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尽管人的生活在生物、文化和个性方面存在差异，但它似乎存在同样的特征，即随时随地可见的所谓人类学恒定性：他们胆小怕事，习惯性地调整自己，享受乐趣，对付痛苦，企盼爱情，体验和经历失望，躲到友人处，探询幸福，寻求意义，知道死和由死造成的不安，整个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对不感兴趣的东西置之不理。他们的特殊兴趣在于人际关系及其状况。谁同谁是何关系，存在哪些关系的变化或正在进行中的变化，这是人们永不枯竭的谈资。
现代人生一个恒定值显然是在希望和需要之间摇摆。希望拥有关系和关系的牢固；需要自由，在自由中尽情彰显个性，而不受关系的制约。对于个体而言，现代社会利好的一面是可以摆脱各种关系，不必受其摆布。但问题是，恰恰内心感到要逃避关系很难，就连尼采这样目光犀利的思想家也无能为力，他需要“职业、女人、孩子、朋友、社交、祖国、故乡和信仰自由”（《遗稿》，1886年夏至1887年秋）。总括地看，这相当于一种“近似于爱与恨的自由”，他承认，他遗憾地感到“如此多的欠缺”，因为他是个“活生生的人，而非纯粹抽象的器械”。这些欠缺尼采只能以牺牲健康为代价加以忍受，他想不到通过放弃某种自由来保重自己。
这个时代本身的结构就是“缺乏联系的”，这常常遭人诟病。现代对自由的诉求也得不到“必要性”的支持。必须生活在关系中吗？个体是可以放弃关系的。如亚里士多德所问，人是社群生物吗？当人秉持这种态度生活时，他才是。长期以来，“社群生物”被视为抽象的为人的标准要素，可如今却从中生出咒语，因为人可以大大方方地摆脱它，先在感知方面，进而在实际的言行举止方面。神经生物学证实人生来就有意于建立关系，所依据的是对荷尔蒙作用的研究，荷尔蒙在协作关系中是“一剂良药”（约阿希姆·鲍尔：《人性的原则》，2006），还有对“神经反射”作用的研究，大脑神经反映出对方的特性和情感，柔情和愤怒、微笑、打哈欠、痛苦等，社会反响、同情和怜悯由此而产生，而且把楷模人物的特性和行为方式“反映进来”，尽管如此，神经生物学所证实的东西丝毫没有改变人的这一趋势，亦即放弃“社群生物”种种关系的趋势。
但人是会反驳的动物，也会反驳其本性，即使知道这会给自己带来不良后果，但也迟迟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现代社会不仅宣告一种解放的、个体生活的观念，而且为那些数量还在不断增加的人创造了实现此观念的物质资源，这样，人就不必生活在关系中了，就可以同关系保持距离，在独处和共处之间做选择。同他人生活只在间接意义上才不可放弃，这是合伙的生活，与对方可保持身体、心灵和精神方面的距离。与他人直接生活完全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如果人们想过这种生活，它才成为必要。
于是，“我”同“你”——长期信任的可靠的“你”——的关系就失去理所当然性。“你”属于任何一个“我”，这理所当然吗？只有当“我”也致力于此才理所当然。在现代自由的进程中，“我”脱离“你”、“你”脱离“我”都有可能，在许多人那里都成了现实。有鉴于此，对“我”和“你”唱的赞歌只剩下怀旧的价值（马丁·布伯，1923）：令人忆念在“你”离去时留下孑然一身的“我”的人生际遇。“你”不再是可靠的“你”，那些年轻人对此深有体会：与他人的亲密只局限在迅速变换的虚拟关系中。至于职业生涯，人在全球各地变换服务地点，这样会破坏种种充满信任的关系，最后只剩下职能关系占据主导地位。年事已高的老者只能靠自己，因为往往不再有“你”对“他”感兴趣了。现代社会脱离关系的种种可能性促致人脱离人的完全自由。关联被脱离剪断，脱离虽有可能造成别的关联，但这关联又会被别的脱离剪断。如此说来，“剪辑技术”无论对现代电影还是对现代关系都具有典型性：整个现代社会犹如剪辑出来的，现代生活恰似不同演出阵营的快速剪辑的“蒙太奇”。
