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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资本家会以既定数量的货币开始。他们进入市场，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并使用特定的技术和组织形式将其投入生产，最终生产出新的商品。然后，商品会进入市场，按开始投入的货币数量加上利润（马克思称之为剩余价值）的价格进行售卖。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处理的资本循环的基本形式。资本被定义为运动中的价值，用图式表示为：货币——商品……生产……商品′——货币′（M—C…P…C′—M′，M′代表M+m，m即剩余价值）。
马克思的中心命题是劳动有能力比它在市场上作为商品所要求的价值，创造更多的价值（即剩余价值）。新鲜出炉的产品中“孕育着”剩余价值，被拿到市场上售卖以获得利润。因而资本的再生产依赖于将全部或部分M′重新用于购买，即购买新一轮商品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
“在第一册中，”马克思写道，“我们只是在为理解第二阶段即资本的生产过程所必要的范围内，对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M—C］和［C′—M′］）进行过研究。因此，资本在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不同形式，它在反复循环中时而采取时而抛弃的不同形式，在那里没有加以考虑。现在它们就成为研究的直接对象了。”
在第二卷前三章，马克思把循环过程分解成三个独立但相互交织的循环，即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和商品资本循环。在第4章中，他研究了他所称的“产业资本”的循环，即把三个不同的循环过程结合为一个整体。实际上，马克思以货币、生产和商品这三种不同的视角分析了循环过程。总体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表面上看，整个方法似乎非常简单，甚至有点平庸。他假定循环持续进行，并把三个不同的循环过程放到这个方框之中。很难看到它的价值。但是，通过这种方法，他揭示和剖析了这种循环过程的内在逻辑中存在的困难和矛盾。从每扇窗户或每个视角，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现实，这也使我们能够识别可能发生扰乱的地方。
纵观这些章节，马克思关注了三件事，两件是明确的，第三件则是不明确的。第一件是形态变化。这个概念来源于第一卷第3章，马克思在那里剖析了他所称的资本的“社会新陈代谢”中的形态变化。形态变化是指资本所采取的形式的改变，即从货币到生产活动再到商品。马克思感兴趣的是资本进入并暂时存在的不同阶段的特征，以及资本怎样从一个形态转变为另一个形态。他提出的中心问题是：这些不同的形式有哪些不同的可能性和能力？从一个形态到另一个形态的转变会遇到什么问题？用蝴蝶的生命周期来类比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蝴蝶产卵；卵变成毛虫，到处爬行，寻找食物；毛虫变成蝶蛹，生活在起保护作用的茧中。最终，一只美丽的蝴蝶从茧中蜕变；蝴蝶会自在地飞翔，直至产卵，重新开始新一轮的循环。在每一个阶段中，有机体会显示出不同的能力和力量：作为卵或蝶蛹，它是静止不动的，但是在成长着；作为毛虫，它到处爬行觅食；作为蝴蝶，它可以自由飞翔。资本也是这样：在货币形态，资本可以像蝴蝶一样到处自由地“飞翔”；在商品形式上，资本就像毛虫一样，到处寻找想要、需要或是渴望得到它，有支付能力并最终消费它的人；作为劳动过程，资本植根于“生产的隐秘之处”（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提到），在这里，物质活动将自然要素转化为商品的生产。它通常是被限制在一处的，至少在生产商品的时间内是这样的（我们会看到交通运输是一个重要的例外）。
对我来说，这些差别具有直接的启发意义。资本在不同形态下进行的空间和地理运动的差异，对于理解我们统称为“全球化”的过程有重要启发。循环过程中的每一个“时刻”——货币，生产活动，商品——表现出不同的可能性。货币是最具备地理移动性的资本形式，商品的移动性差一点，生产活动移动起来则难得多（尽管也不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一般性描述中也有许多可变性。一些商品形式要比其他形式更容易移动，其便捷性也和交通运输能力有关（集装箱化使得从法国或斐济将瓶装水运往美国成为可能）。不同形态的资本在移动上得到不同的授权，这对资本如何在世界舞台上运作有巨大的影响。赋予金融资本相对于其他形式的资本（例如生产资本和商业资本）更大的流动权力，就等于引入这种具有高度流动性或“自由飞翔”的资本形式——这正是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的特征。这些话题马克思并没有研究，但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研究。马克思关注的是形态变化的其他特征，以及可能出现的差异和矛盾。
