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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了逃离贫穷，甘愿放弃自由，北京火车北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这儿看起来一贫如洗，就像是战争之后的难民营。等火车的游客队伍延伸到了北站之外几百米的区域。很明显，一些农民为了等票露宿街头好几天了。到处都是老太太、怀孕的妇女和小孩，那些小孩只穿着一件衣服，在潮湿的石板地上垫一张硬纸板，想法儿躺在上面打盹。
我带了一个睡袋，以防我像《功夫》里的凯恩那样，得在少林寺外露营一段时间才能获准进入。面对不得不睡在火车站之外的可能性，我的整个探险历程如同梦魇一般开始了。
手中拿着护照和返程机票，我犹豫地拨弄着我的旅行袋，畏畏缩缩地走向一位农民老太太，她看起来应该是排在队伍末尾，我问道，“我能站你后面吗？”
“不，”她说着指向大厅的另一头，“老外在那边（排队）。”
我穿过混乱的队伍，终于挤进了大楼。整个火车站是个庞大的哥特式建筑，上面是巨大的拱形天花板。那儿有几十个售票处，每一处的队伍都排到了大楼外面。我问一个年轻小伙哪儿能买到去郑州的车票，心想不同的目的地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买票。
他指着大厅的另一边。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我这才发现在遥远的车站那一侧有两个售票窗口，只有几个人站在前面。我用尽浑身解数一边推挤冲撞一边道歉，横穿了二十几支排队买票的队伍，终于突破重围，到了那两个窗口前面。我知道我找对地方了，因为这列队伍里全是像我一样的外国背包客。
原来，在中国坐火车旅行的买票队伍分为三种。农民排在最便宜的硬座票队伍里。没有指定的座位，他们得挤进带有木制长椅的车厢里占座。许多人选择在走廊里待着，坐在他们的包上。另一等级是单独分配的硬卧票。硬卧车厢里有一系列含有六张床的开放式房间，每边墙上架有三张床。最高等级的是软卧票，大致相当于美国或欧洲的卧铺车： 独立的私人房间，里面有四张床。这一头的售票口只卖软卧票，价钱大概是硬座票的十倍，而且需要用外汇券。我付了大约三十美元买了一张八小时通宵到郑州的车票，心里松了一大口气。只要不排在硬座的队伍里等上好几天，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在颠簸的火车上，一晚上的睡眠断断续续，让我本就颠倒的生物钟更加混乱不堪。我带着严重的时差感混混沌沌地走出了郑州火车站。那是早晨六点钟，我巴不得找个地方再睡上一觉。
河南是位于国家中部的内陆农业省份，郑州是河南省的省会。按中国的标准来说，它是一个小城市，仅有二百万人口。因为远离大海，这儿并没有铺天盖地的外商投资——而在中国的东南沿海，那些外商正大量投资，改变着中国的沿海地区，并带来大量的外国人。
当地人发现，就在他们身边，竟然多了个老外，都感到很惊奇。一些小孩指了指我，然后跑开；不少女人笑了笑，然后尴尬地扭过头去；不少男人冲我“哈喽！哈喽！”地喊，就好像我是个名人，忽然出现在了他们普通人中间。一位男士叫住了我，并和我拍了张照片。拍照时我咧着嘴笑，后来我意识到旁边的男人面部表情僵硬，直直地站在那儿。中国人拍照时都不笑。
