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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时分，我送了些清凉饮料和药到船长房间里去。他同我们离开他的时候一样躺着，只是身体略微抬高了些。他看来精力既不济，神经又紧张。
“吉姆，”他说，“这里我只瞧得起你一个人。你知道我一向对你好。我按月给你一个四便士的银币。你瞧，老弟，现在我的身体垮了，又没有一个亲人。吉姆，你去给我拿一小杯朗姆酒来，好不好，老弟？”
“大夫——”我刚开口。
他立刻把我的话打断，并用微弱的声音、但很生气地骂起大夫来。“大夫全都是笨蛋，”他说，“你那个大夫怎么懂得水手的心？我到过热得像滚烫的沥青那样的地方，在那里水手们得了黄热病会一批批倒下去，闹地震的时候陆地就像海浪一样上下翻腾——你那个大夫怎么知道有这样的地方？告诉你，我是靠朗姆酒过活的。它对我既是肉，又是水；既是朋友，又是老婆。要是我现在喝不上朗姆酒，就等于一条给风浪掀翻后漂到岸上的老破船。我变了鬼也要向你，吉姆，和那个笨蛋大夫讨命，”说到这里，他又咒骂了一通。“你瞧，吉姆，我的手抖得多厉害，”他用恳求的语调继续说。“我没法叫它不抖。今天我连一滴酒也没喝过。你别信大夫那一套，全是胡说八道。我要是不喝一口朗姆酒，吉姆，什么妖魔鬼怪都会在我眼前出现。我现在已经看到了一些。我看到老弗林特在你背后的角落里；我看得清清楚楚。每当我眼前出现这些可怕的东西时，我就会撒野、造反。你那个大夫亲口说过，一杯酒对我不会有害处。吉姆，我愿意给你一个金畿尼
换一小杯酒。”
他愈闹愈凶，我担心会惊动那天病情很重、需要安静的父亲。再说，刚才提到大夫所说的话我听了也觉得料来无妨，倒是船长的贿赂手段使我深感受到侮辱。
“我不要你的钱，”我说，“只要你把欠我父亲的账付清就够了。我去给你倒一杯酒来，但不能再要。”
我把酒给他的时候，他急忙抢过去一饮而尽。
“嗳，嗳，”他说，“这下好些了。我问你，老弟，那大夫有没有说我得在这倒霉的铺位上躺多久？”
“至少一个星期，”我说。
“活见鬼！”他失声惊呼。“一个星期！那可不成，他们会给我送黑券来的。那帮蠢货正在到处打听我的下落；他们自己的钱保不牢，便打别人的主意。这难道合水手们的规矩吗？我是懂得撙节的。我自己的钱从来不乱花，也不愿白白丢掉。我将再次把他们甩掉。我不怕他们。我要另辟航道，老弟，叫他们再扑一个空。”
他这样说着，好不容易在床上慢慢地把身体撑起来，使劲抓住我的肩膀，几乎疼得我直想喊叫。他搬动两条腿简直像搬两根铁柱。他的话尽管气势汹汹，可是声音却微弱得很，二者形成可悲的对照。他在床沿上摆好坐的姿势以后，停下来喘一口气。
“那个大夫可把我整苦了，”他埋怨道。“我的耳朵里嗡嗡直响。还是让我躺下吧。”
我还没来得及把他扶住，他已经往后倒在老地方，躺在那里半晌没有动弹。
“吉姆，”最后他说，“你今天看到那个水手了吗？”
“你是说黑狗？”我问。
“对！黑狗，”他说。“他是个坏蛋，可是那个派他来的人更坏。万一我不能从这儿脱身，他们给我送了黑券来，你要记住，他们的目标是我的水手箱。那时你就骑一匹马——你不是会骑马的吗？——去找……反正顾不得这许多了！你去找那个该死的大夫，叫他调集所有的人马，包括附近各处的治安推事等等，到本葆将军客店来，把弗林特那一帮人中还活着的一网打尽。我从前是老弗林特的大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个地方。他是临死时在萨凡纳
向我交代了这件事情的，当时他就像我现在这样躺着。不过你先别去报官，除非他们给我送黑券来，除非你又看到黑狗或者那个只有一条腿的水手。吉姆，对那个独脚水手你要特别提防。”
“船长，黑券是什么东西？”我问。
