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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叙我的平生这部书里，说来说去，我自己是主人公呢，还是扮那个角色的另有其人呢，开卷读来，一定可见分晓。为的要从我一生的开始，来开始我一生的记叙，我就下笔写道：我生在一个星期五夜里十二点钟。别人这样告诉我，我自己也这样相信。据说那一会儿，当当的钟声，和呱呱的啼声，恰好同时并作。

收生的护士和左邻右舍的几位女圣人（她们还没法儿和我亲身结识以前好几个月，就对我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了），看到我生在那样一个日子和那样一个时辰 ，就煞有介事地喧嚷开了，说我这个人，第一，命中注定要事事倒霉；第二，赋有异禀能看见鬼神。她们相信，凡是不幸生在星期五深更半夜的孩子，不论是姑娘还是小子，都不可避免地要具有这两种天赋。

关于第一点，我无需在这儿多说什么。因为那句预言，结果是其应如响呢，还是一点也没应验呢，没有比我这部传记能表得更明白的了。至于她们提的那第二点，我只想说，我这份从胎里带来的“家当”，如果不是我在襁褓之中还不记事的时候就都叫我挥霍完了，那顶到现在，它还没轮到我的名下呢。不过这份“家当”，虽然一直地没能到我手里，我却丝毫没有抱怨的意思，不但如此，万一另有人现在正享受着这份财富，我还热烈地欢迎他好好地把它守住了呢。

我出生的时候，带有头膜 ；这个头膜，曾在报上登过广告，要以十五几尼 的廉价出售。当时航海的人，囊中缺乏金钱，买不起这件东西呢，还是心中缺乏信念，情愿要软木作的救生衣呢，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应征出价的，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还是个和经纪期票 有关的代讼师。他只出两镑现钱，下剩的买价，全用雪里酒准折 。比他这个条件再多要求一点，那就连对他担保，说这件东西准能使他免遭溺死之祸，他也都不接受。这样一来，我们只好完全干赔广告费，把广告撤回；因为，说到雪里，我那可怜、亲爱的母亲自己也有这种酒正在市上求售呢。十年以后，这个头膜，在我的家乡那一块儿，用抓彩的方式 出脱了：抓彩的一共五十个人，每人出半克朗 ，得彩的出五先令。抓彩的时候，我也在场。我现在记得，我当时看着我自己身上的一部分，用这种方式出脱了，觉得很不得劲儿，心里不知道怎么着才好。我还记得，抓着了那个头膜的是一个老太太。她提着个小篮子，万般无奈的样子从篮子里掏出了那规定好了的五先令，都是半便士的零钱，还少给了两便士半，因为费了很大的工夫和很大的劲儿，算给她听，说她的钱不够数，她到底还是没明白。她倒是果真并没淹死，而是活到九十二岁的高龄，洋洋得意寿终正寝的。这件事，在我们那一带，都认为了不起，过了许多年还都不忘。据我的了解，这个老太太，一直到死的时候，老是骄傲地自夸，说她这一辈子，除了过桥，就从来没打水上面走过；并且，她一直到死，喝着茶的时候（她极爱喝茶），老气忿忿地说那些航海一类的人，不怕上帝见罪，竟敢大胆，像野马一样，绕世界“乱跑”一气。你跟她说，有些日常离不开的东西，茶也许得包括在内，都是这些她认为乱跑一气的人跑出来的，她却不论怎么也不能懂。她老是用“咱们不要乱跑”这句话回答你，回答的时候，还永远是斩钉截铁的口气，永远是自以为是、理直气壮的样子。

