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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七点电话铃响了。
我从一场噩梦的沟底慢慢地游了回来。我镜子里已经塞了一份杰·西拍来的电报，说我不必着急去上班，休息一天，等完全康复后再说，她对蟹肉感到非常的遗憾，所以我真无法想象谁会来电话呢。
我伸手将电话拿来放在枕头上，将话筒夹在肩胛骨上，肩头顶着听筒。
“喂？”
一位男子的声音，“是埃丝特·格林伍德小姐吗？”我想我辨认出了一点隐隐约约的外国口音。
“当然是啦，”我说。
“我是康士坦丁——”
最后的姓我简直没法听清，充满了S和K的声音。我不认识任何一个叫康士坦丁的人，但是我不忍心这么说。
我后来突然想起威拉德夫人和她那同声译员。
“当然啦，当然啦！”我惊呼道，霍地坐起，两只手紧紧抓住话筒。
我永远不会想到威拉德夫人会给我介绍个叫康士坦丁的人。
我收集姓名有趣的男人。我已经认识个叫苏格拉底的人。个儿颀长，丑陋，聪颖，是好莱坞一个很有名望的希腊电影导演的儿子，却是个天主教徒，这就破坏了我们的友谊。除苏格拉底之外，我还认识个在波士顿商业管理学校学习的名叫阿提拉的白俄。
我渐渐明白康士坦丁正设法跟我在那天晚些时候定个约会。
“今天下午您愿意看看联合国大厦吗？”
“我现在就能看见，”我告诉他，响起一阵有点歇斯底里的咯咯笑声。
他似乎有点窘迫。
“我从窗户就能看见。”我想也许我的英语对于他来说有点儿太快。
一阵静默。
他然后说道，“也许您愿意去吃顿便饭吧。”
我觉察到了威拉德夫人喜欢用的词汇，心一下子沉了下去。威拉德夫人总是请人吃顿便饭。我记得这人刚来美国时曾在威拉德夫人家做客——威拉德夫人有这么一种安排：你向外国人敞开屋子，当你到外国时，他们也向你敞开屋子。
我现在非常清晰地看出威拉德夫人这次只是把向她敞开的俄国屋子换成了我的纽约便饭。
“好吧，吃顿便饭吧，”我僵硬地说。“您什么时候来？”
“我大约两点钟在车里给您打电话。亚玛逊旅店，是不是？”
“是的。”
“啊，我知道在哪儿。”
有那么一会儿工夫我想他口气之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意味，然后我又揣摩有些住在亚玛逊旅店的姑娘在联合国当秘书，也许他有次带她们中的一个出去过。我让他先挂上电话，然后我挂上，背靠在枕头上，感到很沮丧。
我又在那儿描摹一幅一位男子跟我一见钟情的富有魅力的图景，而这种钟情总是由一些枯燥乏味的无聊事儿燃起来的。一本正经地去游览一次联合国，然后是夹心面包！
我竭力使自己振作起来。
也许威拉德夫人的同声译员是个矮小、丑陋的人，我也会像瞧不起巴迪·威拉德一样瞧不起他。这一想法给我以某种快意。因为我真的蔑视巴迪·威拉德，虽然人们仍然认为他一出肺结核病院，我就会跟他结婚，但我自己明白即使地球上只剩下他一个男人，我也绝不会嫁给他。
巴迪·威拉德是一个虚伪的人。
当然啦，我不是一开始就知道他是个伪君子。我曾经以为他是我见到过的最美妙的青年。甚至在他真正留意我之前，我从远处爱慕了他整整五年，当我后来一仍爱慕他而他也已开始留意、关注我时，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当他越来越热恋起我来，我却于偶然之中发现他的伪善，现在他希望我嫁给他，而我却对他厌恶至极了。
糟糕的是我不能对他直陈我的看法，因为我正想那么做时，他已经染上了肺结核，现在我只能跟他逢场作戏，直到他痊愈，我才能向他披露那份不加矫饰的真情。
我决定不下楼到自助食堂吃早餐，因为那样就要穿戴得整整齐齐。在床上闲躺了一早晨，打扮起来去吃顿饭有什么意思？我想，我可以给楼底打个电话，请他们给我房间送顿早餐来，但那样的话我就要给送早餐来的侍者小费，可我从来不知道该给多少小费。在纽约要给小费，真叫我伤透了脑筋。
当我刚来亚玛逊旅店时，一个矮小、秃顶、穿侍者礼服的人帮着把我的衣箱拎进电梯，为我打开房门。当然啦，我一下子奔到窗户前，瞧瞧景色。不一会儿，我发觉这侍者一会儿打开洗脸池的热水龙头，一会儿拧开冷水龙头，说“这是热水龙头，这是冷水龙头”，开上无线电，告诉我所有纽约电台的名称，我开始感到局促不安起来，我背对着他，用坚决的口吻说，“感谢您给我提来衣箱。”
