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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在杰·西的办公室成功地逃避化学课会在我心头闪现。
从她开始跟我谈话到结束，我一直能看见曼兹先生站在杰·西脑袋后面虚无飘渺的空中，就像从帽子里变戏法变出来的什么玩意儿，在复活节的前一天手中拿着小木球和试管，从试管里冒出一股巨大的黄烟，散发出一种臭鸡蛋的味儿，把姑娘们和曼兹先生逗得哈哈大笑。
我觉得我对不起曼兹先生。我真想匍匐在他面前，因为我是这么个可怕的骗子而请求他宽宥。
杰·西递给我一摞小说原稿，跟我讲话时语气温和得多了。之后一上午我就读小说，在粉红色办公室备忘录便笺上用打字机打下我的意见，送到贝特西的编辑室，第二天贝特西便可以读到。杰·西时不时打断我，给我点有关实际知识的指导或者聊点闲话。
杰·西那天要跟两位名作家共进午餐，一位是男作家，一位是女作家。男作家刚卖给《纽约客》六篇短篇小说，给杰·西六篇。这使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不知道杂志社一下子竟然买下六篇之多，而且一想到六篇小说可能获得的稿费，我不由瞠目结舌。杰·西说在午餐会上她必须得十分谨慎小心，因为那位女作家也写短篇小说，但是从未在《纽约客》上发表过作品，杰·西在五年之中仅仅用了一篇她的作品。杰·西必须在吹捧较有名望的男作家的同时谨言慎行别伤害名气稍逊的女作家的自尊。
当杰·西那法式挂墙钟里的小天使扑扇翅膀，将细小的镀金的喇叭塞进嘴里，滴滴答答吹响十二声时，杰·西对我说这一天活干的够多的了，去参加《妇女之一日》组织的游览活动、宴会和电影首映式吧，第二天清晨当她早早见到我时，我一定会充满活力的。
然后，她赶忙在淡紫色衬衣外面套上一件罩衫，脑袋上顶上一顶仿紫丁香花的帽子，在鼻子上敷了一会儿脂粉，将深度的近视眼镜扶了扶。她瞧上去很可怕，但却有一股睿智之气。离开办公室时，她用一只戴着淡紫色手套的手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别让这邪恶的城市把你弄垮。”
我默默地在转椅里坐了几分钟，想着杰·西。我竭力想象要是我是个名叫埃·其的颇有名声的编辑，办公室里摆满了盆栽的橡胶植物和非洲紫罗兰，我秘书不得不每天早晨浇水，那将会是个什么样子。我希望要是我有个像杰·西那样的妈妈就好了。那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该怎么干。
我自己的妈妈对我帮助甚微。自从父亲逝世后，妈妈一直以教授速记和打字抚养我们，但私下里她怨恨这工作，因我父亲生前从不相信人寿保险掮客，撒手闭眼时没留下一点儿钱而怨恨他。她老是对我唠叨毕业后去学速记，这样我就不仅会有一张大学文凭，还有一技之长。“甚至使徒还会制造帐篷呢，”她会说。“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得活下去。”
《妇女之一日》的女侍者将洗指钵放在我吃完的两个冰淇淋碟的地方，我将手指放进洗指钵暖融融的水中。然后，我用仍然十分干净的餐巾仔细地擦洗每一根手指。我折好布餐巾，将它放在我嘴唇之间，精确地将嘴唇贴上去。当我把餐巾放回餐桌，餐巾中央便有一个像小小的心一样的、朦朦胧胧的粉红色的樱唇形。
于是我想起我走过了一条多么漫长的道路。
我第一次瞧见洗指钵是在我的女恩人家里。助学金办公室那位爱笑的、满脸雀斑的妇女对我说，要是资助你奖学金的那位恩人还活在世上，就要给那人写信，表示感激之情；这是我们学院的习俗。
资助我奖学金的是一位名叫菲洛梅娜·吉尼亚的十分富有的小说家，她本世纪初曾经就读于我所在的这一学院，和贝蒂·戴维斯
合作，将她的处女作改编成一部无声电影和一部至今还在播放的广播连续剧；原来她仍然活着，住在离我祖父乡村俱乐部不远的一栋大宅第里。