郑州阴沉沉的，而且很脏。由于污染严重，天也黑乎乎的，一副要下雨的样子。围绕着广场的水泥大楼笼罩在沙砾尘土之中。这是一个和我一样亟须洗澡的城市。火车站周围全是旅馆，大多数都约有十层楼那么高。我选了一家亮着霓虹灯，而且中文名字伴有英文翻译的宾馆——绿屋旅馆，满以为双语的门面说明它比其余那些宾馆要好。可一走进去，我就发现自己大错特错。绿屋旅馆表面上像它的名字一样给人一种翠绿色的感觉，可一进屋就全不一样了，宾馆前台登记员发现一个外国人按响台钟时并没有露出应有的笑容。他嘟嘟囔囔、骂骂咧咧地填写了外宾必填的表格，好像这额外耗费了他大量时间，让他无法享受甜蜜的生活似的。其实，多填的那张表格是为了能更好地追踪我们。我用外汇券付了宾馆费用。
他递给我一张纸，上面潦草地写着804。
“钥匙呢？”我问。
他挥手让我走，“问楼上要。”
到八楼，我停下了脚步，发现每层楼上都有一个管钥匙的女孩——她的工作就是给客人开门。计划经济有两个目标，一定要让人有工作，不管这个工作岗位的设立有无必要（懒惰是资产阶级的温床）；确保每个人都要盯住其他人。管钥匙的女孩就是实践这两个目标的完美例子，这样，每层楼上都有一个盯梢的。邓小平在毛泽东1976年逝世后执政，开始着手改变这一切，他试图将计划经济慢慢转变成市场经济，逐渐实现市场化。他的口号是“改革”和“开放”。因此，钥匙女孩的存在与否恰恰就是一根很好的指针，指示出改革开放的春风是否吹到了某处或吹到了什么程度。北京喜来登酒店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在那儿我直接领取了自己的钥匙卡。
我这层的钥匙女孩从各方面看上去，都像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城里人。乌黑油亮的秀发落在肩上，略微丰满的脸庞显得很亲切，但面无表情。她身材苗条，穿着一件白色薄衬衣和一条中长裙。我低头看她的胸牌，上面有她的中文名字和英文翻译： 月月。
突然发现自己面前站着一个外国男人，这让她有些紧张。她的手微微有些发抖，我笑了笑，并用中文告诉她我的房间号。
“哎呀，你会说中文！”她喊着，惊讶地捂着嘴。
“只会一点儿。”
“你的中文太棒了！”
“比大山还好吗？”
她双手并到一起。“你是大山的朋友吗？他很有名的！”
“不。”我说。
她显然有些失望。我真的开始恨那个家伙了。
她帮我打开门，给了我一个泡茶用的热水瓶。我给她小费，她挥手拒绝，“收小费违反规定。”
她犹豫了一会儿，给我倒了杯茶。然后，她又犹豫了一会儿，给自己也倒了杯茶，决定和我聊一聊。
我坐在椅子上，也希望能简单地聊几句。她坐在床上。
“你来自哪个国家？”
“美国。”
“美国是个很好的国家，非常强大，不像中国。”
“但是中国发展很快。”我说。
“不，还不够，再过七十年才行。”
“我听说只要五十年就够了。”
“谁告诉你的？”
“北京的一个出租车司机。”
“嗯，北京不一样，那儿要富裕得多，不像这儿，我们这里很穷。”
我打了个哈欠。月月愣住了，处在两难的境地，她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应该遵从她的职责离开，还是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继续跟我聊天，给自己无聊的工作以慰藉。最终，她还是决定留下来。
“你为什么来郑州？”她问。
“我要去少林寺学功夫。”
“真的吗？我弟弟就在少林寺学功夫。”
我一下子清醒了。终于可以确认，少林寺现在仍在训练弟子。
“我明天就得去，”我说，“怎么去那儿最方便？”
“明天就得去？你为什么不在郑州待几天看看风景呢？”
“什么风景？”
“这里有黄河。”
“我必须去少林寺。你能告诉我去那儿最好的方法吗？”
“明天早上八点有去少林寺的观光巴士。”她叹了口气，有些失望。我们啜了口茶，彼此好一会儿都没有看对方。“你知道功夫是中国发明的吗？”她问我。
“是的，我知道。”
“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
“是，确实是。”
我们又一次陷入沉默。
“你知道少林的历史吗？”
“不知道。”
