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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爱情的渴望是爱情的开始，渴望与爱情相伴；接踵而至的是对另一种爱情和另一种生活的渴望。当爱情宣告结束，人们经历的爱情常常不是真实存在的爱情，而是缺失的爱情；人们因爱情而失望，因缺少爱情而渴望爱情。缺失导致饥饿，吃饱后人又不安起来。推动他们分分合合的乃一种能量，此能量的强度从渴望者与渴望而得的东西之间的张力中获取。渴望的取向不仅针对他人和离弃他人，也针对其他的生物、自然和地域，其形态有些像“思念远方”，从远方又返归“思念家乡”。对未来而言，渴望是“乌托邦”形式；对往昔而言是“乡愁”形式。不仅爱情、还有无数物质和非物质的、确定和不确定的事物激励人们产生渴望：衣服，美女，稳定的收入，自由，一套居室，宁静，汽车，安全，别墅，受呵护。人们渴望许多前景，又渴望看清现实，渴望此岸生活乃至世界和上帝——然后又离开。
渴望是内心活动，它增强就变为行动。模糊的渴望大多是具体的愿望、渴求和欲念的先导，它引导人们去寻求。内心感到一种律动，它自动产生，不由自主，未经思索，回避有意识的行为。它然后把自我从内心推出并超越自我，寻求与他人他物在各层面上的交往。人们在当下受局限的空间里会感到逼仄和匮乏，渴望却目标明确地感到未来的自由空间，感到彼处会有一种更好的别样的生活，伴随更多的幸福，更深的意义，更丰富的华美。渴望因为这种眼光而预先遣送感情，促使大脑朝彼处着想，好比寻找一套更漂亮的居室，它会使生活更美好。感觉到的和想到的渴望即便与既定之物相关，但又总是针对不确定、非现实和不受限制的东西，其主要原因是人们不能忍受既定的现存的和受限制的东西。
倘若没有渴望，那会怎样呢？人们将安于现状，满足于已有的事物，生活缺乏起决定作用的动力，人类历史将会是另一种发展。渴望的历史表明，人类的形成与渴望这一情感的出现是多么紧密相连：渴望伴随最先出现的意识和随之而来对有限性的恐惧而产生，它要超越任何的有限性，有限性即狭隘，人不要狭隘，于是引起恐惧和焦虑。渴望原本也许因某种偶然变化而产生，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成为动物人的成功模式了。如若没有渴望，人就不可能成其为“经验动物”（米歇尔·福柯：《谈话录》，1978）。人总想突入别的领域，探明新的前景。纵然在任何时代和任何文化里对人的理解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渴望总是一种不断出现的需要，亦即需要在感觉上、在思想里或在行动上抵达别样的存在。它关注远方的美好事物，犹如北斗星悬于人生天庭。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女诗人萨福就用希腊文吟咏过爱神埃洛斯对那至美之物的渴求。渴望恰似迷人之火在人类全部历史上闪耀，人类存则渴望存。
渴望的目标是超越此处，超越现存之物，超越所有现实的和有限性的东西，这使得渴望具有超验能力，拉丁文叫“越界”，表示超越某个界线，即渴望从现实的迈向可能的，不管是战胜某种压抑的现实或沉湎于对所有可能之物的激情。渴望无论指向什么，它总是一种本体追求，从存在的一个层面到另一层面，从真实的有限层面到可能的无限层面。这种追求将渴望分为忧伤渴望和爱情渴望，同样寻求超越现实的狭隘和有限。渴望，忧伤，爱情：这只是乞求上帝的另一种说法罢了，上帝乃可能维度和无限维度的化身。公元四至五世纪，奥古斯丁在其著作《忏悔录》第十卷末尾提到，渴望如何占据他的心灵，如何将他从现实吸引至无限，同时提到他如何忧伤，因为他总是坠落到现实中：“此处我能生存，但不愿生存；彼处我欲生存，却不能生存”。在渴望中，生活无法安宁，所以，基督教神学不是把渴望、而是把宁静的希望——以纯粹观望可能之事为满足——加到最重要的名曰信仰和爱的超验能力中。
