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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学学习了三年普通话，结果却发现实际上我并不会说中文，这让我大吃一惊。但在北京着陆并在机场坐上出租车的那一刻之前，我都一直有相当的把握，认为自己会非常适应。
我把一张用英文和中文写着“喜来登长城饭店”的卡片交给了出租车司机，然后用我自以为地道的中文跟他说：“我要去这里。”然后，他就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说个不停。我好不容易才打断了他。
“对不起，”我说，“我的中文不是很好，请你说慢点儿行吗？”
但他好像没听到，于是我又试着打断他。可他又一次无视我的存在。他继续叽里呱啦地说，我也继续茫然无所知，不知道他讲了什么。
这下我慌了，所有对外界的感觉和自信瞬间全部消失，大脑里一片恍惚，就连政府刚刚建成、连接城市和机场的崭新笔直的公路都丝毫没有注意到，也几乎没看到收费站和新站台，甚至没听到身边那个一直唠叨不停的司机在说话。我所能听到的，就是脑海里平静的咒骂声：“你这个蠢货！”一遍又一遍，无休无止。
从我在堪萨斯的城市机场登机算起，到现在已经二十六个小时了。时差就像超强劲的大麻一样侵蚀着我——我的身体又稠又重，大脑完全失去了方向感，疑问重重。我在哪儿？这是中国吗？我是不是在成田机场转机时坐错了飞机？
我摇下车窗，感觉一片茫然。
出租车在一个高架桥下的通道前停下，红灯亮了，一辆满载金属碎片的木制牛车慢悠悠地停在了我们旁边。就在这时，一辆黑色奔驰呼啸而过，绕过牛车，停在了前面。（不久我便知道这是为政府高官准备的高级轿车。）那头牛被汽车尾气惹恼了，用头顶了奔驰的后备厢。绿灯亮了，奔驰司机和驾牛车的农民仍在吵吵嚷嚷，纠缠不清。我们开车走了。
在避开了这场交通事故之后，我们上了另一条街道，穿过外墙，就到了喜来登长城饭店的大门口。付了车费后，我迫不及待地下了出租车，喜来登长城饭店门口一个身着金扣红衣的门卫用僵硬刻板的英语对我说：“Wurcome
。”
“你会说中文吗？”我用普通话问他。
“你的中文儿很好嘛。”他用北京口音的普通话跟我说——“儿”化音特别重。
终于用得上我的中文了，我激动得难以抑制，一下子抱住了他。片刻之后，我才感到有些尴尬，于是松开了他。
为了缓和气氛，我说：“我的出租车司机不说中文。为什么呢？”
他向车里瞥了一眼。
“他不是北京人，大概是南方人吧。这儿的每个人都说不同的方言。我在上海时，那儿的人说的话我一个字儿也听不懂。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人们现在非常自由，可以到处乱窜，乱啊，”他说，“简直太乱了。”
就这样，我解决了第一个、也是我意料之外的问题。我确实是在中国，而且我也知道怎么说中文，尽管说得吞吞吐吐，也就是小学六年级的水平。我一下子如释重负，但第二个让人畏惧的任务又来了——在如此广阔的国家，我要找到少林寺。
门卫提着我的包穿过五星级的喜来登饭店的大理石大厅，我问他，“你知道少林寺在哪儿吗？”
“什么在哪儿？”他问。
“少林寺。”我又说了一次，尽量发对声调。
汉语是一种带声调的语言，一些汉字读起来一样，但发出四种不同声调时会有不同的意义： 一声是平调，二声是升调，三声先降后升，四声是降调。比如，这个句子：“mā mà mǎ mā?”意思是：“妈骂马吗？”一年级的中国学生要么用脑袋、要么用手指比划，以此发出正确的声调： 班上一半的学生看起来像摇头娃娃，另一半则像小人国里管弦乐队的指挥。
“哪儿？”他又问了一遍。
我信心尽失，用手指摆了个耐克的标志，表示三声
的“少”（字面意思是“年轻”），又将手指向上抬，表示二声的“林”（森林）。“少……林。”他还是没明白，于是我又尝试了一种不同的方法：
“你知道功夫吧。”我说着摆了几个似是而非的打拳动作。
“噢，少林寺。你想学功夫？”他笑了，“少林寺嘛，我不确定。我想它应该被毁了吧。”
我心里一沉。
“被毁了？你什么意思？”