于是月月给我讲述了少林寺的历史。
少林寺建于公元492年。当时的中国皇帝发现，他最宠信的佛教僧人之一，印度僧人跋陀，喜欢在与世隔绝、远离朝廷的地方冥想。那时朝廷位于洛阳——在今天郑州以西三百二十公里的地方。于是，皇帝就在位于洛阳和郑州中间的嵩山山脉中，寻了一个草木丛生的山谷，为跋陀建了一所寺庙。跋陀是少林寺的第一位方丈，不久，那里就聚集了一批僧人。
如果不是另一位印度佛教传教士达摩——梵文叫菩提达摩——在公元525年的到来，那么少林寺的存在可能不会引起很大的重视，不过是一个无名的僧人团体的居住地罢了。根据一些流传的故事版本，少林寺方丈拒绝达摩加入少林。具体的理由无从得知，但据说是达摩与人相处的行为方式欠妥。他无视梁武帝的善行（建寺庙、出版经文、支持僧人团体），认为他个人对佛教的献身（梁武帝是个素食主义者，经常祈祷，参加佛教仪式，着僧侣袍）没有精神价值，这让虔诚的梁武帝大为恼火，于是他不得不离开了南朝，因为当时中国被分为南北两个政权。
在遭到方丈的拒绝后，达摩爬到高出少林寺六七百米的嵩山上，进了一个仅坐得下两人的山洞里，立誓不开悟绝不离开。五百年后的经文记载，九年之后他才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冥想时的强度极大，以至于他的形象都被烙在了山洞的岩壁上。直到今天，还有一块上面画有他容貌的石头坐落在少林寺。他毛发浓密、眼睛又圆又凸——有传说他割掉了眼皮，这样就不会在冥想时睡着了。为了坚持自残的宗旨，据说他的第一个徒弟慧可，砍掉了右臂来证明自己虔诚的献身。
达摩下山后便成了少林的方丈，他教导其他僧人，冥想是开悟的关键。就像他对梁武帝的看法一样，他不认为宗教仪式和善行会对寻求开悟的人有什么帮助。事实上，这些可能会成为开悟的阻碍，因为这容易令寻求开悟的人变得更加自负和骄傲。完全的走出自我只有通过从早到晚的打坐冥想才能实现——僧人们追求实现大脑的完全空白。他的学说成了佛教禅宗的基础。
但达摩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连续几天除了坐着什么事也不做，会令僧人的肌肉软弱无力（类似的问题许多当今的白领应该非常熟悉）。他的解决方法是引入一套十八招健身体操。这种健身训练法最终发展成了功夫，所以功夫被认为是中国发明的。
不管是中国发明了功夫，还是功夫最初在别处发展（印度，也可能是希腊），然后又被带到了中国。反正有一点很明确，武术激起了少林和尚的兴趣，而少林和尚又激起了中国的兴趣。少林寺是第一个发展自家武术套路的知名佛教寺院——这是很不寻常的一种宗教，其和平主义的教义堪与基督教教友会
反对暴力的教义相比肩。
宗教组织能发展成这样，无疑是一种异类，究其原因，最普遍的解释应该就是自我防卫。当时中国的政治一片混乱，一个坐落在山上、与世隔绝的寺庙，对于一群四处游荡的土匪来说，简直就是一个诱人的目标。武僧的传统大概就是起源于那些卫戍人员保护寺院的责任吧。为了便于传授，他们将个人的武打技巧连贯成几套动作或把式。久而久之，护卫人员同僧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将这些武术套路仪式化，成为一种动态的冥想，将现实与精神、武功与艺术结合起来。
6世纪时，有许多派别争夺皇权。其中一派的领头人是恶名昭彰的军阀王世充。为了成就大业，他绑架了大唐皇子李世民。这是他的第一个错误。他的第二个错误是洗劫少林寺。据说，十三个少林僧人（可能更多）闯进了他的兵营，用高超的武艺打败了卫兵，杀了王世充，并且解救了皇子李世民——他之后成为了唐朝的第二位皇帝。李世民即位后，在他颁布实施的第一批法令中，授予了少林寺额外的土地，并赐予和尚可以吃肉喝酒的皇家特权，使少林寺成为中国唯一一所不吃素、能喝酒的佛教寺院。（今天和尚们都开这么一个玩笑： 唐太宗因少林寺的营救，福祚绵长，多活了好多年，那少林和尚们得到了什么好处呢？唐太宗允许和尚们喝酒吃肉，反而缩短了少林僧人的寿命。早知如此，还不如不救呢！）皇帝为他自己建立了陆军军校，由这些因宗教而禁欲的人组成。他们忠心于他，并且不会因为妻儿的牵绊而影响作战。那些专攻功夫的僧人便被称为武僧，而那些仍旧专门投身于佛教修行的则被称为文僧。
