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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狄传》付梓之际，英国世面上正流行情感主义和眼泪崇拜。种种畅销故事连篇累牍地罗列催人泪下的遭遇。因为流泪不仅表示内心苦痛，也不只是情绪的自然宣泄，而是在向世人展示自身的品性和德行。可以说，自理查逊的《帕梅拉》（1740）征服了人心，“善感”一时成为社会公认的优良品质。
这是长期社会转型的一个方面。法国历史学家埃利厄斯（Norbert Elias）曾指出，文艺复兴以后西方诸国贵族逐渐从武士转化为廷臣，使上等和中等阶级的习俗、趣味乃至心理趋向文雅和精致。不少人认为，“善感”是在国内大规模武装冲突消除后新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现代品性：“现代的安定、闲暇和教育生成了某种细腻的感性和精美的德行……在更严峻年代里被压抑的人类同情心，特别是对弱者和不幸者的同情，迅速地膨胀，社会良心开始关注囚犯、儿童、动物和奴隶。”对个人感情的强调和尊重促进了家庭形态调整，这一时期里家长制大家庭渐渐向核心家庭过渡，女性的地位日渐重要。理查逊笔下的新一代绅士是名副其实的“温良君子（gentle man）”，具有温和细致、善解人意等许多传统上被认为是“女性”专有的特征。
同样值得强调的是，在英国情感主义兴起是18世纪人对“现代社会”的一种有意识的回应、批评或矫正。针对日益推进的技术理性思维、人与人竞争关系和传统社会解体，人们试图借呼唤“情”和“心”表达再造社群和谐、重塑道德敏感性的意愿。该思潮最直接的先驱者是洛克的学生及恩主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和弗·哈奇森等人。他们均持自然神论道德理念，反对霍布斯观点，主张人本性向善。“天然爱心”是他们的核心词汇。以休谟和亚当·斯密等为代表的“苏格兰学派”思想中亦包含明显的情感主义成分。
不过，“情感主义”源流淆杂、悖论百出，是自发生成的混沌文化生态，而非目标一致的整饬的思想运动。不少情感小说“聚焦于浪漫之爱、热衷于弘扬激情，开口眼泪闭口羞红，叙述零碎、散漫离题；与此相悖但也与此相应，这类小说成为重要的政治争论场所”。18世纪初沙夫茨伯里们的性善论为中产人士提供了一套方便而又富有生命力的语汇，使那些展示了得体风度和美好德行的人有可能进入上层社会。感情细腻丰沛被当作分享权力和荣耀的基础。如此，宣扬对琐细事物的敏感关注成为重要的政治言说。另一方面，善感者们集结的宣言是对鲁滨孙式孤立现代经济人的提出质疑和拷问，但是实际上在文学中和生活中种种“多情善感”表现往往带有明显的自我关注、自我赞美倾向。因此，《英国通俗小说：1770—1800》（汤普金斯著）一书着重指出，18世纪的所谓善感情怀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多情客与其对立面的差别是有限的，相对的——他们的自利关怀不输于鲁滨孙，甚至对钱的重视和数计也不遑多让。
也就是说，情感主义即使在其最真诚的发轫阶段和最真诚的代表人物那里，也具有本质上的虚伪性。由此，这一倡导善意、友爱和同情的思想运动从一开始就陷入某种与生俱来的两难困境。如果说登场较早的帕梅拉典型地代表了正在从事自我提升事业的准多情淑女，那么紧随出现的莎梅拉（菲尔丁的同名讽刺小说的主角）则漫画式地突出了前者的言论和行为中自私、虚伪的成分。不仅斯特恩，其他主流情感小说包括哥尔德斯密斯的《威克菲尔德的牧师》（1764）和约翰·麦肯齐的《重情者》（1771）等等，也都对“多情”和“善感”不时加以嘲讽。作为大潮流中的一个支脉或变调，斯特恩们形形色色的表态中有应和也有观望，有讥诮戏弄也有推波助澜。
情感主义思潮的内在矛盾在斯特恩作品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与其他一些善感主人公相比，约里克和项狄们虽然也被塑造为利己世态的抨击者，但是他们在抵制自私败坏的社会现状时更三心二意，避重就轻；在渲染本人的慈心善意和浪漫风流时更津津乐道、神采飞扬。不过，换个角度看，斯特恩的多情客又远比帕梅拉们自觉。也许因为斯特恩是曾深度体验不同社会阶层生活的“两栖”人，也许因为他或多或少是被情感主义时潮绑架了的嬉笑者，内心里其实和与帕梅拉唱对手戏的花花公子们多有相通，所以他能入木三分地击中“情”的软肋。他自知是在玩多情游戏，故而常把主人公们置于可笑的境地里，包裹在潇洒的自嘲中。有时读者甚至很难判断约里克及其背后的斯特恩在多大程度上真诚赞美弘扬所谓的“情感”和“美德”。
