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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妇女之一日》杂志举办的筵席上放着切开的黄绿色的鳄梨，鳄梨里塞了蟹肉和蛋黄酱，一盘盘极嫩的烤牛肉和冷盘鸡，雕花的玻璃瓶里堆满了黑色的鱼子酱。那天清晨我根本没时间在旅店餐厅吃早餐，只胡乱喝了一杯煮过了的咖啡，苦涩极了，叫我直皱鼻子；我饿了。
来纽约之前，我从来没在一家像样的餐馆里用过餐。我没有将哈威德·约翰逊餐厅计算在内，因为在那儿我跟巴迪·威拉德那样的人也不过是吃法式土豆丝、牛肉饼加乳酪、香兰子刨冰冷饮而已。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我热爱美食甚于其他任何东西。不管我进食多寡，我从来不会长肥。十年来我的体重从没有变过，只有一次例外。
我喜爱的菜肴要有足足的黄油、奶酪和酸奶油。在纽约，我们跟杂志社的人和各种各样来访的名人一起进许多免费的午餐，我养成了往长长的手写的菜单匆匆溜一眼的习惯——那菜单，仅一盘豌豆小菜就要五六十美分——直到挑出最奢华、最昂贵的菜馔，要上个一大串。
他们带我们外出都是实报实销，所以我从来不感到内疚。我总是吃得很快，从来不让别人等我；旁人一般只要一盘主厨沙拉和葡萄柚汁，因为他们正在减肥。在纽约我遇见的每一个人差不多都在设法保持苗条的体型。
“我在此对我们杂志社全体同人有幸见到的最漂亮、最聪明的年轻女士表示欢迎，”胖墩墩的秃顶司仪拿着话筒扑哧扑哧喘气，“这次宴席仅仅是《妇女之一日》杂志食品试味厨房为了表达对你们访问的感谢而提供的款待的一个小小的例证。”
一阵娇柔的、很有点贵妇人风度的掌声后，我们全坐在一张巨大的、盖着桌布的餐桌前。
我们一共十一个从杂志社来的姑娘，还有大部分指导我们的编辑，《妇女之一日》杂志食品试味厨房全体人员穿着雪白的卫生罩褂，戴着整洁的发网，脸上一律完美无瑕地敷以桃馅饼色般的脂粉。
我们一共只有十一个，因为多琳没来。出于某种理由，他们将她的座位排在我的旁边，椅子空着。我给她留下宴席的座位牌——那是面袖珍镜子，镜子上用花体描了“多琳”，周围饰以一个磨砂雏菊花环，围成一个银色小镜映照她的脸庞。
多琳一整天跟莱尼·谢泼德厮混在一起。她大部分空余时间都去找莱尼·谢泼德。
在《妇女之一日》举行的午餐会之前一小时——《妇女之一日》是一家大型的妇女杂志社，以双幅页刊登用“技术色”公司生产的彩色胶卷拍摄的盛筵，每个月变换一次宴席的内容和场合——他们带领我们参观一个又一个光洁的厨房，我们看到在白炽灯光下拍摄切开的、浇有冰淇淋的苹果馅饼有多困难，因为冰淇淋要融化，人们不得不在后面用牙签撑住，每当冰淇淋消融得太水渍渍时就得更换新的苹果馅饼。
瞧着这些在厨房里高高垒着的各色美食真叫我头晕目眩。并不是因为我在家吃不饱，而是因为我祖母总是烹饪廉价的带骨腿肉和廉价的肉块，而且当你刚想用叉子往嘴里送时，她总会说，“我希望你会觉得这肉好吃，一磅四十一美分呐。”这总是使我觉得我不是在吃星期日烤肉，而是在吞食美分。
当我们伫立在椅子背后聆听欢迎辞时，我低下头，偷偷地打量鱼子酱钵的位置。有一钵非常巧妙地搁放在我和多琳空荡荡的位置之间。
餐桌中央装饰着堆得如山的杏仁糖霜，我揣摩坐在对面的姑娘是无法触及这鱼子酱钵的；我和右边的贝特西之间横隔我的面包黄油盘，只要我将鱼子酱钵顶在手肘边离她远一点儿，她不会好意思让我跟她分享鱼子酱的。贝特西旁坐的姑娘右肘边还放着另一钵鱼子酱，她可以吃那儿的。
祖父老跟我开个玩笑。他是故乡附近一家乡村俱乐部的侍者头儿，每星期日我祖母驱车去接他，星期一回家休息。我和弟弟轮流跟着她去，祖父总是用星期日正餐款待祖母和我们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好像我们是俱乐部的常客一般。他喜爱让我们吃各色的佳肴，以至我才九岁光景竟然就对维希奶油冷浓汤、鱼子酱和鳀鱼汁养成了一种狂热的品尝趣味。
