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现代的各种文化中,都是由宗教、传统及习俗预先规定人在何种关系中生活,但现代人可自我选择。选择需要辨别力,人并非自然而然拥有辨别力,而是通过体验,包括不良体验以及伴随对体验的思索而获取的。人际交往以这种辨别力为准绳。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均可当作或近或远的关系来体验,似乎存在一种由近向远的漂流,这得益于技术领域各种交流的可能性,受经济必要性的强制和一种与灵活机动性相适应的人生观的推动,由此产生所谓的“交叉关系”。在此条件下,对关系的选择呈现多样性。人可能经历相继的(非同时的)、包括快速接续的关系,或同时并存的关系。
要实现或放弃何种关系,这是当事人的事。每次选择从表面上看只是私人的,但从根本上看却具有政治意义,因为随着个人对关系的安排而发生社交安排:将人聚拢起来的社交陷于冷漠关系或负面关系了吗?许多人在关系中为了自身利益而相互利用,在快速变换关系的非连续性中得到自我满足。在爱情、友情和协作等正面的核心关系里,社交受到支持了吗?参与其事者在其中谋求关系的连续性,而不光看重直接的利益。各种关系有着重大区别。
此关系的特点是关爱。从根本上说,它不仅包括恋人间的爱情,而且还包括家庭各种关系,但对后者的特殊性容后专门论述。爱情涉及各个层面和强烈的感官体验。为了使爱情产生最佳的关系值,相爱者必须甘愿限制个人自由。他们对这限制要么长期没有感觉,要么甘愿承受,直到某人突然惊惧起来:“我的自由在哪?”人人要确定甘愿受哪些限制,遇到可疑情况要以何事为先,是自由还是关系?自由受相爱者的彼此要求所限,他们几乎逃避不了这种要求。情感愈浓,彼此稍稍分离也愈觉痛苦,不独爱情初期为然。自由还受相爱者日常私密共处的限制,他们的个性特点和习惯会彼此碰撞,同时他们要对生活领域做时间和空间方面的调整,所以各人难有大的活动余地。自由也受关系排他性要求的限制,即便是与最好女友和男友的额外关系也常常受对方竞争性怀疑。
遇到下列问题,自由更受限制:爱情是否或怎样在肉体层面被体验,性关系是否应被保留,当性关系专有性被单方面取消时,那又当如何。自由受权力游戏限制:相爱者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都想影响对方,有时甚至出现强制行为,而且这强制似乎对任何拒绝和伤害都能做出辩解。万不得已,爱情在经历多少年无休止争吵和费力劳神之后,遂变成一所培训听天由命和泰然自若的学校了。自由最后还受担心分手的限制:担心失去对方,担心爱情的无限性和十分重要的情感泯灭,自己会任由有限性和荒谬无意义的摆布。许多人遇到关系麻烦就无以自处,更不用说在关系结束时了。其他形式的关系似乎能较好地同现代的自由诉求取得一致,爱情关系如能从中吸取几个要素便可得到修补了。
友情关系制造一种强大的关联,类似于爱情关系,它涉及许多心灵和精神的体验。友情关系的特点是能把关系的最佳值同自由最佳值协调一致起来,所以能较好适应现代社会的动力,又不致让关系力量受损。友情的基础并非必要性的追求,仅为自由的选择罢了。而且,要求与对方会面、谈话或共同做某事等,也不像相爱者要求得那么急迫。与那些无论如何意欲同居的人不同,朋友一般都保留自己的生活及其习惯,如此,心灵空间无论远近均能呼吸。友情关系不要求排斥其他关系,可以允许各种交叉和平行的关系,允许在朋友圈大范围内生活。与不同的朋友交往可满足不同的需求,每个人均可充分发展,而爱情关系只提供有限的可能性,“个人总是受煎熬”。
