您会看见他回来重新指挥他的船员的。”
“无论他什么时候回来，他的位子永远给他留着。不过他怎么还没到家呢？依我看，波拿巴的法院首先关心的就应该是释放被王朝法院监禁的人。”
“别太轻率地断言吧，亲爱的莫雷尔先生，”维尔福答道，“任何事都得按法律程序办。监禁的命令来自上面，因此释放的命令也该自上而下。不过拿破仑回来才半个月，那些进行平反的公文大概也才发出去。”
“可是，”莫雷尔问道，“现在我们得胜了，难道就没有办法加快手续程序吗？我有几个朋友，有一些影响，我可以得到撤销逮捕令的公文。”
“没有逮捕令。”
“那么在囚犯登记簿上勾销他的名字。”
“政治犯入狱是不登记的；因为有时政府想要消灭一个人而不留下任何痕迹，有囚犯入狱登记就有据可查了。”
“在波旁王朝执政时也许如此，但现在……”
“任何时代都如此，亲爱的莫雷尔先生：政府一个接一个的换，但实质大同小异；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司法机构今天还在运转，就只有巴士底狱除外。皇帝对于监狱的管理比国王本人更加严格！入狱登记簿上不入册而受囚禁的人无可计数。”
如此合情合理的解释不能不动摇莫雷尔的信心，他甚至没有半点怀疑。
“那么，维尔福先生，”他说，“您究竟能给我什么忠告，来促使可怜的唐泰斯早日归来呢？”
“只有一个，先生；向司法大臣写请愿书。”
“哦！先生，我们知道请愿书意味着什么，大臣每天要收到两百份，但看不到四份。”
“不错，然而他会去读那份由我发出、签署，并直接由我送去的请愿书。”维尔福接着说道。
“您会亲自负责把这份请愿书送到吗，先生？”
“非常乐意。唐泰斯也许在当时是有罪的，但目前是无辜的，我以前把他投入监狱是我的职责，现在使他获得自由也是我的职责。”
这样，维尔福就预防了一次可能性虽说不太大、但毕竟存在的调查的危险，这次调查是会使他彻底完蛋的。
“那么怎样对大臣措词呢？”
“请坐在那里，莫雷尔先生，”维尔福说着把座位让给船主，“我来向您口述。”
“您真有这番好意？”
“当然。别浪费时间了，我们已经浪费得太多啦。”
“是的，先生，想想吧，那可怜的孩子在等待，在受罪，也许都已经绝望了。”
维尔福想到这个犯人在寂寞和黑暗中咒骂他，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但是他已陷得太深，收不回来了，唐泰斯必须在他野心构成的齿轮里被碾得粉碎。
“我准备好了，先生，”船主说道，他已坐在维尔福的安乐椅上，手上拿着一支鹅毛笔。
于是，维尔福口述了一份请愿书，请愿书的目的明确，无可置疑；他在里面夸大了唐泰斯的爱国主义，为拿破仑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在请愿书里唐泰斯变成了为拿破仑凯旋而归出力的一个最为积极的活动分子，显然，如果唐泰斯还在蒙冤受屈的话，大臣读了这份东西，会立即为他伸张正义的。
请愿书写完以后，维尔福又把它高声念了一遍。
“是这么回事，”他说，“现在，您就包在我身上吧。”
“请愿书很快就发出吗，先生？”
“今天就寄。”
“由您批署吗？”
“我会尽量写得好些，先生，在您的请愿书中证实您所说的话完全是千真万确的。”
说完，维尔福也坐下来，在请愿书的一角附上了自己的证明文字。
“现在，先生，还该干什么呢？”莫雷尔问道。
“等待，”维尔福接着说，“我负责一切。”
这个保证使莫雷尔充满了希望，他离开了让他感到满意的代理检察官，去向唐泰斯老爹宣布，他不久便会重新看见他的儿子了。
至于维尔福呢，他不仅没把请愿报告送交巴黎，还小心翼翼地握在手里，这份报告眼下虽可救出唐泰斯，但未来却会极大地危及唐泰斯，因为从欧洲的局势及事态的发展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件事情的端倪，那就是第二次王朝复辟。
唐泰斯于是继续当犯人，他被关在深深的囚牢里，根本听不见路易十八滚下王位的巨大声响，也听不见帝国垮台的更为可怖的声响。
但维尔福却以警觉的目光注视着，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在世人称之为百日王朝的帝国复出的短暂时期，莫雷尔两次为求得释放唐泰斯而来，每次维尔福都信誓旦旦，以前景乐观来安慰他；最终，滑铁卢战役发生了。莫雷尔再也不到维尔福府上登门了；船主为了他年轻的朋友做了一切他出于人道而该做的事情；在第二次复辟时期再想进行新的尝试是徒劳而且有害的了。
路易十八重新登上王位。对维尔福而言，马赛给了他过多的记忆，而且都一一成了内疚之事，他请求得到在图卢兹某一空缺的检察官职位，获得了允准。他到新任所后两个星期，娶了蕾内·德·圣梅朗小姐为妻，此时其岳父在宫廷的地位更加显耀了。