所以，我用炭黑笔在一张灰色的、天头红色压花套印学院院名的信笺上给菲洛梅娜·吉尼亚写了一封长信。我告诉她我骑自行车到山间漫游，我瞧见的秋叶是怎样的一幅美景，和不得不住在家里、挤公共汽车赶着上市立学院相比较起来，寄住在校园学生宿舍里有多美妙，知识如何在我面前展示一个又一个新的天地，也许有朝一日我也能像她一样创作出一部伟大的作品。
我在镇图书馆读过吉尼亚夫人的一部作品——学院图书馆为了某种理由不收藏她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从头到尾充斥了长长的、犹豫不定的问句：“埃弗林会发觉格莱迪斯过去认识罗杰吗？海克特焦躁不安地寻思。”“当唐纳德听说罗尔摩帕夫人跟一个名叫埃尔丝的孩子一起藏匿在一座僻远的农庄里时，他怎么还可能娶她为妻呢？格利塞尔达要回她那凄凉的、沐浴在月华下的枕头。”这些书籍给菲洛梅娜·吉尼亚——她后来告诉我她在学院读书时是非常愚笨的——带来了成百万、成百万的美元。
吉尼亚夫人回复了我的信，邀请我到她家去吃午餐。就是那回我第一次见到洗指钵。
水面上漂浮着几片樱花，我思忖这一定是日本式餐后清汤，把它全喝下肚去，包括那脆生生的小花朵。吉尼亚夫人什么也没说，只是后来，当我跟学院里认识的一位初次参加社交活动的姑娘聊起这顿饭，我才发觉我到底干了些什么。
当我们从灯火辉煌的《妇女之一日》办公楼走出来时，大街上一片灰意，正下着雨。这不是那种将你洗涤个干干净净的好雨，我想象这准是人们在巴西才会遇到的暴雨。雨滴足有咖啡杯托那么大，从天际一泻而下，噼里啪啦打在滚热的人行道上，从那隐约发光的、黑沉沉的水泥地上升腾起一股股热气。
我私下希冀单独在中央公园度过一个下午的想法在《妇女之一日》大楼那玻璃打蛋器一般旋转的门里幻灭了。我发现我自己冲进暖丝丝的雨中，钻进一辆出租汽车幽暗的、正在颤抖的洞穴中，跟我一起的有贝特西、希尔达和爱米丽·安·奥芬巴赫，奥芬巴赫是个古板的、矮小的女人，梳个红发髻，在新泽西州的蒂内克有一个丈夫和三个孩子。
电影差劲极了。女演员是个可爱的金发女郎，瞧上去有点像琼·爱丽逊
，但不是她，还有个富有性感的黑发女郎，瞧上去有点像伊丽莎白·泰勒
，但却不是，还有两个叫什么里克和吉尔的魁梧、宽肩膀的傻蛋。
这是个关于足球场爱情的故事，电影胶卷是“技术色”产品。
我憎恨“技术色”。在“技术色”电影里，每一个演员在每一场新的场景中似乎都不得不穿上件色彩过分渲染的服装，像个有时髦癖的怪人，站在非常葱绿的树丛间，或者非常黄熟的麦子间，或者非常蔚蓝的大海前——波涛几英里、几英里地向四面八方滚流开去。
电影大部分场景发生在足球场看台上，两个女郎穿一身漂漂亮亮的时装，翻领上别着朵足有卷心菜那么大的橙色菊花，招着纤手，呼喊着；有的则发生在舞厅里，女郎们穿着跟《乱世佳人》里差不多的礼服，跟她们的男朋友在舞场上叱咤风云，然后溜进女厕所相互之间激动地说些脏话。
最后，我可以看得出来，那可爱的美女和那可爱的足球明星将以相互结合而告终，而那性感女郎却将两手空空，因为那名叫吉尔的男子只想要个情妇耍耍而已，并不想娶她为妻，他正打起行装、买张单程票要去欧洲。
正在这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向我袭来。我瞧一眼四周一排排销魂的小脑袋，脑袋前都是一圈银色的光晕，而脑袋后面都是黑黝黝的阴影，他们瞧上去像是一群不折不扣的傻瓜蛋。
我感到我快要剧烈地呕吐出来了。我不知道这是因为可怕的电影让我感到恶心呢，还是因为我吃的鱼子酱。
“我要回旅馆去，”在半明半暗之中我对贝特西耳语道。
贝特西正全神贯注瞧着银幕。“你觉得不舒服？”她轻声说道，嘴唇几乎挪也没挪一下。
“是，”我说。“我觉得难受极了。”
“我也是，我跟你一块儿回去吧。”
我们离开坐席走出去，一路上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而人们则嘟嘟囔囔，发出嘘声，提拎起雨靴和雨伞让我们走过去，我净踩在别人的脚上，因为这样倒可以使我忘掉那剧烈的呕吐的欲望，这种欲望在我面前膨胀得那么迅速，我几乎除了它什么也看不见。
当我踏上大街时，一场温热的雨的尾声还在稀稀拉拉地落下。
