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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戏剧家和诗人，布莱希特在当代世界文坛上赫赫有名，尤其是他创立的叙事剧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兰芳的戏剧艺术并称世界三大戏剧体系，他的剧本在世界各地至今常演不衰。相对而言，他的散文创作可说尚未受到足够的评价。
布莱希特一生创作的散文作品其实并不算少。一九九〇年苏尔康普出版社出版的《布莱希特文集》（30卷本）中，散文（主要是小说，不包括书信、日记、杂文）就占了整整5卷，篇幅与诗歌一样多。
布莱希特很早就显露出他的文学天赋。从一九一四年开始，也就是在中学时代，他就在学校和当地的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和诗歌。后来，对戏剧艺术的兴趣压倒了一切，把他的创作引导到了以剧本和诗歌创作为主的道路。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布莱希特置小说创作于次要地位。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就考虑创作长篇小说。一九二〇年七月一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有很多想法。……还有很多关于如何写小说的认识，这些认识之所以引人入胜，因为它足以置因为（所有其他）小说而早已存在的传统以死地。”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布莱希特曾打算写一部关于勇者查理的历史小说，但仅仅停留在构思阶段。与此同时，他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和故事。他对叙事文学问题发表了不少理论性意见，这表明他对散文创作的关注和兴趣。他在《论亚里士多德式小说》一文中对旧小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旧小说已不能反映更加复杂的当代现实，批评的矛头首先针对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托马斯·曼，布莱希特认为他是“矫揉造作的、虚假的、毫无用处的作品的资产阶级制造者的最成功典型”。相反，他对乔伊斯和多斯·帕索斯的新的写作方法给予肯定，并十分赏识哈谢克的《好兵帅克》，这部作品的讽刺性叙述方式和奴隶式语言技巧给了他今后的创作以很大的启发。布莱希特也很尊敬卡夫卡，称他是一位“先知式的作家”。
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布莱希特在创作“教学剧”的同时创造了短篇散文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新形式：《科伊纳故事》。这些故事很难明确归属传统的类型形式（轶事、箴言、警句、寓言等）。后来他在《墨翟》中有所变化地继续采用这种形式。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后，布莱希特举家流亡国外。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一年在丹麦和瑞典逗留期间是他散文创作的主要时期。流亡使他失去了剧院和观众，但又使他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散文创作，给了他进行小说“实验”的机会。他的散文作品绝大部分都写于这段时期。
《三毛钱小说》写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流亡丹麦期间。这是布莱希特计划创作的数部长篇中唯一完成的一部。小说的主题是大垄断资本集团统治时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关系、思想和道德问题。
一九二八年，布莱希特把英国剧作家约翰·盖伊的《乞丐歌剧》改编成《三毛钱歌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三毛钱歌剧》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二十年代的伦敦。外号“尖刀麦克”的强盗头子把抢劫看作一种生意，同别的商人出卖钢板和汽车没有什么区别。他的主要对手是掌握全城乞丐命运的丐帮帮主皮丘姆。贼头和花子头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三毛钱歌剧》中的冲突。盗窃、抢劫和乞讨，与这些人物的市民仪表及其独白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道德与其社会基础的对比。布莱希特在这部作品里所描写的是一个颠倒了的世界。剧本指出，资本主义商业不论表现为高尚或者卑鄙，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剧本使人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关的腐败、警察的贪赃枉法、法律和罪行不可分割的关系。