鉴于爱情中性的需求不同会引发性的不对称性,总需要一再协商。这个性问题在友情关系中无须考虑。友情越脱离情欲和利益的考虑,人就越感觉它圆满。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友情中最易实现始终不渝和忠诚。友情大多不受权力游戏的干扰,这样便产生一个人们平时梦寐以求的无权力空间。尤其不可能发生占有对方之事,占有即统治,而非友情。朋友交往很重视顾及对方,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感情用事。友情与可能是单方面的爱情不同,它建立在相互基础上,朋友相互鼓励。担心被抛弃的顾虑很有限,因为友情之外的生活随时都有可能,朋友分手也不会对整个生活造成损害。
此关系提供除爱情和友情关系以外的心灵、精神接触和人情温暖。产生一种十分重要的、有望持续发展的人际关系,触及心灵领域,保留大的自由空间。与友情相比,合作关系更多限制在社交范围。因为有许多熟人和“好友”——算不上挚友,所以可以体验到这种关系带有最简单形式的关爱:喜欢某人和被某人喜欢。人际间的日常交往比如熟人和邻人关系的形式、公民在社交中的邂逅、在工作场所的合作连同同事的情感、思想和信任都可认为是合作关系。
许多关系,比如参与交际的人之间,商人与客户、主人与客人、治疗医生与病人、护理员与需要护理者、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都可能是相互合作的关系。重要的是面对对方的需求和利益不能无动于衷,而应以宽容和通融相待,可能时分担对方的工作,尽管工作场所并没有规定此种义务;对方陷于困境时代替他工作。共同利益存在于相互帮助和相互关照中。合作关系也有点近似于基督教的邻人之爱,人道主义的博爱。然而,在离这些正面关系的不远处,也存在负面、淡漠和否定的关系供人选择,对参与关系的人而言,这些关系谈不上有什么好处。
职能关系在现代社会已成规律,它在许多场合代替了合作,其特点是纯粹的个体共处,个体虽生活在社群中,甚至在同一屋檐下工作,但彼此只认识对方的“身影”:零关系,没有承诺,没有关爱,没有心灵交流,有的只是交往的绝对自由和随心所欲。这种纯理性关系傲然、冷漠,其意义仅在于例行公事、完全职能,不是以人为本。这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正常情况,它尽管确保人际关系可靠的规则,却灾难性地渗透在社会基础的结构中,破坏了团结互助。假如人际组织形式诸如家庭、学校、公司、行政管理机构、医院、养老院等仅仅是“尽职能”的话,那也不可能很好地尽此职能。假如当事者只是感觉应该尽职负责,那么就有许多东西在“不应归我负责”中失去,就会因工作太忙而不作为。他们的错误再也得不到服务对象的善意关注,错误也就在所难免了。职能部门表面上运作良好,却蒙骗不了内心的空虚,空虚而产生的影响是体验无意义和“烧光”的感觉。答案是寻找爱情和友情那人情味浓的关系(克里斯蒂安·舒尔特:《心灵密码》,2004)。
此关系倒是远离冷漠,是一种转向的爱,恼怒,也许还有恨,直到转化为敌意和敌对关系,可过后又伴随信赖和忠诚。上文提及的种种关系有时都伴有争吵,但争吵也会独自发生。其特点是“打口水仗”者之间的强势关系,自由大幅度缩水,受彼此厌恶的情感控驭。好斗者为反对或赞成某人某事而争斗,且争斗的热情和劲头持久。不管怎么说,争吵赋予他的生活以意义:争吵制造了与对手的关联,尽管这关联带有凶兆。争吵毕竟事关彼此的接触,尽管心灵摩擦,有伤害对方导致分手的危险,有时还伴有公开的肢体暴力。争吵有某种意义,其原因就在于对立的双方是属于同一整体被体验的,哪怕这种休戚与共被评价为“负面”。相爱者们有时也会争吵,致使正面关系中强烈情感的连续性荡然无存,甚至彼此势同水火。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剧本《死亡之舞》(1901)将这种敌对关系搬上舞台,给人印象殊深;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的《斯特林堡游戏》(1969)又对此敌对关系加以嘲讽。“斯特林堡式”成了这种撕裂关系的化身,正如作家英格博格·巴赫曼和保罗·策兰双双造成这种关系的恶果一样(赫尔茨特:《通信录》,2008)。