祖父的玩笑是这样的：在我的婚礼上，我祖父将保证我能吃多少鱼子酱就给我吃多少。这仅仅是个玩笑，因为我从来就没想结婚，即使我真的跟个什么人结婚，祖父除非将乡村俱乐部厨房洗劫一空，将鱼子酱放在箱子里抢走，否则是买不起所有的鱼子酱的。
在水杯、银器和骨灰瓷叮当声的掩护下，我将餐盘铺上鸡丝。然后，好像我在往一片面包上涂花生奶油似的，往鸡丝上厚厚地浇上一层鱼子酱。我用手指将鸡丝一根根捡起来，将它们卷上别让鱼子酱滑溜下来，送进嘴里吃。
在担忧了好一阵子该使用什么调羹之后，我发现如果在餐桌上你以一种傲慢的态度做一些失宜的动作，仿佛你胸有成竹所做的一切是十分恰当的，你就没事儿，谁也不会认为你有失餐桌礼仪或者缺乏教养。他们会以为你很有独创性，很聪明过人。
我是杰·西带我跟位颇有名望的诗人共进午餐那天学会这套诀窍的。在一个非常端庄的充满喷泉和枝形吊灯的餐馆里，人们全穿着黑西服和洁白无瑕的衬衣，而他却穿一件可怕的、皱不拉几、洒满污斑的棕色花呢夹克衫，一条灰色的裤子和一件红蓝格子花的开领运动衫。
诗人和我聊自然与艺术之对立时用手指拿着菜叶一张一张地吃沙拉。我的眼睛一个劲儿盯着那苍白的、粗短的、白皙的手指夹着一片片淌着汁水的莴苣叶在诗人的沙拉碗和诗人的嘴之间来会移动。没有任何人窃窃发笑或者低声发出粗鲁的评论。诗人那副模样使人们觉得用手指舔吃沙拉似乎是唯一明智而自然的方法。
没一个杂志编辑或者《妇女之一日》职员坐在我附近，贝特西显得甜蜜而友好，她甚至似乎并不喜欢鱼子酱，所以，我变得越来越有信心。当我吃完第一盘冷盘鸡和鱼子酱，我又来上一盘。然后，我就向鳄梨和蟹肉沙拉发起进攻。
鳄梨是我喜欢吃的一种水果。每星期日，祖父总要给我带几个鳄梨来，他将鳄梨藏在箱子底六件脏衬衣和星期日连环漫画册下面。他教我吃鳄梨的方法：将葡萄果子冻和法式凉菜卤汁一起放在平底小锅里熔化，然后将这石榴红色的酱汁倒进挖空的鳄梨里。我真怀念那酱汁。与之相比起来，蟹肉就平淡无奇了。
“裘皮展览会怎么样？”当我不再担忧贝特西争抢鱼子酱时，我问她。我用汤匙刮净了餐盘里最后几枚盐渍黑子，将它舔得个干干净净。
“妙极了，”贝特西嫣然一笑，“他们教我们用水貂尾巴和金项链做一条通用的围巾，金项链，就是你可以花1.98美元在伍尔沃思百货公司买的那种；从展览会一出来，希尔达就跑到裘皮批发仓库，以大折扣价买下一捆水貂尾，然后又到伍尔沃思百货公司去，她把水貂尾和金项链连缀在一起，乘公共汽车时围上围巾啦。”
我瞟了希尔达一眼，她坐在贝特西的那一边。当然啦，她围着一条瞧上去雍容华贵的、由一条悬挂的镀金链子和一边拴在一起的毛茸茸尾巴缀成的围脖。
我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希尔达。她是一位六英尺高的姑娘，一对偌大的、斜斜的碧眼珠，厚厚的红嘴唇，一副斯拉夫人特有的空虚的表情。她会制作帽子。她的指导老师是一位时装编辑，这就把她跟具有更多文学倾向的我们——譬如多琳啦，贝特西啦，我啦——分离了开来，我们仨都会撰写专栏文章，即使有些只是健康和美容栏。我不清楚希尔达是否识字，但是她会制作令人惊叹不已的帽子。她去纽约一家专门教授帽子制作的学校上学，每天去工作都要戴一顶崭新的帽子，她亲手用草秆啦、裘皮啦、丝带啦，或者难以捉摸的朦胧色的面纱啦制作。
“真了不起，”我说。“真了不起。”我想念多琳。她会就希尔达的令人惊异的兽皮制品说些很有意思的、尖酸刻薄的话逗我乐。