另一时代的渴望似乎更受欢迎，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意义，浪漫主义运动关注的是：渴望是最超卓的浪漫情愫，没有渴望就没有浪漫主义。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的滥觞，许多国家的浪漫主义者把渴望变为他们的纲领，并悉心予以维护和强化。他们坚信，“思想找不到比渴望更高的东西了”（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路清德》，1799）。贝蒂娜·冯·阿尔尼姆（娘家姓布伦塔诺）那无法抑制的渴望代表着“渴望总是有理”（《选集》，2007）。浪漫主义竭力进入无限，以此同试图撤回世俗和有限对抗，尤其是诺瓦利斯做如是梦想。在那个本欲摈弃向往彼岸视野的时代之初，浪漫主义者在此岸引爆了通往超验之路的障碍，以世俗方式重新获取超越，个体和社会所梦想的另一种生活远远超越此时此地的现存环境。渴望乃浪漫主义媒介，“以美学手段推动宗教继续发展”（吕迪格尔·萨弗朗斯基：《浪漫主义》，2007）这个世俗化的宗教信仰炸毁了稳固的超验的三位一体神祇的统治。当个体和社会的生活过于狭窄和受局限时，许多人除了相信渴望之外，认为在忧伤、梦和幻景之外还存在一种超验的原始能力，类似于心醉神迷，这大概就是宗教信仰的原始形态了。
浪漫主义者将强化的渴望理解为对现代社会的批评，他们对现代化的进程贡献颇多，所以，浪漫主义并非在“反现代”中产生，倒不如说它激励个人和社会寻求新事物，由此促进现代解放运动，以摆脱宗教、传统、习俗和人性的束缚。渴望成了人的自由化身，没有什么东西必须保持它的原样，让一切都运动起来，这无疑推动了现代科学、技术、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科学受渴望的刺激，认清并突破各种关系，凭借已获取的知识发明各种技术，让许多人征服自然的渴望得以满足，比如用飞机和汽车可以做无限运动，用火箭甚至可征服行星间的界限。在政治领域，无终极的改革和革命可催生人们渴望的“最佳世界”。而经济界不断提供新产品，以点燃消费者的欲望（埃娃·伊卢兹：《浪漫主义的消费》，1997；沃尔夫冈·乌尔里希：《占有欲》，2006）。
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渴望激励着现代的进步和不断向前运动——然而总是被规律性的反向运动所打断，反向运动束缚向前的渴望，每次摆脱宗教、传统、习俗和人性的桎梏又重新渴望它们的恢复。浪漫主义渴望着摆脱现实，转而对逝去现实产生渴望，然后再征服这几乎看不见的现实。从摆脱狭隘回归狭隘，从出世再到入世。在政治领域，浪漫主义也开启相互矛盾的视角，一种是“空想”渴望，即渴望新的、完美的境域，另一种是“思乡”渴望，即渴望恢复旧的现实境域，继之又渴望前者。这种持续的相反的极端化使生活动荡不安，永无消停之日。在来回波动中产生演变，乃一种几乎看不见的过渡，即从丑陋的现在过渡到美好的未来。1805年，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在《颂歌》草稿中赋予浪漫主义两种诉求——姑且不说在强化与极端化之间给浪漫主义造成进退无据的窘境——以贴切表达：“渴望/总是/进入无拘无束/然而许多东西/又被保留”。