现在，我自己也不要像野马一样“乱”说一气了，还是言归正传，接着说我怎样出生好啦。

我生在萨福克郡的布伦得屯 ，或者像在苏格兰的说法，生在布伦得屯“那方近左右”。我是个背生儿。我睁开眼睛看见天日的时候，我父亲已经闭上眼睛不见天日，有六个月了。我自己的父亲，竟会没看见我，即便现在，我一想起来，都起一种怪异之感。我父亲在教堂墓地里的白色墓碑，在我那刚刚懂事的幼小心灵里，引起了种种联想；我们那个小起坐间，炉火熊熊，烛光煌煌，而我们家里所有的门却都又拴着，又锁着，把我父亲的坟，凄凉孤寂地屏在外面一片昏暝的寒夜里（我有时觉得，那简直地是残酷），这种情况，在我那幼小的心灵里，也引起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怜愍之情：这种种联想和这种怜愍之情，我现在模模糊糊地回忆起来，尤其起一种怪异之感。

我父亲有一个姨母，那自然就是我的姨婆了（关于她，我一会儿还有许多的话要说），她是我们亲友中间特殊的大人物。她叫特洛乌小姐，我母亲却老叫她是贝萃小姐，不过那只是我那可怜的母亲，对于这位凛然不可犯的人物，克服了畏惧之心而敢提起她来（那种时候并不常有），才那样叫她。我这位姨婆，当年嫁了个丈夫，既比她年轻，又生得很美，但是他却决不是“美之为美在于美行” 这句家常古训里所说的那样。因为大家都深深地疑心，认为他打过贝萃小姐，甚而还认为有一次，因为日用问题争吵起来，他竟作了一了百断的安排，行动虽然匆遽，态度却很坚决，要把贝萃小姐从三层楼的窗户那儿，扔到楼底下去。显而易见，他们两个脾气不投；所以贝萃小姐，没有法子，只得给了他一笔钱，算是双方同意，两下里分居 。他带着我姨婆给他的这笔钱，到印度去了。据我们家里一种荒乎其唐的传闻，说在印度，有一次有人看见他和一个马猴，一块儿骑在大象身上。不过，据我想，和他一块儿骑在大象身上的，决不会是马猴，而一定是公侯之类，再不就是母后什么的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他走了不到十年，消息就从印度传来；说他这个人不在了。我姨婆听见了这个消息，心里是什么滋味，没有人知道。因为他们两个分居以后，她跟着就又姓了她作姑娘那时候的姓 ，在远处海边上一个小村子里买了一所小房儿，用着一个女仆，以独身妇女的身份，立门户过起日子来，从那时以后，据大家的了解，完全隔绝人世，坚定不移地不问外事。

我相信，我父亲曾有一个时期，是她最喜欢的人，但是我父亲一结婚，却把她给得罪苦了。原来她不赞成我母亲，说我母亲是个“蜡油冻的娃娃”。她从来没见过我母亲，不过她却知道我母亲还不到二十岁。我父亲和贝萃小姐生分了以后，就和她没再见面儿。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的时候，我父亲的岁数比我母亲大一倍。我父亲的身子骨又不很壮实。结了婚一年，他就去世了，他去世以后六个月，我才出世的，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在那个多事而重要的星期五下午——如果我可以冒昧地这样说的话——情况就是这样。因此，我当然决不能硬说，我对于那个时候的情况，早就已经知道了。也决不能硬说，我对于后面发生的事情，是根据我自己亲身的见闻而追忆的。

那天下午，我母亲正坐在壁炉的前面，身体怯弱，精神萎靡，两眼含泪看着炉火，对于自己，对于那个她还没见面儿的无父孤儿，都抱着前途极为暗淡的心情，那个孤儿，虽然还没和任何人见面，而他家里的人，却凭预见先知，早就在楼上的抽屉里给他预备下好几罗别针了 ，迎接他到这个对于他的莅临丝毫不感兴奋的世界上来。我刚才说，在那个三月的下午，天气晴朗，春风料峭，我母亲坐在壁炉前面，满心忡怔，满怀凄恻，不知道自己在这场就要临头的大难里，能否挣扎得过来，她正这样疑虑惶惑的时候，因为对着窗户抬起头来擦眼泪，忽然看见，有一个她不认识的女客，往庭园里走来。