随着自由的不断增加，新的落寞也在蔓延：自由，然而孤独，基于自由的孤独。孤独在过去和现在变成了不自由、非个人所愿的东西，这出乎人们的意料。在现代社会进程中，越来越多的人从自己想要的独处滑入非己所愿的独处。他们原先渴望的东西转化为非己所愿的体验，与自己想要的独处不同，非己所愿的独处并未带来在孤独中回归自我进而走向他人的结果，倒不如说是引发了荒谬无意义的印象，个中缘由，盖因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个体成了任由生活摆布的物体，无力摆脱逼仄的空间。那支刚刚射向他人的关系之箭在半途中就折返回到自身，只在自己内心盘旋。纵然因孤独而强化了对他人的渴望，可一旦找到对方，又因对对方过高的期望落空而愈增失望。在压抑的狭隘环境里就提出了问题：“关系”究为何物？关系那么缺乏，那它又如何产生呢？
建立关系的先决条件是了解对方，熟悉其相貌、声音、作派、才能和能力，这样才能在思想、情感和肢体动作等方面同他发生联系。对方是以陌生人的社交冷漠面貌出现的，但也是可以认知的。若对他一无所知，就不可能建立关系。对他的认知源于对他及其言行举止的体验，也与对他生存状况的阐释紧密相连，即便阐释找不到“真相”。努力认识对方很重要，但不要追求看透对方，永远别要求“看透”、“看穿”。对人的认知往往会落入“人情世故”的常套，可常套也是主观的、暂时的、不完整的，常套是基于他人的个人体验和对自身的体验，似乎可信，但切不可当成自己最后认同的真理：人类生存的极度丰富性是永远认识不完的，常套之外的各种情况总是层出不穷，不断有新的体验和阐释涌现，由此产生不断关注他人的重要性，同他公开对话，或者内心对话，老想着对方。
建立关系的另一个先决条件是让人了解自己。要把可以了解你的信息传达给对方，对方认识你的特点，这就为建立关系提供了一个切入点：能力和弱项，作为和不作为，偏爱和厌恶，需求和担忧，习惯和性格，这些全都是让对方起反应的动因。肢体动作可以影响对方对你的了解，面向对方是明显的想攀谈的姿态，躲闪对方是最有效的掩饰。表情、手势、服饰、时兴的打扮或不打扮、佩戴首饰、文身或美容手术，这一切“自我装饰”的目的在于操纵对方的感知，吸引对方的目光，方便对方了解自己，也说不定由此加大了解的难度。这在匆匆晤面时就已发生，更不用说在涉及关联和关系之时，此后需要情感和思想的更大投入，以便让对方了解自己心灵和精神方面的动态，引起对方做出同意或拒绝的抉择。
彼此间的逐渐了解，这只是建立关系的起点罢了。从邂逅到扩大了解，这是一个无极限的过程。通过各种方法达到相互了解：可用各方特有的外部观察，也可通过内心对话和外在语言，有时甚至可通过辩论，还可通过共同行动来加深，这样双方就有了共同体验，不管是正面的体验（“我们共同经受了困难的考验”）抑或负面的体验（“你对我造成了伤害”）。双方在人格上至少成了对方起反应的组成部分，要么内心接纳对方、研究对方，要么与对方保持距离。双方若心心相印，关系就稳固下来变为关联了。但相互性并不意味着对关系的看法一致：一方旨在爱情，另一方则旨在友谊；一方旨在肉体，另一方则旨在心灵沟通；一方旨在合作，另一方则旨在职能；一方旨在讨论交换意见，另一方则宣布了结。同等层面上的相互关系是值得期许的，但不宜强求。重要的是寻找双方喜欢的关系，不管以何种方式寻找。