“就是不存在了，”他说，“你想去参观长城吗？我有个朋友是导游。”
我在大厅中央呆住了，脑袋里满是离开这儿之后的其他选择。普林斯顿的秋季学期已经开始了；我得等到春季才能再入学。那我就得回到托皮卡和我父母住在一起。这可是我和他们激烈抗争之后才争取到的中国之行啊，回去肯定没有好果子吃。我还得找份工作把钱挣回来。我已经花了多少钱了？机票花了一千四百美元，办签证花了五十美元，出租车用了十美元。在我改签之前，我至少得住一两天，每晚一百一十美元。
想回头已经不可能了，即使那儿除了烧焦的建筑废墟之外什么也没有，我也要去少林寺看看。
“不，我不想看长城。”我告诉他。
直到那一刻，我依然一直在努力，想将我的开支控制在最低范围内。这时，帮我把旅行袋搬到房间的门卫问我，是否愿意帮他把当地的钞票换成美元。
“我表妹是个很勤奋的学生，你明白的，”他解释道，“她已经被一所美国大学录取了。可她只有人民币，她需要一些美元。你能帮个忙吗？”
对应于其发明的纸币，中国有两种货币： 人民币和外汇券
，只有后者才可以在中国银行兑换成美元。所以外汇券具有很多功能，是一种基本的财政预防手段，能防止当地百姓在金融上崇洋媚外（私存美元、日元、法郎），产生永远离开本国的强烈欲望。因为人民币不是可兑换的通用货币，所以，一个中国的百万富翁离开国家之后就会变成乞丐。但是，由于老外数量的增加和黑市规模的扩大，这种防护措施已经不起作用了。对于中国人来说，每个外国人都是可以行走的货币兑换点。继“hallo
”之后，“Shanja mahnie
？”是我最常听到的蹩脚英语。
当时，我并不太明白这种做法。我所知道的就是外汇券和人民币的比例应该是1比1。政府管理的中国银行里，外汇券和美元的汇率是57比1。我的新朋友——门卫提议按照65比1的汇率用人民币换美元。这可是笔好买卖。换两百美元行吗？
当然可以。
那天下午，我一直坐在那儿盯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时差让我的大脑一片混沌，感觉非常累，又睡不着，我极度疲惫，一动也不想动。另一个门卫、一个女服务员，还有两个中层管理者来找我，理由都惊人地相似——他们都有格外优秀的亲戚需要美元去国外留学。几个星期后，我的怀疑与日俱增，四处打听之下，我才发现黑市的实际汇率是82比1。1986年保罗·泰洛科斯乘火车游览中国之后，最终这样描写中国人，说他们“总是可以欺骗老外”。六年后的今天，以中国人的精明，当然不会当着我的面说这句话，但却依旧如故。泰洛科斯认为这句话也是对外国人一种故意的侮辱，尽管他知道这并不完全准确，但从我的遭遇来看，的确如此。我在谈判桌上简直是个白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别人摆了一道。
当然，说句公道话，这些酒店工作人员跟我交易的汇率还是比中国银行的要高。中国还有一句谚语，“鱼从头开始烂”。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天安门广场，那儿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广场，是一个由政府所立的纪念碑、纪念馆等建筑所环绕着的开放式中枢地带，就是一个灰色大理石版本的华盛顿国家广场。广场北接通向紫禁城的天安门城楼，上面挂着唯一的装饰物——一副巨大的两层楼高的毛泽东肖像——那就是中国的林肯纪念堂了。西边是人民大会堂，那是全国人大代表开会的地方——相当于美国的国会大厦圆厅。东边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相当于美国的史密森尼学会总部的大楼——史密森尼古堡。
今天的天安门前，四处都是拍照的中国大陆游客，他们大多带着一个小孩。（1979年，为了控制人口增长，政府制定了相当严格的政策： 一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正当我闭目养神的时候，忽然听到了一声枪响。
我一下摔倒在地，双手抱头四处张望，以为天安门又像89年那样发生了动乱。嘭！又是一声枪响。我找到了枪声的位置——原来是一辆北京出租车逆火