这引出了马克思感兴趣的第二个主要问题。第二个问题聚焦于循环过程本身发生扰动和危机的可能性。他在第一卷中清楚地表明，从一个时刻到另一个时刻的过渡从来就不轻松。例如，从价值的一般形式（货币）过渡到价值的特殊形式（商品）要比从相反方向进行的过渡容易（他说商品可能“爱货币”，但是“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通过售卖商品得到货币的人，没有必要立刻去购买。个人可以持有或贮藏货币。这印证了马克思在第一卷中对萨伊定律的严厉批判。萨伊认为买和卖总是保持均衡的，因此绝不会有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李嘉图也接受了这一命题）。但是正如凯恩斯后来指出的，持有或贮藏货币具有永恒的诱惑力，因为货币是私人占有的社会权力的一般形式。马克思指出，贮藏货币也具有社会必要性（我们会在第二卷中频繁发现这样的例子）。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持有货币，却没有人购买商品，那么循环过程就会阻塞，直到最终轰然倒塌。“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在第一卷中谈道，“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
第二卷在某种程度上关注这些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可能方式，尽管是以令人沮丧的含糊不清和技术性的方式。
马克思也在第一卷中指出，独立形成的货币危机是非常有可能的。商品数量和价格不断波动，我们必须找到调节货币供给的方法，使之适应商品生产的波动。在这里，贮藏货币是绝对必要的，它为经济极度活跃时期提供了可利用的储备资金。当货币成为计算货币时，对商品货币（金银）的需求就可以避开了。余额可以在年末结清，从而减少了对实际货币（硬币，铸币，纸币）的需要。但是使用计算货币创造了一种新的关系，即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第一卷中谈到，这产生了一种矛盾，一种对立，它
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的那一刻暴露得特别明显。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当这一机制整个被打乱的时候，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转变成坚硬的货币。这时，它是不能由平凡的商品来代替的。
换句话说，你不能再用欠条结账；你必须找到现金，即一般等价物和价值的代表，然后付清账单。如果不能找到现金，那么
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得毫无价值，而商品的价值在它自己的价值形式面前消失了。昨天，资产者还被繁荣所陶醉，怀着启蒙的骄傲，宣称货币是空虚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货币。今天，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到处叫嚷：只有货币才是商品！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惟一的财富，就像鹿渴求清水一样。在危机时期，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
第二卷的分析阐明这个问题了吗？答案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在第二卷中，马克思为理解流通中危机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那些条件奠定了基础。但是，他并没有充分证明为什么这种可能性必然而不是可能成为现实，也没有说明它是在何种条件下成为现实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由马克思不愿意讨论分配的特殊性造成的。马克思没有在第二卷中分析信用的作用，因为那是分配的特殊性。但很明白的是，在整个第二卷中，信用对生产的一般性具有重要的影响，进而也影响了实际的资本运动规律。不考虑任何分配和交换的特殊性，形成一个一般的危机理论似乎也就无从说起。
第三个问题更不明确，出现在涉及资本自身的“本质”的定义的那些章节。我不确定“本质”这个词语是否恰当，但我认为这些章节确实为思考资本可以采取的不同形式提供了可能性，并且询问了某种形式是否具有优先权。这不同于说资本仅仅是“运动中的价值”，或是图1所示的总循环。可不可以说资本循环的某个阶段要比其他阶段更重要，尽管它们谁也离不开谁？我们需要注意这些问题，因为它们有着深刻的政治含义。但是马克思自己并没有梳理这些政治含义。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马克思在第二卷的第一页勾勒出资本循环的总公式后，规定了他自己的研究所基于的假设前提。他假定“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而且假定这种出售是在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也把在循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价值变动撇开不说”。
第二卷中不考虑任何系统性的技术和组织的变革，正如已经提过的，这与第一卷的关注点极为不同。劳动生产率不变（实际上是抽象掉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假设使第二卷与事实有差距。但是马克思坦率地认为，他只有这样才能够识别资本循环中的关键关系，可以日后再将其综合到一个更加实际的资本循环和积累模型中。
组成资本循环的交换链条的第一个环节（形态变化）是用货币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货币资本“表现为预付资本的形式”。和往常一样，“表现为”这个词意味着虽然看上去如此，但实际可能是另一回事。“作为货币资本，资本处在能够执行货币职能的状态中。在当前考察的场合，就是处在能够执行一般购买手段和一般支付手段的职能的状态中……这种能力所以产生，不是由于货币资本是资本，而是由于货币资本是货币。”不是所有的货币都是资本，也不是所有的买卖活动——甚至是劳动力的买卖（例如个人服务或家庭帮佣的情形）——都是资本的循环和积累中的一环。货币职能之所以变成货币资本是“因为货币职能在资本运动中有一定的作用”，这取决于它们和“资本循环的其他阶段”的联系。只有嵌入到资本总循环中，货币职能才具有资本职能。那时，且只有那时，货币才成为“资本的表现形式”。