“感谢您感谢您感谢您。哈！”他用一种可憎的、冷嘲热讽的语气说，还没等我转过身来瞧瞧他到底怎么回事，他已经走了，粗鲁地把门砰然摔上。
后来，当我把他这种奇异的行为告诉多琳时，她说，“你这傻蛋，他要小费。”
我问她该给多少，她说至少得二角五分钱，要是手提箱很沉，得三角五分。其实我完全可以自个儿把衣箱拎进卧房的，只是侍者显得太殷勤了，我才让他提的。我还以为那种服务费用全包括在旅店房钱里呢。
我腻味因为别人为我做我完全可以自己干的活儿付钱，这使我不安。
多琳说小费一般是百分之十，但是我不知怎么搞的总没有恰好的零钱，要是我给别人半美元，说“给你一角五小费，请找我三角五”，我会觉得太傻样了。
我在纽约第一次搭乘出租汽车，我给司机一角钱的小费，车费是一美元，所以我想一角正是百分之十，我带着一丝微笑，以一种得意洋洋的样子给了司机一枚一角银币。但是，他却把它放在手心上，目不转睛地瞧呀，瞧呀，当我步下汽车，心想别错给了一枚加拿大银币时，他开始高声嚷嚷，“夫人，我也得像你，像所有的人那样活命呀，”这把我吓得失魂落魄，不由奔跑起来。我很幸运，他的车被挡在红灯前了，要不他会开着车跟着我，用那种令人难堪的方式瞎嚷嚷。
我问多琳这是怎么回事儿，她说也许自她上次到纽约之后，付小费的百分比从百分之十涨到百分之十五了。也许是因为上涨，也许那个汽车司机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我伸手去拿《妇女之一日》寄来的书。
当我打开书时，一张卡片掉落下来。卡片的正面画着一只长卷毛狗，穿着件鲜花图案的睡衣短外套，蹲在狗篮里，一张忧郁的脸，卡片里面这只长卷毛狗，带着一丝微笑，躺在篮里熟睡了，身上盖着刺绣样品，上面写着“好好休息，康复如初”。在卡片的底部有人用紫墨水书写道：“您的《妇女之一日》所有的朋友们敬祝您早日康复！”
我一篇小说一篇小说地翻阅，最后读到一篇关于无花果树的小说。
无花果树长在一个犹太男人的家和女修道院之间的绿茵茵的草地上，犹太男子和一位漂亮的、黧黑的修女经常在无花果树下会面，摘成熟了的无花果。有一天，他们瞧见树枝间的鸟巢里正在孵鸟蛋，当他们瞅着小鸟破壳而出时，两人的手背触碰了一下，从此之后，修女再也不同犹太男子一起来采撷无花果了，换了个长得很丑的、信奉天主教的厨娘，她摘完无花果之后，每每要数犹太男子采摘的无花果的数目，绝不让他采的比她多，犹太男子气愤极了。
我想这是一个可爱的故事，特别是描述冬日白雪下的无花果树和春天无花果树挂满了翠绿的果实那一部分。读到最后一页，我心中充满了一种憾意。我真想像人们爬过栅栏那样从这些油印的黑色的字里行间钻过去，去安躺在那棵美丽的、偌大的、碧绿的无花果树底下。
我想巴迪·威拉德和我犹如那犹太男子和修女，当然啦，虽然我们并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天主教徒，我们是唯一神教派教徒。我们曾经在我们自己想象的无花果树下会面，我们所见的并不是一只小鸟破蛋而出，而是一个女人生孩子，然后我们之间发生了些可怕的芥蒂，我们分道扬镳了。
当我躺在那雪白的旅馆床褥之中，感到孤独而孱弱时，我想象我正在阿迪龙达克山里的疗养院里，我感觉自己真是可鄙极了。巴迪在他给我的书写的信函中不断地告诉我他正在阅读一位也是医师的诗人写的诗歌，他发现一位有名望的、业已谢世的俄国短篇小说作家原来也是位医生，所以，也许医生和作家是相通的。
他现在所唱的调门跟我们认识两年来他所唱的迥然不同了。我记得有一天他对我微微笑一下，说，“你知道诗是什么吗，埃丝特？”
“不知道，是什么呢？”我问。
“尘土。”他因为想到这而显得那么趾高气扬，我只是呆视着他那金色的头发和蓝蓝的眼睛，他洁白的皓齿——他的牙齿很长、很坚硬、很白——说，“我想是的。”
整整一年之后，置身于纽约，我才终于颖悟到对那句话的回答该是什么。
我花费很多时间跟巴迪·威拉德进行想象中的对话。他比我年长几岁，有很强的科学思维，所以他总是能自圆其说的。跟他待在一起，我不得不竭力保护自己。