了。
我双膝着地跪在那儿，抬头发现自己和一个穿着开裆裤学走路的小孩脸对脸，他像一只宠物一样毫无节制地当街哗哗地小便，还没发育成熟的小弟弟在微风中摇晃着。他聚精会神地盯着我，好像在判断我是哪种生物——毕竟我有大大的鼻子，在他看来可能和一般人不一样，而且四肢着地。我笑了，他抠了抠他的小鼻子。我拍了拍身上的灰尘，站了起来，感觉自己的尊严荡然无存。男孩的父母是一对来首都参观的农民，他们也笑了笑。那位父亲裹着一件军大衣，他把手中的相机朝着我，并扬了扬眉毛。我点了点头。接着他指了指一旁我曾趴在那儿的空地，暗示他想重新照一张我满是恐惧的照片。我没有同意。
我决定去问路，手中拿着《福多尔在中国》那本书，我走向一名公安（或者是一名陆军军官），然后打开了书中中国地图的那一面。
“打扰一下，你能告诉我少林寺在哪儿吗？”我用普通话问道。
他没理我，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
“对不起，我中文不是很好，”我说，尽量清楚地发音，“请你告诉我少林寺在哪儿好吗？”
他一动不动。我想自己恐怕又念错了声调，于是又用手比划了几个功夫的动作。
“你知道功夫吗？”
还是没反应。但是一个高高瘦瘦的老外在一名人民解放军警卫旁挥舞着拳头，倒是引来了一群围观者，大多是老头老太。
“你想干吗？”其中一个已有几缕银丝的老太太友好地问我。
他们都很高兴发现了这么有趣的事儿，回家后他们就可以告诉朋友们了。
我指着中国地图问道：“你们知道少林寺在哪儿吗？”
“哎呀，”她说，“嗬，这老外的中国话说得真好。”
“哦，不，还不够好，”我说着低下了头，“还差得很远。”
“瞧瞧，这老外还挺谦虚。”她继续跟其他人聊着天，好像我不在那儿似的。其他人都赞同地点了点头。
其中一位男士赞许地说：“他的中国话说得比大山还好呢。”
这引起了一场争论。后边的一位女士反对道：“这老外中国话说得是好，但还没到大山那水平。”
就这样他们争论了一会儿。后来我才知道“大山”是加拿大人马克·罗斯韦尔的中国名字，1988年他来中国教英语。他中文非常好，特别擅长相声——一种传统的喜剧对话形式，富于押韵和典故。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经常邀请他当演员和主持人。第一次亮相后，他便成了中国大陆的名人，他的中国话也成了老外说中国话的黄金标准，每个老外的中文通常都会被拿来与他比较，而且往往落败。我也不能例外，我很快就会慢慢意识到，大山是每个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生命中的毒药。
最后，我打断了他们。“那么少林寺在哪儿呢？”
“哦，它在河南。”第一个说话的女士指着地图中心说。
我瞬间感觉如释重负，“也就是说，少林寺在那儿，是吧？”
她盯着我，“过去在那儿，它已经被毁了。”
“你确定？”
“打仗的时候被日本鬼子毁了。”
我感觉自己的腹部好像重重地挨了一下。但就在我转身离开时，人群中的另一个老太太挽救了我脆弱的神经。
“你说什么呢？少林寺已经重建了。我侄子去年还去旅游了呢。”
“不，日本鬼子把它毁了。”第一个说话的女士坚持道。
“那是福建省的南少林。河南的北少林政府已经重建了。”
“老奶奶，”我指着手中的中国地图，问道，“我怎么才能去那儿呢？”
她在地图上用手指从北京到河南省会郑州划了一条想象中的线，然后说，“火车。”
“对不起，”我说，“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个词是什么意思。”
她笑了，然后发出全世界通用的火车声“酷酷酷酷”，人们都笑了。
我用尽自己所有的词汇，一再地感谢她，然后立马叫了一辆出租车。
北京的街道又宽又直，连接了一连串的同心环路。整个人类历史中出现过的所有交通运输工具都在上面跑着——马、驴子、牛、拖拉机、卡车、欧洲豪华轿车等等等等，几乎涵盖了一切。但是第一次逛马路时，倒是自行车吸引了我的眼球，它们大多是1950年代的报童款式的老旧自行车，前面有个篮子，颤颤巍巍的，这股移动大军一窝蜂似的穿插流动在成百上千移动的行人和轿车之间，像一群鸟儿一般。在开回酒店的途中，出租车司机在车来车往的道路交通中穿梭，往来的车流、人流非常密集。每当有骑自行车的人突然拐弯时，我就会屏住呼吸，觉得这肯定会导致多米诺骨牌似的接连碰撞，最终让整个自行车队都倒下。但每到最后关头，却总是能化险为夷。
