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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诗歌和文艺思想贡献最大的诗人或许应推波德莱尔。但是，为人误解最甚的作家也莫过于波德莱尔。文艺上的贡献，不仅反映于为人们带来多少新颖、可爱的东西，还反映于吸取和发扬了文学传统中多少优秀的成分；而文艺上的误解，既可表现于诋毁或贬损，亦可表现于称誉或宣扬。仅就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关波德莱尔的文字材料而言，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和评价他的贡献、而且少有这样或那样误解的东西，还不算多。我们倒是看中了英国学者盖伊·桑（Guy Thorne）编译的这本纪念册式的小书，因为其中或褒或贬每每恰到好处，而且着重于事实和作品本身的涵义，少有连篇累牍的空论。这本书以著名的法国诗人、艺术理论家戈蒂耶（Theophile Gautier，1811—1872）的《波德莱尔的生平和对他亲切的回忆》一文为主体。翻开《恶之花》的扉页，我们便可以看到，这一近代最负盛名的抒情诗集就是题赠给戈蒂耶的。波德莱尔称他为自己“非常亲爱和非常尊敬的老师和朋友”，是毫不虚诳的。戈蒂耶对这位晚于自己一代的“学生和朋友”也极为同情和赏识。他在波德莱尔去世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写下了这篇情深意切而又洋洋洒洒的大文，既是回忆录，更是风格别致的作家传论。盖伊·桑称之为“传记杰作”，散文中不可多得的“珠玉”，也是不虚诳的。现在将戈蒂耶这篇文章的题目稍加简化作为全书的书名，同时还收入波德莱尔本人的诗、文、书信以及英国编译者盖伊·桑的比较研究文字，相信这些确实是对这位非凡的诗人的极好回忆与纪念。目前，世界上涉及波德莱尔的各种文字资料，少说也有上千种，其中不乏独特、新颖的论说以及差堪与盖伊·桑编译的文字比肩的译介。即使这样，我们译出这本资料来源较早的“波德莱尔纪念册”，可以说仍然很有意义：读者可以比较一下，相对于一百多年前的情况来说，我们现在的鉴赏力和知解力究竟又有多大的进步！
不少现代人可能已不觉得戈蒂耶的文章有多么大的妙处，多数现代派诗人可能也不太欣赏他们尊为“伟大的先驱者”之波德莱尔所采用的那种严谨的诗歌形式。时代形成的这些欣赏距离是不足为怪的；细心的读者或者反而会从这种距离中悟出一些审美法则。我们知道，作为批评家的戈蒂耶，正好处于欧洲浪漫主义的“传记式批评”盛况未衰和唯美主义的“印象式批评”方兴未艾之际。他这篇文字可以说是这两种批评风格的美妙结合，加上他自己那支诗笔中灵气的烘染，堪称以回忆和评述为内容的“文学散文”。初读之下，有人或许会不满其中不少旁骛的“闲笔”以及随处可见的“矜才炫学”的典故，其实，只有这样才能最节省笔墨、最活灵活现地提供波德莱尔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已经陌生难辨的东西，如果不是经由与诗人志趣相投的同时代人道出，恐怕早已湮没了。
以上的辩解肯定不会使现代批评理论家满意，因为他们早已唾弃“印象式”的甚或“传记式”的东西。“科学化”是现代批评理论连带着批评实践的大势所趋。批评家们绞尽脑汁去组构他们的“体系”，创造或采撷“科学性”和“玄学性”的术语和表达方式，他们多数没有闲情逸致去写批评性的“文学散文”，也不屑或无能为之。纵观各国许多知名的现代文学批评理论家和文学研究者，实质上多半是文化学者而不是文学家，便知笔者所言不谬。我们指出这方面的特点，丝毫没有与新批评潮流对抗之意，而仅仅因为戈蒂耶这篇文章会给予现代文学批评界这样的启示：不仅包括与传统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文人学士，而且包括业余以审美欣赏为主要目的的广大现代读者，内心上都要求保留“印象式”和“传记式”这一类“旧批评”中的精华成分。相对来说，他们很少问津于学院式的现代批评。
