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人

人类，根据我自己归纳出来的最可靠的理论，可以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即：借人家东西的人和借给人家东西的人。其他的分类方法，像哥特族、克尔特族，白种人、黑种人、红种人，都不得要领，统统应该纳入这两种根本类别。大地上的一切居民，“帕提亚人，玛代人，以拦人” ，无不集合在这两大类里，不属于这一类，便属于那一类。第一种人，我想称之为大人物，他们超越群伦，一望而知，因为他们有那么一种模样，那么一种风度，那么一种天生的君临天下的味道。第二种人就生来低人一等了：“他必给他弟兄做奴仆。” 他们的神态寒寒酸酸、小心犹疑，跟第一种人那般豁达、坦率、手脚大方的派头比起来真是天差地远。

想一想古往今来的一些大人物吧：阿尔西比亚得斯，福尔斯塔夫，理查·斯梯尔爵士，还有我们那位可入无双谱的已故的谢立丹 ——这四位借钱大王，何其相似乃尔！

再看一看向你借钱者的那种满不在乎、泰然自若的样子：那红扑扑的腮帮子，那妙不可言的听天由命的态度，简直像田野里的百合花一样无忧无虑！他对钱财何等藐视——简直把金钱（尤其是你我的金钱）看得好似粪土一般！在“你”、“我”之间的那些陈腐界限，被他爽爽气气一下子打破！或者说，他把别人认为相互对立的两个用语（“你的”和“我的”——译者）大而化之，变成一个明白易懂的形容代词（“我的”——译者）。这是多么高尚的语言简化（连图克也自愧弗如）！——这又多么酷似原始的财产共有，——至少说，那种原则的一半（“你的就是我的”——译者）被他付诸实行了。

他是地地道道的收税官，“叫普天下的人都向他上税” ；在他和你我这样的“平头百姓”之间，身份之悬殊不亚于奥古斯都大帝陛下和某个从耶路撒冷向他交纳戋戋细税的仅有一枚小银币家当的穷犹太人。——不仅如此，他来捞钱的时候，笑容可掬，意态自若，丝毫也不像咱们那些板着面孔的教区收税人或者国家税务员——那些家伙脸上的那种公事公办的神气就不讨人喜欢。可是，他来找你借钱的时候脸上是笑嘻嘻的，一不打收条——为了不给你添麻烦，二不提什么时候归还——免得他自己受拘束。而且，对他来说，天天都是圣烛节、米迦勒节，可以收税讨账。他满脸高兴，以温情为折磨人的手段，向你的钱袋进攻，——你那绸缎钱袋的左右两片，在他那脉脉情意的感化之下，自自然然打开，正像故事里那位旅客的大衣在暖洋洋的日光下自动解开。他是永不退潮的大海，无论谁的施与，他都慨然接受。人倒了霉蒙他光顾，陷入了他的罗网，要跟命运挣扎是徒劳的。啊，既然命中注定要把钱借给人家，就痛痛快快拿出来吧——你舍弃了一笔世俗的小钱，却得到许诺：有朝一日会在天上得到好报。千万不可一身二任，既做拉撒路，又做太富士，弄得生前破财受穷，身后又遭悭吝之报，那才叫愚不可及。既然威风凛凛的大人物来了，你就该笑容满面、主动出迎，漂漂亮亮作出牺牲。瞧，他对这回事多么不在乎——跟高贵的对手打交道，本来就不能强求人家讲客气。

上边这些感想，是我的老朋友拉尔夫·比哥德先生之死令我心头油然而生的——他在礼拜三傍晚时分永离此世，死的时候轻轻松松，一如他活着那样。他这个人爱吹牛，说他的祖先如何如何阔，从前在咱们这个王国里曾经拥有公爵之位。据我看，他处理事情的气派也真无愧于他所号称的祖先。他早年收入很多，但是，跟那些大人物的高贵脾气一样，他视钱财如浮云，想方设法很快把那些进款挥霍一空，因为，让一位国王揣上一只私人钱包——这种事连想一想也叫人恶心，而比哥德的深谋远虑全带有帝王气派。这么一来，他就以撤除装备为自己的装备，因为财富这玩意儿（就像人们唱的那样）：

常常削弱美德，挫去它的锐气，

却不能鼓励美德，去做值得称道之事。

一旦摆脱了身外之累，他便像亚历山大一样，着手进行他那伟大的事业，就是说，“借了还要再借！”