贝特西瞧上去可怕极了。少女的红晕已从她脸颊上消失，一张憔悴的、发青的脸，大汗淋漓，在我眼前浮动。我们跌跌撞撞钻进一辆黄格出租汽车，当你在人行道镶边石旁正犹豫不决是否需要出租车时，它总是等候在那儿；在我们抵达旅馆之前，我呕吐了一次，贝特西哕了两次。
汽车司机以那么快的速度拐弯，我们坐在后座每每一会儿被甩到这一边，一会儿又被抛到另一边。我们两人中任何一个人想呕吐时，便不声不响地弓下身子，仿佛掉了什么东西正从车地板上捡起来似的，而另一个人则轻声哼哼，假装瞧着窗外。
即使这样，司机似乎也明白我们在干什么。
“嗨，”他冲过刚亮的红灯，抗议道，“你们可不能在我车子里干那个，你们最好还是下车，吐到大街上去。”
但是，我们什么也没说，我捉摸他大概以为我们快到旅店了，便也没有强迫我们下车，直到车停在正门的前面。
我们不敢迟疑、拖沓，怕司机要加车钱。我们往司机手里塞了一把银子，在车底板上盖上舒洁软面纸巾，冲过大厅，奔进空荡荡的电梯间。对于我们来说，太幸运了：这时正是乘客稀少的时候。在电梯间里贝特西又想呕吐，我扶着她脑袋，后来我也恶心，她搂着我的脑袋。
一般说来，哕了之后心里马上要好受一些。我们互相拥抱一下，道声再见，各自走向过厅两端的卧室中去躺在自己的房里。没有什么比共同体验呕吐更能让人成老朋友了。
但是，我刚关上房门，脱去衣服，拖曳着身子往床边走时，我感到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难受。我觉得我得赶紧去厕所。我好不容易穿上我那件白色、印有蓝色矢车菊图案的浴衣，趔趔趄趄走到卫生间。
贝特西已经在那儿了。我可以听见她在门后的呻吟声，所以我赶忙绕个弯到隔邻一翼走廊的卫生间去。我心想我要死了，这路好远啊。
我坐在便池上，将脑袋枕在洗手池边上，我想我会把内脏和那顿饭全部泻光。恶心就像一阵阵巨大的浪涛一般向我涌来。每一波浪头之后，恶心就消逝了，我成了一片摇摇欲坠的潮湿的叶子，浑身发抖，然后我又感到它在我体内涌起，我脚下、头上、这受罪房间四周闪闪发光的雪白的瓷砖一齐向我扑将过来，把我挤压成齑粉。
我不知道我这样持续了多久。我把洗脸池的塞子拔掉，让凉水哗哗地往池里流，路过的人还以为我在洗涤衣物呢，后来当我自觉不会再有太大问题后，便伸开四肢，非常安静地躺到地上。
那时似乎不复是夏季了。我可以感到冬日的寒冷，我的骨骼在颤抖，牙齿在打战，那条我拉下枕在脑袋底下的偌大、雪白的旅馆浴巾也似雪堆一般僵硬。
有人在浴室外面砰砰砰地敲门，我思忖像那样敲门是很缺乏教养的。她们满可以像我刚才一样转个弯到另一个卫生间去嘛，让我一个人静静地待一会儿。但这人一个劲儿地擂门，哀求我让她们进来，我捉摸我辨认出了这声音。那有点像爱米丽·安·奥芬巴赫。
“等一等，”我说。我嘟嘟囔囔，话语就像糖蜜一样浓稠。
我死劲振作起来，慢慢地爬起，冲洗了十次便池，把洗脸池洗干净，将浴巾卷起来，这样呕吐的痕迹就不那么显眼，然后打开门跨了出去，进入走廊。
我知道要是我瞧一眼爱米丽·安或任何其他人，那将是致命的，所以我把眼睛模模糊糊地盯在过道底端的、不断摇晃的窗户上，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
以后我再见到的是一个人的鞋。
那是一只用破裂的黑皮做的坚实的鞋，相当陈旧了，脚后跟上有些细小的、扇贝形的气孔，鞋油擦得毫无光泽，鞋尖对着我。皮鞋似乎立在一个坚硬的绿色的面上，那表面刺痛我的右颊骨。
我纹丝不动，等待看某个线索来暗示我该怎么做。在鞋子的左边，我瞅见在雪白的地上一堆蓝矢车菊，这使我几乎要啼哭出来。我瞅着的是我自己浴衣的袖，在袖口我的左手撇在那儿，像鳕鱼一样苍白无色。
“她现在没事了。”
这声音来自我脑袋上方一个凉爽的、不太远的地方。一刹那间，我并没有想到那有什么可诧异的，后来，我再一想便觉得奇怪了。那是一个男子的声音，这旅店，白天黑夜任何时候，是不准男子进来的。
“还有几位？”那声音继续问道。
我饶有兴味地听着。这地板似乎非常的坚实。知道我摔倒了并且不可能再往下摔了给我一种慰藉。
“十一位，我想，”一个女人的声音回答道。我揣摩那只黑皮鞋一定是她的。“我想一共十一个人，但有一个至今未见，所以只有十个。”
“好吧，你把这姑娘送到床上去，我来照顾其余的。”
