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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是绝不会留恋莱尼的家的。

屋子布置得完全像牧场之家，只是搬到了纽约一座公寓中间而已。他说，他拆掉了些隔墙让屋子显得宽敞些，然后请人将墙嵌以松木板条，用松木嵌板做了一个马蹄形的酒柜。我想，地板也是松木嵌板的。

脚下到处是硕大的、雪白的熊皮，唯一的家具就是许多低矮的床，盖着印第安毯子。墙上没挂画，而饰以鹿角、水牛角和一只塞满垫料的兔子脑袋。莱尼伸出大拇指触摸一下那驯顺的、小小的灰嘴和僵硬的长耳大野兔的耳朵。

“在拉斯维加斯打的。”

他向房间另一头走去，空中回响着他牛仔靴子的响声，就像手枪子弹一样清脆。“音响，”他说道，他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小，直至他在远处一道门边消失。

突然间，音乐从四面八方的空中飘来。然后，音乐戛然中止，我们听见莱尼的声音，“我是十二点流行歌曲节目主持人莱尼·谢泼德，在这段节目时间里，我们将播放最佳流行歌曲集锦。这星期接着播放十号歌手的演唱，她就是诸位最近常常听到的那位黄头发妞儿……请听美妙的《向日葵花》！”

我生在堪萨斯，长在堪萨斯，

结婚，也将在堪萨斯……

“一个多怪的人！”多琳说。“敢情他不怪么？”

“当然怪啦，”我说。

“听着，爱莉，帮我个忙。”她似乎真认为我眼下就叫爱莉。

“没问题，”我说。

“呆在我旁边别离开，行吗？否则，他要是干什么傻事，我就毫无办法了。你注意到那块肌肉了吗？”多琳咯咯笑了起来。

莱尼从后屋冒了出来。“仅这儿的录音设备就值两万美元。”他慢慢走到酒柜前，拿出三只酒杯，一只银质的冰桶和一只有柄的大水罐，开始拿好几瓶不同的酒调制。

……娶个忠实的妞儿，她答应等我来着——

向日葵州的向日葵花。

“妙极了，呃？”莱尼走来，端着三个酒杯。酒杯外面沾着大水滴，像汗珠一般，他分送酒杯时，冰块在酒杯里发出叮叮的响声。音乐蓦地停止，我们听见莱尼的声音在广播下一支歌的内容。

“听自己讲话，别提有多美啦。喂，”莱尼的眼睛滞留在我的身上，“弗兰克溜走了，你该有个伴儿，我去喊个伙计来。”

“没事儿，”我说。“不用了。”我不想直说明白，要个个儿比弗兰克大好几码的伴儿。

莱尼似乎松了口气。“那就是说你不在意。我不想亏待多琳的朋友。”他对多琳美美地笑上那么一笑，露出一口白牙，“是不是，宝贝儿？”

他往多琳那儿伸出手，不用说一句话，两人拿着酒杯跳起吉特巴舞。

我盘腿坐在床上，竭力露出一副虔诚而又无动于衷的神情，正像我见过的那些看阿尔及利亚肚皮舞的商人一样，但是我刚往挂着兔子标本的墙上一靠，小床就往房间中间滚去，所以我干脆坐到地板的熊皮上，背靠在床上。

酒让人觉得腻味而难受。每呷一口，我愈益觉得那无疑是一杯腐水。在酒杯的中间画着一个粉红色的套索，上面描着鹅黄色的圆点花纹。我将酒喝到套索下面大约一英寸的地方，等了一会儿，当我再去呷时，饮料又升到套索的水平上。

在空中飘荡着莱尼的歌声，“为什么，呵，为什么我要远离怀俄明？”