“那是一种通牒，老弟。等他们送来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你只要留心守望，吉姆，将来我同你平分，我说话是算数的。”
他还语无伦次地说了一会胡话，声音愈来愈低。不久，我把药递给他，他像个小孩似地吃了，并说：“从来没有一个水手需要吃药，只有我。”他总算昏昏沉沉睡着了，我就从他的房间里出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会采取什么行动——现在我也说不上来。也许我会把这件事统统告诉大夫，因为我怕得要命，唯恐船长后悔向我吐露了真情会把我干掉。然而我那可怜的父亲偏巧在这天傍晚突然死了，我只得把别的事情撂在一边。我家遭到这样的不幸，忙于接待来吊唁的邻居，料理丧事，还得张罗店里的事情，压根儿没有时间想到船长，更谈不上怕他。
第二天早晨他居然走下楼来，同往常一样进餐，虽然吃得很少，可是朗姆酒恐怕喝得比平时更多，因为他在酒柜旁自己动手，一边绷着脸，鼻子里哼哼哧哧，谁也不敢劝阻他。在我父亲下葬的前夜，他照样喝得酩酊大醉。在居丧之家听到他唱那支粗野难听的水手老调，实在不像话。可是，尽管他那样衰弱，我们仍然怕得他要命。大夫突然被请到好多英里外看病去了，自从我父亲死后一直没有到我家附近来过。刚才我说船长身体很衰弱；的确，他非但不见复元，反而像是越来越不济了。他扶着楼梯的栏杆爬上爬下，从客厅到酒柜走来走去，时而把鼻子探出门外嗅嗅海的气息，走动时要扶着墙壁作支柱，呼吸费力而急促，仿佛在攀登峻峭的山峰。他一次也没有单独跟我说话，我相信他已经完全忘了自己吐露的秘密。但是他的脾气却比以往更乖戾；如果把体力衰竭考虑在内，可以说比以往更暴躁。现在他喝多了酒更有一种令人胆寒的习惯：把他的弯刀拔出来放在桌上自己的面前。不过，在这同时，他几乎是目中无人的，似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胡思乱想之中。例如，有一次我们极其惊愕地发觉，他用口哨吹起了另一支类似乡村情歌的曲调，想必是他年轻时当水手以前学会的。
就这样直到葬礼后一天的三点钟左右。那是一个天冷雾浓的下午，我到门口去站一会，脑际萦回着伤逝之情。这时我看见有一个人从大路上渐渐走近来。他显然是个瞎子，因为行走时用一根拐杖在前面探路。他额上套有一条很大的绿色檐罩，遮住眼睛和鼻子；弓腰曲背，像是年迈或体弱；穿一件肥大、破旧、带兜帽的水手大氅，显得奇丑无比。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比这模样更可怕的人。他走到我家店外不远的地方站住，扯开嗓子怪腔怪调地对他前面的空中说道：
“上帝保佑吾王乔治！哪位好心的朋友愿意告诉一个在奋勇保卫英格兰祖国时失去宝贵的眼睛的苦命瞎子：这里是什么地方？是我国的哪一部分？”
“我的朋友，你是在黑山湾的本葆将军客店门口，”我说。
“我听到了一个声音，”他说，“一个少年的声音。好心的年轻朋友，你可愿意把你的手伸给我，带我到店里去？”
我伸出一只手，立刻被那个说话和顺的瞎眼怪物牢牢抓住，就像夹在虎头钳里一样。我吓得拚命挣扎，可是瞎子用他的胳膊才一扯，就把我拉到他紧跟前。
“孩子，”他说，“你就带我到船长那儿去。”
“先生，”我说，“我实在不敢，请相信我。”
“哦，”他发出一声冷笑，“原来这样！马上带我进去，否则我就拧断你的胳膊。”
说着，他把我的手臂一扭，痛得我叫了起来。
“先生，”我说，“我是为你着想。船长跟过去已大不相同。他老是坐在出鞘的弯刀前面。曾经有另一位先生——”