在接下来的一千多年里，少林和尚成了中国人民的英雄。他们甚至打击过蒙古侵略者和日本海盗。少林寺是反抗外族统治者（特别是清朝的满人）侵略的基地。它也是整个中国的武术发展中心，习武者来少林练功，少林僧人在其他地区传教。它也是第一个武术特权地。第二个少林寺建在福建省。也有证据显示还有其他的少林寺。12世纪时日本和尚在少林求学，把禅宗学说和武术带了回去。二者的结合对日本人的生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可以说直到明治时期，日本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少林寺。少林甚至激发了其对手——道教的武当派发明了自己的武打套路来挑战少林功夫。武当弟子因其剑术而闻名（周润发在《卧虎藏龙》中就曾饰演一个武当弟子），而少林和尚则因他们的棍棒——一种不那么血腥的武器而闻名。
其实，月月的历史课可没那么好，不可能达到如此精确、包罗一切的程度。她接受的正式教育到八年级就结束了，而我在中国充其量就是个早熟的孩子。我研究了好几年才拼凑出少林寺的早年历史——大都由高僧的助手在事件发生几百年后所撰，其中虚虚实实，也很难说得清。
我们的谈话继续进行：
“少林和尚曾经抗击过日本鬼子。”
“对不起，‘鬼子’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强盗’吗？”
“很抱歉，‘强盗’是什么意思？”
“偷东西的人。”
“哦，对，对，盗贼。”
“所以‘鬼子’就是盗贼，坐船来的盗贼。”
“哦，海盗。明白了。”
她对少林的了解程度终于超出了我的中文词汇界限，我们的讨论陷入了沉寂。她似乎有些绝望。在后来的谈话中，我的理解总是滞后，往往在讨论完这个话题，而下一个话题又说了两句时，我才能勉强跟上。总是如此，让我的头很疼。我伸了伸懒腰表示已经很累，或许应该结束谈话了。她叹了口气，眼睛斜视着地板，脖子向一侧歪着。
“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说着她又叹了口气，头向后仰着，喉部凸出。
我想着换个话题，于是问她：“你觉得你的工作怎么样？”
她又一声叹息。
我试探着说：“一般般？”
“哦，你知道我的心。”她摸了摸胸口。
直到那一刻我依然没有起身。她期待着上演一场浪漫的爱情喜剧，一位神秘的国际达人邂逅一个工薪阶层女孩，这个可爱的女孩有金子一般的心。他应该即刻去俘获她的芳心，而不是昏昏欲睡。问题是我们的志趣并不相投。我是一部探索片的主演： 一个美国青年孤身来到异域，克服层层障碍，获得骄人技艺，学会人生的重要一课，最终成长为真正的男子汉。她寻求的是爱情；而我在寻找我的尤达大师。她需要的是救赎；而我需要的是休息。
我清了清嗓子，“呃，嗯，是的，我可能得休息一下了。明天去少林寺的大巴是什么时候？”
我又听到一声叹息。“上午八点。”
“好的，嗯，那么，我应该七点左右起床。我最好现在休息一下。我该怎么安排电话叫醒服务？”
“我会叫你的。”她终于拖拖拉拉地走出了我的房间。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我说。
在汉语里，你要想努力地表现礼貌，就永远不能只说一次——那听起来太敷衍了事。你至少得说上三次。