强烈的渴望超越有限的现实，开启种种可能的无限领域，这使得回归现实变得十分困难——渴望只有在现实中方可实现。人们在超验地体验种种无限性后，就会感到由现实有限性造成的痛苦。所以，渴望无论未遂还是成功，紧随其后的都是失望，因为成功的追求变换了本体层面，从而封闭了无限的视野。渴望爱情就是真正体验另一个人的爱情，未久，又感到有限性的局限了。满怀渴望地期待，终于，被爱的人具有完美的形象，包括令人向往的个性，丰富的内涵，美好的前途，神圣的体貌，还有声音、气味、表情和善意，但真实交往后又使人明白，被爱者的完美形象只是有限的现实罢了，带有常见的缺陷和弊端。尽管那人同我一样，内心潜藏种种可能性前景，也许它们会慢慢得到发展，但这个想法却远离现在这一时刻，丝毫改变不了对业已实现的东西的失望。我把这归咎于被渴望的客体，他“样样落空”，要么归咎自己，因为我被不中用的客体“欺骗”了，却很少承认自己被局限在自身的现实中。对此谁都没有责任，这事的发生并非偶然，也非恶意，而是必然，因为本体和存在的逻辑都希望如此，都坚持可能性和现实性存在着差异的观点。任何现实都是有限的、受局限的。
过度的渴望随着渴望的实现便失去意义，即目的论意义。渴望针对有望实现的目标，促成强烈的意义关联，渴望者追求目标愈强烈，当目标实现就愈痛苦，原因是意义的缺失，渴望得到的东西顿显空虚，毫无生机。被渴望的东西是伟大的，一旦达到，它就被藐视了，达到了就不可能真正伟大。浪漫主义的渴望面临最大的危险是现实，因为现实使存在受质疑，故此，浪漫主义者宁肯不预期实现什么，也不对实现做任何准备。实现只能暂时维持，不可能维持长久。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渴望为何永不止息的原因所在了。而漫无目的之渴望以及葡萄牙语中的“乡愁”——在葡萄牙民歌里可以听到，它不需要实现——则怀有不可实现的痛苦，从内心深处“拒绝人们称之为现实的东西”（爱德华多·洛伦索：《乡愁的神话》，2001）。渴望层出不穷地发生，自己总是渴望别样的人和事，这在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象征是那朵“蓝花”。当渴望以及渴望的东西实现之时，人就产生幸福感；当渴望的东西没有得到，或得到了又认为存在缺陷，人就绝望。
在渴望引起痛苦的同时，渴望者仍沉湎于诱惑性的欢乐中，他给自己尽情描绘那些使任何现实都黯然失色的可能性前景。随着内心活动的蔓延，他会将这种渴望当成伟大的情感加以体验，它超越人们日常的那些情感范围，诸如狂热的欢悦，冷酷的愠怒，异常的惊诧，庄严的崇高，惨痛的失望，深切的伤感。凡狭隘的日常生活所缺的，都被投射到可能性的广阔领域，自己死活要把获取缺少之物当作人生取向。没有渴望，人生就没有张力，生活就千篇一律；怀着强烈渴望，自我就倏然变小，因为觉得内心伟大，张力无限。渴望者渴望无度就势必痛苦，歌德的诗句（《迷娘之歌》，后收入其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由弗朗兹·舒伯特谱曲，成了变化无常的浪漫主义的词语：“只有懂得渴望的人/才知我的痛苦！”反之，很少渴望的人也因渴望的缺失而痛苦。痛苦的怪圈是：过度渴望之痛，缺失渴望之痛，渴望未遂之痛，渴望实现之痛。纵然现代社会企盼摆脱一切痛苦，一味耽于欢乐，但浪漫主义者仍旧担心，人不可能逃避痛苦。