“闲话少说，走，”他打断了我的话。我从来没有听见像这个瞎子那样狠毒、冷酷、可恶的声音，它对我的震慑力量比手臂的疼痛更厉害。我立即从命，进了门就带他朝着那个害病的老海盗所坐的客厅里走，这时船长已喝得昏头昏脑。瞎子紧靠着我，一只铁腕抓住我不放，把他的身体重量尽往我身上压，几乎超过我可以承受的限度。“你把我直接带去见他，到了他看得见我的地方，你就喊一声：‘比尔，有个朋友找你来了。’你要是不这样做，我就给你这么一下。”说到这里，他把我的手猛然一抽，差点儿痛得我晕过去。我被那个盲丐这么几下子吓得已把对船长的恐惧抛在脑后，于是我推开客厅的门，用发抖的声音喊了瞎子命令我喊的那句话。
可怜的船长抬头一看，朗姆酒造成的醉意顿时一扫而光。他脸上的表情与其说是恐怖，不如说是临死的苦楚。他做了一个想站起来的动作，可是我看他已经力不从心。
“比尔，你就坐在原来的地方吧，”那盲丐说。“我虽然看不见，可是我能听到你的手在发抖。咱们公事公办。把你的右手伸出来。孩子，你把他右手的手腕子握住，伸到我的右手这边来。”
我和船长完全照办。我看到瞎子把一件东西从他拄拐杖的手中放到船长掌心里，船长接过后立即攥紧拳头。
“事情办妥了，”瞎子说罢，突然把我放开，旋即以难以置信的麻利劲儿三脚两步跨出客厅走到大路上。我还一动不动地站着，只听见他的拐杖的哒哒声愈去愈远。
过了半晌，我和船长方始如梦初醒。大概直到这时我才放开船长一直被我扼着的手腕子。他把手缩回去，仔细看自己的掌心。
“事情办妥了，”瞎子说。
“十点钟！”他大声说。“还有六个小时。还来得及。”他霍地站起来。
可是他还没站稳，身子就晃了一下，一只手扼住自己的脖子，摇摇摆摆地站了一会儿。然后，他发出一阵奇怪的声音，整个身体向前仆倒在地上。
我立即向他跑过去，一边呼唤我母亲。但是急也无用。船长已经因脑溢血骤然身亡。说来也许难以理解：我从来就不喜欢这个人，虽然近来觉得他有点儿可怜；但是当我看到他死去时，禁不住泪流满面。这是我接触到的第二起死亡，而第一起死亡引起的悲伤在我心中还丝毫未曾淡忘。
当然，我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马上告诉了母亲。也许我早该告诉她了。我们当即发现我们的处境尴尬而又危险。船长如果有钱留下，其中一部分无疑应归我们。然而，他的那些同船伙伴，尤其像我见到过的两个——黑狗和盲丐——看来不会愿意放弃他们猎获的钱财为死人付账。我要是遵照船长的嘱咐立即骑马去找李甫西大夫，就会撂下我母亲独个儿无人照应，这是不能考虑的。看来，我们俩谁也不敢再待在家里：炉栅上煤块落下的声音，甚至时钟的滴答声，都使我们胆战心惊。我们老是觉得周围有自远而近的脚步声。想到船长的尸体在客厅的地板上，而那个面目可憎的盲丐就在这里附近，随时可能回来，我有好几次像俗话所说的那样寒毛都竖了起来。必须当机立断。我们终于决定一起到附近的村子里去求援。说做就做。我们连帽子也没戴，立刻跑出店门，冲向苍茫的暮霭和寒冷的浓雾。
那个小村庄从我家虽然看不见，其实只隔几百码地，坐落在邻近一个小湾的另一边。使我大大壮胆的一点是：这与瞎子所自来的方向（想必他还是回到那里去了）正好相反。我们在路上没走多久，尽管几次停下来互相拉住，侧耳静听，但是听不见什么异常的动静，只有微波轻轻拍着海岸，林鸟呱呱叫上几声。
我们到达村子里已是上灯时分。我永远忘不了看见门里和窗上昏黄的灯火时那份高兴的劲儿。不过，在这一带我们所能得到的帮助也仅止于此了。你们想必认为，村里人应当感到惭愧，因为谁也不愿同我们一起回到本葆将军客店去。我们愈是诉说我们的困境，他们——无论男女老少——就愈是往自己家里缩。弗林特船长的名字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村里某些人却相当熟悉，听了大起恐慌。此外，有些种地要到本葆将军客店那边去的人，回想起曾在大路上见到过一些陌生人，当时以为他们是走私贩，只顾匆匆避开他们了事。至少有一个人还在我们叫做基特海口的小港里看见一艘小帆船。说实在的，只要是船长的任何一个伙伴，都足够吓得他们魂不附体。总而言之，愿意骑马朝另一个方向去报告李甫西大夫的人倒是有那么几个，可是肯帮我们守卫客店的却一个也没有。