我母亲把那位女客又看了一眼，就一下断定，那位女客准是贝萃小姐。那时候，正斜阳满院，漫过园篱，射到来客身上，把她的全身都映得通红。她那时正往屋门那儿走去，只见她那样凌厉硬直地把腰板挺着，那样安详镇静地把脸绷着，决不会叫人错疑惑到别人身上去。

她走到房前的时候，表现了另一种特点，叫人断定一定是她。原来我父亲时常透露，说我姨婆这个人，做起事来，很少有和普通的规矩人一样的时候，所以现在，她本来应该去拉门铃，但是她却没那样做，而跑到我母亲对着的窗户那儿，把鼻子尖儿使劲贴在玻璃上，往屋里瞧，据我那可怜的母亲后来说，把鼻子一下都完全挤扁了、挤白了。

她来这一趟，可真把我母亲吓得不轻，所以我永远深信不疑，我所以生在星期五那天，完全得归功于贝萃小姐。

我母亲见了我姨婆，心慌意乱，离开椅子，躲到椅子后面的旮旯那儿去了。贝萃小姐就带着探询的神气，慢条斯理地往屋子里面瞧。她先从屋子的一头儿瞧起，把眼睛一点一点地挪动，像荷兰钟上撒拉孙人 的脑袋那样，一直瞧到她的眼光落到我母亲身上。她瞧见了我母亲，就像一个惯于支使别人的人那样，对我母亲皱了一下眉头，打了一个手势，叫我母亲去开门。我母亲去把门开开了。

“我看你就是大卫·考坡菲太太吧？”贝萃小姐说；她把“看”字加强，大概是因为她看到我母亲身上穿着孝 ，而且还有特殊的情况。

栖鸦庐的来客

“不错，是，”我母亲有气无力地说。

“有一个特洛乌小姐，”这位客人说，“我想你听说过吧？”

我母亲说，她很荣幸，久已闻到那个大名。不过她当时却有一种很不得劲儿的感觉，因为她虽然说荣幸，却没能透露出不胜荣幸的意思来。

“那个人现在就在你眼前，”贝萃小姐说。我母亲听了这个话，就把头一低，请她到家里坐。

她们进了我母亲刚待的那个起坐间，因为我们家过道那一面那个最好的房间里并没生火——实在说起来，自从我父亲殡了以后，就没再生过火。她们两个都落座以后，贝萃小姐还没开口，我母亲先忍了又忍，后来还是没忍得住，就哭出来了。

“别价，别价！”贝萃小姐急忙说。“别这样！听话！”

但是我母亲还是止不住悲痛，因此她就一直哭下去，到哭够了的时候才罢。

“我的孩子，你把帽子摘下来 ，”贝萃小姐说，“我好瞧瞧你。”

这种要求，本来很古怪，但是我母亲却怕贝萃小姐怕极了，即便有心想不听她的话，也不敢真那样做。因此她就把帽子摘了，摘的时候，因为手哆嗦，把头发都弄乱了（她的头发多而且美），披散在面前。

“哟，我的乖乖！”贝萃小姐喊着说。“你简直地还是个娃娃呀！”

毫无疑问，我母亲即便就岁数而论，本来就异乎寻常地年轻，但是看她的样子，却还要更年轻。她一面把头低着，好像年轻是她的罪过似的（可怜的人），一面呜咽着说，她恐怕她还是个孩子，就做了寡妇了；她要是活得出来，那她也只能还是个孩子，就做了母亲了。跟着她们两个都一时默默无言。在这个短短的静默时间里，我母亲有一种想法，觉得好像贝萃小姐用手摸她的头发似的，并且还是轻轻地、慢慢地摸的。她心虚胆怯地希望这是真事，就抬起头来看贝萃小姐，但是那时候，却只看见贝萃小姐坐在那儿，衣服的下摆掖了起来；两只手交叉着抱在一个膝盖上，两只脚跷着放在炉栏上，两只眼瞧着炉火直皱眉头。

