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遗传与环境是阴和阳的关系，是亚当和夏娃，是通俗心理学中的老爸和老妈。我还在上中学时，就比较了解这个话题了。当我爸妈对我的行为不满，对我大喊大叫时，我跟他们说我的遗传和生长环境都是他们给的，我变成这样，要怪只能怪他们。
“遗传与环境”是过去人们对它们的叫法，现在被叫做“先天与后天”（nature and nurture）。这一对单词本身就已经够强大了，改了名字后就变得更强大了。人人都知道先天与后天的法则，它们是儿童成长的助推者和塑造者，没有人质疑这一点。它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们，并将决定我们的下一代未来的样子。
在1998年1月的《连线》杂志上，一位科学记者设想，也许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家长可以很容易地去商店购买孩子的基因，就像今天人们买牛仔裤一样简单。这位科学记者把这叫做“基因选择”。你想要一个女孩还是一个男孩？卷发还是直发？是数学小能手还是拼写大赛的冠军？他说：“家长有能力决定孩子成长为什么样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家长已具备这种能力。”
这位记者说家长有能力决定孩子成长为什么样的人。他的意思是，家长为孩子提供了成长的环境，即教养（nurture）
。
没有人质疑这一点，因为它不需验证。决定孩子成长的两个要素是天生（基因）与教养（抚养方式）。你相信这一点，心理学教授也相信这一点。这种令人高兴的巧合并不多见，因为在大多数学科中，专家的看法与走在大街上普通老百姓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但关于先天禀赋与后天教养的法则，一个教授与一个站在你前面准备在收银台付钱的人的看法一致。大自然赐予了父母一个婴儿，但孩子的成长取决于父母的教养。良好的教养能弥补孩子先天的不足，缺乏教养会毁掉大自然美好的馈赠。
我在改变看法之前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是对教养的方式而不是对环境的重要性改变了看法。这本书不是那种遗传决定论的书，绝对不是环境与基因同等重要，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体验与他们与生俱来的特质同等重要。我认为“教养”不是“环境”的同义词，把教养当作环境的同义词是自找麻烦。
“教养”不是一个中性词，它还有其他的涵义。它的字面意思是“照顾”或“抚养”，与“营养”和“哺乳”来自同一个拉丁文词根。把“教养”作为“环境”的同义词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除了基因之外，影响孩子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家长的教养方式。我把它叫做“教养假设”。直到我抚养了两个孩子，与人合编了三本关于儿童发展的教科书之后，我才开始对教养假设产生质疑，断定这个假设是错误的。
要反证假设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它们本身并不需要证据。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证明教养假设只是一个假设而已，第二件事情是说服你相信教养假设是一个不成立的假设，第三件事情是正本清源，用一个新的假设来取代它。我提出的关于儿童成长的新观点与原有的教养假设一样强大，新观点回答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我们何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的回答是基于儿童的心智与人类的演化历史。让我们一起去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转一转，甚至去黑猩猩的社会里看一看。
我怎么可能去质疑有如此多证据支撑的假设呢？你可以亲眼看到家长对孩子的影响。经常挨打的孩子在家长面前战战兢兢；如果家长懦弱无能，孩子会变得无法无天；没有接受道德教化的孩子，注定没有规范的道德行为；被家长认定没有出息的孩子终将一事无成。
对此表示怀疑的人应该去看看充斥在市面上的大量相关书籍，例如，临床心理学家福沃德（Susan Forword）为我们描绘了“恶毒的父母”对孩子产生的持久的、灾难性的影响，这些过于苛求的、专横的、缺乏爱心的、喜怒无常的父母往往会削弱孩子的自尊和自主性，或者过早地把自主权给了孩子。福沃德博士亲眼目睹了这些父母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她的病人心理状况很糟糕，都是他们的父母造成的。只有当他们向福沃德和他们自己坦承这一切都是父母的过错时，他们的病情才会好起来。
也许你还是怀疑，认为临床心理学家的意见不足以成为证据，因为他们的看法仅来自与少数有心理疾患病人的谈话。那么，还有更科学的、来自精心设计的对普通家长和孩子进行的研究的证据，这些家长和孩子的心理健康范围大大超出了福沃德博士候诊室里病人的状态。