我听右耳中有一阵阵空洞的嘭、嘭、嘭——的声音，渐渐变得越来越微弱。远处一道门打开，听见谈话声和呻吟，门随即又关上。
两只手伸到我胳肢窝下，一个女人的声音说，“来吧，来吧，亲爱的，没事儿，”我感到身子被抬起一半，一道道门缓缓地往后移去，我们到了一道打开着的门，走了进去。
我床上的被褥向后卷起，这妇人帮助我躺下，将被子盖到我下巴那儿，在床边的扶手椅里休息了一会儿，用一只丰腴粉嫩的手给自己扇风。她戴一副镀金金边眼镜和一顶雪白的护士帽。
“你是谁？”我用羸弱的声音问道。
“我是旅店护士。”
“我这是怎么啦？”
“食物中毒，”她简短地说。“食物中毒，你们全中毒了。我从来没见过这样。这个病了，那个又病了。你们这些年轻姑娘到底吃了什么啦？”
“所有的姑娘都病了？”我怀着希望问道。
“你们所有的人，”她饶有兴味地肯定道。“病得可厉害啦，哭着喊妈呢。”
房间在我周围极轻柔、轻柔地盘旋，似乎椅子啦、桌子啦、墙啦出于对我突然孱弱的怜悯而变得轻飘飘的了。
“医生给你打了一针，”护士在门道里说，“睡一觉吧。”
她走后关上的门变成了一张白纸，然后一张更大的白纸遮掩了上去，我不由自主地往它那儿挪了挪，微笑着睡着了。
有人站在我的枕边，手中拿着一只白杯。
“喝下去，”她们说。
我摇摇头。枕头像一捆干草窸窸窣窣响了起来。
“喝下去，一会儿就会好受些。”
一只厚厚的白瓷杯放在我鼻子底下。在那晦暗的也许是傍晚也许是清晨的光中，我打量着那清澈的琥珀色液体。面上漂浮着几块黄油，一股淡淡的鸡香直往我鼻孔里灌。
我的目光踌躇不决地往杯后的裙子移去。“贝特西，”我说。
“贝特西帮不上忙啦，是我。”
我张开眼睛，瞧见在窗棂的背景上多琳脑袋的剪影，脑后金发发端映着光，像一圈金色的光环。她的脸隐在阴影中，所以我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但是我感到她的指端流露出一种老练的温柔之情。她也可能是贝特西，或者我母亲，或者一个散发蕨类植物芬芳的护士。
我低垂下头，喝了一口汤。我想我的嘴一定是沙尘做的。我呷饮了一口，一口又一口，直到把杯子喝干。
我感到被清洗了，神圣了，准备开始新生活了。
多琳把杯子放在窗台上，弯下腰沉坐进扶手椅子里。我注意到她无意拿出烟来抽，而她平时可是一支接一支抽个不停的，这不禁使我大吃一惊。
“哼，你差点儿报销了，”她终于说道。
“我捉摸全是鱼子酱。”
“不是鱼子酱！是蟹肉。他们化验了，全是尸毒。”
我眼前浮现出《妇女之一日》那天国般洁白的厨房正向无限的远方伸延。我瞧见一只又一只塞满蟹肉和蛋黄的鳄梨，在璀璨的灯光下拍照。我瞧见那精巧的、斑驳粉色的蟹爪肉从一层蛋黄酱中颇为诱人地伸将出来，瞧见那淡黄色的梨杯，杯口鳄绿色，满盛着这一切佳品。
食物中毒。
“谁做的实验？”我猜想医生也许从谁的胃里抽了液体，然后分析他在旅馆实验室里的发现。
“这帮《妇女之一日》杂志的笨蛋。你们全东倒西歪，有人到办公室去报告，办公室给《妇女之一日》打电话，他们化验了那顿盛大午餐剩下的所有的食品。哈！”
“哈！”我空洞地模仿她喊道。多琳回来了。太好了。
“他们送礼物来了，”她接着说。“装在一只大纸盒里，正放在厅里呢。”
“怎么送来这么快？”
“特快专递，你以为呢？要是你们这一群人到处去说你们在《妇女之一日》杂志社食物中毒，他们可受不了。假如你们认识个聪明律师，你们可以提出控告，让他们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赔上。”
“什么礼物？”我开始觉得如果礼品够体面的话，我就不在乎所发生的一切，因为我因此感觉如此纯洁。
“谁也没打开，会全拆开的。瞧见我是唯一能走路的人，他们让我给每个人送汤，我这不先给你送来了。”
“去瞧瞧礼物是什么，”我哀求道。然后，我又想起什么，说道，“我也有一件礼品送给你。”
多琳走进厅里。我听见她窸窸窣窣忙了一会儿，然后听见撕纸的声音。她终于走回来，手中拿着一本厚厚的、封面光泽的书，书面上打满了所有人的名字。
《年度三十篇最佳短篇小说选》。她把书往我膝头一扔。“盒子里还有十一本。我猜想他们认为既然你们病了，得送点儿什么给你们读读。”她停顿了一下。“我的礼物呢？”