在歌声的间隙中，这两人甚至也没有停止跳吉特巴舞。我觉得我在所有这些鲜红的、雪白的毯子和松木嵌板之中，缩成了一个小小的黑点。我觉得我像是地上的一个黑洞。

眼瞅着一对男女变得越来越狂热，特别是当房间里你是唯一的第三者时，真是有点儿令人沮丧。

这犹如坐在一列快车的车尾看巴黎，火车正朝反方向驶离——城市一秒一秒显得越来越细微，但你只感到自己变得愈益渺小，愈益孤独、寂寞，以每小时大约一百万英里的速度远离那城市之光，那一切令人激动不已的东西。

莱尼和多琳越来越频繁地相碰，亲吻，然后转过身子美美地喝上一口酒，再紧紧地将身子贴在一起。我想，我还不如躺在熊皮上睡上一觉，直睡到多琳感到该回旅馆为止。

莱尼可怕地嚎叫一声。我猛地坐起来。多琳正趴在莱尼的身上用牙齿咬着他的左耳垂。

“放开，你这婊子！”

莱尼躬下身子，多琳猛一下子爬到他肩膀上，酒杯沿着一条长长的、弧度很大的曲线从她手中飞将出去，砸在松木嵌板上，发出一声愚蠢的叮当。莱尼还在吼叫着，他们旋转得那么快速，我几乎看不清多琳的脸庞。

正如人们在一般情况下会注意一个人眼睛的颜色一样，我注意到多琳的乳房从衣服间露出来，当她肚皮贴在莱尼的肩膀上，两腿在空中摔打，尖声叫着转圈时，她那奶头就像两只熟透了的棕色的瓜果在轻悠悠地抖动，两人纵声大笑起来，减慢了舞步，莱尼正想咬多琳裙裾下的屁股；赶在别的什么事情可能发生之前，我溜出了房门，两手死抓在楼梯的扶手上，半走半滑地下了楼。

我跌跌撞撞走上人行道时，才意识到莱尼的寓所装了空调。人行道上积储了一整天的热带的、凝滞的酷热猛一下子向我脸上吹来，犹如最后的侮辱。我简直不知道我到底在哪儿。

一刹那间，我心中萌生了个念头，不管怎么样叫上辆车去参加聚会，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舞会也许已经散场，我不想撞进个空荡荡的舞厅去，面对撒满一地的五彩碎纸、香烟头和皱不拉几的酒会餐巾纸。

我小心翼翼地走到离我最近的街角，一边走一边用手指撑在左边建筑物的墙上，不让自己显得歪歪扭扭。我瞧了一眼街道的标记。然后我从小手提包里拿出一张纽约街区图。精确地说，旅店和我隔着四十三又五个街区。

走路从来没有难倒过我。我沿着正确的方位走去，轻轻地念叨着街区的数目，当我走进旅店的大厅时，我已经完全清醒，只是脚有点儿浮肿，但那是我自己的过错，因为我不愿意穿袜子。

大厅空空如也，只有一个值夜班的职员，在他的亮着灯的小房间里，在一堆钥匙圈和电话机中打盹儿。

我溜进自动电梯，按一下我住的楼层号。电梯门像个无声的手风琴一样折起来关上。我觉得耳朵有点不对劲儿，我发现有个大个的、眼睛周围一圈黑的中国女人傻里傻气地盯着我的脸。当然啦，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瞧着自己那种皱纹满面、颓唐不堪的样子真让我感到恶心。

过厅里阒无人影。我走进了自己的房间。房间里烟雾弥漫。开始我还以为烟雾是凭空出现的呢，如某种天谴一般，但后来我才想起这原是多琳抽的烟，便按了一下打开窗户通气口的键钮。窗户造得你无法打开，也无法探出头去；出于某种原因，这令我气愤极了。

站在窗户的左边，将脸颊紧贴在木框上，我可以瞧见耸立在黑暗中的，像个奇异的、绿色的火星人蜂巢的联合国大厦前的闹市区。我可以看见道路上不断移动的鲜红的和雪白的灯光以及我也不知道叫什么的桥上的光亮。