“你做出租车司机多长时间了？”我在等红灯的时候问他。
“嘿，你中文很好嘛。”
“不，不是很好。”
“不，不，你说得挺好。你知道大山吗？”
“我听说过他。”
“他是加拿大人。你是哪国人？”
“美国。”我回答。
“美国是个不错的国家，很强大。”
“不，也就是个平均水平。”
“哦，不，美国好极了，不像中国。中国不行，太落后了。”
“但是你们发展很快。”我说。
“不够快，我们还得五十年才能赶上美国。”
“但是在经济方面，中国的发展比美国快多了。”我说，心想自从邓小平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腾飞之后，中国在过去十年里已经是两位数的GDP增长值了。
“你是说只有经济方面增长快啊，”他领会了我的意思，说道，“你不觉得政治方面也在进步吗？”
“没觉得。”
“唉。”他叹了口气便不说话了。
我这才注意到他的反光镜上挂着毛泽东的袖珍肖像，翻转时，我看到另一面是周恩来的肖像——他是共产主义的英雄，也是1970年代中美两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关键人物。
我沉默了一会儿，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往下说。
“你怎么看那些事儿？”我问。
我预计他会闪烁其词，或者他可能都根本不清楚那些事儿。但是，他的话让我大吃一惊。
“我觉得那些大学生太蠢了，他们应该很聪明啊，嗨，这些大学生真是！”
“你是什么意思？”
“他们知道什么是民主？他们知道怎么管理政府？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从来都没有过民主。就凭这些愚蠢的大学生，还想革命？他们想要民主？放屁！”他骂道，“简直是放屁！”
1990年代早期，不到百分之五的中国学生上了大学，所以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他们。
我又说：“但是自由很好啊……”
“自由？我们怎么得到自由？革命吗？革命是不会带来自由的。革命会带来混乱。混乱会带来什么？饥饿！谁会饿死？不是那些大学里不懂事儿的毛孩子，是穷人！穷人会饿死的！”
“但是你不觉得有更多的政治自由更好吗？”
“政府给了我们经济开放的权利，人们越来越富有。作为回报，我们就不应该再自寻烦恼，要求政府政治开放。”
我靠在座位上。这不是我想的那样。
“你们不想两者都要吗？”我问。
“中国有句话，‘慢慢来’。瞧瞧俄罗斯，它以前是中国的老大哥，它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接着你们美国人跑去告诉他们，政治和经济开放得同时兼顾。他们现在怎么样？现在，俄罗斯女孩儿都跑来中国做妓女了。现在，我们是老大。”
剩下的路程中我们再也没说话。
接下来的两年里，我问了许多中国人，包括一些北京的大学生，我问他们怎么看那场事件，听到的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回答，尽管通常大部分人对那些游行示威者没有那么蔑视。他们告诉我，这场示威活动太草率了，中国还没有为民主作好准备。
“乱”是中国语言中最会引起恐慌的词了，考虑到这个国家的历史，尤其是20世纪的历史，大概也就是如此吧。所以人民和政府达成了一个不言而喻的社会契约： 政府会帮助人民脱离贫穷，作为回报，人民服从政府的统治。
那在人民富裕之后呢？我会这么问。通常，大部分中国人只是耸耸肩，“谁知道呢？”但是我遇到的一个商人却玩世不恭、妙语惊人：“你买不到爱情，但你可以买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