我将手伸进手提包，拿出描着她的名字和雏菊的镜子给她。多琳瞧了我一眼，我瞅了她一眼，两人爆发出一阵大笑。
“你如果想的话，可以喝我的那份汤，”她说。“他们搞错了，在盘子里放了十二份汤，莱尼和我在躲雨那会儿，吃了那么多热狗，眼下一口也吃不下了。”
“拿来吧，”我说。“我饿极了。”
第二天早晨七点电话铃响了。
我从一场噩梦的沟底慢慢地游了回来。我镜子里已经塞了一份杰·西拍来的电报，说我不必着急去上班，休息一天，等完全康复后再说，她对蟹肉感到非常的遗憾，所以我真无法想象谁会来电话呢。
我伸手将电话拿来放在枕头上，将话筒夹在肩胛骨上，肩头顶着听筒。
“喂？”
一位男子的声音，“是埃丝特·格林伍德小姐吗？”我想我辨认出了一点隐隐约约的外国口音。
“当然是啦，”我说。
“我是康士坦丁——”
最后的姓我简直没法听清，充满了S和K的声音。我不认识任何一个叫康士坦丁的人，但是我不忍心这么说。
我后来突然想起威拉德夫人和她那同声译员。
“当然啦，当然啦！”我惊呼道，霍地坐起，两只手紧紧抓住话筒。
我永远不会想到威拉德夫人会给我介绍个叫康士坦丁的人。
我收集姓名有趣的男人。我已经认识个叫苏格拉底的人。个儿颀长，丑陋，聪颖，是好莱坞一个很有名望的希腊电影导演的儿子，却是个天主教徒，这就破坏了我们的友谊。除苏格拉底之外，我还认识个在波士顿商业管理学校学习的名叫阿提拉的白俄。
我渐渐明白康士坦丁正设法跟我在那天晚些时候定个约会。
“今天下午您愿意看看联合国大厦吗？”
“我现在就能看见，”我告诉他，响起一阵有点歇斯底里的咯咯笑声。
他似乎有点窘迫。
“我从窗户就能看见。”我想也许我的英语对于他来说有点儿太快。
一阵静默。
他然后说道，“也许您愿意去吃顿便饭吧。”
我觉察到了威拉德夫人喜欢用的词汇，心一下子沉了下去。威拉德夫人总是请人吃顿便饭。我记得这人刚来美国时曾在威拉德夫人家做客——威拉德夫人有这么一种安排：你向外国人敞开屋子，当你到外国时，他们也向你敞开屋子。
我现在非常清晰地看出威拉德夫人这次只是把向她敞开的俄国屋子换成了我的纽约便饭。
“好吧，吃顿便饭吧，”我僵硬地说。“您什么时候来？”
“我大约两点钟在车里给您打电话。亚玛逊旅店，是不是？”
“是的。”
“啊，我知道在哪儿。”
有那么一会儿工夫我想他口气之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意味，然后我又揣摩有些住在亚玛逊旅店的姑娘在联合国当秘书，也许他有次带她们中的一个出去过。我让他先挂上电话，然后我挂上，背靠在枕头上，感到很沮丧。
我又在那儿描摹一幅一位男子跟我一见钟情的富有魅力的图景，而这种钟情总是由一些枯燥乏味的无聊事儿燃起来的。一本正经地去游览一次联合国，然后是夹心面包！
我竭力使自己振作起来。
也许威拉德夫人的同声译员是个矮小、丑陋的人，我也会像瞧不起巴迪·威拉德一样瞧不起他。这一想法给我以某种快意。因为我真的蔑视巴迪·威拉德，虽然人们仍然认为他一出肺结核病院，我就会跟他结婚，但我自己明白即使地球上只剩下他一个男人，我也绝不会嫁给他。
巴迪·威拉德是一个虚伪的人。
当然啦，我不是一开始就知道他是个伪君子。我曾经以为他是我见到过的最美妙的青年。甚至在他真正留意我之前，我从远处爱慕了他整整五年，当我后来一仍爱慕他而他也已开始留意、关注我时，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当他越来越热恋起我来，我却于偶然之中发现他的伪善，现在他希望我嫁给他，而我却对他厌恶至极了。
糟糕的是我不能对他直陈我的看法，因为我正想那么做时，他已经染上了肺结核，现在我只能跟他逢场作戏，直到他痊愈，我才能向他披露那份不加矫饰的真情。
我决定不下楼到自助食堂吃早餐，因为那样就要穿戴得整整齐齐。在床上闲躺了一早晨，打扮起来去吃顿饭有什么意思？我想，我可以给楼底打个电话，请他们给我房间送顿早餐来，但那样的话我就要给送早餐来的侍者小费，可我从来不知道该给多少小费。在纽约要给小费，真叫我伤透了脑筋。