“我的老天爷，”贝萃小姐突然说，“为什么叫起‘栖鸦庐’ 来啦哪？”

“你说的是这所房子吗，姨妈？”我母亲说。

“为什么偏叫‘栖鸦庐’哪？”贝萃小姐说。“叫‘饲鸭庐’岂不更合过日子的道理？这是说，如果你们两个里面，不论哪一个，有稍微懂得一丁点儿真正过日子的道理的，就会看出来，叫‘饲鸭庐’更有道理。”

“这个名字是考坡菲先生起的，”我母亲回答说。“他买这所房子的时候，他喜欢认为，这儿有乌鸦。”

恰恰在那时候，晚风吹过，在庭园尽头几棵高大的老榆树中间引起了一阵骚动，让我母亲和贝萃小姐，都不禁不由地往那儿瞧去。只见那几棵榆树，起先枝柯低弯俯接，好像巨人交头接耳，低声密谈一样，这样安静了几秒钟以后，又枝柯乱摇起来，好像它们刚才谈的体己话太坏了，使它们觉得于心难安，因而手臂狂挥：在这几棵树乱摇狂摆的时候，筑在树顶上那几个饱经风雨、残破零落的乌鸦旧巢，就像在惊涛骇浪里的破船一样，掀簸折腾起来。

“那乌鸦都哪儿去了哪？”贝萃小姐问。

“那什么？”我母亲那时候心里正想别的事儿。

“那乌鸦呀，它们都怎么啦？”贝萃小姐问。

“自从我们搬到这儿来的那一天，就压根儿没看见过有乌鸦，”我母亲说。“我们本来只当是——考坡菲先生本来只当是，这儿是乌鸦成群结队抱窝的地方哪，其实那些巢都很老了，乌鸦都早就不要它们，飞到别处去了。”

“这真一点不错，地地道道是大卫·考坡菲的为人，一点不错，地地道道是大卫·考坡菲的生性！房子这儿连一个乌鸦的影儿都没有，可叫房子是‘栖鸦庐’！他只看见乌鸦巢，就当是真有乌鸦了！连对鸟儿都是这样听见风就是雨的！”

“考坡菲先生可已经不在了，”我母亲说。“你要是当着我的面儿说他不受听的话 ——”

我想，我那个可怜的亲爱的母亲，当真曾有一阵儿，不怕构成“斗殴”的罪名，想和我姨婆动起手来。其实，不要说她那天下午那种样子，即便她对于斗拳训练有素，我姨婆也只要用一只手就能不费劲儿把她打发了。不过我母亲当时虽然也许有那种意图，而那种意图却只做到从椅子上站起来的地步就消释了。她又很柔顺地坐了下去，跟着就晕过去了。

一会儿，她自己还醒过来了，再不就是贝萃小姐把她掇弄过来了，反正不管怎么样吧，她还醒过来以后，只看见贝萃小姐正站在窗户那儿。那时候，苍茫的暮色，已经一阵比一阵昏暗，变成夜色了，她们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出彼此的面目，而即便这种辨认，要不是借助于壁炉的火光，也是办不到的。

“我说，”贝萃小姐好像只是随随便便地看了一看窗外的景致，又回到椅子那儿，说，“你还差多少天就到了——”

“我怎么一个劲儿地哆嗦起来啦哪？”我母亲结结巴巴地说。“这是怎么啦？别是要死啦吧，不错，一定是要死啦！”

“决不会那样，决不会，”贝萃小姐说。“你喝口茶好啦。”

“哦，哎哟，哎哟，喝茶管得了事吗，能好起来吗？”我母亲不知所措的样子喊着说。

“当然能，”贝萃小姐说。“决不会那么容易就死啦。你放心好啦。你这只是疑心病。你管你的大姐儿叫什么？”