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在我们这个岛国四处漫游，行踪所到之处，有人估计，曾经向十分之一的居民征收过“特别税”。这种估计夸张过甚，我不能接受。不过，我总算很荣幸，曾经多次陪同我这位朋友在这座大城市里散步。我得承认，一开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街上殷殷勤勤跟我们攀交情的人实在多得令人吃惊。一天，蒙他不见外，说明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些先生都是他的进贡者，他的金库来源，用他自己的话说，都是他的好朋友，他可以从他们那里不断地借钱。他们人数众多，并不使他感到丝毫不安。相反，他将这些供养人一个个计算起来，还觉得非常自豪，像考玛斯一样引以为荣，因为他“备有如此充足的牛群” 。

财源如此茂盛，我真奇怪：他怎么还是常常弄得国库空虚？这要多亏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格言：“有钱放三天，就发铜臭味。”所以，钱刚到手，他便用光：一多半喝掉（因为他是一位豪饮大家），一部分送人，其余的扔掉——实实在在地扔掉，有时候像小孩子抓住了刺果，猛然扔开；有时候又像碰上带传染性的东西，把它丢进池塘、沟渠或者洞穴——那深不可测的地穴之中；有时候，他把钱埋藏在河边的堤岸下边（以后再也不去寻找），还滑稽地说：钱存在这里，不会给利息了。——反正，钱，他决不存在身上，一定得丢掉，正像夏甲的儿子，不管多么逗人喜爱，也得抛在荒野之中。对此，他毫不可惜。他的财源是常年不断的。一旦出现赤字，那第一个有福气被他碰见的人，无论是朋友或是生人，一定会掏出钱来填补他这个亏空。因为，比哥德自有一种不容分说的派头。他乐乐呵呵，大大方方，眼睛里闪动着快活的光芒，光秃秃的前额上稍稍点缀着一些花白的头发（微露年高德劭之状）。他向人借钱，根本不考虑对方会不会表示推辞，也确实没有遇到什么人推辞。那么，现在我把我那关于大人物的理论暂且放在一边，仅向不爱谈理论的读者提出一个问题：当你口袋里装有一笔活钱，倘若不肯借给我正在写着的这位先生，是不是觉得有违你那天生的仁爱之心；你是不是宁愿拒绝那种可怜巴巴的求告者（那种蹩脚的借钱人）——他满脸苦相，向你嘟嘟哝哝说他本来也不敢抱多大希望的，所以，你不借钱给他并不会使他多么震惊，反正他自己早就预料到了？

当我想起了比哥德这个人，想起他那火红的心，他那满腔的热情；想起他是那么豁达大度，那么不同凡响，在午夜的欢闹中他是那样领袖群伦；拿他跟我后来交往的那些人一比，我就不由得后悔，真不该存下这几个糟钱，以致今天我也沦落得与那些出借者、亦即心胸狭隘的小人们为伍了。

对我伊利亚来说，财富并非指锁在铁箱里的珍宝，而是指用皮面装订的书籍。因此，另有一类财产转移者比刚才谈的那种人还要可怕。我指的就是那些借书的人——那些成套书的残害者，插架对称的破坏者和散卷书的制造者。有一位叫做康贝巴区的人，在这方面的本领可真是天下第一！

他是一位豪饮大家

在这房间深处的书架上，正对着你有一个难看的缺口，像是有一颗大大的犬齿给人打掉了（假定说，看官，此时你我正待在布鲁姆斯伯里我那小小的内书房里），一边竖立着一大本书，跟高大的瑞士雇佣兵似的（又像市政厅门前的巨大雕像，摆出了新的姿态，守卫着一大片空间），——在这个缺口上，原来放着我收藏的一部最大的对开本《波纳温图里文存》；这部神学名著开本巨大无比，相形之下，守护在它两旁的那两部书简直就变成了侏儒（它们也是神学课本，只是气魄略逊一筹，即伯拉尔明和圣托马斯的著作），而它自己却是巨人阿斯卡巴特！——这部书，就是康贝巴区抽走的。抽走的时候，他还有理论根据，说什么“对于一部书的所有权（我的波纳温图里自然也包括在内）应与申诉人对该书的理解和欣赏能力恰成正比”云云。对他这话我反驳不得，只好忍气吞声。可是，如果他只管照此理论干下去，咱们当中还有谁的书架能够安然无恙？