当我刚来亚玛逊旅店时，一个矮小、秃顶、穿侍者礼服的人帮着把我的衣箱拎进电梯，为我打开房门。当然啦，我一下子奔到窗户前，瞧瞧景色。不一会儿，我发觉这侍者一会儿打开洗脸池的热水龙头，一会儿拧开冷水龙头，说“这是热水龙头，这是冷水龙头”，开上无线电，告诉我所有纽约电台的名称，我开始感到局促不安起来，我背对着他，用坚决的口吻说，“感谢您给我提来衣箱。”
“感谢您感谢您感谢您。哈！”他用一种可憎的、冷嘲热讽的语气说，还没等我转过身来瞧瞧他到底怎么回事，他已经走了，粗鲁地把门砰然摔上。
后来，当我把他这种奇异的行为告诉多琳时，她说，“你这傻蛋，他要小费。”
我问她该给多少，她说至少得二角五分钱，要是手提箱很沉，得三角五分。其实我完全可以自个儿把衣箱拎进卧房的，只是侍者显得太殷勤了，我才让他提的。我还以为那种服务费用全包括在旅店房钱里呢。
我腻味因为别人为我做我完全可以自己干的活儿付钱，这使我不安。
多琳说小费一般是百分之十，但是我不知怎么搞的总没有恰好的零钱，要是我给别人半美元，说“给你一角五小费，请找我三角五”，我会觉得太傻样了。
我在纽约第一次搭乘出租汽车，我给司机一角钱的小费，车费是一美元，所以我想一角正是百分之十，我带着一丝微笑，以一种得意洋洋的样子给了司机一枚一角银币。但是，他却把它放在手心上，目不转睛地瞧呀，瞧呀，当我步下汽车，心想别错给了一枚加拿大银币时，他开始高声嚷嚷，“夫人，我也得像你，像所有的人那样活命呀，”这把我吓得失魂落魄，不由奔跑起来。我很幸运，他的车被挡在红灯前了，要不他会开着车跟着我，用那种令人难堪的方式瞎嚷嚷。
我问多琳这是怎么回事儿，她说也许自她上次到纽约之后，付小费的百分比从百分之十涨到百分之十五了。也许是因为上涨，也许那个汽车司机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我伸手去拿《妇女之一日》寄来的书。
当我打开书时，一张卡片掉落下来。卡片的正面画着一只长卷毛狗，穿着件鲜花图案的睡衣短外套，蹲在狗篮里，一张忧郁的脸，卡片里面这只长卷毛狗，带着一丝微笑，躺在篮里熟睡了，身上盖着刺绣样品，上面写着“好好休息，康复如初”。在卡片的底部有人用紫墨水书写道：“您的《妇女之一日》所有的朋友们敬祝您早日康复！”
我一篇小说一篇小说地翻阅，最后读到一篇关于无花果树的小说。
无花果树长在一个犹太男人的家和女修道院之间的绿茵茵的草地上，犹太男子和一位漂亮的、黧黑的修女经常在无花果树下会面，摘成熟了的无花果。有一天，他们瞧见树枝间的鸟巢里正在孵鸟蛋，当他们瞅着小鸟破壳而出时，两人的手背触碰了一下，从此之后，修女再也不同犹太男子一起来采撷无花果了，换了个长得很丑的、信奉天主教的厨娘，她摘完无花果之后，每每要数犹太男子采摘的无花果的数目，绝不让他采的比她多，犹太男子气愤极了。
我想这是一个可爱的故事，特别是描述冬日白雪下的无花果树和春天无花果树挂满了翠绿的果实那一部分。读到最后一页，我心中充满了一种憾意。我真想像人们爬过栅栏那样从这些油印的黑色的字里行间钻过去，去安躺在那棵美丽的、偌大的、碧绿的无花果树底下。
我想巴迪·威拉德和我犹如那犹太男子和修女，当然啦，虽然我们并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天主教徒，我们是唯一神教派教徒。我们曾经在我们自己想象的无花果树下会面，我们所见的并不是一只小鸟破蛋而出，而是一个女人生孩子，然后我们之间发生了些可怕的芥蒂，我们分道扬镳了。
当我躺在那雪白的旅馆床褥之中，感到孤独而孱弱时，我想象我正在阿迪龙达克山里的疗养院里，我感觉自己真是可鄙极了。巴迪在他给我的书写的信函中不断地告诉我他正在阅读一位也是医师的诗人写的诗歌，他发现一位有名望的、业已谢世的俄国短篇小说作家原来也是位医生，所以，也许医生和作家是相通的。
他现在所唱的调门跟我们认识两年来他所唱的迥然不同了。我记得有一天他对我微微笑一下，说，“你知道诗是什么吗，埃丝特？”
“不知道，是什么呢？”我问。
“尘土。”他因为想到这而显得那么趾高气扬，我只是呆视着他那金色的头发和蓝蓝的眼睛，他洁白的皓齿——他的牙齿很长、很坚硬、很白——说，“我想是的。”
整整一年之后，置身于纽约，我才终于颖悟到对那句话的回答该是什么。