据说，胆怯会传染。但反过来说，争论也能使人勇气大增。等大家都说完以后，我母亲对他们讲了一番话。她表示不愿放弃应当属于我这失怙的孩子的钱。“既然你们都不敢，”她说，“吉姆和我敢去。我们仍走原路回去，不再打扰你们这些体壮如牛、胆小如鼠的人。我们即使丢了性命也要把那只箱子打开。克罗斯利太太，请你把那只提包借一借给我去装依法该归我们的钱。”
我当然表示要跟母亲一起回去，村里人当然纷纷叫嚷劝阻，说我们不顾死活。但到了这个时候，还是没有人愿意陪我们去。最后他们只借给我一支装好弹药的手枪
，以备遇到袭击时防身之用；还答应准备好马匹，以便我们遭到追逐时可以逃跑。同时，有一个小伙子骑马去找大夫讨救兵。
我们母子两人重新走上寒夜的险途，我的心怦怦直跳。一轮红红的满月刚刚升起，透过雾幕的上缘向下窥视，这促使我们加快脚步；因为我们明白，到我们再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月光就会把一切照耀得如同白昼，任何人都能发现我们。我们沿着树篱潜行，声息全无，动作又快，也没有看到或听到任何动静足以加剧我们心中的恐惧，直到走进本葆将军客店关上大门，方始如释重负。
我当即把门上闩。有一会儿工夫我们站在黑暗中喘气。除了我们娘儿俩，这所房子里只有船长的尸体。母亲从酒柜里摸着了一支蜡烛，我们手拉着手走进客厅。同我们离开的时候一样，死人仍仰卧在地上，睁着眼睛，伸出一支胳臂。
“吉姆，把窗帘放下，”母亲悄悄地说。“不然他们来了会从外面看见的。”等我放下了窗帘，她说：“现在我们得从这死人身上找到钥匙。可是，谁敢去碰他呢？”她说着竟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我随即跪下去。船长手边的地上有一小片圆的硬纸，一面涂着黑色。我确信这就是所谓的黑券。我把它捡起来，发现另一面十分工整地写着短短的一句话：“限你今晚十点钟交出”。
“妈，他们十点钟来，”我说。话音刚落，我家的一座老钟便当当地敲了起来。这突如其来的声响把我吓了一大跳。不过幸而时钟只敲了六下。
“快，吉姆，”母亲说，“把钥匙找到。”
我把他衣服的口袋逐一搜遍。几枚小硬币、一个顶针儿、一些线和几根大针、一条头上咬过的烟草卷、他的那把柄上裂开的大刀子、一具袖珍罗盘、一只火绒盒——东西全在这里了。我开始感到绝望。
“会不会套在他的脖子上？”母亲提醒我。
我按捺住强烈的厌恶，撕开他衬衫的领子，那里果然套着一条涂柏油的绳子。我用他的刀子把绳割断，拿到了挂在绳上的钥匙。由于这次得手，我们充满了希望，赶紧上楼到他住了那么久的小房间里去。从他来到我们店中的那天起，他的箱子一直放在那里。
从外型看，这是一只很普通的水手衣物箱。盖上用烙铁烫着一个B字，箱角有些破损，看得出已用了很久而又不加爱惜。
“把钥匙给我，”母亲说。锁虽然很不灵活，她还是能转动钥匙，一眨眼就把盖子打开了。
一股浓烈的烟草和柏油味从箱子里冲出来，可是面上只见一套料子很好的衣服，刷得很仔细，折得也齐整。母亲说，这套衣服还从来没有穿过。它下面尽是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一架象限仪、一只铁皮罐、几条烟草卷、两对精工制作的手枪、一根银锭、一块老式的西班牙表、几件不值大钱的饰物（大多是外国货）、一对镶铜框的罗盘、五六枚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奇异的贝壳。事后我常常心里纳罕，他过着这样漂泊不定、朝不保夕的犯罪生活，老是带着这些贝壳做什么？