“还说不定是个哥儿，还是个姐儿哪，姨妈，”我母亲没明白我姨婆的意思，天真地说。

“我的好乖乖！”贝萃小姐喊道，无意中把楼上抽屉里针插儿上第二句亲爱的话 脱口说出，不过她并没把那句话用在我身上，而却把它用在我母亲身上了。“我说的不是那个。我说的是你用的大姐儿。”

“哦，她叫坡勾提，”我母亲说。

“坡勾提！”贝萃小姐有些气忿忿的样子把这个名字重复了一遍。“你这是说，孩子，真能有好好的一个人，巴巴地跑到基督教的教堂里，起这样的怪名字，叫坡勾提吗？”

“那本是她的姓儿，”我母亲有气无力地说。“因为她的名儿和我的重了，所以考坡菲先生当日老提着她的姓儿叫。”

“坡勾提，来呀！”贝萃小姐把起坐间的门开开了喊道，“拿茶来。你太太不太舒服。快点儿，不许磨蹭。”

贝萃小姐，好像这个家刚一安下的时候，就是人所公认的主人那样发号施令，吩咐过这番话，随后还往外看着，等到看见了坡勾提听见生人的语音儿，吃惊之下，急忙从过道那儿拿着蜡迎面跑来，她才把门关上了，又和先前一样落了座，把脚放在炉栏上，把长袍的下摆掖了起来，把手交叉着抱在膝盖上。

“你刚才说，不知道是个哥儿还是个姐儿，”贝萃小姐说。“我可觉得毫无疑问，一定是个姐儿。我早就得到先兆了，一定是个姐儿。我跟你说，孩子，从这个姐儿下生的时候起——”

“准保得齐不是个哥儿吗？”我母亲斗胆插了一句。

“我不是跟你说过，我已经得到先兆儿，知道一定是个姐儿么！”贝萃小姐回答说，“你不要跟我抬杠啦。从这个姐儿一下生的时候起，孩子，我就打算跟她交朋友。我打算做她的教母。请你答应我，给她起名字的时候，就叫她贝萃·特洛乌·考坡菲 。 这个 贝萃·特洛乌，可决不许再糊里糊涂地过一辈子啦。我可决不许有人把她的情义拿着不值一钱地糟蹋啦。我们得好好地抚养教育她，好好地照顾保护她，叫她千万不要痴心，把真情真义往不配受这种情义的人身上滥用。我一定得把这件事当作 我自己 的责任负起来。”

贝萃小姐说这番话的时候，每逢说完了一句，都要把头一梗，好像她的宿怨旧恨，正在心里发作，她极力克制自己，不把话说得过于露骨似的。至少我母亲在暗淡的火光里看着她的时候，觉得是那样。不过我母亲当时一来叫贝萃小姐的积威所慑，二来自己身上又正不舒服，三来完全叫人拿下马来，因而头脑昏乱，所以她并看不清楚任何的情况，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才好。

“呃，孩子，当初大卫待你好吗？”贝萃小姐问道，那时候，她已经静默了一会儿了，她那脑袋一梗一梗的动作也慢慢地停下来了。“你们两个过得舒服吗？”

“我们很和美，”我母亲说，“只能说考坡菲先生待我太好了。”

“哦！我恐怕他把你惯坏了吧？”贝萃小姐回答说。

“我现在又完全得在这个艰难的世路上自己当家过日子了，那我想，我得说他把我惯坏了。”我母亲呜咽着说。

“哦，别哭，别哭！”贝萃小姐说。“你们两个并不相配，孩子——我这是说，夫妻就没有 真正 相配的——我刚才就是因为你们不相配，所以才问起你那句话来。你是个孤女，是不是？”

“是。”

“你是当家庭教师的，是不是？”

“我给一个人家当教小孩儿的教师。考坡菲先生到那家去过。他对我很好，对我非常注意，非常关心，最后就跟我求婚，我也就答应了他。这样我们就结了婚了。”我母亲老实简单地说。

