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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过多思考，爱情首先是一种被体验的东西，人们致力于更确切地理解何为爱情，以便更加有把握找到它。种种体验的描述往往用能量来比喻，即谈论一种波动的强度和种种汹涌而至又消逝得无影无踪的力量，那是点燃复又熄灭之火，熊熊燃烧又旋即止息的烈焰。能量运动初始是无意识的冲动，继而在有意识的情感中显现，一旦兴奋和冲动或者兴奋和冲动减弱不被理解时，就要对能量运动作出解释：在我内心以及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对方的每个表情和每句话表达什么，这对于我与对方的关系又意味着什么。
无极限的强烈感觉激励人们做无限丰富的解释。恰似能量永不枯竭一样，对于能量的解释也是没有边际的。可以说，爱情就是无终极的解释，独特的爱情阐释学、对能量运动的阐释艺术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不仅个人，而且各群体和各文化都维护和促进了这类阐释。爱情的能量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积蓄能量的情感引发阐释，而情感本身也变成被阐释的状态了。总之，是爱情本身在阐释爱情，比如我需要它时就见到爱情中的至善，爱情失意时就见到了爱情中的至恶。每一种后果都大大超出爱情本身：依据爱情能量增减的不同，人生和世界要么显得五彩缤纷，欢乐无限，要么显得灰暗悲怆；要么充满希望，要么毫无意义。在人的眼中，万物都会呈现不同的面貌。每次解释都要求真实，然而鉴于这解释的从属性和依赖性，爱情、生活和世界在任何时间都不可能被理解为最后的真实。
当人体验到爱情时，那么对洋溢情感的阐释与对过剩能量的阐释就是吻合的；当爱情消失，对爱情、生活和世界的阐释似乎已无活动余地：感觉和思想的宽度变窄，成了点状物，一种荒谬的情感于是蔓延开来。倘若此状态持续下去，便会滋生对人生的厌恶，不久前还相爱的人指责他心胸狭隘，扼杀人生意义。为了重新找到爱情，可以让情感与观念一起活动起来，相爱者可尝试用新的阐释寻找新的意义，释放新的能量，不可因爱情能量消退而让人生意义化为乌有。
对爱情的流行阐释是：彼此怀着强烈情感，持续保持一致，相互谅解，共同成长，双方都情愿克服困难，不质疑爱情关系，无论何种生活境遇都相互信赖。然而也有另外的阐释：习惯也属于爱情，甚至某时放弃情感和房事，漠视忠诚，保持个人更强的独立性，不怎么惧怕矛盾冲突，乐于达成妥协。当爱情的能量和意义最终缺失时，渴望爱情的游戏又从头开始。
事实清楚地表明，爱情还可做一百种不同的阐释，即便科学阐释也只是源源不断的阐释流中的瞬间罢了，科学地阐释爱情理念，将其当作决定情感的蓄能状态和决定思想的阐释运动，这也只是一种可能的阐释罢了。每种阐释鲜有个别的体验，大多是眼中的整体现象。
每种阐释的核心是某含蓄的爱情理念，初始只是模糊的理解而已，必须将此理念置于爱情概念中予以明确的阐释，这不单单是概念专家之事，也是当事人个人之事。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对其思考的经历体验，感觉到的渴望和担忧，秉持的观念和想象，依傍的理想和偶像，这些都属于进入这概念的入门途径（归纳法过程）。此后他们放弃这一长串的东西，“爱情”这个速记简略记号就已说明一切，就是说进入了概念。然后个人根据概念寻求体验，体验与他所理解的“爱情”相符（演绎法）。一方面，体验、感觉和观念必须进入概念，另一方面，概念导致体验、感觉和观念的产生。
我们不可以下断言，说现在还没有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爱情概念。再三思考自己的爱情观念，做概念解释，这倒也属于爱情艺术的应有之义：在我看来，肉体分担何种角色？情感起决定作用吗？那又是何种情感呢？思想甚至某种估算起作用吗？爱情是否意味着彼此全身心的奉献，或只共处到自己设定的目的已“达到”为止？当爱情概念有疑问——因为不再与体验、需求和观念相符，那么就需要赋予概念以新的词语，于是就产生另外的体验、需求和观念了。解释和新创词语是思考的对象物，自我对话更是同他人对话的对象物，即使不同概念不能取得一致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个人的理念和概念是与文化的理念和概念融合在一起的（赫尔穆特·库恩：《爱情》，1975）历史上凡是被阐释和理解为爱情的东西在当今都可找到；同样，当今又为未来的阐释和概念做了准备。所以，关于爱情的每次演讲都应对其他的理念和概念抱开放态度。
以此为前提，就可提出一种理念进而形成一种概念了。据此，爱情就是某人某物对某人某物的关系，出发点对目标点的关系，而在两者之间必然存在某个重要的东西，它以某种方式在起作用，而且不是瞬时作用。现在也许就涉及某种交际了，偶然的交际或目的明确的交际，比如目光的交接如果反复持续就有可能为形成某种关系提供基础。