我的情绪非常低落。就在那天上午，杰·西揭下了我的面具，我感到我对于自己的所有的令人不愉快的疑惑显得更为真切，我再也无法掩盖真实了。十九年来，我追逐高分、各种各样的奖金和助学金，而现在，我松弛了、落后了，被远远地抛在后面。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去看裘皮展览？”贝特西问道。我有印象她在问第二遍，一分钟之前她已经问过同样的问题，只是我无法集中精力听。“你跟多琳出去了？”
“没，”我说。“我原来想去裘皮展览会来着，但杰·西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去办公室。”关于想去裘皮展览会的话并不真实，但我竭力使自己相信那是真心话，这样我就可以为杰·西对我做的一切而真正地感到沮丧。
我给贝特西描述那天早晨我躺在床上筹划、盘算去裘皮展览会的情景。我只是没告诉她在这之前多琳曾经来到我卧室，并说，“去那该死的展览会有什么劲？我和莱尼去康尼岛游乐场，你干吗不一块儿去？莱尼可以为你找一个好小伙子做伴儿，今天又是午餐会啦，又是下午的电影首映式啦，忙得够呛，谁也不会注意到我们。”
我一时有点动摇了。当然啦，去展览会看来是有点愚蠢。我从来没跟裘皮打过交道。我最后决定干脆躺在床上，爱躺多久就躺多久，然后到中央公园躺到草地里去，那儿的草地是这片光秃的，点缀着野鸭游弋的湖泊的荒原上长得最高的草。
我对多琳说，我不想去展览会、午餐会、电影首映式，我也不想去康尼岛游乐场，我只想躺在床上。多琳走后，我自问我为什么不能干我应该干的一切呢。这使我感到悲哀困顿。然后，我又纳闷为什么我不能干我不应该干的一切呢，就像多琳所做的那样；这使我感到更加悲哀与困顿。
我不知道那已是什么时候，我只听见姑娘们在过厅里准备去展览会之前来去匆匆、互相叫唤的声响，然后一切沉寂下来，我躺在床上，瞧着那平平淡淡的、雪白的天花板，寂静似乎变得越来越深沉，以至我竟然感到我的耳鼓会因此而胀破。电话铃响了。
我睁眼瞧了一会儿电话。电话筒在月白色的基座上颤动，我知道电话铃是在响。我想也许在舞会上或酒会上我把电话号码告诉了什么人，然后忘得一干二净。我拿起电话筒，用一种沙哑的、被动的语调说话。
“喂？”
“我是杰·西，”杰·西用一种粗鲁的、迅捷的声调突然说道，“我想也许你今天正打算到办公室来一次吧？”
我沉进了被褥里。我简直不明白为什么杰·西认为我打算到办公室去呢。我们都有一张油印的日程表，这样大伙儿可以按照日程活动，好多个上午下午，我们不去办公室，而进城赴各种各样的聚会。当然啦，有些聚会是自愿参加的。
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我恭顺地说，“我想去裘皮展览会。”当然，我压根儿没想去，但我一时想不出什么别的借口。
“我告诉她我想去裘皮展览会，”我对贝特西说。“但是她说到办公室来，她想跟我谈点事儿，有活儿干。”
“哦，哦！”贝特西同情地说。她一定瞧见我泪珠噗噗地掉进盛着蛋白甜饼和白兰地冰淇淋的甜食盘里，因为她将她那碰也没碰过的一份推给了我，我吃完了自己的甜食就开始心不在焉地吃起她那一份。流泪，我感到有一点儿尴尬，但那是非常真诚的眼泪。杰·西对我说了些可怕的话。
当我大约十点钟光景一脸苍白走进办公室时，杰·西站起来，转过她的办公桌去关上门，我跌坐进打字机前面对着她的转椅里，她端坐在办公桌后的转椅里，脸对着我，在她身后的窗户上，像热带植物园一样一层一层放满了盆栽花卉。
“你对工作感兴趣吗，埃丝特？”
“哦，感兴趣，感兴趣，”我说。“非常感兴趣。”我感到我无疑是在嚎叫，似乎这样会使它们更令人信服似的，但是我控制着自己。
我一辈子一直在对自己说，学习、读书、写作、工作正是我所希冀的一切，事实上，似乎也是这样，我干得十分出色，功课全优，当我准备考大学时，谁也不是我的对手。