沉寂让我感到绝望。这是沉寂中的沉寂。我自己的沉寂。

我完全明白车辆在发出声音，车里的和亮着灯火的窗户后面的人们在发出声音，河流在吟唱，但我什么也听不见。这座城市就挂在我的窗前，像一幅海报一样的平，闪烁着灯火，但是，为了它所给予我的这些好处，还不如压根儿没这座城更好。

床边的那座月白色的电话本可以将我跟世间联系起来的，然而它现在躺在那儿，默默地，犹如死亡之神的头颅。我竭力回想起我将电话号码到底给了哪些人，这样我可以立一张我可能收到电话的单子，但是我能回忆起来的只是巴迪·威拉德的妈妈，她可能会将电话号码转告给她认识的一个在联合国当同声翻译的人。

我发出一声低低的、干涩的笑。

既然威拉德夫人一个劲儿希冀我跟巴迪结婚——他正在纽约州北部一个什么地方治疗肺结核，我完全可以想象她要给我介绍的同声翻译是个什么样的人。那年夏天，巴迪的妈妈甚至在肺结核疗养院给我找了个女侍者的工作，这样，巴迪不至于会过于寂寞。她和巴迪简直无法理解我干么选择来纽约城。

我梳妆台上的镜子有一点翘曲，银层涂得太厚。镜子里的脸庞活像映在牙科医生的水银球上。我想钻进被褥里去睡一觉，但是，那对于我，无疑像是将一张肮脏的、潦草涂写的信函塞进一张崭新的、干干净净的信封里一样。我决意洗个热水澡。

一定有许多病症热水澡是治不了的，但它们是些什么我也说不清。每当我忧愁得要死，或者精神不安无法入寐，或者热恋着什么人可一整个星期见不着他，然后这么消沉、这么萎靡不振时，我就对自己说：“洗个热水澡吧。”

我在沐浴之中沉思。水必须非常热，烫得你不敢将脚放进去。然而，你慢慢地、慢慢地浸泡下去，直至浴水漫到你脖颈那儿。

我记得我曾经伸直身子躺进去过的所有浴缸上的天花板。我记得天花板的纹理、裂隙、颜色、潮迹和灯光设备。我也记得浴缸：那种古老的、虎爪饰浴缸，现代的犹如棺椁一般的浴缸，花式粉红大理石浴缸，浴缸旁边修建了室内莲花池，我记得水龙头的模样和大小，不同的盛放香皂的器皿。

我从来没有像在热水浴中一样感到那么闲适、自在。

我躺在这家专供女性下榻的旅店的十七层楼上的浴缸里，差不多整整一小时，与纽约的爵士乐和流氓团伙离得远远的，我感到我又变得圣洁了。我并不相信浸礼、约旦圣水什么的，但是我想热水浴之对于我就像圣水对于宗教信徒一样。

我对自个儿说：“多琳消失了，莱尼·谢泼德消失了，弗兰克消失了，纽约消失了，他们全消失了，全变得无足轻重了。我不认识他们，我从来就不认识他们，我异常高洁。所有那些烈酒啦，我目睹的那些过分多愁善感而令人生厌的吻啦，回家路上沾染在皮肤上的尘埃啦，都变成了纯净的什么了。”

我躺在那明澈的、滚热的水中时间越长，我越感到纯洁无瑕，当我终于走出浴缸，将旅店那硕大的、轻柔的雪白浴巾裹在身上时，我像一个新生的婴儿一般感到冰清玉洁而甜蜜。

我不知道在我听见敲门声之前究竟沉睡了多久。起先，我没在意，因为敲门的人一个劲儿喊，“爱莉，爱莉，爱莉，让我进来，”我压根儿不认识爱莉。然后，另一种敲门声取代了原先那个闷闷的撞击声——一种尖利的笃笃声，和另一个清脆得多的嗓音，“格林伍德小姐你朋友来找你了，”我明白这朋友是多琳。