这就是唐泰斯在百日政变期间和滑铁卢战役之后仍然被关在囚牢，不说完全被人遗忘，至少为天主所遗忘的原因。
当拿破仑重新回到法国时，唐格拉尔心里明白他给了唐泰斯的那一击有多么厉害，他的告发打中了要害。他像所有做贼心虚、又在日常生活里耍点小聪明的人那样，声称这个离奇的巧合为天意。
而当拿破仑到达巴黎，他那威严有力的声音重新响起时，唐格拉尔真的丧胆了；他时时刻刻都以为看见了唐泰斯再现：唐泰斯知道一切，唐泰斯是个有威胁性的人物，有能力报仇雪耻；这时，他向莫雷尔先生表达了辞去船上职务的愿望，并请他为其向一个西班牙商人推荐，三月底，他在那家商行里开始做小职员，那是拿破仑重返杜伊勒里宫后的十到十二天之间的事情；从此他去了马德里，人们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
费尔南始终那么懵懵懂懂。唐泰斯不在，这就万事大吉了，至于他现在怎样了？他根本不想去知道。不过，在他不在的这段间歇时间里，他处心积虑一方面编造唐泰斯离去的理由去欺骗梅尔塞苔丝，一方面酝酿移民和把她一起强行带走的计划；也有时，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受的时刻，他坐在法罗湾的顶端，从此处可以同时看清马赛和加泰罗尼亚人村落，他像一只猛禽，悲伤而木然地看着，以为从其中的一条路上，会看见那个英俊的年轻人潇洒倜傥、高昂着头回到家门。对费尔南来说，此人就是疯狂报复的使者。于是，费尔南就拟定了行动计划：他将一枪击碎唐泰斯的脑袋，然后自杀；他心想，这样做会使他的谋杀事件更增添些色彩的。然而费尔南在自己骗自己：因为这个人是决不会自杀的，因为他还抱有希望。
在这期间，社会风云际会，动荡不安，帝国召集了全部人马，所有尚能拿起武器的人都响应皇帝响亮有力的号召冲到法国境外去。费尔南也像其他人一样离开家园和梅尔塞苔丝出发了。一个晦暗、可怕的想法折磨着他，即他走后，他的情敌就会回来，娶上他心爱的人。
如果说费尔南真的会自杀的话，那只有离开梅尔塞苔丝他才会这么去做。
他对梅尔塞苔丝的关心，对她的不幸表面上的同情，以及尽可能满足她的一切要求的殷勤，终于产生了效果，就如忠诚的种种表现在温和善良的人身上总能产生效果一样。梅尔塞苔丝始终像兄妹般地深爱着费尔南，现在在这友谊之上又增添了一种新的感激之情。
“哥哥，”她把新兵的背包系在加泰罗尼亚人的肩上说道，“哥哥，您是我唯一的朋友，千万别让人给打死，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世界上，您如不在，就只剩下我孤单一人，终日以泪洗面了。”
在费尔南整装待发之际，梅尔塞苔丝说的这番话使他又抱有一线希望。倘若唐泰斯不回来了，梅尔塞苔丝说不定真有一天会属于他哩。
只有梅尔塞苔丝孑身一人与这片在她看来从未如此荒凉的土地和一望无际的大海为伴了。人们可以看见她整日眼泪汪汪，就像凄婉的故事中的痴情女子一样，不停地围着本族人的小村落转悠。她时而在南方的烈日下伫立，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似的不言不语，呆呆地望着马赛；时而坐在堤岸上，倾听大海的呻吟，这呻吟如同她的痛苦不绝如缕；她不断地问自己是否应该让身子向前倾，就势坠落，投入深渊，葬身谷底，也许这样做比焦急等待，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所承受的痛苦要好受得多。
梅尔塞苔丝没有完成此举并非因为缺乏勇气，而是宗教帮助了她，免使她走上自杀绝路。
卡德鲁斯与费尔南一样应征入伍了；不过他比加泰罗尼亚人年长八岁，并已结婚，只是第三批才入伍，被派往沿海地区。
唐泰斯老爹一直带着希望支撑着，自皇帝倒台后，希望成为泡影。
自从他与儿子分手五个月来，他度日如年，几乎可以说，在他儿子被捕的那个时刻，他就在梅尔塞苔丝的怀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莫雷尔先生负担了他的全部丧葬费，把老人在患病期间欠下的一笔笔小债都还清了。
这样做光是凭大慈大悲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勇气。因为那时南方在开火，资助一个像唐泰斯那样危险的波拿巴分子的父亲，即便已气息奄奄，也是一桩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