此关系是宁愿全盘否定、单方面拒绝和取消任何形式的关系,开辟了一个同他人交往绝对自由的空间。由于不愿同任何东西有瓜葛,他就无条件地从自己的生活里被开除和被忽略,他甚至觉得争吵也无价值。比职能关系更令人痛心的是缺乏任何接触;与职能关系不同的是,拒绝关系往往有所指,是由遭排斥者本身挑起事端。对任何人际关系的拒绝会将他推入空空荡荡、荒谬无意义的境地,陷于致命的社会孤立。
在爱情中,为了排斥对方,便使用取消爱情这一权力手段。不少当初恩爱夫妻将对方排斥在生活之外,在有生之年就已经是“对方死去了”。在群体中,如果“大家”对某人讨厌,觉得他碍事,就拿出排斥法宝,将那人从交际流中剪除。孩子们常常排斥另一些孩子参加游戏。一个社会若拒绝“外国人”融入,外国人就受排斥。犹太人遭排斥,在德国和其他地方是灾难性的,由排斥演变为大屠杀。事后追究责任,对排斥者的处罚又成了对这些人的排斥了。社会用排斥作为最终选择的手段来制裁罪犯。自二十世纪以来,除上述各种关系又额外出现了另一种关系。
此关系借助电子传媒,主要在因特网的虚拟世界里奠定基础并得以维护:人们找到了同他人的无数联系,在“电子世界”里想入非非,并开拓富有意义的潜能,此潜能巨大,但短暂易逝,恍如在山脊那荒唐的崖畔漫步。职能时代提供这种关系的电子世界是大众兴趣所在,参与其事者拥有最大自由,这增加了产生义务感的困难。得益于匿名的保护,与人交际比在现实中要容易得多,胆怯的人也可获得交往机会,还有病残者和行动不便者也可参与到虚拟生活中来。如果彼此兴趣有变,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另寻志同道合者。这种需求有多大,可资证明的是无数的聊天和进入“聊天室”。谁都不会再感到孤独寂寞,谁都可以随时同人交往,不分日夜,不分世界地域,堪称“同全世界接触”。
从原则上说,虚拟关系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全球关系。时空的传统坐标在这种交际半径里消失了。文化基准点和阐释的现实陷于混乱,于是滋生迷惘情感。在以往任何时代,人们都经历过“文化休克”,但在二十一世纪,“地球人”为地球不同地区的他人和情况作准备,以便与之相适应。他有无所不包的灵活性,不固定在任何地方,不以任何地方为家。以一种迥异于传统方式的方式造成许许多多的集体,直至变成所有使用网络之人的集体,变成在项目上劳作的“大脑”。人人可在网上跟踪所有参加者的私语,把自己当作人类的一分子加以体验,这人类由世界所有文化的人们组成,他们从未谋面,现在则有缘邂逅。
上述各种关系中那些为人熟知的标尺在虚拟关系里重新展现:可虚拟爱恋,订交,在私人事务和业务上虚拟合作;也可虚拟地履行职能和争论,给争吵关系提供一个理想的平台;可任意给对方脸上抹黑或攻击对方,而无须为此担责。排斥的关系可能发生,因为遭排斥者又在网上找到新的结交;倘若虚拟的排斥被套用到现实生活中,那么其影响力会大于别的排斥:电脑上虚拟的某人几乎是无法战胜的。在这个虚拟的无义务的时代,爱情和友情关系首当其冲面临新的挑战:更换搭档比现实爱情和友情关系更容易,随时可从对方撤回,而无须陈述理由。接受交往和分道扬镳都发生在快速的更换中,这快速、现实的关系真是无可比拟的。