当时，除了那根银锭和一些饰物，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值钱的东西。然而我们要的却是现钱。箱底里有一件旧的水手斗篷，已被不知多少处沙洲上的海盐染成白色。母亲不耐烦地把它撂在一边，于是箱子里剩下的东西全部呈现在我们面前：裹在油布里的一包东西像是文件；一只帆布口袋用手触碰时发出的声音像是金币。
“我要让那些流氓知道，我是个诚实的女人，”母亲说。“我只要收回欠我们的账，一个子儿也不多拿。你把克罗斯利太太的提包张开。”她开始数着把船长欠我们的钱从帆布袋里装进我张开的提包。
这是一桩费时间的麻烦事，因为袋里各国的钱币都有，大小不一，包括西班牙的杜布龙金币和每枚值八个里亚尔的比索、法国的金路易、英国的金畿尼，还有一些我不知道叫什么的，统统胡乱混在一起。其中畿尼大概最少，而我母亲只会用畿尼结算。
我们才数了一半钱，我突然把一只手按在她的胳膊上。我从寂静而寒冷的空气里听到的一种声音，使我的心简直要从喉咙口跳出来。那是瞎子的拐杖敲在冻硬的路上的哒哒声。这声音愈来愈近，我们蹲着连气也不敢喘。接着有人猛敲店门，我们听到转动门把和摇撼门闩的响声，大概那恶棍想进来。此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房屋内外都鸦雀无声。最后，哒哒声又响了起来，并渐渐去远，直至完全消失。这使我们高兴得难以形容，真要谢天谢地。
“妈，”我说，“把钱都拿了，我们快走吧。”我相信店门上闩一定已引起疑心，势必招致那群黄蜂倾巢而出向我们进攻。我是多么庆幸把门上了闩啊！谁要是没有遇见过那个可怕的瞎子，是体会不到这一点的。
可是，我母亲尽管怕得要命，却不同意在收回欠她的账之外多拿一个铜板，又顽固地不肯少拿一个子儿。她说，七点钟还没到呢。她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就要得到什么权利。她还在同我争论，突然，从远处小山上传来一声很轻的唿哨。要制止我们娘儿俩的争执，没有比这更有效了。
我突然把一只手按在她的胳膊上。
“我先把数好的拿走，”她说着跳起身来。
“我把这东西带走抵账，”我说着捡起了油布裹着的那个小包。
接着我们就摸索着下楼去，把蜡烛留在空箱子旁边。我们开了门赶紧逃走，再不动身可就晚了。雾正在很快地消散，月光已把高地的每一边都照得透亮。只有谷底正中和酒店门口还垂着面纱似的一层薄雾，正好掩护我们通过最初一小段逃亡之路。距离到小村庄的一半路还差一大段，刚从小山脚下经过，我们就非进入月光照亮的地带不可。这还不算；好些人奔跑的脚步声已传到我们耳边。我们回头朝那个方向一看，只见一点摇曳不定的亮光正在迅速地冲将过来。这表明来者之中有一个人提着风灯。
“我的孩子，”母亲忽然说道，“你拿了钱快跑吧。我眼看就要昏倒了。”
我想：这下我们母子一定都完了。我诅咒村民的胆怯，埋怨母亲的诚实和小气。她刚才是那么糊涂，现在又是那么不中用！幸亏我们来到一座小桥旁。我扶着她踉踉跄跄走到岸边。她在那里总算喘过一口气来，靠在我肩头上。我不知道哪来这份力气，想必动作一定相当粗鲁；总之我拖着她下河岸往桥洞里走了几步。我没法再把她往里拖，因为桥太低，只能容我在下面爬行。母亲几乎毫无遮蔽。我们只得待在那里，与客店的距离甚至没有超出听觉所及的范围。
我的好奇心在某种意义上压倒了我的恐惧。我没法待在桥洞底下，还是爬回到岸上，躲在一丛金雀花后面，从那里可以望到我家门前的大路。我刚占好这个位置，敌人就出现了。他们有七八个人，沿着大路拚命跑来，脚步杂沓不齐，提着风灯的一个领先几步。有三个人手拉着手跑在一起，尽管有雾，我还是看出夹在中间的正是那个盲丐。紧接着，他的声音证实了我的判断。
“把门撞开！”他喊道。