在左边的书橱上数第二层里还有一个小小的空缺（若不是失主眼尖，恐怕别人谁也看不出来），那里在从前本是勃朗《论瓮葬》一书的安身立命之地。老康大概不敢说他对那部论著比我了解得更多吧，因为那本书还是我介绍给他的；而且，说实话，在当代首先发现这部书的妙处的也是我。——可是，现在我明白了：我做了傻瓜，在别人面前拼命赞美自己所爱的女人，结果，眼睁睁看着一个比自己更老资格的情敌把她夺走了。——下边那一格里，多兹莱的一套戏剧选缺着第四本，维多利亚·科洛博娜的戏就在那一本里。其他九本冷冷落落地摆在那里，没人喜欢，正像普赖姆那九个不成器的儿子——都只为最杰出的赫克托被命运女神借走了！这边儿摆着《忧郁的剖析》，一派稳稳重重的神气。那边儿呆着《垂钓名手》，像作者生前那样，悠闲自在地坐在一条小溪旁边。——在远远的角落里，一套《约翰·班克尔》被拆得只剩下孤零零的一本，像一个鳏夫似地“紧紧闭上了眼睛”，悼念他那被夺去的老伴儿。

不过，对我的朋友也应该说句公道话：如果他有时候像大海一样把我的某种珍品卷走，在另外一个时候他也会像大海一样给我冲上来一件价值与其相当的宝贝。我有一组小小的副藏品，全是我这位朋友的搜集物，在多次来访中留下，连他自己也想不起都是从什么角角落落捡来，又漫不经心地撂在我这里了。我收容下这些被遗弃两次的孤儿们，对于找上门来的皈依者和老希伯来人一视同仁，不分本地人、外来户，让他们安然共处。我不想追查这些外来户的身份来历——他们自己好像也没有这个意思。而且，对于这些神圣的没收物品，我存入库房一律免费，更不会为了抵偿贮存费用，将它们招标出售，因为那样做既麻烦又有失绅士风度。

话说回来，一本书让老康弄去，总还有点儿道理，有点儿意义。因为，虽然他把你的一大盘佳肴美味端走，而且并不付账，他自己总还能尽情享受、美餐一顿。但是，那脾气固执、令人难以捉摸的老肯呀，你究竟图个什么，不顾我眼泪汪汪求你高抬贵手，却硬要死乞白赖地把那位富有王族大家风范的马格利特·纽卡塞夫人的《书简集》从我这里拿走？——当时，你明明知道，而且，你明白我也知道：你拿走了那部大名鼎鼎的对开本书籍，肯定连一页也不会看的，——那么，你这样做，除了存心闹个别扭，耍耍小孩子脾气，硬叫你的朋友照你的话办，此外还会有什么呢？——而且，最糟糕的是，你竟会把这部书带到了法国——

神奇的才女！她那美德凝聚着一切高贵的思想，

纯洁的思想，仁爱的思想，高尚的思想，

那片土地上怎容得那一卷绝妙文章！

——老肯啊，平时你跟别人在一起，总是说说笑话、说说滑稽故事，让大家开心，你去法国，为了解闷，难道带些戏本子、笑话书、趣事录，还不行吗？你这位舞台上的宠儿呀，这件事你做得太不够朋友了。还有，你那位一少半算法国人、一多半算英国人的夫人，承她不弃，想从我们这里带走一样纪念品，却偏偏把布鲁克勋爵即富尔克·葛雷维尔的论著挑了去。——其实，不管哪一位法国的男人，或是哪一位法国的、意大利的甚至英国的女人，由于天生的气质决定，对于这本书都是一窍不通的。她干吗不挑走齐美尔曼的《论孤独》呢？

看官，君家藏书若不甚丰富，切莫轻易示人。万一你不把书借给人家，心里实在过不去，那么，你就出借吧；只是，你最好将书借给像S.T.C. 那样的读书人——因为，他一般来说不但能在约定时间以前把书归还，而且还书时还往往付出利息，在书上密密麻麻写了许多眉批目注，使得书的价值相当于原来的三倍。对此，我是有所体会的。他在我书上留下许多珍贵的手迹，虽然不如书吏的字迹工整，但从内容上来说，有时甚至从字数上来说，都跟原书不相上下。——他这些批注，至今还留在我的但尼尔诗集里，伯尔顿老人的书里，托马斯·勃朗爵士的书里。可惜，葛雷维尔的那部深奥难懂的沉思录，至今却还在异国的土地上流浪。——那么，听我的话，你的心，你的藏书室，都不要向S.T.C.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