作为大学生，我曾经是镇上《新闻报》的记者，文学杂志的编辑和一个荣誉委员会的秘书——这荣誉委员会是一个专门处理学术上和社会上犯罪和惩罚的、公众性的办事机构——系里有一位著名的女诗人兼教授正在为我争取上东部最大的大学的研究生院和所需的全部奖学金，眼下，一家知识性的时装杂志最有才能的编辑是我的导师，我干吗要打退堂鼓，像匹愚笨的拉车的马那样止步不前呢？
“我对一切都感兴趣。”话语就像许多骗人的木头镍币掉落在杰·西的办公桌上，发出空洞的、毫无生气的回响。
“听到这，我很高兴，”杰·西有那么点儿刻毒地说，“你知道，只要你卷起袖管苦干，这个月你在杂志社可以学不少东西。在你前面来这儿的女孩子压根儿不理睬什么时装展览之类的玩意儿。她从这儿一下子去了《时代》杂志。”
“天！”我还以同样阴沉的语调说。“这么快！”
“当然，在大学，你还要再待一年，”杰·西稍微温和一点地继续说道。“毕业后打算干什么？”
我在内心深处总希冀能获得一大笔上研究生院的奖学金，或者一笔去欧洲学习的奖金，我然后就一边当个教授一边写诗，或者一边写诗一边当个什么编辑。这些都是我每每要脱口而出的计划。
“我真不知道，”我听见自己说道。一听见我自己那样说，我感到一阵深深的惊恐，因为我一开口，我就明白那是真心的。
它听起来是真心的，我认出了它，宛如你认出了一个难以明辨的人，他终年在你的门前徘徊、流连，突然来到你跟前自我介绍说他是你生父，而且瞧上去跟你惟妙惟肖，这样你才明白他原来是你的生父，而你一直认为是你父亲的人是虚假的。
“我真不知道。”
“要那样的话，你就不会长进。”杰·西顿了一顿。“你懂几国语言？”
“哦，我想，我懂点儿法文，我一直想学德语。”大约五年来我一直在跟人说我想学德语。
我母亲童年在美国的时候讲德语，为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小孩向她扔石头。我的讲德语的父亲——在我九岁时死了——来自居心荼毒的普鲁士的一个充满躁狂抑郁症病人的小村子。我最小的弟弟当时正生活在柏林国际生活实验中心，像当地人一样讲一口德语。
我没挑明的是我每次拿起德语词典或者德语书籍，一见那密密麻麻的、黑色的、犹如铁丝网的字母，我的心扉便犹如蚌一般紧紧地闭上了。
“我总是在想我该进入出版界。”我竭力想找回一丝线索，好让我再现昔日巧舌如簧的推销术。“我想我将申请到一家出版社工作。”
“你该学法语和德语，”杰·西无情地说，“也许再加上几国语言，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俄语，则更好。每年六月数百名姑娘拥到纽约来，她们都以为她们可以当编辑。你需要超过芸芸众生。你最好学几门外国语。”
我真不忍心告诉杰·西在我四年级的课程中压根儿没一点儿学外语的空闲时间。我正在上荣誉学位科目中一门教授学生独立思考的课程，除了一门讲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课程和高级诗歌创作讲座之外，我将花所有的时间写一篇讨论詹姆斯·乔伊斯作品的论文，题目还没有定下来。我之所以还没有选定题目是因为我还没有读完《芬尼根的守灵夜》，但是我的教授已经因我的论文而欣喜若狂，答应给我一些关于孪生儿形象的提示。
“到时候再看吧，”我对杰·西说。“我也许去上一门他们新开的基础德语双管速成课。”我当时想我也许真会这么干。我有办法劝说我的班主任让我做些非常规的事。她把我看成是一个有趣的实验品。
在学院里，我必须修物理和化学。我已经修了植物学，成绩很好。一年中，我从未答错问题，有一阵我甚至做起当植物学家的梦，到非洲或者南美洲热带雨林去研究野生草类，因为在那种古怪的地区研究那种生僻的课题比在意大利研究艺术或者在英格兰研究英语更容易获得大笔的奖金；在那些领域里没有这么激烈的竞争。
植物学非常有意思，因为我喜爱剪下叶片，放在显微镜下，描画黑根霉图和蕨类植物繁殖周期中奇异的心形叶子；这一切对于我来说显得那么真实。