而吊诡的是，这种看不透所提示出的本质性自我矛盾却赋予了斯特恩的多情者某种超越时代的深度。因而，在“情感”时髦迅速消解之后，《游记》仍能以其精湛的自嘲和机敏的挖苦博得读者由衷一笑，甚至常常难以传达原味的翻译文本都不能完全阻隔其魅力。
《游记》结尾，多情客约里克深陷啼笑皆非之境。
某贵妇风雨夜投宿，乡下小旅馆已无空房，只得到老约租用的套间里将就一晚。（可见，不仅仅是中国的八路军将士有时需要因陋就简。）大间有两张相隔咫尺的床，相连的小间透风漏雨条件更差。夫人决定自己留在大间让侍女去住小单间。她和老约谈判许久，约定了行为准则和更衣程序等等等等。两人隔着纱帐辗转反侧到半夜。最后老约忍不住开口呼天喊地，夫人指责他违约，于是交流就此开始。老约把手伸出帐子，不想却拉住了前来探看的侍女的手——
叙述戛然而止。
斯特恩根本不想搭救窘境或妙境中的老约。如果有读者生出什么过度的或不洁的想象，他自乐不可支；如果有人巴望老约狼狈出丑，他也悉听尊便——欢迎任何热闹。
由于这个开放式结尾，约里克的滑稽闹剧似乎可以在对虚构的续虚构中无限展开，但是绝不仅仅局限于虚构。
《项狄传》头两卷问世后，一举成名的斯特恩即半真半假地以项狄和约里克的名义活跃在社交界，自觉地出演弄臣角色。他说自己在法国“玩项狄（Shangdying it）玩得昏天黑地，超过此前五十倍不止”。他和诸多女性多情交往，最后大张旗鼓猛追某东印度公司官员之妻伊莱扎。于是伊莱扎的名字越界进入小说，不时在《游记》中出现。他致伊莱扎的书简与面向公众的小说乃至过去写给妻女的文字不时有重合之处，令人联想到老约抄情书的场景。就算多情客来自躯体的自发爱忱受“本性的伟大治理者”庇护，就算人们不愿追随拜伦之类不知柴米贵的公子哥片面地尖刻挖苦斯特恩“宁可为死去的驴子号丧也不愿迎养活着的老母”，斯特恩诸多自相矛盾的言行也必然引起种种疑和问。
《游记》发表仅三个月，读者的困惑之笑或笑之困惑还挂在脸庞，斯特恩却奄然长逝。
顿时，他所有的轻佻和嬉闹，所有的调笑和风流，所有的讲情和论理，似乎都需换一种眼光重新打量。斯特恩长期肺病缠身，不时行走在死亡边缘。他筹钱出国的理由是疗养，还曾在法国目睹病友死去。在这个意义上他其实属于约里克名单上那些不得已出门的治病者。如此和死神跳交谊舞的斯特恩难道不是最有资格亦真亦幻地当一回多情游客吗？
斯特恩下葬不久遗体被偷尸贼盗去卖给大学作解剖用，因被人认出，后来残体被再次送回伦敦掩埋。经两度暗夜折腾，时间虽然相隔不久，其确切埋葬地点已难找寻。作家的感情疏离的妻子和身体欠佳的女儿远在法国。她们在那边已经定居数年，拮据的经济状况从未根本改观。斯特恩过世后母女俩立刻投入争取生活保障金的战斗。她们没有财力，很可能也没有心情为斯特恩修墓立碑。朋友和教会也没再出面。出人意料，一年后有两名共济会成员大致估摸着地点为他设了块石碑聊表悼惜。碑上面刻着：
“唉，可怜的约里克！”——这种事，我说道，在法国就安排得比较好。——
——你到过法国吗？那位绅士马上转过身来冲我说道，态度既客气又得意不过。——奇怪！为此我跟自己辩论道，没有想到二十一英里航程，充其量不过从多佛到加来这么远
，竟能给人这种权利——我倒要调查研究一下：于是，不再辩下去——我径直回到住处，收拾好半打衬衣和一条黑绸紧身裤——“我这身上衣，我看看衣袖说道，还行”——在多佛码头找了个落脚处；邮船要在第二天早上九点开——到三点才吃午饭，我吃了一份油焖子鸡，的确是在法国吃的，不容争辩，因此，要是那天晚上我死于消化不良，全世界都无法让那条《无继承人土地没收法》
通融一下，暂不处理这些财物——我的衬衣，黑绸紧身裤——皮箱等等，准会落到法国国王手里——连那张小照，我带了多年，还常常告诉你，伊莱扎，我要带进坟墓那张，也会让人从我的脖子上扯下来。——多不厚道！——竟然夺取一个不当心的旅客的浮财，他是受你的臣民的召唤才登上他们的海岸的——凭上天起誓，陛下，这条法欠妥；我不得不跟他理论的人，竟是一个如此文明礼貌，以多情善感著称的民族的君王，使我非常难过——
不过，我刚刚踏上你的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