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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罩》是美国自白派著名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1932—1963）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创作的唯一的一部小说。她的小说，和她的才华横溢的诗集《巨人》和《埃里厄尔》一样，在美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正如美国文艺评论家伊丽莎白·哈德威克所说的，普拉斯在美国文学中“作为一种现象，与其说跟爱米莉·狄金森、玛莉阿娜·摩尔，或者伊丽莎白·毕肖普齐名，毋宁说跻身于哈特·克莱恩，司各特·菲兹杰拉德和爱伦·坡之列”。有些美国文艺批评家认为，她跟《麦田的守望者》作者塞林格一样，用现实主义笔触，生动而细腻地描绘了中产阶级子弟苦闷、彷徨的精神世界，创作了另一部关于美国青年成长的小说。
《钟罩》最早由伦敦威廉·海纳曼有限出版公司于1963年1月出版，当时作家由于自身对作品的文学价值的怀疑，由于作品的自传性质，它涉及身边周围诸多的亲人和朋友，故而使用了笔名“维多利亚·路卡斯”。
普拉斯1932年诞生于新英格兰马萨诸塞州，在波士顿附近的沿海城镇温思罗普度过童年。她母亲是奥地利后裔，父亲青年时代由波兰移居美国，是一位世界著名的研究蜜蜂的权威，执教于波士顿大学。在童年，普拉斯就开始吟诗作赋，八岁发表第一首诗歌；她同时擅长钢笔画，并有作品发表。到17岁时，她开始真正醉心于文学。她曾创作45首诗歌，寄往《十七》杂志，均被退回。《十七》1950年8月号终于发表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夏日不再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同月发表了她的诗《苦涩的草莓》。
1950年9月，普拉斯进入史密斯学院学习。在这些岁月中，她按谨严的格式赋诗，并认真记述日记，留心观察世界，集中精力学习写作。她成为《史密斯评论》的编辑，并在《十七》杂志上发表小说和诗歌。在一封寄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她说道，“在这些我似乎拥有的细小的表面的成功背后，是无比的怨恨和自我怀疑。”有一位朋友对这段时期的普拉斯这样评价：“她似乎有一种迫不及待希冀生活快些来临的劲头……她奔跑着去迎接生活，希望一切都发动起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女人角色，越来越感觉到在诗人/知识分子和妻子/母亲之间在生活方式上的冲突，这成为她心头的一个沉重的负担。
1951年8月，普拉斯和她的小说《钟罩》的主人公埃丝特一样以短篇小说《在明顿家的星期日》而获得《小姐》杂志小说征文比赛奖。1952年夏天，她被遴选为《小姐》杂志的客座编辑。在她的笔记本中，她曾这样描述她在纽约一个月的灯红酒绿的生活：
“作为去年秋天赢得《小姐》杂志全国小说比赛奖（500美元！）两人中的一个，当我代表史密斯学院获得该杂志的客座编辑职位，乘火车到纽约去度过有薪水的一个月，在《小姐》杂志总部拥有空调的曼迪逊大道办公室里，戴上帽子，穿上高跟鞋，我感觉我犹如回家一样……令人惊讶不已，神话般的等形容词也不足以描述我作为客座主任编辑所度过的那美妙的、忙碌无章的四个星期……住在豪华的巴比松大酒店，我编稿子，和名人会见，数不清的联合国代表、同声译员和艺术家设宴宴请我们……简直难以置信的像是在旋转木马上度过的一个月。这个史密斯学院的灰姑娘遇见心中的偶像：万斯·布杰里、保罗·恩格尔、伊丽莎白·鲍恩，并和五位英俊的男诗人教师通信。”
这五位诗人是阿利斯泰尔·里德、安东尼·赫克特、理查德·威尔伯、乔治·斯坦纳、威廉·伯福德。
《小姐》1953年秋季号刊载了西尔维亚作为客座编辑写的《〈小姐〉杂志对53届大学毕业生赠言》。页面上刊载了一张客座编辑手拉手、穿着苏格兰格子花呢裙子、戴着与之相称的伊顿公学的帽子，面露笑容，围成一圈星形的照片。在照片下，西尔维亚写道：“在这一季，我们成了受到黄昏浅蓝色氤氲蛊惑的白日做梦的人们。在这一时髦的星座的造型中，我们看到了《小姐》自己的方格花呢服饰、极其繁复缤纷的羊毛套衫以及男人、男人，还是男人——我们甚至从他们的背上脱去了他们的衬衫！我们将我们的视线集中在学院新闻上，辩论、讨论、阐述此类问题：学术自由啦，关于学院女生联谊会歧异的看法啦，关于被标签化了的（也是被误解的）我们这一代人啦，第一流的明星们对我们的职业和未来产生了辉煌的影响。虽然关于我们命运的星象轨迹尚未清晰，但我们这些客座编辑们以《小姐》发出的这一信号——这校园之星——来指望、占卜我们光明的未来了。”
在这一期《小姐》中，刊登了西尔维娅在1954年写的诗《疯癫姑娘的爱之歌——我钟爱的19行诗》：
我闭上眼，世界便死亡了；
我启开眼睑，一切便又复生，
（我想我在头脑中将你妄自描摹。）
星星在蓝与红的光中起舞，
黑色妄自冲杀了进来：
我闭上眼，世界便死亡了。
我幻想你将我花言巧语骗上床
哼着歌儿把我蛊惑，亲吻我让我发疯。
（我想我在头脑中将你妄自描摹。）
上帝从天上坠落，地狱之火熄灭：
六翼天使和撒旦的人逃遁：
我闭上眼，世界便死亡了。
我曾幻想你会按你说的方式归来，
但是我已老迈，忘记了你的名字。
（我想我在头脑中将你妄自描摹。）
我其实还不如爱上一只雷鸟；
