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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时分，我送了些清凉饮料和药到船长房间里去。他同我们离开他的时候一样躺着，只是身体略微抬高了些。他看来精力既不济，神经又紧张。
“吉姆，”他说，“这里我只瞧得起你一个人。你知道我一向对你好。我按月给你一个四便士的银币。你瞧，老弟，现在我的身体垮了，又没有一个亲人。吉姆，你去给我拿一小杯朗姆酒来，好不好，老弟？”
“大夫——”我刚开口。
他立刻把我的话打断，并用微弱的声音、但很生气地骂起大夫来。“大夫全都是笨蛋，”他说，“你那个大夫怎么懂得水手的心？我到过热得像滚烫的沥青那样的地方，在那里水手们得了黄热病会一批批倒下去，闹地震的时候陆地就像海浪一样上下翻腾——你那个大夫怎么知道有这样的地方？告诉你，我是靠朗姆酒过活的。它对我既是肉，又是水；既是朋友，又是老婆。要是我现在喝不上朗姆酒，就等于一条给风浪掀翻后漂到岸上的老破船。我变了鬼也要向你，吉姆，和那个笨蛋大夫讨命，”说到这里，他又咒骂了一通。“你瞧，吉姆，我的手抖得多厉害，”他用恳求的语调继续说。“我没法叫它不抖。今天我连一滴酒也没喝过。你别信大夫那一套，全是胡说八道。我要是不喝一口朗姆酒，吉姆，什么妖魔鬼怪都会在我眼前出现。我现在已经看到了一些。我看到老弗林特在你背后的角落里；我看得清清楚楚。每当我眼前出现这些可怕的东西时，我就会撒野、造反。你那个大夫亲口说过，一杯酒对我不会有害处。吉姆，我愿意给你一个金畿尼
换一小杯酒。”
他愈闹愈凶，我担心会惊动那天病情很重、需要安静的父亲。再说，刚才提到大夫所说的话我听了也觉得料来无妨，倒是船长的贿赂手段使我深感受到侮辱。
“我不要你的钱，”我说，“只要你把欠我父亲的账付清就够了。我去给你倒一杯酒来，但不能再要。”
我把酒给他的时候，他急忙抢过去一饮而尽。
“嗳，嗳，”他说，“这下好些了。我问你，老弟，那大夫有没有说我得在这倒霉的铺位上躺多久？”
“至少一个星期，”我说。
“活见鬼！”他失声惊呼。“一个星期！那可不成，他们会给我送黑券来的。那帮蠢货正在到处打听我的下落；他们自己的钱保不牢，便打别人的主意。这难道合水手们的规矩吗？我是懂得撙节的。我自己的钱从来不乱花，也不愿白白丢掉。我将再次把他们甩掉。我不怕他们。我要另辟航道，老弟，叫他们再扑一个空。”
他这样说着，好不容易在床上慢慢地把身体撑起来，使劲抓住我的肩膀，几乎疼得我直想喊叫。他搬动两条腿简直像搬两根铁柱。他的话尽管气势汹汹，可是声音却微弱得很，二者形成可悲的对照。他在床沿上摆好坐的姿势以后，停下来喘一口气。
“那个大夫可把我整苦了，”他埋怨道。“我的耳朵里嗡嗡直响。还是让我躺下吧。”
我还没来得及把他扶住，他已经往后倒在老地方，躺在那里半晌没有动弹。
“吉姆，”最后他说，“你今天看到那个水手了吗？”
“你是说黑狗？”我问。
“对！黑狗，”他说。“他是个坏蛋，可是那个派他来的人更坏。万一我不能从这儿脱身，他们给我送了黑券来，你要记住，他们的目标是我的水手箱。那时你就骑一匹马——你不是会骑马的吗？——去找……反正顾不得这许多了！你去找那个该死的大夫，叫他调集所有的人马，包括附近各处的治安推事等等，到本葆将军客店来，把弗林特那一帮人中还活着的一网打尽。我从前是老弗林特的大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个地方。他是临死时在萨凡纳
向我交代了这件事情的，当时他就像我现在这样躺着。不过你先别去报官，除非他们给我送黑券来，除非你又看到黑狗或者那个只有一条腿的水手。吉姆，对那个独脚水手你要特别提防。”
“船长，黑券是什么东西？”我问。
“那是一种通牒，老弟。等他们送来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你只要留心守望，吉姆，将来我同你平分，我说话是算数的。”
他还语无伦次地说了一会胡话，声音愈来愈低。不久，我把药递给他，他像个小孩似地吃了，并说：“从来没有一个水手需要吃药，只有我。”他总算昏昏沉沉睡着了，我就从他的房间里出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会采取什么行动——现在我也说不上来。也许我会把这件事统统告诉大夫，因为我怕得要命，唯恐船长后悔向我吐露了真情会把我干掉。然而我那可怜的父亲偏巧在这天傍晚突然死了，我只得把别的事情撂在一边。我家遭到这样的不幸，忙于接待来吊唁的邻居，料理丧事，还得张罗店里的事情，压根儿没有时间想到船长，更谈不上怕他。