在《举全村之力》（ It Takes a Village ）一书中，美国前总统夫人希拉里·克林顿总结了一些发展心理学家精心设计的研究。如果父母对孩子充满爱心和关注，他们的孩子就会对家长产生安全感和亲近感，就会成长为有自信、友善的孩子；如果父母与孩子交谈、倾听孩子的心声、为孩子读书，他们的孩子就会变得聪明活泼，在学校表现好；如果父母对孩子严格要求，他们的孩子就可能少去闯祸；如果父母对孩子过于严厉、苛刻，他们的孩子就会变得具有攻击性或焦虑，或二者兼而有之；如果父母对孩子诚实、友善和体贴，他们的孩子同样也会诚实、友善和体贴；如果父母没有为孩子提供一个完整的家，他们的孩子在成年之后，多半也过得不好。
这些观点不是空穴来风，背后有大量的研究作为支撑。在我为本科生编写的教科书中，有关儿童发展的观点来自以上研究，教这些课程的教授也对这些研究深信不疑。新闻记者在报纸和杂志上不时地报道一些研究结果；儿科医生也是基于这些研究结果，给家长提供一些忠告；其他著作和报刊文章的作者和顾问同样也对这些证据深信不疑。发展心理学家的研究对传播我们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在编写教科书时，对这些研究证据也深信不疑。但当我回过头来审视它时，我却瞠目结舌地发现，它在我手上已经分崩离析。发展心理学家用来支撑教养假设的证据其实不成其为证据：表面上它们证明了教养假设，但实际上并没有。现在反对教养假设的证据越来越多。
教养假设不是公理，也不是公认的真理。它是我们文化的产物，是一个被大众喜爱的文化神话。在本章中，我将告诉你教养假设是从哪儿来的，我是如何开始对它产生怀疑的。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被人们公认是创造“先天禀赋与后天教养”词组的人。高尔顿的灵感可能来自莎士比亚，但莎士比亚也不是原创者。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将两个词并列放在一块，但比莎士比亚早三十年，英国教育家理查德·马尔卡斯特（Richard Mulcaster）就曾写到：“先天禀赋让孩子作好准备，后天教养使孩子得以成长。”三百年后，高尔顿将这一对单词变成巧妙、醒目的广告语，并迅速流行开来，成为了我们语言的一部分。
但教养假设真正的鼻祖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在大致的背景下，精心地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即成年人的心理疾患都可以追溯到年幼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他们的父母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弗洛伊德认为，两个性别相反的父母给孩子带来难以名状的痛苦，这种痛苦具有普遍性，并且是无法避免的。即使是极具责任心的父母也不能避免给孩子带来痛苦，所有的男孩都会经历恋母情结的危机，所有的女孩都会经历女性降价甩卖的阶段。母亲（不是父亲）也被指责是引发儿童早年两大危机——断奶和如厕训练——的人。
弗洛伊德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非常流行，甚至连斯波克博士（Dr. B. Spock）著名的育儿手册也引用了该理论。
家长要帮助孩子度过这个既浪漫又充满嫉妒心的阶段，要温和而又明确地告诉孩子：父母属于他们彼此双方，小孩子是不能霸占爸爸妈妈的，小男孩不能将妈妈占为己有，小女孩也不能将爸爸占为己有。
毫不奇怪，精神病专家和临床心理学家（帮助病人解决情感问题的人）是受弗洛伊德影响最大的人。然而，弗洛伊德理论同样也影响了那些学术圈内做科研、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心理学家。有些人还试图找到科学依据来支持弗洛伊德理论，但都没有成功。更多的人只满足于在讲座和科研论文中提到弗洛伊德的时髦术语。
一些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行为主义，20世纪40至50年代在美国高校非常流行的心理学流派，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回应。行为主义者几乎摒弃了弗洛伊德所有的学术思想：性和暴力，本我和超我，甚至意识。但奇怪的是，他们却接受了弗洛伊德理论中最基本的前提，即童年的经验极为重要，而父母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丢掉弗洛伊德心理剧的脚本，却保留了剧中的角色。在他们看来，父母依旧很重要，但不再扮演性对象的角色。相反，行为主义者的脚本把他们变成了条件反射的制约者，或是施予奖励或惩罚的人。
行为主义大师约翰·华生（John B. Watson）注意到，在生活中父母不能系统地制约孩子的反应。他主动提出做一个示范，这个示范就是在严格控制的实验室中将十二个孩子抚养长大。
给我一打健康的婴儿，让我在特定世界中将他们抚养成人。我保证随机挑选一个，就能把他训练成我想让他变成的行家——医生、律师、艺术家、大商人，哦，是的，甚至乞丐和小偷，无论他的才智、爱好、性情、能力、素质以及他们的种族如何。
