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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的生产取决于消费对剩余价值的实现。因此，作为一个一般范畴，消费不能被排除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因为它“会反过来作用于（资本积累的）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用几页纸说明了消费和剩余价值生产之间的关系。他说区分以下两者是很重要的：（a） 原材料、中间投入品、机器、能源等资本家为开展劳动过程而进行的生产性消费；（b） 构成每个社会秩序的工人、资本家和各种“非生产阶级”（军队、国家公务员等）的个人“最终”消费。消费对以商品形式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实现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需求要以支付能力作为保障。简单来讲，资本家只承认一种需求：有效需求。
那么在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之外还有什么呢？把消费视作“个别”就是把消费当作一种理性计算范围之外的事物，也就是说它是潜在地不可控制的、混乱的和不可预测的。因此，想法、需求和欲望的实际状况（还有日常生活中的品质和政治活动）都在一般理论之外。资本不知道要生产什么样的使用价值来满足最终消费，人们是否想要马匹、马车还是宝马汽车都无所谓。资本家似乎对消费者说：只要你有足够的钱，任何你想要的，我们都可以生产。从而实际消费模式在历史上和地理上的发展，还有文化生活方式的问题都被回避了。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假定有效需求总是存在的，商品（除了劳动力）按照自身价值交换。这让马克思得以建立起了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理论，这一理论适用于完全不同的最终消费体制。这就是将所有使用价值的特殊体制抽象掉的优势所在。要是马克思把自己局限在19世纪中叶英国的消费习惯中，我们现在就不会以我们的方式来阅读他的文本了。
可是，也有一些起作用的一般力量需要进一步阐释。如果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已不再被人们需要、喜爱，那这个商品就没有了价值。因此必须刺激新的和旧的用途与需要，来保证积累进行下去。问题在于，“商品爱货币，但是‘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
自马克思的时代以来，一个巨大的产业发展起来了，它通过时尚业、广告业和对生活方式选择的强调等，刺激需求。但是人类的好奇心和欲望并不是一张等待书写的白纸。只需要给一个孩子一台iPad，看他多么乐意去玩，你就能看出，史蒂夫·乔布斯在理解人类需求和欲望这方面的精明丝毫不逊于他所拥有的高超技术能力。
操纵和调动人的欲望一直处在资本主义历史的中心，但马克思把它排除在了政治经济学之外，认为这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不过，它并非完全处于理论思考之外。
例如劳动者可以选择怎样花钱和用钱买什么，因此知道他们的想法、需求和欲望就变得非常重要。马克思认为，为了在不同的经济部门之间保持必要的均衡，资产阶级必须操纵大众消费，以使工人的消费相对于资本主义积累是“合理的”。资产阶级的博爱于是经常体现为教导劳动者的消费习惯，使之有利于积累。最明显的例子是后来亨利·福特的做法，他在自己的工厂里引入了八小时工作日和每小时收入五美元的制度，并利用社会工作者监控和引导工人的消费习惯。奢侈品和工资品之间的差别也变得很重要，因为资产阶级和工人消费的动力有本质上的不同。
在整部《资本论》中，消费影响生产的各种方法大部分是以正规和专业的术语来说明的，而不是将它们描述为有自身动力的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方式。马克思避免具体描述任何最终消费习惯的属性和形式，也避免提及任何文化偏好、时尚和审美价值或人类欲望的冲动（比如性欲在塑造消费方面的作用）。但是，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十几年前满大街都是自行车的国家，目前却是宝马汽车最大的市场？我们能从马克思的一些阐述中清晰地找到解释。
因此，马克思留给我们的一部分工作是对当代的消费主义找到比目前更好的解释。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在解释消费方面不太有效（马克思反对把太多消费的例子加入到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这同样适用于生产性消费——在商品生产的劳动过程中用劳动消费原材料。控制劳动者在工作中的个性的困难已经被认识到了（尤其是在马里奥·特隆蒂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作品中），正是这种个性蕴含着巨大的革命性潜力。
在当代，大量对消费和消费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领域；但不幸的是它们之中大多没有将其置于马克思构想的总体关系之中。确实，很多研究都反对资本积累的规律性。很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反对是正确的，马克思认为消费是个别性而不是一般性也是因为这个道理。但是，马克思的历史著作的最终目的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演进的有机整体来理解（与强调规律的政治经济学相反），因此任何对当代形势加以理解的尝试，都要求我们把消费、政治主体性和个体的审美、文化、政治偏好加入到研究框架中——作为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和补充，而不是作为替代品。
当然，人类的欲望世界无法摆脱资本的运动规律的显著影响。资本改变物质世界的方式，影响了我们的精神理念、心理、想法、需求、欲望和自我认识发生变化的方式。当资本的运动规律使郊区化成为了对过度积累这个固有问题的回应时，品位、偏好、想法、需求、欲望和政治主体性也会随之改变。一旦这些成为了一种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偏好的刚性会对革命性的变化造成重大阻碍。例如，如果为了给资本积累开辟新道路，或者是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而需要进行再城市化，就需要发动革命和拒绝郊区的生活方式，那么需要首先面对并最终克服的便是强大的支持郊区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的选民。
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在三卷《资本论》的大部分中使用的是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浅显的三段论”式的理论框架，而且把研究限制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性层面上。在我们看到的文本中，马克思忽视和经常排除了关于普遍性（与自然的关系）、特殊性（交换关系和分配）和个别性（消费和消费主义）的问题，即便他在很多研究计划（比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承认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比如关于竞争（事实上在第三卷中关于这个问题的章节并没有太多的信息）、国家和世界市场——来完成他的计划。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遇到研究框架不起作用的地方后，正如我们将要在生息资本循环的章节中看到的那样，他最终克服了不足。但是马克思没有尝试去重新说明在分析框架失效的地方加入新情况后，资本运动规律可能是什么样的。
《资本论》第二卷基本上完全是按照“浅显的三段论”的框架写的，马克思向这个框架中加入他所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他几乎不敢跳出这个框架。尽管在一些方面研究得很深入和有启发性，马克思描述的理论世界在其他方面被严格地束缚住了。在一般性方面的严格限制让马克思对资本的理解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的历史特殊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至今仍能阅读马克思著作的原因——即使是第二卷——而且还能够理解很多他想要表达的内容。另一方面，很难将这个框架直接用于分析我们的现实状况，这也是我们将要进行的工作。然而，如果我们能理解马克思给自己的一般理论施加的限制和在这样的限制下这些理论能为我们做什么，我们就能更深入地理解这部著作的性质。这是我提出的阅读第二卷的核心精神，也是我现在所面临的令人兴奋但是十分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