它们至少还会归来，当春天再度来临的时候。
我闭上眼，世界便死亡了。
（我想我在头脑中将你妄自描摹。）
那年夏天，《哈泼杂志》为她的三首诗支付了100美元的稿费，西尔维娅欣喜地把这说成是“第一笔职业收入”。对这一切成就，她后来写道，“总之，这一系列创作上的、社会的和财政上的成功使我感觉仿佛被高高地托将了起来似的。”
关于她希冀要写作的《钟罩》，在事后她曾经这样写道，“看来似乎越来越肤浅而做作的时尚杂志世界带来压力，回到波士顿郊区的世界一片死气沉沉。这样，她（埃丝特·格林伍德）人性中的裂痕——这些裂痕本来是被勉强地粘合在一起——由于纽约周围的压力而令人惊讶地扩大了。她对于周围世界——她自己的和邻居的空虚的家庭生活——的扭曲的看法在她看来似乎是唯一正确的对世界的看法。”
嗣后，普拉斯精神崩溃，不得不住进医院，进行心理和电震治疗。她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那是一段黑暗、绝望、失望的象征性的死亡和令人麻木不仁的电震的时光，这么的黑暗，只有人类心灵的炼狱可以与之相比，然后便是缓慢的再生的痛苦和心理的复活。”
病愈后，她回到了史密斯学院，继续学业，正如她自己说的，她重又征服了“那将我摔下来的野马”。第二年夏初，她写道，“重新恢复精神的一学期结束了，如果说比去年的成绩较少一些令人惊异的炫耀的成分，但也相当地扎实。”在下一个学年，她又发表了一些诗歌，赢得了奖金，完成了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双重性的论文。1955年，她以最优成绩从史密斯学院毕业，获得富布赖特奖金，在剑桥大学纽汉姆学院继续进修英语。在剑桥，她遇见了英国诗人特德·休斯，并于1956年6月16日结婚。1957年春季，他们举家移居美国，普拉斯到史密斯学院任教。后来，全家又搬回英国。夫妇之间发生不和，便分居。普拉斯在伦敦英国广播公司工作。1963年2月11日上午，她打开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很可能普拉斯在1957年返美时在行箧中已有《钟罩》的稿本，只是因为日后集中精力研究诗歌和教学，无暇顾及而已。1961年5月，她申请尤金·F·萨克斯顿奖金，“为了完成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她正在“写一部关于一个女大学生如何走向精神崩溃的小说，小说已完成三分之一。”她写道：
“我向往写这部小说已经十年了，但总写不成。然而，在一次与纽约出版商商量在美国出版诗集时，堤坝陡然间决开，我一晚上未能入寐，创作的激情一下子攫住了我……一发而不可止。”
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她把《钟罩》“看成是一部自传性的习作，我不得不完成这部小说的创作，以将我从往昔中释放出来”。
她妈妈奥勒丽娅·普拉斯在1970年给纽约哈泼与洛出版社的一封信中回顾了普拉斯对她谈及写作这部小说的动机：“我记得她曾对我说，‘我所做的就是把我生活中经历过的事件凑在一起，赋之于小说化色彩——那无异于一只开水壶，但是我想小说将向人们揭示一个人在经受精神崩溃时是多么孤独……我已竭尽全力来描述我的世界和这世界里的人们，像是从钟罩的扭曲的透镜里所观察到的那样来描述。’”
正如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在评价普拉斯时指出的：“在她一生最后几个月……西尔维娅·普拉斯显示出了她的本来的气质，充满幻想的、崭新的、纤巧地创造出来的气质——几乎不再是一个人，不再是一个女人，更不再是一位‘女诗人’，而是一个超现实的、有催眠性的、伟大的古典女英雄。……她的声音时而冷峻地幽默、睿智，时而辛辣，时而充满幻想，赋之以少女的多情的魅力，时而陷于妖妇的叽叽喳喳……”他称她的作品是“一部发烧的自传”。
《钟罩》是自传性的，小说主人公埃丝特·格林伍德就是普拉斯的化身。它描述了“静寂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美国一个女大学生的生活、爱情和绝望。在普拉斯笔下，埃丝特的人生就是一个与虚伪抗争的人生，她与情人威拉德抗争着，与威拉德夫人抗争着，甚至与母亲抗争着，虽然她生活的范围很狭窄，但她抗争的这种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美国社会中虚伪的势力太强大了，她这个弱小的女子不得不陷于精神崩溃的困境。美国社会的现实使普拉斯觉得世界不过是一个硕大无比的“钟罩”：“我周围充斥着钟罩里的腐气，一点儿也动弹不得。”“因为不管我坐在哪儿——在船甲板上也好或者巴黎、曼谷大街的咖啡馆也好——我都是坐在同一个玻璃钟罩下面，在我自己吐出来的酸腐的空气中煎熬。”美国社会这一钟罩给埃丝特一种压抑感，一种绝望感，一种恐惧感。“对于笼罩在钟罩里的那个人，那个茫然的、像死婴一般停止的人，这世界本身就是一场噩梦。”
这是一部关于美国女大学生——“被标签化了的（也是被误解的）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的书，这是一位美国著名女诗人描述自己人生的书，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是绝望、压抑、空虚和痛苦。虽然社会图景并不像《嘉莉妹妹》那样壮阔，但主题是一样的：虚伪的社会对人性，特别是女性的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