谁开始呢？当然是首先打造自我的人，对于从建立相识关系和同事关系到建立友情和爱情关系而言，“向你开放我”本是先决条件。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塑造一个开放的形象，让对方首先“钩住”自己，不要从自身滑脱。反之，明镜似的“向我开放”，这是对方的事。但即便最愿意彼此开放，也阻止不了这一事实：生活仍是各自的生活，这不容改变。只有我熟悉自己生活的手感，只有我同自己过一辈子，我与你相伴度日总是有时间性的，现代社会种种关系常常不能持久。说到底，只有我走完自己一生，你不可能替我走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冒险向你开放呢？
首先是必要性原因，尽管在现代社会每种必要性都会遭到反驳。当生活孤独显得不完美时，它就必然会迈出第一步走向他人，正是出于对他人的兴趣才有这一步，比应该面向他人的道德说教更起作用。为了生活，我需要别人，把个人生活置于一个更大的、打上他人烙印、受他人影响的范围内是可取的，于是，眼里就不能光有自己。不面向他人，也就不能指望别人面向自己，这就等于把自己锁闭起来，没有自信了。他人能对我提供支持，为了得到支持我进入同他人的关系，支持愈显著，我就觉得自己愈强大。就是说，我是关系的得益者。同时，我没有兴趣让他人来充当我实现自我的助手，因为我也不想成为他人实现自我的助手。个人的直接兴趣可能会在各种各样的偶遇中产生，但兴趣需要扩大，否则很难让对方确信关系的魅力。必要性的原因是利己主义，肯定还有别的原因。
自由的原因，这原因是要求更高的利他主义。但此处指的不是摆脱关系的自由，而是指建立和维护关系的自由，赋予关系以何种形式的自由。自己是自由的，又特别了解自己，这样你就能走向他人，而不必计较个人直接的兴趣。对他人的自由感兴趣，这样更适宜于找到同他人的关系，他们能感到你建立关系并在其中生活的快乐，因为“人不外乎是贪求在他人处寻找自我感觉”（贝蒂娜·冯·阿尔尼姆：《昆德罗德》，1840）。“关系人”因为具备敏锐的社交触觉和建立关系的智慧，故善于建立同他人的关系网，并长期予以坚守，丝毫不受关系随之带来的误解和不快的影响。关系存活下去的可能性取决于自己在关系出现困难时还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关系，自己是否还在努力向对方释放善意并包容对方，而不是伤害。自由地面向他人，这要求开阔的胸襟；只怀有个人兴趣，就无异于小肚鸡肠，谁愿跟心胸狭隘的人生活呢！所以，同他人交往的自由又意外地对自己有好处，条件是出于“意愿”，而不是出于“应该”，要正派诚实地面向对方。
幸福的原因，这是再清楚不过的。生活在关系中有利于幸福，包括本人和他人的幸福。初始为偶然的幸福，可能潜藏在与他人的邂逅中，不可轻易错失。同他人也可分享快感的幸福，它增加了生活内容，尽管不一定总是以“满足的时刻”为主导。而综合的幸福倒具有持久性，它是基于种种对立的体验一并融入共同生活中，包括舒适与不适，和谐与纷争，欢乐与痛苦等体验。快乐被分享益增其快乐，痛苦被分担益减其痛苦。当爱情、友情或合作关系抵御过度紧张，身心负担骤减。所以，他人便是自己的财富。同他人关系间或出现紧张，那都是追求完美惹的祸。综合的幸福倒是接受不完美的事物。在此基础上，自己会感觉被对方吸引，悉心关怀同他人的美好的正面的关系，此关系将战胜不完满的东西。即使出现“分手”这种极端可能性，生活也还有转圜的余地，与之相伴而生的不幸会消解在生活的丰富性中。
此外还有“意义原因”，即赞成建立和保持关系的意义。一种关系产生关联，关联愈牢固，对意义的体验愈强烈，在喜欢和被喜欢时如此，在爱和被爱时尤甚。只有不喜欢任何人和不被任何人喜欢的人、根本不爱任何人和不被人爱的人，才有“无意义”的体验。他们因不能赋予关系以积极意义，所以顽固地相信消极意义，认为因关系会发生争吵和仇恨。关系带来意义，这使人健康；关系破裂，意义无存，这使人致病。哪里存在意义，哪里就产生力量；反之，哪里无意义，哪里就无力量。许多人寻求的人生意义也彰显在这些使生活充实的关联中：肉体结合的感官意义，心灵沟通的情感意义，精神交流的思想意义。关系的持续，其时间界线就具有无意义，因为在经常变换的关系中必然没有这种意义。经常变换的关系倒不如说是出于情欲，其意义短暂，不可能持久。关系持续下去的故事，为小说的狂欢意味提供了素材，大而言之存在于爱情和友情关系中，小而言之存在于合作和相识的关系中。倘若为他人而存在成了自己的生活目的，那就拥有完美的目的性意义了。
