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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即使在孤立的诗歌形象的层面上，在表达的唯一生成过程即诗句中，现象学的回响都能够出现；并且在它的极端简单性中赋予我们对语言的掌握。在此我们所面对的是镜像意识（conscience miroitante）的微小现象。诗歌形象是最少有成因的心理事件。在可感实在的范围内为它寻找合法化，以及确定它在诗歌写作中的位置和角色，这只是两个次要的任务。在关于诗歌想象力的第一步现象学探索中，孤立的形象，发展这一形象的句子，诗歌形象闪耀其中的诗句甚或诗节，一起组成了一个个语言空间，它们应该是场所分析（topo-analyse）的研究对象。正是以这种方式，蓬塔利斯（J. B. Pontalis）向我们展示，米歇尔·莱里斯（Michel Leiris）
就像是“语词长廊中的孤独勘探者”（第932页）。
蓬塔利斯非常恰当地指明，这个空间是由生命经历的语词所具有的单纯冲动穿越并编织而成的。概念语言的原子论要求固定的原因，聚集的力量。然而诗句总是运动的，形象在诗句的行列中流动，它激发想象力，仿佛想象力创造出一根神经纤维。蓬塔利斯补充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可以作为表达现象学的明确索引来牢记：“说话的主体是整个主体。”在我们看来，说话的主体在诗歌形象中是完整无缺的，这不再是一个悖论，因为如果这一主体不是毫无保留地给出自己，就不能进入形象的诗意空间。很清楚，诗歌形象带有生命经历的语言所具有的最单纯的经验之一。如果人们把它当作意识的起源，就像我们所建议的那样，那么它就一定属于现象学的范围。
同样，如果必须指定一个现象学“流派”，那么毫无疑问，正是从诗歌现象那里，我们找到了最清晰的、基础的教导。在一本新近出版的书中，范·登·伯格（J. H. Van Den Berg）写道：“诗人和画家是天生的现象学家。”
当我们注意到事物在对我们“说话”，并且如果我们赋予这一语言充分的价值，我们就和事物有了某种联系，范·登·伯格还补充说：“我们持续地经历着问题的解决，这些问题是反思所不可能解决的。”有了这位博学的荷兰现象学家的话，哲学家在研究言说的存在时将会深受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