《三毛钱小说》借用了《三毛钱歌剧》的情节，但也有所发展。布莱希特在成熟时期的创作中喜欢采用别的作家已采用过的情节和形象，这成了他创作的特点之一。根据他的叙事剧理论，与一般戏剧不同，使观众感兴趣的应当是事件的过程，而不是结局。观众事先已知道情节和结局，就可以不致兴奋和过于激动，因为这种激动在演出过程中往往会蒙住观众的眼睛和理智。反之，知道“这一切怎么收场”的观众就能够不受干扰地做到所谓“以清醒的头脑和健全的知觉”来观察剧情的发展，批判地衡量和评价剧中人物的行为。
《三毛钱小说》的主人公皮丘姆是一家出售旧乐器的商店老板，实际上却是一个丐帮的帮主。他控制着一大帮职业乞丐，向其供应行乞用的各种道具如假肢、假肿瘤等。他掌握“生产工具”，像任何资本家一样剥削他的工人，无情地清除竞争者以及不受他管辖的行乞个体户。皮丘姆成了独霸一方的乞丐之王，成了行乞这个行业的垄断商。
在业务上有关的另一个行业里，有一位绰号“尖刀”的麦奇思先生。他是一系列B商店（廉价品商店）的老板，这种商店以大甩卖的价格抛售商品。商品价格十分低廉，因为它们都是偷来的，而麦奇思则是盗窃行业的垄断者，他把伦敦的全部盗贼都变成了他手下的雇员，他们专门向他的B商店供应盗窃的赃物，同时可以利用属于他的先进的扒窃工具、车辆、仓库等。书中麦奇思的一个亲信所说的一段话意味深长：“你既没有用手枪也没有用刀子威胁他们，你只是控制了他们的生产工具。你不会把他们出卖给警察——饥饿就会强迫他们去工作。相信我吧：这样更好一些。所有现代的企业家都是这样干的。”
麦奇思在《三毛钱歌剧》中还只是个匪徒，而在《三毛钱小说》中从开始起就是个生意人，他的盗窃生涯已成为“光荣的”历史。麦奇思的发迹是资本主义从原始积累到资本形成的历史的缩影。“所有现代的企业家都是这样干的”——这就是小说的基本思想，同时也是理解布莱希特的构思的钥匙。
作者选择盗窃、行乞这类不寻常、不体面的“经济活动”，为的是要表明，这些活动和资本主义社会中任何其他经济活动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皮丘姆在交代手下的一个人去杀人时套用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言说：“这纯粹是商业活动，是用其他手段继续的商业活动。”这种描绘罪犯世界的不同寻常的陌生化手法会使读者的思维活跃起来，产生一个从前不会产生的想法：资本家就跟强盗一样。
杀人也是一种商业活动。不过不到万不得已，还是要尽可能避免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段，正如警察总监布朗对麦奇思所说的：“为什么要走非法的道路？……不应当这么做。商人不入室盗窃。商人做买卖。这样他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麦奇思摇身一变成了银行家。他完全清楚，银行家和强盗其实是半斤八两，不同的只是，前者披着合法的外衣去干后者的勾当，而且干得更成功、更合乎时宜。作者借主人公之口说：“一把万能钥匙和股票有什么区别？抢劫银行和开办银行有什么区别？亲爱的格鲁奇，谋杀一个人和雇用一个人有什么区别？……必须合法地工作……今天人们采取更加和平的方法。”
小说中所描述的另一桩罪行也为这一段话作了诠释。经纪人勾结政府要员弄虚作假，把几艘破烂不堪的旧船卖给国家充当运兵船，结果使满船官兵都命丧海底。作者通过这桩船舶交易说明，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发财手段无不建立在罪恶的基础之上，并且随时随地都在产生罪恶。
在《三毛钱小说》中，布莱希特以讽刺的手法揭露了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指出资产阶级所宣扬的道德品行、爱国主义、信仰上帝、奉公守法等等都是骗人的鬼话。一批热心的爱国商人为了发国难财，竟把根本不能远航的破船卖给政府。慈父皮丘姆把自己的女儿当作资本，将她推到一个令人作呕的色鬼的床上。医师为人非法堕胎，却大谈宗教和道德的神圣原则、官方禁令、医生良心等。读者不难看出作者批判的锋芒所向，使作品取得了作者所追求的间离化效果。
小说中人物滔滔不绝的讲话或内心独白、似是而非的逻辑和令人惊奇的思想方法，这些都是最明显的间离化手法。人物的举止行为不再显得自然而然，而是变得十分触目。间离化手法间接地、但又毫不含糊地表达出作者的立场，使读者与所描写的事物保持距离，并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
布莱希特在小说的叙事中常常插入一些人物独白并用斜体字加以强调，这是《三毛钱小说》最独特的形式上的特征。它所起的作用相当于作者在他的剧本中插入的歌曲。作者不必介入就可以作出对他们的评论，因为人物的自述同时也是自我暴露。从表面上看，作者从来不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使人觉得小说是用冷淡的、漠不关心的笔调写成的，但细心的读者会在每一页中都看出作者的立场，感到他的热烈信念。
高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