建立与他人的关系，其本来原因是渴望，即渴望超越自己的现实和有限性，体验超验的意义。这在日常同他人交往时就发生在此岸意义上：在谈论天气时就开始了超验，寥寥数语就提供了超越自我的机会。当生活的狭隘被某个“他人”扩充变成某些可能性时，一起拥有可能性比我一个人拥有的要多得多，比如我会以另外的视角看待人生、世界和我自己。倘若他在精神、也许还在物质层面上为我负责，那么生活因他之故就变得更有张力、更美好、也更有安全感。
因他人的原因，人们可预期一种无限维度，主要是对爱情的预期。尽管他人也屈从于有限性，但他的有限性不同于自己的；同他的关系开拓了一种超越自我有限性的生活体验，字面上的意思是走出自我，“置身于自我之外”。反之，封闭自我就平添苦恼，包括职能性关系的苦恼，没有任何关系的生活苦恼，也就不可能拥有狭义的爱情、友情及合作。若在心醉神迷的体验后继而深深失望，关系又回到平庸的现实，虽欲竭力挽回却毫无结果，那苦恼就无以复加。陶醉的体验在脑海中扎根愈深，返回平庸就愈痛苦。但是，就算你放弃无限性的狂热体验，也改变不了有限性的痛苦，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又会遇到有限性生活那令人窒息的局促和狭隘。个人必须选择将优先权让给哪一种痛苦。
必要性、自由、幸福和意义等原因都赞成人们为获取关系而操心，但操心必须是批判性的，不要不假思考，重蹈现代社会以前关系的覆辙，那些关系的强逼是导致文化和个体摆脱它的动因。凡是经历过权威性家庭关系、想起“神授”的男人统治权的人都不愿复归这种关系。致力于获取现代关系文化的，不是冷漠的社会结构，而是设身处地、体恤他人的个体。他们认为失去关系是摆脱关系的另一种后果。在他们看来，重要的是借助建立和维护关系来行使一种生存的优先权，以重新获得意义，而非符合某种规范。对付现代“剪辑文化”的良策是治疗文化，它致力于治疗因剪辑而造成的创伤，首先通过护理——个人应得到的护理——锻炼自己并走向他人，然后通过许多人进行专业性治疗活动的自我锻炼，这时环境就有意来制造关系了，因为关系安抚人，关系治疗人。相对而言，治疗时对话的内容反倒成了次要，尽管它们对于体验关系的意识、对于自我内心重新塑造人际关系大有裨益。
现代社会关系的特点是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波动、流散、不受拘束、更换频繁。这现象不是通过排除，而是通过整合，如此一来，这种发展趋势才能减缓。只有当关系本身获得最低限度的动力，关系参与者一起完成变化时才能实现几个核心关系的牢固度、责任感和持久性。关系最易破裂的时候是当关系拒绝任何变化、积聚的动力变成黄色炸药之时：一个人不愿相信对方的变化，臆想对方背叛了当初的共同关系，直至发生爆炸。尤其在爱情中，这种观点占主流地位：两点之间永远是同一个关系。这个只在几何学里才是对的。“停留”在对方的思想和体验世界，随他的变化而变化，决心在动态关系上锻炼自己并坚持这种关系——这个任务较为艰巨，因为涉及的远远不止一种关系，而整个关系网又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可能会从关系网里生出许多麻烦和纠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