两者之间具有决定作用的“某个重要东西”就是特色鲜明的字眼“关爱”，它以倾心和爱慕为其特点，所以爱情更精确的定义是：爱情是某人某物对某人某物关爱的关系。对他人的关爱与厌恶形成强烈反差。关爱具有各种强度等级，从简单的喜欢到无所顾忌的激情；关爱表现在各个层面，身体层面——眼神和姿态的转达，心灵方面——情绪和情感的转达，精神方面——思想和阐释的转达。就是说，关爱不单单存在于情感方面。个体超越了自己，眼中不光看到自己的身体，不光对自己的情感感兴趣，也不光琢磨自己的思想。他做这些事是自愿的，高兴的：从拉丁文liebenter
生出中古德语liebe
，所以，爱情也可理解为喜欢某人某物。它是那么激动人心，以至人会全身心投入对他人的关爱中，哪怕是有期限地“爱上”。关爱未得到回应，那就是“未回应的爱情”了，令人十分沮丧。在“爱上”和“未回应”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空间，可提供或多或少令人满足的爱情变体。
把爱情概念当成关爱关系去理解，这虽说明了一些问题，但言未尽意，反正没有浪漫主义爱情概念所指称的那样丰富，但也不像纯实际爱情关系那样含义贫乏。爱情作为关爱关系是对彼此分离者的吸引，从中产生两种危机，其一，彼此吸引可导致出发点和目的点两者接近甚至融合，没有相对的两极就不可能有爱情关系；与之相反的是致力于维持两极。浪漫主义者对两极的重要性很是看重，他们要通过具有张力的距离感来平衡太过亲近，适宜于做这种平衡的是恼怒、误解、伤害和失望，只要通过它们还能指望保持最低程度的关爱，那么它们就可成为爱情的要素。其二，彼此分离导致出发点和目的点分离，直到产生意见分歧。失去了彼此的联系，爱情也就不复存在。反之是致力于彼此亲近，加强关注对方，满怀爱心地谅解对方，给予对方快乐，这样就为爱情关系开发出新的能量和前景。爱情在关爱对方与离开对方、在两极化和“乘方”之间呼吸，与钟摆不断来回运动相似。它抛弃在彼此融合点静止下来的幻想，逃避厌恶的爱情：在彼此关爱和离开之间固定下来的爱情。
诚然，爱情关系的起始点历来是有争议的：谁和什么是真的起始点和关系的主体？在上述定义中一般都说“某人某物”，因为不清楚到底与何人何事相关。柏拉图著作所载苏格拉底和狄奥蒂玛首次对下列信念提出质疑：爱情对人的侵袭来自于一种外力，即来自于埃洛斯神。他们认为，个人不再是神的灵感的执行者，不对发生之事担责。在现代，下意识的情感接受了内部力量这个角色，这内部力量控制着有意识的人，它是现代主体者自主性中一个非同寻常的例外情形，平时这些人是喜欢自主的。在现实生活中，个人要决定，是否跟着情感走，至少要对情感有所影响，这样才能在某种情况下要么抑制要么利用情感冲击力，以走出自我，以表示对某人某物的兴趣并紧随某种魅力前行。如此说来，爱情就不光是某种情感，也是对某人某物关爱的自主选择。在此基础上也就产生了担忧，从担忧便可识辨出爱情来：为某人某物而担忧（胆怯的忧虑）；为某人某物而存在，总关注对方的利益（关怀的忧虑），还有前瞻性的考虑和态度，这不光是为了自己（预防性忧虑）。担忧的感觉和想法以及为他人敞开自我接替了主体功能，抛却一切本是爱情对立物的冷漠（哈里·G·法兰克福：《爱情的理由》，2004）。
那么，谁和什么是真的终点和爱情关系的客体呢？一般又说是“某人某物”，因为弄不清一个人真的爱谁或爱什么。他爱固定的他人他物，如果这个“他人”又是别的他人呢？这令人想起莎士比亚笔下罗密欧这个浪漫主义爱恋者的原始形象，他丢下罗萨琳突然爱起朱丽叶来。诺瓦利斯这个爱情浪漫主义者在索菲死后立即爱上尤丽叶，尽管涕泗滂沱。浪漫主义女士卡罗琳·米夏埃利斯通过结婚改换门庭，抛弃伯默尔，先后与施莱格尔和舍林结婚。爱情的起始点在现代社会进程中成倍增加，即使对施爱者而言，爱情总同被爱者的面孔和特性结合在一起。“爱情就如同你一样”，正如流行歌曲所唱，这是宫廷抒情诗的现代版。可是在爱情中似存在一种包罗万象的因素，否则，无与伦比的“真正爱情”要感染另一个人就不可想象。被爱的尽管是某人，但还有某物，亦即爱情本身，也还有自己，关爱他人对自己有好处。爱情和爱情的受者是两码事，但两者在“爱上了”的狂喜中和在爱情成熟的诸多幸福中合为一体。
将爱情同一个具体对象结合，这种需求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对象的真实性中爱情才最容易被体验到，尽管伴随真实会出现许多缺陷。个体在对象身上爱上他解释为爱情的东西以及爱上强烈征服他的东西，他体验到使其心灵翻江倒海的烈度。然而，解除爱情与具体对象的联系也并非没有意义，因为这样的爱情终结也不是爱情本身的终结，爱情并不总是针对人的。体验“人的非连续性”也就能体验爱情“超越人的连续性”，将这些尺度置于一个大的整体，人就不会老是突出自己的独特个性和老是要求对方。强调个性是现代文化的一个特点，这造成人们彼此不断强化的疏离和松散。格奥尔格·西美尔在1910年说，“独特个性无论如何还不是个人主义一锤定音的话语”（《现代个人主义》，2008）。在自由——“扮演”自我独特个性的自由——与渴望建立超越自我的关系之间的张力场建立并维护爱情关系，这毕竟还取决于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