文学艺术以及许多人文科学门类固然都有鲜明、强烈的时代性，但同时又具有更顽强、执拗的传统性。旧东西必定会融化进新东西之中，甚至经过改头换面，又复活过来了。中国古代的几次“古文运动”、震撼世界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都是这方面的显例。据此，我们不妨推测，现代批评发展到鼎盛的巅峰，有可能再回过头来与“印象式”等传统批评融合为一，从走过头的纯思辨领域拉回到原来的艺术领域来，但同时仍保持其“科学的”、执著于真理的进步势头。如果作此设想之后再来借鉴戈蒂耶这篇“印象式”的杰作，便不难领略个中隽永的意味。
盖伊·桑认为戈蒂耶的这篇文章连一字一句都更移不得，当然只不过是溢美之辞。不过，戈蒂耶在印象式的叙述和描写中，解释和阐发了人们甚至迄今还不甚理会的一些问题的真谛，却是千真万确的。尽管戈蒂耶主要从他的艺术主张出发来考察和判断这些问题，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仍不能不承认他向我们提供了相当卓越的历史透视。例如，长时期以来，我们因为波德莱尔是所谓的“颓废派”代表人物而疏远他，历代正统的文学批评家也因此全面否定波德莱尔创造性的文学业绩，但戈蒂耶当时就指出，波德莱尔对“颓废”或“颓废主义”（Decadence）有他自己独特的解释，他不过认为盛极一时的法国浪漫主义诗歌已经发展到自己的巅峰，而从他开始就要“衰落”或“走下坡路”了。当然，这不过是自谦之辞，其中蕴含着他推陈出新之意。“Decadence”一词按其本义也是指客观事物的上述发展状态，但后来却主要引伸为主观态度上的“颓废”；联系波德莱尔私生活中的某些过失，尤其是他的代表作《恶之花》给人的表面印象，更坐实了“颓废主义”的存在，而波德莱尔便成了世界近代文学艺术领域中这一“宗派”的开山祖师了。细读戈蒂耶这篇“回顾”之作，我们就会明白“名不副实”的情况随处可见，不仅美名是如此，恶谥也不例外。
当然，波德莱尔继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拜伦之后，作为另一位“恶魔派”首领，却因此而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世界文学潮流中大享盛名，尽管如此，我们远离一切虚名，追求本源，平平实实地考察波德莱尔给我们留下的一份风格独异的文学遗产，仍有其特殊的意义。因为，“现代主义”如同它所颉颃或反拨的“浪漫主义”一样，也有风靡一世的魔力，当它也整体式微或销声匿迹之后，仍会给人类文化留下一些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其中波德莱尔的文学生涯必定是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始作俑者”。我们将不会因为他“离经叛道”而完全弃之不顾，也不会因为他可以当作“现代主义”的旗帜来标举而将之奉若神明。事实上，每一位伟大的作家都因为他超脱时尚、不同于流俗而为人们所永久纪念。所谓“浪漫派”与“现代派”的对立并非是绝对的：波德莱尔本人对维尼、雨果，尤其对戈蒂耶的推崇（他们反过来对波德莱尔也是如此器重），他诗中对浪漫主义理想（如对贝雅特里齐这一形象）的眷恋，他奉以为师的美国作家爱伦·坡的浪漫主义的奇诡手法，都证实波德莱尔像他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本质上还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至于以俗滥的方式对尤其是“现代主义”以及其他文学时尚加以调弄或“戏拟”的“后现代主义”，则与波德莱尔相距甚远，故不在此多所涉论。