这些婴儿很幸运，因为没有人接受华生的提议。直到今天，可能还有些上了年纪的行为主义者认为，只要华生有足够的经费，他一定能成功。但事实上，华生夸了一个大海口，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实践他的诺言。在《婴幼儿心理护理》（ Psychological Care of Infant and Child ）一书中，华生为家长提出了许多建议，例如，如何不溺爱孩子，如何让他们克服恐惧感、变得自立起来（你不要理会孩子，不要流露出你对他们的喜爱之情）。但华生没有告诉家长，如何将孩子的智商提高二十分，这将为孩子进入医学院和法学院、今后从事他在就业清单上列出的职业作好准备。华生也没有为孩子提供选择指南，例如，选择医学而不是法律，或选择法律而不是医学。当你认真思考、追究下去的话，你会发现华生唯一的成功案例，就是让一名叫阿尔伯特的婴儿对毛茸茸的动物产生恐惧感。华生在阿尔伯特每次伸手去摸兔子时，就发出一个巨大的响声，让他感到害怕。尽管这个训练让阿尔伯特长大后不想当兽医，但他仍然有许多其他的职业可以选择。
斯金纳（B. F. Skinner）倡导了一种更有希望的行为主义研究方法。斯金纳采用的是强化反应的方式，而不是制约反应的方式。这种方式非常有效，因为它不限制婴儿天生的条件反射，但通过食物、表扬等进行新的强化，使孩子的行为反应一步一步地接近你所希望的行为。从理论上讲，你可以奖励一个为受伤的小朋友贴胶布、缠绷带的孩子，通过这种方式制造出一个医生；或是奖励一名因自己的朋友从自行车上摔下来而要起诉自行车制造商的孩子，通过这种方式制造出一名律师。但是如何制造出华生就业清单上的第三种职业——艺术家呢？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显示，如果你给孩子们奖励许多糖果和星星贴纸，他们会画出一大堆画来。但奖励有一种奇怪的效果：奖励一旦停止，孩子们马上会停下来，不再画画了。与那些画画、但从未得到奖励的孩子相比，那些拿过奖品的孩子在没有奖励的情况下画的画要少得多。尽管有后续研究显示，给予奖励可以不带来负面影响，但结果如何却很难预测，因为这要取决奖励的性质和奖励的时间，以及接受奖励人的个性。
人们说，天才是九十九分努力，加一分灵感。而行为主义只关注努力，却忘掉了灵感。与斯金纳相比，《汤姆·索亚历险记》中的汤姆·索亚是一个更好的心理学家。他把粉刷篱笆的“特权”交给他的朋友，使他的朋友对他感激不已。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仅让他们帮他干了活，还让他们喜欢上这份美差。
我认为华生并不是真正想用一打健康的婴儿来做实验，他只是用这种自负的方式来表达行为主义最根本的思想：孩子是可以被塑造的。他们的生长环境，而非才能、性格等内在品质决定他们的未来。有一个宣传这种理念的极端表述是：华生把自己放在了高高在上的“环境论专家”的位置。
研究儿童发展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出现的时间较晚，大约在1890年。早期的发展心理学专家只对儿童有兴趣，并没有关注他们的父母。如果你去看看弗洛伊德理论和行为主义之前的发展心理学，你会发现几乎没有哪一本书谈到父母对儿童人格发展的影响。在弗洛伦斯·古迪纳夫（Florence Goodenough）于1934年出版的一本成功的教科书《发展心理学》（ Pevelopment Psychology ）中，没有任何章节提到亲子关系。在谈到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时，古迪纳夫的确谈到“坏环境”的影响，但她所说的“坏环境”是指城市中破烂不堪的贫民窟，以及酒吧、弹子房、赌场聚集的地方。
与此同时，凯洛格（Winthrop and Luella Kellogg）夫妇报告了他们饲养灵长类动物的实验。他们在家里养了一只叫“瓜”的黑猩猩，这只黑猩猩与他们的儿子唐纳德一块生活，接受同样的待遇。“环境”这个词经常出现在凯洛格的书中，但他们只是用来区别“文明环境”“人类环境”与“瓜”生长的丛林或动物园。在当时，人们并没有用“环境”这个词来精确地区分一个文明家庭和另一个文明家庭。
也许早期最有影响的发展心理学家是阿诺德·格赛尔（Arndd Gesell）。无论是在格赛尔，还是古迪纳夫看来，家长是孩子成长环境中的一个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是匿名的且可以相互替换的。对他们来说，某个年龄段的孩子也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当格赛尔告诉你如何去照顾“你四岁的孩子”或“你七岁的孩子”时，就跟车辆保养手册中告诉你如何保养“你的福特”或“你的斯蒂贝克”一样。家庭就像一个车库，晚上孩子回来后，匿名的维修工为他们清洗、打蜡，并把油箱加满。