所以，既有货币，也有发挥资本职能的货币。两者不是一回事。
当被用来购买劳动力（M—LP）时，货币实际上退出了资本循环，即使劳动者用他们的货币工资购买他们在资本家控制下生产的商品。劳动者为了获取货币以购买生活必需品而放弃了他们的商品（劳动力），所以货币又返回了资本循环。劳动者生活在C—M—C的循环形式（马克思更喜欢标记为L—M—C）中，这不同于M—C—M′的资本循环。在L—M—C的循环运动中，马克思指出，“它的资本性质消失了，但它的货币性质保留下来”。
随后他扩展了这个主题：
雇佣工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过活。劳动力的维持，即工人自身的维持，要求每天进行消费。因此，必须每隔一个较短的时期付给他一次报酬……因此，资本家必须不断作为货币资本家，他的资本必须不断作为货币资本，和雇佣工人相对立。另一方面，要使广大的直接生产者，广大的雇佣工人能完成L—M—C行为［L指出卖劳动力］，必须不断有必要的生活资料以可买形式即商品形式和他们相对立。因此，这种情况要求产品作为商品的流通已经有了高度的发展，从而商品生产也已经有了广泛的规模。
在马克思看来，M—LP的运动经常被错误地看作“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一个具有特征性质的因素”，因此，“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但是“货币很早就已经作为所谓服务的买者出现了，而M并没有因此转化为货币资本，经济的一般性质也没有因此发生变革”。
真正开始资本的循环，需要劳动力首先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成为特征的，并不是劳动力这种商品能够买卖，而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可以被当成资本花费，“只是因为劳动力处在和它的生产资料分离的状态中”，也是因为生产资料所有者所处的位置，可以：
使劳动力的使用权归属于买者。而使用这种劳动力的界限，和劳动力本身价格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量的界限，又决不是一致的。资本关系所以会在生产过程中出现，只是因为这种关系在流通行为中，在买者和卖者相互对立的不同的基本经济条件中，在他们的阶级关系中本来就已经存在。不是由于货币的性质产生了这种关系；相反，正是由于这种关系的存在，单纯的货币职能才能转化为资本职能。
所以，资本循环发生的第一个主要先决条件是，“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关系……已经存在了”。
这是第一卷的重要主题，尤其是在原始积累部分。马克思在这里重申了劳动力作为商品的存在“就得先有一定的历史过程，把原来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分开”。
“生产的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是由商品构成的”，所以资本家就得“通过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来完成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如果要让工人立即开始干活，那么资本家必须“在购买劳动力之前，首先购买厂房、机器等生产资料”。
但是这要求这种商品——生产资料——也容易在市场上获得。“要使资本能够形成并且能够支配生产，需要商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因此也需要商品流通从而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阶段。”
只有这样，客观因素（生产资料）才能在生产中与主观因素（劳动力）结合起来。
资本循环发生的第二个主要先决条件是：以售卖为目的的一般商品生产必须已经存在。只有这样资本家才能在市场上购买到生产资料，也只有这样雇佣劳动者才能获得再生产自身所需的消费品。如果这些先决条件没有实现，那么货币就不能执行资本的职能。
马克思在这里纠正了把资本主要理解为货币的观念，他花费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原因。但是，一旦雇佣工人阶级存在，并且能够再生产自身，那么转化的动力就开始运转了：
那些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即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的情况，也促使一切商品生产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越发展，它对主要是直接满足自己需要而只把多余产品转化成商品的每一种旧生产形式，就越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它使产品的出售成为人们关心的主要事情，它起初并没有显著地侵袭到生产方式本身，例如，资本主义的世界贸易对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国人民最初发生的影响就是如此。但是接着，在它已经扎根的地方，它就会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是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
在这些历史转变发生之后，资本就会以“纯粹的”方式自由地开始循环：