当实现或未实现渴望而生伤感，而伤感又无终极时，因渴望致病就再自然不过了。这病只有通过实现渴望才能治愈，不过随着实现又会开始新的渴望。现实性与可能性二者之间的张力是创造的源泉，张力过分就成破坏力了。本体的误解对此也难辞其咎，这误解指的就是相信现实性与可能性的差异可以被消除，生存的局限可以得到克服。疾病可能有多种病因：遗传基因，童年所受的影响，个人的易受干扰性，社会环境，疾病媒介，习惯以及随之产生的神经变化。可能兼有拘泥于概念并唤起相应情感的原因：自己决意融合在另一个被主观臆测为“真正生活”的人身上，所谓“真正生活”，无非是把它想象为持续的刺激和兴奋、超然无我的狂热境界，在文化领域，它被归入彼岸世界，而在现代社会，又回归此岸世界的个人领域，但它终究是不可实现的，于是责怪现实，认为披上“另一个意识层面”光辉的现实非常可疑，与渴望得到的生活根本不相契合。
也许，所有的疾病都源于渴望（维尔纳·格罗斯：《每种疾病后面都隐藏着某种渴望》，2002）。无论如何，疾病是渴望的另一面，属于浪漫主义的“黑暗面”。渴望的所有组成部分可能都存在疑问：动因、目的以及达到目的的手段。克服现实存在的干扰，即使不可能，但也会成为动因。即使对欢乐的理解有问题；但充溢快乐的美好情愫也会成为目的；至于实现目的的手段，目的愈“神圣”，采用的手段就愈无所顾忌，也不排除采用暴力手段。比如为了获得渴望的爱情，采用的手段很可能卑鄙无耻。通常，爱情的渴望总有实现之时，但很快会出现持续的失爱状态，疾病也接踵而至。在实现渴望的道路上，似乎一切障碍都可克服，然而疾病在人的内心镌刻上绝望的烙印，体验着生存的严酷，可是浪漫主义者对此种生存毫无思想准备，于是，解脱性的死亡就成了最终目的，以结束永远无法实现的状况，直接进入那似乎是真正生活的太虚幻境。
尽管疾病危害极大，渴望仍旧不可放弃：人类生存需要人释放能量，需要人开拓前景。为摆脱疾病，人需要一种明确的度日意识，首先应正视现实性与可能性的差异不可消除，接受差异便可促成渴望的适度，排除期许无度的压力。有限度的期许加有限度的实现，这样的生活才会美好。关键在于自己，在对渴望之事做理想化设想时，要明白任何理想化均难臻完美，个人应以此为满足：不要力图实现没有缺点的可能性事物。每次实现均受现时生活条件的制约，并非一切可能性都可实现。所有的生活都在向各种可能性告别，过往的生活际遇是这样，重新开始的渴望也是这样。
渴望本身是不可支配的，可支配的是对渴望的态度：要么听从不由自主产生的渴望，要么让渴望落空，要么关注渴望针对的目的，要么就摈弃目的。相爱者可以刺激对对方的渴望，比如通过短时分离，也可以通过尽量满足使渴望达到巅峰状态，然后再从头开始。如此这般，渴望得以自由呼吸，使之更具活力，它是可呼吸爱情的一个方面。说到渴望的适度，绝不是反对极端的没有渴望的实际生活和只为渴望的极端的浪漫主义生活，只要“极端”与本人的生活态度相适应即可，也可以把渴望分级，体验渴望的等级刻度，最适宜的做法是“削峰填谷”，即消除浪漫主义的过度渴望，以填补实际的低度渴望。一种间或出现并可暂时得到满足的渴望，另一种超越自我生活和时代、且不计及实现与否的渴望，此二者的尺度也是可以自由呼吸的，人人均可选择优先权，使渴望控制在某个尺度内，以开启生活视野，强化生活张力，又不致对自己和别人的生活造成毁灭性打击。这样的结果不独对个人、而且对文化领域也很重要，因为它反作用于时代：适度的渴望也会对主张绝对渴望的现代社会起适度控制的作用。
倘若涉及的是爱情，渴望真的能控制在适度范围吗？明白这个任务的艰巨性也就明白失败在所难免。现代社会受浪漫情调的鼓舞，渴望获取伟大的爱情，这爱情应排除一切使情感弱化的平庸，也应排除被浪漫主义弃绝的实用主义。相爱者将自己的一生献给这伟大而纯洁的爱情，一生全部被对方占有。可是，当这爱情实现之时，相爱者的体验与其想象并不完全相符。想象和体验都深深打上个人的烙印，但实际上它们是包藏在一种文化史中，浪漫主义爱情只是文化史上一个阶段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