“啊，可怜的孩子！”贝萃小姐沉吟着说，一面仍旧紧冲着炉火直皱眉头。“你都会什么？”

“对不起，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我母亲结结巴巴地问。

“我是说，像当家过日子什么的，你会不会？”贝萃小姐说。

“我恐怕不大会，”我母亲回答说。“没有我想要会的那么多。不过考坡菲先生可正教给我——”

（“他自己会的可就太多了！”）贝萃小姐从旁插了一句说。

“——我本来希望，可以学会一点儿，因为我很热心学，他又很耐心教么。但是他撒手把我撇下了，那场大不幸可——”我母亲说到这儿，又哭起来，不能再说下去了。

“别价！别价！”贝萃小姐说。

“——我每天一天也不漏，把日用账都记下来，到晚上和考坡菲先生一块儿结算。”我母亲说了这一句，又悲不自胜，哭了起来。

“别价，别价！”贝萃小姐说，“别哭啦！”

“——我敢说，关于账目，我们两个，从来没有过半句言错语差；仅仅考坡菲先生嫌我写的‘3’和‘5’太像了；又说我不该在‘7’和‘9’下面，老添上个小钩儿当尾巴，可以勉强算是小小的过节儿；”我母亲接着说，说着又一阵难过，哭了起来。

“你老这样，可就非闹病不可了，”贝萃小姐说，“那可于你自己也不好，于我那教女也不好。好啦，不许再哭啦！”

这样的劝解，对于使我母亲平静，发生了一部分作用，但是使她平静发生更大的作用的，是她越来越厉害的不适。跟着来了一阵静默，在这阵静默中，能听得见的只是两脚跐着炉栏坐在那儿的贝萃小姐偶尔发出来的一声“啊！”

“大卫用他储蓄的钱给他自己买了一笔年金，这是我知道的，”待了一会儿，贝萃小姐说。“他都给你怎么安排的？”

“考坡菲先生，”我母亲回答说，这时候她连说话都相当地费劲了。“对我非常周到，非常体贴。他把年金的一部分偿款 ，划在我的名下。”

“那有多少？”贝萃小姐问。

“一年有一百零五镑，”我母亲说。

“这还得算不错，”我姨婆说。“因为他那个人，可能办得比这个还糟哪。”

糟这个字，在那个时候用起来，正是节骨眼儿。因为我母亲那时候的情况，正糟到十二分。所以坡勾提拿着茶盘和蜡烛进了屋子的时候，一眼就看出来，我母亲已经到了日子了——其实如果先前屋里够亮的，那贝萃小姐本来也可以早就看出来的；当时坡勾提急忙把我母亲搀扶到楼上我母亲自己的卧室里，就立刻打发她侄子汉·坡勾提去请护士和医生去了（她没让我母亲知道，好几天来把汉藏在我家里，专为到了紧急关头，听候差遣）。

这一支联合人马，几分钟内，先后来到。他们看见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太太，凛若冰霜地坐在壁炉前面，左胳膊上系着帽子，耳朵里塞着宝石匠的棉花 ，他们的惊讶，真非同小可。坡勾提既然对这个老太太一点也不认识，我母亲关于她，又一字没提过，所以她在起坐间里，就完全成了一个神秘人物了。她虽然在口袋里盈仓满库似地装着宝石匠的棉花，在耳朵里又填街盈巷似地塞着宝石匠的棉花，但是她的严肃神气，却并没因此而有丝毫减损。