第二天早晨他居然走下楼来，同往常一样进餐，虽然吃得很少，可是朗姆酒恐怕喝得比平时更多，因为他在酒柜旁自己动手，一边绷着脸，鼻子里哼哼哧哧，谁也不敢劝阻他。在我父亲下葬的前夜，他照样喝得酩酊大醉。在居丧之家听到他唱那支粗野难听的水手老调，实在不像话。可是，尽管他那样衰弱，我们仍然怕得他要命。大夫突然被请到好多英里外看病去了，自从我父亲死后一直没有到我家附近来过。刚才我说船长身体很衰弱；的确，他非但不见复元，反而像是越来越不济了。他扶着楼梯的栏杆爬上爬下，从客厅到酒柜走来走去，时而把鼻子探出门外嗅嗅海的气息，走动时要扶着墙壁作支柱，呼吸费力而急促，仿佛在攀登峻峭的山峰。他一次也没有单独跟我说话，我相信他已经完全忘了自己吐露的秘密。但是他的脾气却比以往更乖戾；如果把体力衰竭考虑在内，可以说比以往更暴躁。现在他喝多了酒更有一种令人胆寒的习惯：把他的弯刀拔出来放在桌上自己的面前。不过，在这同时，他几乎是目中无人的，似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胡思乱想之中。例如，有一次我们极其惊愕地发觉，他用口哨吹起了另一支类似乡村情歌的曲调，想必是他年轻时当水手以前学会的。
就这样直到葬礼后一天的三点钟左右。那是一个天冷雾浓的下午，我到门口去站一会，脑际萦回着伤逝之情。这时我看见有一个人从大路上渐渐走近来。他显然是个瞎子，因为行走时用一根拐杖在前面探路。他额上套有一条很大的绿色檐罩，遮住眼睛和鼻子；弓腰曲背，像是年迈或体弱；穿一件肥大、破旧、带兜帽的水手大氅，显得奇丑无比。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比这模样更可怕的人。他走到我家店外不远的地方站住，扯开嗓子怪腔怪调地对他前面的空中说道：
“上帝保佑吾王乔治！哪位好心的朋友愿意告诉一个在奋勇保卫英格兰祖国时失去宝贵的眼睛的苦命瞎子：这里是什么地方？是我国的哪一部分？”
“我的朋友，你是在黑山湾的本葆将军客店门口，”我说。
“我听到了一个声音，”他说，“一个少年的声音。好心的年轻朋友，你可愿意把你的手伸给我，带我到店里去？”
我伸出一只手，立刻被那个说话和顺的瞎眼怪物牢牢抓住，就像夹在虎头钳里一样。我吓得拚命挣扎，可是瞎子用他的胳膊才一扯，就把我拉到他紧跟前。
“孩子，”他说，“你就带我到船长那儿去。”
“先生，”我说，“我实在不敢，请相信我。”
“哦，”他发出一声冷笑，“原来这样！马上带我进去，否则我就拧断你的胳膊。”
说着，他把我的手臂一扭，痛得我叫了起来。
“先生，”我说，“我是为你着想。船长跟过去已大不相同。他老是坐在出鞘的弯刀前面。曾经有另一位先生——”
“闲话少说，走，”他打断了我的话。我从来没有听见像这个瞎子那样狠毒、冷酷、可恶的声音，它对我的震慑力量比手臂的疼痛更厉害。我立即从命，进了门就带他朝着那个害病的老海盗所坐的客厅里走，这时船长已喝得昏头昏脑。瞎子紧靠着我，一只铁腕抓住我不放，把他的身体重量尽往我身上压，几乎超过我可以承受的限度。“你把我直接带去见他，到了他看得见我的地方，你就喊一声：‘比尔，有个朋友找你来了。’你要是不这样做，我就给你这么一下。”说到这里，他把我的手猛然一抽，差点儿痛得我晕过去。我被那个盲丐这么几下子吓得已把对船长的恐惧抛在脑后，于是我推开客厅的门，用发抖的声音喊了瞎子命令我喊的那句话。
可怜的船长抬头一看，朗姆酒造成的醉意顿时一扫而光。他脸上的表情与其说是恐怖，不如说是临死的苦楚。他做了一个想站起来的动作，可是我看他已经力不从心。
“比尔，你就坐在原来的地方吧，”那盲丐说。“我虽然看不见，可是我能听到你的手在发抖。咱们公事公办。把你的右手伸出来。孩子，你把他右手的手腕子握住，伸到我的右手这边来。”
我和船长完全照办。我看到瞎子把一件东西从他拄拐杖的手中放到船长掌心里，船长接过后立即攥紧拳头。
“事情办妥了，”瞎子说罢，突然把我放开，旋即以难以置信的麻利劲儿三脚两步跨出客厅走到大路上。我还一动不动地站着，只听见他的拐杖的哒哒声愈去愈远。
过了半晌，我和船长方始如梦初醒。大概直到这时我才放开船长一直被我扼着的手腕子。他把手缩回去，仔细看自己的掌心。
“事情办妥了，”瞎子说。
“十点钟！”他大声说。“还有六个小时。还来得及。”他霍地站起来。
可是他还没站稳，身子就晃了一下，一只手扼住自己的脖子，摇摇摆摆地站了一会儿。然后，他发出一阵奇怪的声音，整个身体向前仆倒在地上。
我立即向他跑过去，一边呼唤我母亲。但是急也无用。船长已经因脑溢血骤然身亡。说来也许难以理解：我从来就不喜欢这个人，虽然近来觉得他有点儿可怜；但是当我看到他死去时，禁不住泪流满面。这是我接触到的第二起死亡，而第一起死亡引起的悲伤在我心中还丝毫未曾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