这些心中想象的对话每每重复我和巴迪曾经进行过的对话的开头部分，只是结束时，不再是傻坐在那儿，说一声“我想是的”，而是尖锐地反驳他。
眼下，我仰躺在床上，想象巴迪说：“你知道诗是什么吗，埃丝特？”
“不知道，是什么呢？”我会问道。
“尘土。”
正当他脸上挂着笑影，开始显出一副骄矜的神气时，我便说，“你解剖的尸体才是尘土。你以为你在治疗的人们才是尘土。他们是尘土，正如尘土是尘土一样。我认为，一首好诗比一百个这样的人加在一起还要存在更长的时间。”
当然啦，巴迪是不愿意听到这样的回答的，因为我所说的是真的。人们不过是由尘埃组成的，我看不出来给那些尘土治病会比写人们将铭记在心，当他们不幸、百病缠身或无法入寐时将独自吟诵的诗句要好多少。
我的问题是我把巴迪·威拉德对我说的一切都当做了真理。我仍然记得他亲吻我的那第一个夜晚。那发生在耶鲁大学低年级生舞会之后。
很奇特，巴迪要我参加那次舞会的方式奇特极了。
一个圣诞假日，他突然来到我的寓所，穿一件厚实的雪白圆领球衫，瞧上去别提有多英俊了，我不由的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他对我说：“我也许有一天会顺便到学院里去瞧瞧你，好吗？”
我愕然了。当我们两人从学院回家，我只是在星期日教堂里看见巴迪，而且隔得很远，我简直不明白他怎么会起念走那么远的路来瞧我——他说，他跑了两英里，作为越野训练，从他家跑到我家来。
当然啦，我们的母亲是好朋友。她们一起上学，然后跟她们的教授结婚，住在同一座镇上，但是巴迪总是不在家，不是秋天在预备学校得了份奖学金，便是夏天到蒙大拿去消灭松树病害挣点儿钱，所以，即使我们的母亲是老同学也没帮多少忙。
这次的突然来访之后，我便一直没有听到巴迪的任何音讯，直到三月初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六上午。我在学院寝室里起了床，正在复习隐士彼特和穷光蛋华特的故事
，准备星期一有关十字军的历史考试，这时过道里的电话响了。
同学们一般轮流去接过道里的电话，但因为这一楼层全是三年级生，只有我一个人是二年级生，她们大部分时间都让我去接电话。我等了一分钟，瞧瞧会有谁先于我去接。后来，我捉摸也许人们都在玩壁球，或者周末出游了，所以我就去接了。
“是你吗，埃丝特？”楼下值班的姑娘问道，我说是的，她便开口道，“有个男人要见你。”
听见这，我着实有点惊讶，因为那年人家介绍我认识的男朋友，没有一个人第二次再约我会面的。我运气很糟糕。我腻味每星期六晚上，手心湿漉漉的，怀着好奇心走下楼去，一个什么高年级生介绍我认识她姨的最好朋友的儿子，却见个脸色苍白、蘑菇形的小子，不是招风耳朵，就是龅牙，或者腿形丑陋得要命。我想那些人配不上我。我毕竟并非残疾。我只是太拼命用功，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刹车罢了。
得，我梳一下头发，嘴唇上再抹上点唇膏，拿上本历史书——这样，要是遇上个什么可怕的人物，我就可以说我要去图书馆——走下楼去，只见巴迪·威拉德背靠在邮件桌上，卡其拉链夹克衫，粗蓝布裤，磨破的灰橡胶底帆布鞋，正冲着我微微笑着。
“我只是顺便来向你问声好，”他说。
我想，他不辞劳苦从耶鲁大学赶来，甚至为了省钱搭了辆便车，只是为了问声好，真是太怪异了。
“哈啰，”我说。“让我们到外面去门廊里坐一会儿。”
我想到外面门廊里去，因为值班的姑娘是个爱管闲事的高年级生，怀着极大的好奇正瞧着我。很显然，她认为巴迪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抉择。
我们挨着坐在两把柳条摇椅里。阳光明丽，没有风，有点儿热。
“我呆不了几分钟，”巴迪说。
“哦，待在这儿吃午饭吧，”我说。
“哦，不行。我是跟琼到这儿来参加二年级舞会的。”
我觉得我简直是头号傻蛋。
“琼怎么样？”我冷冷地问。