我脱衣上床，终于有机会考虑一下我当前的窘况了，还真是讽刺啊。过去三年间，我读了禅宗和其他神秘的经文，越读越痴迷。我开始相信，冥冥之中，可能是由某种神灵召唤我走进宗教生活。为了测试这个可能性，在中国刚一着陆，我就私下里发誓，决定禁欲。我的目标是个人的完全转型。这只是一种简单的精神物理过程： 个人改变就是在一段足够长的时间内施加足够的压力： 改变=压力×时间2。而现在，还不到一个星期，旅途中就充满了严峻的考验。可能等我到了少林寺，这一誓言就会发挥效力了吧。
电话响了。接起电话，我听到一首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是众多娇滴滴的东亚流行曲调的一种，使空气中充满了空中补给合唱团金属乐的味道。我正想搞清楚这是电话系统的故障，还是有什么人在跟我恶作剧，这时，我听到了月月在电话里笑。
“你喜欢这首歌吗？”
“对，对，对，是的，还好。呃，这首歌还不坏。”
“我爱死这首歌了。”
“好，好，好，”我说，“好吧，那么，是你设置了我的叫醒电话，是吗？”
她叹息道，“是的。”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
那天晚上我梦见我坐在少林寺的大门外，寺庙与世隔绝，在山上饱受寒风的侵袭。我敲打大门，守卫让我走开。几个月过去了，大门终于开了。我走进去，发现自己竟然站在空中。我尖叫着掉了下去。
我挣扎着睁开了眼睛，发现一个女人俯身站在我旁边。她是护士吗？我在医院？我的生物钟仍然很混乱，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辨认出来，那是月月。我环视了一下房间，一时间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儿。晨曦透过窗帘的缝隙，钻了进来。
“早上好。”我说。
“早上好。”她格格地笑着。
“是你。”
我低头看了一眼，还好，下半身盖着床单，衣服在角落的椅子上，她的出现让我很窘迫。
“是，是我。我跟同事换了班，这样我就白班连夜班，整整一夜没睡，以免耽误事，目的就是要确保按时叫醒你。”
这会儿，我不仅感到窘迫，甚至有一种负罪感。
我努力冲她挤出一丝微笑，“你工作很努力，你老板应该提拔你。”
她又格格地笑了，探身向前，离我更近了，“你皮肤真白。”
“我长时间待在图书馆里。”
“那么白，真好看。”她说着，贴得更近了。
对于身高一米九二、体重不足一百四十斤、脸色苍白的我来说，“皮包骨头”并不为过。不少女士已经用若干词描述过我的身体了——“形销骨立的骷髅头”、“鸟腿儿”、“埃塞俄比亚的白化病人”。“好看”一词用在我身上，我可从来没听过。她是在嘲笑我吗？那时我还不知道，在中国，即使你的皮肤是苍白的，也比棕褐色的漂亮，因为这表示你很富有，不必像农民一样在室外的太阳底下劳作，晒得黝黑。
“你喜欢白皮肤？”
“很好看，不是吗。”她的脸几乎贴在了我的脸上。这一刻，她欣喜若狂，一个女孩所有的祈祷即将成真。
我能跟她说些什么呢？难道说： 问题不在你，在我……因为……我发誓要禁欲？
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我得赶快行动。我从床上跳起来，用白床单紧紧包裹着下身，迅速坐进角落的椅子里，单脚跳着蹬上牛仔裤，套上衬衣后才转身过去。
“我已经迟到了。”我匆匆穿上剩下的衣服。
我离开房间的时间之短简直可以破纪录，月月一直尾随在后。我一直在按电梯的按钮，月月垂头丧气地跟了过来，似乎心有不甘。
“听着，等我回来游览郑州时，我会来这儿住，我们会再见面的。”我说。
她笑了。
我走进电梯，转身跟她挥手道别。
当她意识到我在撒谎时，脸一下子沉了下来。
“你不会回来了。”她说。
电梯门关上了。
我确实不会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