大夫到楼上看过了病人又下了楼以后，我可以说，一定是看到他和这位素不相识的老太太，大概得有几个钟头的工夫，面对面地坐在那儿，因此就打叠起小心，准备对这位老太太尽心巴结，极力讨好。在男性中，他的脾气最柔顺，在瘦小的人里，他的性格最温和。他进屋子、出屋子，都扁着身子，免得多占地方。他走起路来，脚步那样轻，和《哈姆雷特》里的鬼魂 一样，而脚步那样慢，比那个鬼魂更甚。他把脑袋往一边歪着，一半是由于要谦虚地贬低他自己，一半是由于要谦虚地讨好所有别的人。如果说他连对一条狗都不肯呵叱 ，那还不足以尽其为人。总得说，他连对一条疯狗都不肯呵叱才成。假如他非和疯狗打交道不可，那他也只能对它轻轻地说一个字，或者说一个字的一半，或者说一个字的几分之几。因为他说话慢腾腾的，也和他走路慢腾腾的一样。但是如果为了顾及今生此世任何情况，而叫他对疯狗疾言，他决不肯，叫他对疯狗厉色，他决不能。

齐利浦先生把头歪在一边，温和柔顺地看着我姨婆，对她微微一鞠躬，同时把自己的左耳朵轻轻一摸，问她为什么耳朵里塞着棉花，说：

“耳朵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吗，太太？”

“什么！”我姨婆像拽瓶塞儿那样，吧地一下把一只耳内里的棉花拽了出来，说。

我姨婆这种突然的举动，让齐利浦先生大吃一惊——这是他后来对我母亲说的——他当时还能保持镇定，真得说是上帝的仁慈。不过他还是把他问的那句话又和颜悦色地重复了一遍：

“耳朵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吗，太太？”

“瞎说！”我姨婆说，同时吧的一下把棉花又塞到耳朵里去了。

齐利浦先生碰了这样一个钉子以后，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坐下，怔怔地瞧着我姨婆，我姨婆就坐在那儿瞧着炉火。这样一直坐到楼上又叫他的时候。他上楼去了一刻钟的工夫，又下来了。

“呃？”我姨婆问，同时把靠着他那一面的耳朵里塞的棉花取了出来。

“呃，太太，”齐利浦先生回答说，“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得慢慢地来，太太；急不——急不——得的！”

“啊—啊—啊！”我姨婆说。她这一声鄙夷之词，纯粹是发着狠儿说出来的，说完了，又和以前一样，把棉花塞在耳朵里。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后来齐利浦先生对我母亲说——他当时真有点叫我姨婆给吓着了；单纯从医学的观点来说，真有点叫她给吓着了。虽然如此，他还是坐在那儿瞧着她，几乎有两个钟头之久；她呢，就坐在那儿，瞧着炉火，这样一直到楼上又叫他的时候。他去了一会儿，又回到起坐间。

“呃？”我姨婆又把靠医生那面那个耳朵里塞的棉花取了出来，问。

“呃，太太，”齐利浦先生回答说，“这得——这得——慢慢地来才成，太太；急不得的。”

“呀—呀—呀！”我姨婆说，说的时候，那样恶狠狠地一龇牙、一咧嘴，齐利浦先生真没法再受了。他后来说，那一声“呀”，一点不错，是打算使他心惊胆裂的。他不敢再在起坐间里待着了，他宁肯跑到楼梯那儿，在挺冷的风地里，摸黑儿坐着，一直坐到楼上又叫他的时候。

汉·坡勾提是在国家学校里上学的，学习《教义问答》像龙一样 ，因此可以看作是靠得住的见证人 。他第二天对人说，那个时候以后一个钟头，他碰巧从起坐间的门那儿往屋里偷偷看了一眼，不料一下就叫贝萃小姐瞅见了。那时贝萃小姐正在屋里烦躁不耐地来回绕弯。她瞅见他，没让他来得及逃开，就一下把他抓住了。汉说，他知道，贝萃小姐虽然耳朵里塞着棉花，但是楼上的脚步声和人语声仍旧免不了有时要传到她的耳朵里。他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那位太太,显而易见，是在声音最高的时候，烦躁太过，无可发泄，才抓住了他，拿他来煞性子。她当时揪住了他的领子，拽着他一刻不停地在屋子里来回地走（好像他吃鸦片精吃多了似的 ）。这样还不算，她还又摇晃他的身子，又乱抓他的头发，又揉搓他的衬衣，又捂他的耳朵，好像她把汉的耳朵误认作是她自己的耳朵似的；反正不论怎么样，老是往死里揉搓他，蹂躏他。他这个话，有一部分让他姑母证明了；因为他姑母是十二点半钟、我姨婆刚把他放开了的时候看见他的。他姑母说，他的脸那时候那种红劲，和我自己那时候一样。