我花费很多时间跟巴迪·威拉德进行想象中的对话。他比我年长几岁，有很强的科学思维，所以他总是能自圆其说的。跟他待在一起，我不得不竭力保护自己。
这些心中想象的对话每每重复我和巴迪曾经进行过的对话的开头部分，只是结束时，不再是傻坐在那儿，说一声“我想是的”，而是尖锐地反驳他。
眼下，我仰躺在床上，想象巴迪说：“你知道诗是什么吗，埃丝特？”
“不知道，是什么呢？”我会问道。
“尘土。”
正当他脸上挂着笑影，开始显出一副骄矜的神气时，我便说，“你解剖的尸体才是尘土。你以为你在治疗的人们才是尘土。他们是尘土，正如尘土是尘土一样。我认为，一首好诗比一百个这样的人加在一起还要存在更长的时间。”
当然啦，巴迪是不愿意听到这样的回答的，因为我所说的是真的。人们不过是由尘埃组成的，我看不出来给那些尘土治病会比写人们将铭记在心，当他们不幸、百病缠身或无法入寐时将独自吟诵的诗句要好多少。
我的问题是我把巴迪·威拉德对我说的一切都当做了真理。我仍然记得他亲吻我的那第一个夜晚。那发生在耶鲁大学低年级生舞会之后。
很奇特，巴迪要我参加那次舞会的方式奇特极了。
一个圣诞假日，他突然来到我的寓所，穿一件厚实的雪白圆领球衫，瞧上去别提有多英俊了，我不由的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他对我说：“我也许有一天会顺便到学院里去瞧瞧你，好吗？”
我愕然了。当我们两人从学院回家，我只是在星期日教堂里看见巴迪，而且隔得很远，我简直不明白他怎么会起念走那么远的路来瞧我——他说，他跑了两英里，作为越野训练，从他家跑到我家来。
当然啦，我们的母亲是好朋友。她们一起上学，然后跟她们的教授结婚，住在同一座镇上，但是巴迪总是不在家，不是秋天在预备学校得了份奖学金，便是夏天到蒙大拿去消灭松树病害挣点儿钱，所以，即使我们的母亲是老同学也没帮多少忙。
这次的突然来访之后，我便一直没有听到巴迪的任何音讯，直到三月初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六上午。我在学院寝室里起了床，正在复习隐士彼特和穷光蛋华特的故事
，准备星期一有关十字军的历史考试，这时过道里的电话响了。
同学们一般轮流去接过道里的电话，但因为这一楼层全是三年级生，只有我一个人是二年级生，她们大部分时间都让我去接电话。我等了一分钟，瞧瞧会有谁先于我去接。后来，我捉摸也许人们都在玩壁球，或者周末出游了，所以我就去接了。
“是你吗，埃丝特？”楼下值班的姑娘问道，我说是的，她便开口道，“有个男人要见你。”
听见这，我着实有点惊讶，因为那年人家介绍我认识的男朋友，没有一个人第二次再约我会面的。我运气很糟糕。我腻味每星期六晚上，手心湿漉漉的，怀着好奇心走下楼去，一个什么高年级生介绍我认识她姨的最好朋友的儿子，却见个脸色苍白、蘑菇形的小子，不是招风耳朵，就是龅牙，或者腿形丑陋得要命。我想那些人配不上我。我毕竟并非残疾。我只是太拼命用功，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刹车罢了。
得，我梳一下头发，嘴唇上再抹上点唇膏，拿上本历史书——这样，要是遇上个什么可怕的人物，我就可以说我要去图书馆——走下楼去，只见巴迪·威拉德背靠在邮件桌上，卡其拉链夹克衫，粗蓝布裤，磨破的灰橡胶底帆布鞋，正冲着我微微笑着。
“我只是顺便来向你问声好，”他说。
我想，他不辞劳苦从耶鲁大学赶来，甚至为了省钱搭了辆便车，只是为了问声好，真是太怪异了。
“哈啰，”我说。“让我们到外面去门廊里坐一会儿。”
我想到外面门廊里去，因为值班的姑娘是个爱管闲事的高年级生，怀着极大的好奇正瞧着我。很显然，她认为巴迪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抉择。
我们挨着坐在两把柳条摇椅里。阳光明丽，没有风，有点儿热。
“我呆不了几分钟，”巴迪说。
“哦，待在这儿吃午饭吧，”我说。
“哦，不行。我是跟琼到这儿来参加二年级舞会的。”
我觉得我简直是头号傻蛋。
“琼怎么样？”我冷冷地问。