波德莱尔比一般的浪漫主义者更深刻独到之处在于，他从他自身的体验和颖悟中认识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反常性”，并且最早地以精湛的诗艺，集中、完美地表现了这种“反常性”。如果我们也从这种角度来看待他文学上的“颓废”，不禁就会将之称为诗中的“现实主义的胜利”了。难怪不止一位中外学者将波德莱尔与我国的“诗圣”杜甫作比较：杜甫念念不忘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但他自己却以曲尽其妙的诗句描绘复杂矛盾的现实世界。也有人非议杜甫过于雕琢求工，这与鄙弃波德莱尔的“颓废”殆无二致。现代诗人何其芳在只能戏作旧诗的时代也作过这样的“自我批判”，“苦求精致近颓废”。无论是“雕琢求工”，还是“精致”或“颓废”，其实都要看它们的实质而分优劣、定弃取；如果徒有形式或无病呻吟，自然不足为训，反之则应奉为圭臬。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本质（或称真实性法则）不可避免地与艺术表现手段和效果（或称“美感法则”）紧密联系在一起：没有艺术性和美感效果的“真实”，不仅会玷污“现实主义”，尤为甚者，使文学艺术本身降格；当然，远离“真实性”或事物本质的所谓“艺术”，效果与此相同。如果我们将“浪漫主义”理解为主要从主观意向出发，更自由或更随意地发挥作家的才能和技巧来表现世界的本质，那么，“现实主义”就可以认为是作家在这样做之时表现得更自觉、更精确和更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只有在一定的规范和限制之中，方显出作家个人的才能和技巧精湛与否。现实主义作家由于更清醒地意识到客观世界（包括语言媒介）对自己的约束性，因此要比浪漫主义作家更重视艺术的规范和技巧。波德莱尔的整个文学生涯和主要的创作实绩都渗透着这种现实主义倾向，他与浪漫主义者的区别也仅在于此。
有人（如法国象征派诗人瓦雷里）很早已觉察出波德莱尔带有“古典主义者”的意味，因为他“在自己的心头带着一位批评家，而且又把他和自己的工作联系在一起”；这说明了他对“理性”和“思维”的重视，对“秩序”和“形式”的关心。（瓦雷里：《波德莱尔的位置》）情况确实如此。但是，波德莱尔不像一般古典主义者那样墨守简单或过时的祖宗成法。他熟睹“现代人”的灵魂，并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表现形式。从我们后人的角度来观察，它们不仅补充了古典形式，而且增进了“古典美”。不过，现在许多人将此纳入“现代主义”的混沌之中。20世纪的“现代派”大师T.S.艾略特早已认为“现代主义”文学就以“新古典主义”为基本的创作方法；但不少人也将与古典主义背道而驰的无理性的“达达主义”以及各种荒谬的创作手段当作“现代主义”的正宗，甚至将略为改头换面的“浪漫主义”也算做“现代主义”。如此这般，不一而足。因此，这里不想随大流称波德莱尔为“现代主义”的开山祖师，而宁肯确切一些称之为“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于一身的伟大诗人”。这样称呼并未抹杀他对现代思想和现代诗歌风格的深远影响，而是排除了与他无干的或仅仅是某种附会的“现代主义”副产物。“现代主义”之所以如此庞杂，与这一名称不无关系。永无止境的、令人目不暇接的“现代”产物，何种不可称为“现代主义”的呢？
我们的称呼与以往的贬称以及现在大家习惯的“尊称”均不相同。这并不意味着“翻案”。在文学艺术上无案可翻，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观念对具体的审美对象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审美判断。旁人同意也好，不同意或加以补充修改也好，都不是轻易不容争议的历史裁决。我的上述看法主要根据本书正文所提供的材料，因此不妨作为这册译作的小序，以表译者的观感和态度。如果今后有谁能提供更多新鲜的、有说服力的资料，我们将重新校正自己对这位引人争议不休的世界文化名人的看法。
陈圣生
1987年10月11日初稿
2010年4月15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