我一骨碌爬起来，在幽暗的房间中央我昏昏沉沉地站住身子。多琳把我喊醒，我一肚子的火。要摆脱掉那倒霉的夜晚，除了睡大觉别无他法，而她偏偏来把我吵醒，破坏我的美梦。我以为要是我假装睡着，待一会儿她就不会再敲了，好让我一个人安静地待一会儿，我等待了一阵，但她还是一个劲儿地敲。

“爱莉，爱莉，爱莉，”第一个嗓音咕咕哝哝，而另一个嗓音又响起来，“格林伍德小姐，格林伍德小姐，格林伍德小姐，”仿佛我是个可以劈成两半的人物似的。

我打开门，眨巴着眼睛往那亮堂堂的过厅瞧去。我觉得那似乎既不是夜晚，也不是白天，而是一种惨兮兮的、突然溜到两者之间、永远不会完结的什么。

多琳全身靠在房门的侧壁上。我一走出去，她就跌进我的怀中。我瞧不清她的脸，因为她脑袋低垂在胸前，硬直的浅色头发从暗暗的发根垂下去，就像呼啦圈一样。

我认出了那又矮又胖、嘴唇上长胡子的、穿黑工作服的夜班女佣，她在我们这一楼层一间堆满家什的小房间里熨烫白天收到的衣物和晚会礼服。我简直弄不明白她怎么认识多琳的，我也弄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帮多琳喊醒我，而不是将她送回寝室去完事。

见到多琳躺在我的怀中，除了打几下吐酸水的饱嗝之外不再吵吵嚷嚷，这女人便沿过厅走到她那间摆着一架古老的“胜家”缝纫机和雪白的熨衣架的小房间里去了。我直想在她身后追上去，告诉她我跟多琳毫无关系，然而我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她像老派的欧洲移民一样瞧上去严肃而勤奋，她使我想起我那奥地利裔的祖母。

“让我躺下，让我躺下，”多琳在嘟嘟囔囔地说，“让我躺下，让我躺下。”

我意识到要是我将多琳抱进我房门的门槛，睡在我床上，我将永远摆脱不了她。

她的身子是温暖的、酥软的，像一堆枕头，她全身的重量完全趴在我的手臂上，她的穿着高跟鞋的脚傻样地拖曳着。要抱着她一步步走完这长长的过厅，对于我来说是过于沉重了。

我想我干脆不如将她放倒在地毯上，关上房门，锁上，回床上睡觉去算了。一旦多琳醒来，她不会记得曾经发生了什么事的，她一定会以为当我睡着时她在我房门前晕倒了过去；她会自个儿爬起来，乖乖地走回自己卧房的。

当我轻轻地将她放在过厅绿地毯上时，她轻微地呻吟一下，扒着我的手臂探出头去。棕色的呕吐物从她嘴里猛一下子飞将出来，在我脚边哕了一大堆。

多琳突然变得更死沉沉的了。她脑袋往那堆呕吐物低垂下去，一小束一小束金发沾着秽物，犹如沼泽地的树根，我意识到她睡着了，我松了手。我自个儿也仿佛朦朦胧胧要入梦了。

那夜，关于多琳，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决定守护她，听她到底会梦呓些什么，但是，在灵魂深处，我与她毫无干系。灵魂深处我忠诚于贝特西和她的天真无邪的朋友们。与我内心相似的是贝特西。

我轻轻地步回卧室，带上门。我仔细揣摩了一下，没锁门。我无法逼迫自己那样绝情。

第二天早晨，当我在一片沉闷的、没有太阳的炎热之中醒来时，我穿上衣服，用冷水浇洗了一下脸，涂上一点口红，缓缓地打开房门。我以为我会见到多琳的醉身，作为我可鄙的本性的一种肮脏、具体的明证，依旧躺在那一汪呕吐物之中。

过厅里却空无一人。地毯从过厅一头伸向另一头，干干净净，永远是那么一片盎然的嫩绿，只是在我的房门前有一片隐约可见的、不规则的污迹，仿佛有人偶然在那儿泼翻了一杯水，已经轻轻擦干了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