脾气柔和的齐利浦先生，即便说在任何别的时候，会记人家的仇，而在那种时候，却不可能记人家的仇。所以，他刚腾出手来，就扁着身子，进了起坐间，用他那最柔顺的态度对我姨婆说：

“呃，太太，我很高兴，现在我可以跟您道喜啦。”

“道什么喜？”我姨婆严厉苛刻地问。

齐利浦先生一看我姨婆的态度还是那样凛然不可犯，心里又慌起来，因此他就对她微微一鞠躬，微微一抿嘴，来安抚她。

“我的天，这个人怎么啦！”我姨婆急躁不耐地喊着说。“他哑巴啦吗？”

“你别着急，我的亲爱的太太。”齐利浦先生用他那最柔和的声音说。“现在着急的时候已经过去啦。你不用着急啦。”

我姨婆当时本来应该摇晃他，把他心里的话摇晃出来，但是她却并没摇晃他，而只摇晃自己的脑袋：这是后来大家一直都认为奇而又奇的事。不过她的脑袋那一摇晃，也摇晃得齐利浦先生心惊胆战。

“呃，太太，”齐利浦先生待了一下，刚一恢复了勇气，就接着说，“我很高兴，现在可以跟您道喜啦。现在事儿都完了，太太，还是顺顺利利地完的。”

齐利浦先生发表这篇讲词的时候，用了有五分钟或者五分钟左右的工夫，在这个时间里，我姨婆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她平安吗？”我姨婆问，那时她两只胳膊交抱着，一只胳膊上仍旧系着帽子。

“呃，太太，我想，她用不着多久，就没有什么不舒适的了，”齐利浦先生回答说。“拿现在这一家的凄惨境况而论，又是个年轻的女人头一胎，她这阵总得算是再好也没有的了。太太，你要去看她，马上就可以，决没有碍处，反倒会有好处哪。”

“还有 她 哪， 她 好不好？”我姨婆正颜厉色地问。

齐利浦先生把脑袋更往一边歪起来，像一只讨人喜欢的鸟儿那样瞧着我姨婆。

“我说的是孩子，”我姨婆说。“她平安不平安？”

“太太，”齐利浦先生回答说，“我还只当是你早就知道了哪。是位哥儿。”

我姨婆一听这话，一言未发，只揪着帽带，像扔甩石的机弦 那样，把帽子提了起来，朝着医生的脑袋使劲打去，把帽子都打瘪了；她就这样把帽子瘪着戴在头上，起身走去，永远没再回来。她像一个心怀不满的仙姑 那样，或者说，像大家认为我能看见的神怪灵物那样，一下就不见了，而且一直也没再回来过。

一点不错，永远没再回来过。现在只有我，躺在篮形小床里，还有我母亲，躺在大床上。但是贝萃·特洛乌·考坡菲所在的地方，却永远是那个影儿憧憧、魂儿渺渺的国度，永远是我新近刚刚游之而过，历之而来的那个浑浑噩噩、窈窈冥冥的洪荒。同时，我们家窗上的亮光，也往外照到一切和我一样那些旅行者的尘世归宿之地 上面，也照到把无他即无我那个人的残骸遗体掩覆的丘墓上面。 I0C1JTYduCPIZopItNUBoJ6RCbU+Uw5fBThRxcM4ajtesHgloBsMxFw2nrkiFKX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