“唉，唉，先生！”两三个人应道，并向本葆将军客店冲去，提灯的人跟在后面。我见他们停下来低声交谈了几句，听话音好像他们发现门开着大出意外。不过在短暂的停顿之后，瞎子重又发布命令。他迫不及待，加上怒火中烧，因而嗓门更大更高了。
“冲进去，冲进去！”他怒喝着，并骂他们动作缓慢。
四五个人立即服从命令，两个人和可恶的盲丐一起留在路上。隔了一会，屋里先是传出一声惊叫，然后有人喊道：
“比尔死了！”
可是瞎子又骂他们行动迟缓。
“你们这些偷懒的笨蛋，快搜他的身！其余的上楼去搬箱子，”他嚷道。
我听得见他们咚咚地踏着上了年纪的扶梯上楼去的脚步声，想必房子也随之而震动。很快又有人发出惊愕的喊声。船长房间的窗子被砰地推开，还有豁啷啷打破玻璃的声音。一个人探身窗外，月光照亮了他的脑袋和肩膀。他向楼下大路上的盲丐喊道：
“皮尤，咱们让人家占了先。有人把箱子兜底翻过了。”
“东西在那儿吗？”皮尤在咆哮。
“钱还在。”
他又破口大骂。
“我是问弗林特亲笔写的东西，”他高声说。
“怎么也找不到，”那人回答。
“喂，楼下的人，你们看看比尔身上有没有？”瞎子又喊道。
另一个人，大概是留在楼下搜检船长尸身的，这时走到客店门口。“已经有人抄过比尔的身了，”他说，“什么也没留下。”
“这是店里的人干的！是那个小子！我恨不得把他的眼珠抠出来！”名叫皮尤的瞎子忿忿地说。“他们刚才还在这里：我来推门的时候，他们把门上了闩。伙计们，给我分头去搜，一定要把他们找到。”
“一点也不错，他们还把蜡烛留在这里呢，”站在楼上窗口的那个人说。
“给我分头去搜！哪怕把房子翻过来也要找到他们！”皮尤又说了一遍，同时用拐杖狠狠地敲击路面。
于是，我们的老店从上到下遭到了一场大破坏。沉重的脚步声往来不停，家具被乱扔乱砸，每一扇门都被踢开，直至周围的岩石纷纷发出回响。最后，那帮人一个接着一个重又出现在大路上，都说哪儿也找不到我们。就在这个当口，母亲和我在数船长的钱时把我们吓得半死的唿哨声再次划破夜空，清晰可闻，不过这回却接连打了两声。起初我以为那大概算是瞎子召唤他的同伙投入冲击的号声，但我随即发现唿哨是从面对小村庄的山坡那边传来的。从海盗们的反应可以看出，这是告诉他们危险临近的信号。
“德克又打唿哨啦，”一个海盗说。“接连两声！伙计们，咱们溜吧。”
“溜？你这个兔崽子！”皮尤骂道。“德克一向是个傻瓜、胆小鬼，你们别理他。店里的人一定就在附近，他们不可能走远。别让到手的东西跑啦。分头去找，你们这些狗东西！哦，妈的，”他咆哮着，“我要是看得见就好了！”
这番话看来起了点作用，有两个人开始在砸坏的家具堆里东寻西找，不过我想也是虚应故事罢了。他们始终惦记着自身的安危。其余的人站在大路上犹豫不决。
“发财的机会就在你们手里，可是你们这班傻瓜却拿不定主意！你们可以像国王那样富贵，只要找到那东西。你们知道东西就在附近，偏偏站在那里想打退堂鼓。你们没有一个敢跟比尔见面，还是我瞎子把黑券交给了他！现在我的机会眼看要被你们耽误了！我只好做一个臭要饭的，爬来爬去骗几个子儿换杯朗姆酒喝。而我明明可以坐马车兜风！只要你们不是彻头彻尾的孬种，就应该把他们逮住。”
“你嚷嚷什么呀，皮尤？咱们已经到手了不少杜布龙！”有一个嘀咕道。
“他们也许把那劳什子藏起来了，”另一个说。“给你这些个金畿尼，皮尤，别站在这儿狂叫胡闹。”
这确实是狂叫胡闹。皮尤听了那些唱反调的话火冒三千丈，终于怒不可遏地向左右的同伙胡乱打去。可以听见他的拐杖沉重地打在不止一个人身上。
于是他们也回骂那瞎眼恶棍，用可怕的话语恐吓他，试图抓住拐杖把它从瞎子手中夺走，可是没有成功。