各种各样的爆炸性、可能性增加了实现关系的困难,缺少可靠的行为支撑点,而习俗陈规又无济于事。参与其事者往往不留真实姓名,更不用说留地址了。可任意变换身份,一旦发生伤害,也谈不上有真正的制裁。但有时他们真的想“面对面”结识一番。世界上某人坐在屏幕前找到了某个他感兴趣的人,就不再只想网上聊天,而想与对方约定会面时间和地点了:虚拟性为现实性作准备,以便在肉体、心灵和精神面面俱到的情况下好好体验一把人生的丰富。然而在真正碰面时,又用上述各关系中已知的标尺,要么选择爱,要么选择排斥。
虚拟关系“在第二种生活”里创造了自己的世界。非现实梦幻的实现首先出现在2008年网上,旋即被千百万人觅得。现实中没有经历过的种种可能性都可在这个世界进行试验,一种被渴望的另类生活在此真正得到模拟,塑造自我的种种可能性均向虚拟的自我敞开大门,每个游戏者都在造神,即塑造自己的神,犹如梵文中神在尘世中出现,网上叫做自由地创造自我。想象力无极限,乃至出现怪诞或淫荡角色。随时可以修改,于是塑造出一个不固定、不断变换身份的自我。同他人的虚拟关系,包括虚拟的艳情,这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一旦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出现强奸和凶案,那么可诉诸法律,同现实生活中一样。
“第二种生活”无限的可能性与此岸“第一种生活”不可能达到的现实这二者之间的差异,游戏者对此的体验常常是异常痛苦的,以至于某人在线进入美妙梦境,离线就不想再活了:他要永远消失在虚拟领域的无限性中,永远不再想同现实领域平庸的局限性打交道。这样的体验维持一段时间:从虚拟世界的失重状态返回尘世生活的万有引力场,带着类似于从太空返回的宇航员才熟悉的那些问题。有意识地限制虚拟才能对付自己,在虚拟时代也要对自己讲点实际,控制自己。
自我关系是其他关系的基础,它可能是现实的,也可能是虚拟的。此关系也不再是不言而喻之事。倘若自己长期从宗教、传统和习俗的预先给定值中确定自我关系,不得不适应预先给定值,但是内心又要压抑既定范围内的方方面面,于是由这相对的自由而产生新的内心撕裂:自我变成情感和思考两者的战场,情感认为这个对,思考认为那个对。为了抵挡内心矛盾解构性的混乱状态,个人会通过重构性的妥协谋求两者的和解,前提条件是要有自知之明,要集中自身的注意力和思想,尽可能知晓自己的身体、心灵和精神等方面的前景、能力和偏好——对此要坚信,也要知晓它们的不可能性、弱点和厌恶——对此要一一顾及。在此基础上才能给自己定位,描绘自己想要的轮廓,决定最重要关系、体验、观点和习惯,最终确定美的正面价值,生活便可以此为取向,从中汲取力量。自己对人生意义的体验源于内心联系的稳固,一旦内心联系解体,就觉得人生荒谬无意义了。
对自我关系而言,所有的关系形式可供使用,正面的、冷漠而负面的关系都从自爱开始。与两人间的爱情和友情相似,自我友善也提供很大的活动空间,而内心协作促致自己喜欢自己,关心自己,否则会对自己冷漠。一个人因冷漠而自身降格,生活就没有波澜,得过且过。内心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持续的内心撕裂,其结局是“拒绝自我”,将自己排斥在人生之外。为了找到对自己的正面关系,自信心不可或缺,自信便于“走出自我”和建立同他人的关系。遇到各种各样的关系麻烦时,用培植自我关系的办法重新强化自己。让他人免去同自己交往的负担,这是巧妙的自我交往。说到底,好的自我交往不可忍受的是缺乏同他人交往,自我交往不是在某些关系失败时出现,而应在某种关系中一再出现。为何总想建立同他人的关系呢?为何不先想到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