因此，不言而喻，只有在已经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货币资本循环的公式，M—C…P…C′—M′，才是资本循环的当然形式，因为它是以雇佣工人阶级的社会规模的存在作为前提的。我们已经知道，资本主义生产不仅生产商品和剩余价值；它还再生产并且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再生产雇佣工人阶级，把绝大多数直接生产者变为雇佣工人。
我在别处讨论过——不仅和马克思在第一卷的叙述有关，而且也是我自己的观点——马克思更偏向于我所说的“辩证的、协同演化的社会变迁理论”。
这个观点和第二卷的论述是兼容的。这似乎是摆脱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鸡与蛋”式争辩的惟一办法。阶级关系和一般商品生产（暗含的是货币形式）必须先于资本而出现，但是资本的发展使这些先决条件一般化了。
资本循环的第二个阶段是生产资本阶段。马克思没有花费太多精力阐述，因为毕竟它是第一卷中的分析的基本形式。这个阶段承担了劳动过程中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生产性消费。
运动表现为M—C…P，这里的虚线表示：资本流通被中断，而资本的循环过程在继续，资本从商品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因此，第一阶段，从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只是表现为第二阶段即生产资本的职能的先导和先行阶段。
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的特殊方式“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就资本主义来说，
自由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的分离，是既定的出发点……形成商品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这样结合起来一同进入的现实过程，即生产过程，本身就成为资本的一种职能，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而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性质，我们已经在本书第一卷作了详细的阐述。商品生产的每一种经营都同时成为剥削劳动力的经营；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才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剥削方式，这种剥削方式在它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劳动过程的组织和技术的巨大成就，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变革，并且不可比拟地超越了以前的一切时期。
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于是都转变成了“预付资本价值的存在形式”。同样地，它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正如人类劳动力并非天然是资本一样，生产资料也并非天然是资本”。马克思又一次总结了剩余价值理论：“生产资本在执行职能时，消耗它自己的组成部分，使它们转化为一个具有更高价值的产品量。” 因此，“产品不仅仅是商品，而且是包含着剩余价值的商品”。
生产资本的职能是“资本价值借以生出价值的唯一职能”。
在循环过程的第三个阶段，我们需要面对商品资本形式的资本。正如货币形式的资本只能执行货币的职能，生产资本只能进行生产一样，商品形式的资本“必须执行商品的职能”。
现在，C′的职能（含有剩余价值的商品）
是一切商品产品的职能：转化为货币，卖掉，经历流通阶段C—M。只要现在已经增殖的资本保留商品资本的形式，停滞在市场上，生产过程就会停止。这个资本既不会作为产品形成要素起作用，也不会作为价值形成要素起作用。由于资本抛弃它的商品形式和采取它的货币形式的速度不同，或者说，由于卖的速度不同，同一个资本价值就会以极不相同的程度作为产品形成要素和价值形成要素起作用，再生产的规模也会以极不相同的程度扩大或者缩小。
我们在这里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维度引入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从一个形态转到另一个形态的速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它受“和资本的价值量无关的新的潜能，即资本的作用程度的新的潜能，资本的扩张和收缩的新的潜能”
的影响。当资本家受竞争的强制规律驱动，使用加速生产、缩短周转时间等方法时，不仅改变了当时的资本循环的框架，也改变了日常生活的框架。那些促进加速的“独立的、新的潜能”的性质需要得到研究。这形成了第二卷中的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研究领域。
C′—M′的循环使“同时包含在商品资本中的剩余价值”以货币形式实现，于是结束了资本形态变化的第三个阶段。但是要记住，剩余价值
只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它是第一次在商品市场上出现，并且以商品形式出现；商品形式是它的第一流通形式，因此，c-m行为，也是它的第一流通行为或它的第一形态变化，因而还要由相反的流通行为或相反的形态变化m-c来补充
（小写字母表明马克思这里只是讨论剩余价值的运动，不是总资本——C′和M′——的运动）。
剩余价值的生产实际上是资本的生产，并且将剩余价值的全部或部分用于追加投资是资本再生产的基础。