上物理课却简直要我的命。
一个矮小黧黑的名叫曼兹先生的男子，操着尖尖的、口齿不清的嗓音，穿一件紧身的蓝西服，站在课堂上，手中拿着一只小木球。他将球放在一块陡斜的、起楞的滑板上，让它从上面滑下去。然后他开始让a代表加速度，π代表时间，他一下子写了一黑板的字母、数字和等号，我的心麻木了。
我把物理书拿回宿舍。这是一本厚厚的多孔油印纸讲义册——足有四百页，没有图画，没有照片，只有图表和公式——封面和封底是砖红色的硬纸板。这是曼兹先生专为女大学生讲授物理而撰写的讲义，如果在我们身上证明可行，他就要找出版社将它发表。
得啦，我学那些公式，去上课，瞧着球体从滑板上滚下来，听下课铃响；学期结束大部分姑娘都考不及格，我却得了个不折不扣的优。我听见曼兹先生对一群抱怨课程太深奥的姑娘们说，“不，不可能太难，因为班里有位姑娘得了个优呢。”“谁？告诉我们，”她们说，但是他摇摇头，什么也不说，对着我甜丝丝地、诡秘地笑了笑。
这使我起意逃避第二学期的化学课。物理课我也许能得个优，但是我惊恐万状。学物理让我从头至尾感到腻味、恶心。使我受不了的是物理把一切都收缩为字母和数字。黑板上不再是叶形、树叶吸氧气孔放大的图形和像胡萝卜素和叶黄素之类令人神往的词汇，只剩下曼兹先生用特殊红粉笔书写的可怕的、男人的、样子像蝎子般字母组成的公式。
我知道化学会更糟糕，因为我在化学实验室见到挂的一张偌大的九十多元素的周期表，所有像金、银、钴和铝完整的字全缩写成丑陋的符号，后面还附有不同的十进制数字。要是我不得不再用那些玩意儿来伤我的脑筋，我非得发疯不可。我会一下子一败涂地的。前半年，我完全是靠着坚强的意志力才得以捱到期末。
所以，我谋划了个聪明的计划去找班主任。
我的计划是：我需要时间上莎士比亚课，因为我毕竟是个主修英语的学生。她完全明白、我也完全明白化学课我还会得个优，所以，考试有什么意思？不如让我只去上课，将知识瞧在眼里，记在心里，把分数啦、学分啦干脆忘个一干二净。对体面人这是一个荣誉问题，内容比形式更重要，当你明白总会得个优，分数就真有那么点儿显得愚蠢了，是不是？学院已经决定我们后面那个年级不再必修第二学年的理科科目，我们是最后一批备受旧体制之苦的班级；这使我的计划更加强而有力。
曼兹先生完全同意我的打算。我想我的话让他心花怒放：我如此喜爱他讲授的课程，以至竟然可以全然抛开诸如像分数与学分这样世俗的考虑，而仅仅追求化学本身的美。我心想：改学莎士比亚，但同时表示将继续修化学这一招是异常高明的。其实这完全是一种毫无必要的姿态，反而让人们觉得我似乎丢不开化学。
当然啦，倘若我不是首先得了个优，我这计划也许永远不会成功。要是班主任发觉我是多么地惊恐和沮丧，我甚至认真地考虑过去弄一份医师证明，说明我不宜于学习化学，公式让我感到头昏目眩等等，她准一分钟也不会听我申述，不管怎么样她非得让我去上化学课不可。
系委员会碰巧同意了我的请求，后来班主任告诉我，有几位教授还十分感动。他们认为这是迈向理智成熟的真正的一个步骤。
每每回想起那下半年的生活，我不禁要纵声大笑起来。每星期五节化学课，我一节也不落。曼兹先生站在那偌大的、摇摇欲坠的、破旧的梯形教室的讲台上，将一支试管里的东西倒进另一支试管里，燃起蓝火啦、红火啦、黄色的烟雾啦，我把他只当作远处一只蚊子在嗡嗡，全然不去听他的声音，背靠在桌椅上，欣赏着那光彩夺目的光、那彩色的火焰，写着一页又一页的牧歌和十四行诗。
曼兹先生时不时往我这儿瞧上一眼，见我在书写，送来一丝甜蜜的、赞赏的微笑。我捉摸他一定以为我抄写下所有那些公式，我并不像其他姑娘那样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只是因为他的授课吸引了我，使我情不自禁地要把一切都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