琼·吉琳是个同乡，也在我们的教堂做礼拜，在学院里比我高一年级。她可是个大红人——班长，主修物理，学院曲棍球冠军。她那直瞪瞪的、卵石色的眼睛，她那幽幽发光的墓碑般的牙齿，她那带有喘息的声音，总是叫我感到不安。她还像匹马一般壮实、硕大，我心里开始想巴迪的趣味太卑下了。
“哦，琼，”他说。“她两个月之前就邀请我参加这次舞会，她妈探问我妈我能不能带上她，我有什么办法呢？”
“得了，既然你不想，你干吗要带上她呢？”我不怀好意地问道。
“哦，我喜欢琼。你在她身上花不花钱，她从来不放在心上，而且她喜欢户外活动。上次她到耶鲁来参加寝室周末旅游，我们骑车去东洛克，她是唯一一位我不用帮着推车爬山坡的姑娘。琼挺好。”
妒忌叫我发出一阵阵冷颤。我从没去过耶鲁，耶鲁是我寝室楼里的高年级生喜欢去度周末的地方。我决意不对巴迪·威拉德指望任何东西。如果你对一个人已经毫无指望，你也就永远不会失望。
“那你最好去找琼吧，”我用一种就事论事的口吻说。“我有个朋友随时可能来找我，他不会乐意我跟你坐在一起的。”
“一个朋友？”巴迪瞧上去有点惊讶。“谁？”
“两个人，”我说，“隐士彼特和穷光蛋华特。”
巴迪没有说什么，所以我说，“这是绰号。”
然后，我又补充道，“他们从达特默思学院来。”
我猜想巴迪从来不读历史，因为他瞠目结舌了。他霍地从柳条摇椅上跳起来，毫无必要地将柳条摇椅猛地推了一下。他在我膝头上放了一封印有耶鲁大学标章的、浅蓝色的信。
“这封信我想如你不在给你留下的。信里有个问题，你可以通过邮件回答我。我眼下不想问你。”
巴迪走后，我打开信。这是一封邀请我参加耶鲁大学低年级舞会的信。
我愕然，不由发出几声呐喊，冲进宿舍楼叫着：“我去，我去，我去。”我猛一下子从门廊的璀璨的阳光中走进去，那儿似乎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瞧不见。我发现我把那值班的高年级生拥抱起来。当她听说我要去参加耶鲁大学低年级舞会，她以一种惊讶、尊敬的神色对待我。
奇怪极了，自那之后，宿舍楼里的情景发生了变化。同层楼的高年级生开始跟我说话，时不时主动地去接电话，再也没有人在我寝室外面大声嚷嚷，说有人埋头书本把黄金般的大学时光白白浪费掉了。
嗯，在低年级舞会上，巴迪自始至终像待一位朋友或表妹一般对待我。
跳舞时，我们相互之间一直隔得很远，直到演奏《友谊地久天长》时，他突然把下颏枕在我头上，似乎他疲惫不堪了。然后，在漆黑之中，顶着阴冷的、午夜三点的寒风，我们缓缓地徒步走五英里路到我过夜的屋子，我睡在起居室的长沙发上，长沙发很短，这儿一夜才花五角，而其他备有床褥的旅店却要两美元。
我感到沉闷、乏味，心中充满了破碎的幻梦。
我曾经幻想过那个周末巴迪会爱上我，从今往后，这一年的星期六晚上，我不必再担心该干什么了。当我们快走近那栋屋子时，巴迪说，“让我们到化学实验室去。”
我吓了一跳。“化学实验室？”
“是的。”巴迪来抓我的手。“化学实验室后面可以见到一幅很美的景色。”
当然，化学实验室后面有一片山坡地，从那儿你可以看到纽黑文几栋房子的点点灯光。
我站在那儿佯装在饱览风景。而巴迪在粗糙的地面上竭力找个能站稳脚跟的地方。当他亲吻我时，我张着眼睛，使劲记住屋宇灯光之间的距离，永远不要忘记这一幕。
巴迪终于往后退了一步。“啊唷！”
“啊唷什么？”我问，不禁愕然。那是个干巴巴的、毫无激情的淡淡一吻，我记得我当时心想在凛冽的寒风中走五英里两人嘴唇都皲裂，真是太糟糕了。
“啊唷，吻你一下让我感觉妙极了。”
因为谦虚，我什么也没说。
“我猜想你一定跟许多男朋友到外面去玩吧，”巴迪然后说。
“嗯，我想是的。”我想这一年我准每个星期都跟个不同的男友出去玩了。
“嗯，我还需要学习许多东西。”
“我也是，”我急急地插进来。“我毕竟得保住我的奖学金。”
“不管怎么样，我想我还是可以设法每隔两个星期抽一个周末来看你的。”
“好极了。”我差不多快要晕厥过去，想回学院想得要命，把这一切告诉每一个人。
在屋子的台阶前，巴迪又吻了我一次。第二年秋天，当他申请到医学院奖学金，我去医学院而不是去耶鲁看他时，在那里我终于发现这些年他怎么愚弄了我，他是一个怎样的伪君子。
这是在我见到一个婴孩降生的那一天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