因此，这里要指出两点。“第一，资本价值最后再转化为它原来的货币形式，是商品资本的职能。第二，这种职能包含着剩余价值的第一形式转化，即剩余价值由原来的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
结果，“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现在都是作为货币存在的，因而都处在一般等价物的形式中”。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暗示，所暗示的事情随着文本的展开会越来越重要：商品资本在整个循环过程中具有与众不同的重要地位，即作为商品中蕴含的剩余价值向货币形式转换的转换器。
因此，资本价值在过程终结时，又处在它进入过程时的相同的形式中，因而能够重新作为货币资本开始并完成这个过程。正因为这个过程的开始形式和终结形式都是货币资本的形式（M），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循环过程的形式叫做货币资本的循环。在终结时发生变化的，不是预付价值的形式，而只是它的量。
因此，货币资本循环反映了“开始形式和终结形式都是货币资本的形式”。一旦剩余价值作为资本实现，作为“一个已经生出价值的价值”实现，作为循环过程的“目的和结果”实现，那么M“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货币，而是明显地成了货币资本，它表现为一个已经自行增殖的价值”（马克思在第一卷所说的“会下金蛋的鹅”）。然而，当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再次进入循环过程时，它仅作为货币发挥作用，已收回的初始预付货币和剩余价值之间的区别消失了。它再次执行纯粹的货币职能。所以，尽管我们想从概念上区别一种“货币资本”（作为资本使用的货币）和另一种“货币资本”（返回到货币形式的资本），“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都是资本的存在方式……使它们互相区别的特有职能，只能是货币职能和商品职能之间的区别”。
然而，“商品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产物，使人想起它的这种起源，因而，它在这种形式上比货币资本较为合理，不像货币资本那样没有概念，在货币资本中，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任何痕迹都已消失，正像在货币上商品的一切特殊的使用形式都消失一样”。
当区别消失时，我们需要坚持“概念上的区别”，因为这揭示了资本的运动规律的奥秘。转化成货币的剩余价值m，可以被花费掉。但是花到哪里去呢？一部分进入资本家的消费（花费在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上，马克思稍后会进行解释）。但也有一部分被用作货币资本，因此巩固了积累的扩张。
自始至终，马克思坚持了一系列的看似微不足道的区别。他为什么这么做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最后一部分表现得更为明显，他在那里考察了作为整体的循环。马克思写道，
资本表现为这样一个价值，它经过一系列互相联系的、互为条件的转化，经过一系列的形态变化，而这些形态变化也就形成总过程的一系列阶段。在这些阶段中，两个属于流通领域，一个属于生产领域。在每个这样的阶段中，资本价值都处在和不同的特殊职能相适应的不同形态上。在这个运动中，预付的价值不仅保存了，而且增长了，它的量增加了。
在这个形成了一个“循环”的“总过程”中，确切的职能和类别可以定义如下：
资本价值在它的流通阶段所采取的两种形式，是货币资本的形式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它属于生产阶段的形式，是生产资本的形式。在总循环过程中采取而又抛弃这些形式并在每一个形式中执行相应职能的资本，就是产业资本。这里所说的产业，包括任何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生产部门。
考虑到这个词语现在的内涵，产业资本不是一个合适的概念。但是马克思想用这个词语表达的是这种资本循环：它经历了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过程，之后它通过总过程的其他环节得以实现和再生产。“货币资本，商品资本，生产资本，并不是指这样一些独立的资本种类，这些独立的资本种类的职能形成同样独立的、彼此分离的营业部门的内容。在这里，它们只是指产业资本的特殊的职能形式，产业资本是依次采取所有这三种形式的。”
通过把他自己限制到纯粹的形式化分析中，马克思避免了讨论不同的当事人。这些当事人确实依附在不同职能的资本上。金融和货币资本家依附于货币职能，产业资本家依附于生产职能，商业资本家依附于商业职能。因此，从历史上看，产业资本循环的总体不仅包括相互交织的不同循环，而且包括不同当事人的活动——不同的资本派别从剩余价值中攫取不同的份额。然而在第二卷中，马克思并没有讨论这些派别的作用。他更偏向于使任何事情都处于完全合乎逻辑和有条理的状态。我认为他这样做是因为，如果马克思介绍了不同当事人的历史作用以及在他们之间发生的斗争，全部的阐释将变得模糊不清，以致会掩盖马克思当作基本职能的东西。的确，在第一卷的很多地方，他批评了亚当·斯密认为这些不同派别的资本是完全独立和自主的资本形式的观点。马克思把它们看作是由产业资本分化出来却又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的不同形式。
然后，马克思插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资本的循环，只有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正常进行。如果资本在第一阶段M—C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生产阶段停顿下来，一方面生产资料就会搁置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资本在最后阶段C′—M′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流阻塞。