琼·吉琳是个同乡，也在我们的教堂做礼拜，在学院里比我高一年级。她可是个大红人——班长，主修物理，学院曲棍球冠军。她那直瞪瞪的、卵石色的眼睛，她那幽幽发光的墓碑般的牙齿，她那带有喘息的声音，总是叫我感到不安。她还像匹马一般壮实、硕大，我心里开始想巴迪的趣味太卑下了。
“哦，琼，”他说。“她两个月之前就邀请我参加这次舞会，她妈探问我妈我能不能带上她，我有什么办法呢？”
“得了，既然你不想，你干吗要带上她呢？”我不怀好意地问道。
“哦，我喜欢琼。你在她身上花不花钱，她从来不放在心上，而且她喜欢户外活动。上次她到耶鲁来参加寝室周末旅游，我们骑车去东洛克，她是唯一一位我不用帮着推车爬山坡的姑娘。琼挺好。”
妒忌叫我发出一阵阵冷颤。我从没去过耶鲁，耶鲁是我寝室楼里的高年级生喜欢去度周末的地方。我决意不对巴迪·威拉德指望任何东西。如果你对一个人已经毫无指望，你也就永远不会失望。
“那你最好去找琼吧，”我用一种就事论事的口吻说。“我有个朋友随时可能来找我，他不会乐意我跟你坐在一起的。”
“一个朋友？”巴迪瞧上去有点惊讶。“谁？”
“两个人，”我说，“隐士彼特和穷光蛋华特。”
巴迪没有说什么，所以我说，“这是绰号。”
然后，我又补充道，“他们从达特默思学院来。”
我猜想巴迪从来不读历史，因为他瞠目结舌了。他霍地从柳条摇椅上跳起来，毫无必要地将柳条摇椅猛地推了一下。他在我膝头上放了一封印有耶鲁大学标章的、浅蓝色的信。
“这封信我想如你不在给你留下的。信里有个问题，你可以通过邮件回答我。我眼下不想问你。”
巴迪走后，我打开信。这是一封邀请我参加耶鲁大学低年级舞会的信。
我愕然，不由发出几声呐喊，冲进宿舍楼叫着：“我去，我去，我去。”我猛一下子从门廊的璀璨的阳光中走进去，那儿似乎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瞧不见。我发现我把那值班的高年级生拥抱起来。当她听说我要去参加耶鲁大学低年级舞会，她以一种惊讶、尊敬的神色对待我。
奇怪极了，自那之后，宿舍楼里的情景发生了变化。同层楼的高年级生开始跟我说话，时不时主动地去接电话，再也没有人在我寝室外面大声嚷嚷，说有人埋头书本把黄金般的大学时光白白浪费掉了。
嗯，在低年级舞会上，巴迪自始至终像待一位朋友或表妹一般对待我。
跳舞时，我们相互之间一直隔得很远，直到演奏《友谊地久天长》时，他突然把下颏枕在我头上，似乎他疲惫不堪了。然后，在漆黑之中，顶着阴冷的、午夜三点的寒风，我们缓缓地徒步走五英里路到我过夜的屋子，我睡在起居室的长沙发上，长沙发很短，这儿一夜才花五角，而其他备有床褥的旅店却要两美元。
我感到沉闷、乏味，心中充满了破碎的幻梦。
我曾经幻想过那个周末巴迪会爱上我，从今往后，这一年的星期六晚上，我不必再担心该干什么了。当我们快走近那栋屋子时，巴迪说，“让我们到化学实验室去。”
我吓了一跳。“化学实验室？”
“是的。”巴迪来抓我的手。“化学实验室后面可以见到一幅很美的景色。”
当然，化学实验室后面有一片山坡地，从那儿你可以看到纽黑文几栋房子的点点灯光。
我站在那儿佯装在饱览风景。而巴迪在粗糙的地面上竭力找个能站稳脚跟的地方。当他亲吻我时，我张着眼睛，使劲记住屋宇灯光之间的距离，永远不要忘记这一幕。
巴迪终于往后退了一步。“啊唷！”
“啊唷什么？”我问，不禁愕然。那是个干巴巴的、毫无激情的淡淡一吻，我记得我当时心想在凛冽的寒风中走五英里两人嘴唇都皲裂，真是太糟糕了。
“啊唷，吻你一下让我感觉妙极了。”
因为谦虚，我什么也没说。
“我猜想你一定跟许多男朋友到外面去玩吧，”巴迪然后说。
“嗯，我想是的。”我想这一年我准每个星期都跟个不同的男友出去玩了。
“嗯，我还需要学习许多东西。”
“我也是，”我急急地插进来。“我毕竟得保住我的奖学金。”
“不管怎么样，我想我还是可以设法每隔两个星期抽一个周末来看你的。”
“好极了。”我差不多快要晕厥过去，想回学院想得要命，把这一切告诉每一个人。
在屋子的台阶前，巴迪又吻了我一次。第二年秋天，当他申请到医学院奖学金，我去医学院而不是去耶鲁看他时，在那里我终于发现这些年他怎么愚弄了我，他是一个怎样的伪君子。
这是在我见到一个婴孩降生的那一天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