这场争吵救了我们。他们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当口，从村庄那一边的小山顶上传来了另一种响声——是迅速奔跑的马蹄声。几乎在这同时，有人从树篱边上开了一枪：先是火光一闪，然后一声枪响。这显然是最危急的信号，因为海盗们转身拔腿就跑，朝不同的方向纷纷逃窜：有的沿着小湾向海边跑，有的走斜线翻越小山，等等。不出半分钟，连一个影儿也不见了，只留下皮尤一人。他们把他撇下究竟是慌乱中没有顾得上呢，还是对他恶言恶语和乱挥拐杖的报复，我不知道。反正他落在最后，气得用拐杖在路上猛敲，一边摸索，一边呼唤同伴。最后他转错了方向，在离我几步的地方向村庄那边跑去，一路叫着：
“约翰尼、黑狗、德克，”还有其他一些名字，“别把老皮尤撇下，伙伴们，可不能把老皮尤撇下！”
这时马蹄声越过山顶，四五个人骑着马出现在月光下，正顺着坡面飞驰下山。
皮尤这才发现他的错误，便尖叫一声转过身来，却径向路旁的沟那边跑，结果滚了下去。但他一骨碌又爬起来，再次力图逃跑，不料慌乱中正好落到离他最近的一匹马蹄下。
马上的人努力想救他的命，但是来不及了。皮尤的一声惨叫响彻夜空，四只马蹄从他身上践踏而过。他倒下时先是侧向一边，然后慢慢地脸朝下着地，从此不再动弹。
我跳起来招呼骑马的人。他们被这意外的变故至少吓得半死，急忙把马勒住。很快我就认出了他们是谁。最后面的一个正是从村里去报告李甫西大夫的那个小伙子，其余的都是缉私人员。那小伙子很机警，在路上遇见了他们，立刻带领他们回来。督税官丹斯已经得悉基特海口出现了一只帆船，这天晚上他正要到我们这边来。亏得他们营救，否则我们母子必死无疑。
皮尤已经完全断气。至于我母亲，我们把她送到村里，用上一点冷水和嗅盐之类，就苏醒了。虽然受了这许多惊吓，总算安然无恙。不过她还在叹惜没有来得及把账结清。
其时，督税官以最快的速度骑马赶往基特海口。但是他的部下不得不下马，摸向一道坡谷，一面牵着他们的坐骑，有时得扶住它们防止滑跌，还不断担心遇上埋伏。无怪乎当他们到达那个海口时，帆船已经启碇，不过尚未去远。督税官想把它叫回来。可是船上回答的声音警告他不要站在月光下，否则小心吃铅丸。说时一颗子弹嗖的一声，几乎擦着他的胳膊飞了过去。不一会，帆船绕过岬角，消失不见。丹斯先生站在那里，据他自己说“像一条被扔在岸上的鱼”，只得差人赶奔布里斯托尔请求派快艇拦截。“其实，”他说，“这也不顶什么事。让他们跑了就甭想追得上。不过，”他添上一句，“皮尤先生撞在我的马蹄下，我觉得很高兴，”他说这话时已经听我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
我在他陪同下回到本葆将军客店。你简直无法想象一所房屋会遭到这样的破坏。他们穷凶极恶地搜索我们母子俩，把钟也扔在地上。除了船长的钱袋和钱柜里的一些银币，虽然什么也没被拿走，可是我一看就明白：我们破产了。丹斯先生看到这幅景象莫名其妙。
“你说他们把钱拿走了？那末，霍金斯，他们到底还想找什么呢？找更多的钱吗？”
“不，先生，我认为不是找钱，”我说。“其实，先生，我相信他们要找的东西在我胸前的口袋里。老实告诉你，我希望能把它放在一个稳当的地方。”
“对，孩子，说得对，”他说。“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交给我。”
“我想，也许李甫西大夫……”我没有把话说完。
“完全正确，”他欣然接口说，“完全正确。李甫西大夫是位绅士，又是治安推事。现在我想还是自己去跑一趟吧，向他或乡绅报告这件事。不管怎么说，皮尤先生毕竟死了。倒不是我感到懊恼，但死了一个人，难保没有人会向皇家督税官追究责任。听我说，霍金斯，你如果愿意，我带你一起去。”
我由衷地感谢他的建议，于是我们步行回到停马的村庄。在我把自己的打算告诉母亲的时候，缉私人员都已经上了马。
“道格，”丹斯先生说，“你的马好，就让这孩子坐在你后面。”
我爬上马背，抓住道格的腰带刚坐好，督税官便下令出发，于是我们一行的马沿着大路朝李甫西大夫家迅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