在这里提出了阻碍或堵塞循环过程的思想，但仅仅是以纯粹形式化的方式：
理所当然的是，循环本身又要求资本在各个循环阶段中在一定的时间内固定下来。在每一个阶段中，产业资本都被束缚在一定的形式上：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产业资本只有在完成一种和它当时的形式相适应的职能之后，才取得可以进入一个新的转化阶段的形式。
这意味着资本不可能平稳、持续地通过循环，它在运动中必然要经历一些停顿。后面将频繁研究这些潜在的阻碍、停顿和堵塞，尽管没有提及各派资本的利益和当事人。这样做的好处是我们可以看清资本持续循环可能遇到的障碍，也指明了也许能阻止这些障碍成为不可克服的堵塞的方法。坏处是它使对第二卷的分析处于一种形式化区分的枯燥无趣状态；它使我们阅读第三卷时心里想着这个形式化的基础——大部分关于历史上的危机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在本章中，马克思还插进了一些关于运输业和通讯业对循环过程的作用的评论。
由于第5章末尾又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讨论。
那么，总体画面是怎样的呢？我们用下面的形式来表示产业资本的循环：
我们立即就能在图1中发现，这一公式可以分解成三个互为条件的不同循环——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和商品资本循环。如果要实现剩余价值，货币资本循环必须协调好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循环的条件。生产和商品资本循环也受到相同的限制。任一循环的中断都会对其他循环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作为总体的循环过程有发生多种危机的可能。当我们引入第三卷的内容，将资产阶级分解成在同一循环过程中具有不同利益和观点的派别时——生产者、商人和金融家，我们将有更具说服力的理由来担心马克思称之为产业资本的整个循环过程的稳定性。
货币资本形式对于整个产业资本循环过程的重要性还有待估计。货币不仅仅是过程的起点，而且也是终点。然而，要记得，货币形式仍然是价值的代表，这也是我们能具体衡量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惟一方法：“正因为价值的货币形态是价值的独立的可以捉摸的表现形式，所以，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M…M′，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
货币可能是终极的拜物教，但它确实是资本家的圣杯，因为“发财致富本身才是生产的自身目的”。没有“金光闪闪的货币形式”，资本家就没有动力；没有资本的货币形式的实现，报酬就没有可捉摸的衡量载体。
但是这种实现取决于消费——不仅包括其他资本家的生产性消费，还包括其他人的最终消费。在第二卷中我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观点，即工人阶级的消费可能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马克思随后添加了一段关于国家间贸易和重商主义的有趣的评论。他说，重商主义的辩护人有一套“冗长的说教”：
资本家个人只应该和工人一样消费，资本家国家应该把它们的商品让给其他比较愚昧的国家去消费和进行消费过程，而相反地应该把生产消费当作自己的终生事业。这种说教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往往使人想起教父们类似的禁欲诫条。
有一些人，例如凯文·菲利普斯
，相信我们在过去十几年里经历了重商主义阶段，而美国担当的正是最愚昧的国家的角色（进行债务支撑的消费主义），中国人和德国人则以美国消费者为代价储蓄和积累了大量的贸易盈余。奥巴马当局在出席2010年秋季在首尔举行的G20峰会时，提议减少全球体系中的贸易不平衡，中国和德国是反对这个提议的主要国家。所以，某种形式的重商主义确实存在，而且状况良好——美国似乎仍然乐于担当最愚昧的国家的角色。
马克思为本章写的结束语很重要：“货币资本的循环，是产业资本循环的最片面、从而最明显和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产业资本的目的和动机——价值增殖，赚钱和积累——表现得最为醒目（为贵卖而买）。” 和往常一样，我们必须意识到“表现”并不意味着“是”：“只要货币资本的循环始终包含着预付价值的价值增殖，它就始终是产业资本的一般的表现。”然而，从生产的角度来看，“资本的货币表现，只是作为生产要素的价格。”不过，M—M′的循环最为醒目是有原因的，因为它不仅作为起点出现，而且它促进了购买力以工资的形式流向劳动者，也促进了利润流向资本家，从而促进了他们的消费；它“在形式上具有欺骗性”，甚至带有一种“虚幻的性质”。
“只要把这种形式不是当作循环形式的一种，而是当作惟一的循环形式，它的虚幻的性质以及与它相适应的虚幻的解释就会存在。”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货币循环不能“仅凭自己”存在，而必须“指出其他的形式”。当我们着眼于通过不同形式（货币、生产、商品）不断重复的资本循环时，我们看到货币“只是生产资本不断反复的循环的转瞬即逝的准备”。从这点来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早已作为前提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