现代发展心理学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研究者不再寻找某个四岁的孩子与其他四岁的孩子有什么相同之处，而开始研究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之处。这种做法引发了一种观念，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想法，即从孩子的差异中追溯他们父母不同的教养方式。显而易见，这类研究植根于弗洛伊德心理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主要考察父母给予孩子的奖励和惩罚，包括断奶和如厕训练，是如何影响孩子的人格的。研究者尤其对涉及弗洛伊德的一些概念，如超我的形成等儿童人格方面感兴趣。埃莉诺·麦科比（Eleanor Maccoby）是其中的一位研究者，目前已从斯坦福大学退休，淡出漫长而杰出的职业生涯。在三十年后的一篇文章中，麦科比这样描述那些早期的研究结果：
这些研究结果在许多方面令人失望。在一个调查了近四百个家庭的研究中，父母的教养方式与孩子人格特质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关联度，关联度小到没有一篇论文是根据这两套数据写出来的。这个研究的主要成果是一本书，从母亲的视角谈如何抚养孩子。这本书主要是描述性的，只有一些当时为什么开展这个研究的理论依据，以及对这些理论的一点点测试而已。
这种看似不妙的开端并没有让后来者裹足不前，相反，直到今天仍涌现了大量的类似的研究。尽管这些研究与弗洛伊德理论和行为主义不再有密切的联系，但两种观念还是保留下来了，即行为主义认为父母可以通过奖励和惩罚孩子的方式影响孩子的发展；弗洛伊德理论认为父母可以把孩子的生活搞得一团糟，而且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家长影响孩子的发展，对此大家已达成了共识。后来的研究者不再研究父母是否影响孩子的发展，而研究父母是如何影响孩子的发展的。研究步骤变得规范起来：去观察父母如何抚养孩子，并观察孩子的成长。选取一定数量的家长与孩子，把所有的数据放在一起看整体的趋势，试图说明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孩子的性格养成的确产生一定的影响。希望发现父母的行为与孩子的特性之间的关系具有“统计学意义”，或者说达到发表的水平。
虽然埃莉诺·麦科比描述的研究结果没有达到统计学意义水平，但许多后续类似的研究却很成功，研究结果很有意义，纷纷发表在《儿童发展》（ Child Development ）和《发展心理学》等专业期刊上，这些堆积如山的证据支持着教养假设。还有一些不为我们所知的研究，研究结果没有意义，可能多半堆在垃圾场上了。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类研究中第一个有关父母教养方式与孩子人格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关联度的研究，主要是因为麦科比博士三十五年后主动承认的。
从事上述研究的发展心理学家被称为社会化研究者。社会化是将野孩子驯服为听话的孩子，为成为社会的一份子作好准备的过程。被社会化的个体说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的语言，他们行为得体，有必要的技能，并且拥有社会共同的信仰。教养假设认为社会化是由父母帮助孩子完成的。社会化研究者主要研究家长如何使孩子社会化，并从孩子的成长情况来判断家长在孩子社会化中所起的作用。
社会化研究者相信教养假设，我原来也相信，还与人合编了三本关于儿童发展的教科书。但当我开始独自编写一本新的教科书时，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放弃了这个写作项目。多年来，我一直对社会化研究中的数据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我也一直回避思考那些观察结果，因为它们与我的出版商想让我传递给读者的信息并不符合。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再也不相信这个故事了。
下面是三个使我困扰的观察。
第一个观察：当我还是研究生时，住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一户人家中。房东是一对俄国夫妻，带着三个孩子，他们住在一楼。夫妻俩彼此用俄语交谈、对孩子也说俄语。他们的英语很差，带有浓浓的俄国口音。但三个五到九岁的孩子，都说着标准的英语，没有一点口音。他们与其他邻居的孩子一样，说着带有波士顿和剑桥口音的英语。他们看起来也跟邻居的孩子一模一样，但他们的父母却看起来像外国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衣着、举止、面目表情的原因。但他们的孩子一点也不像外国人，他们跟普通的美国小孩一个样。
这让我感到困惑。婴儿不会自己学说话，他们是跟着父母学说话的。但这几个孩子说的语言并不是从父母那儿学的。即使是五岁孩子说的英语，都比她妈妈说的好。
第二个观察：这个观察与英国抚养孩子有关。这得感谢我对英国推理小说的喜爱，我发现英国上层社会世世代代的男性被抚养的方式并不能用教养假设来解释。生活在有钱人家庭的孩子，他们头八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与保姆、家庭教师，或一两个兄弟姊妹一起度过。他很少跟母亲一起，跟父亲相处的时间更少。父母对孩子的典型态度是：不要听到孩子说话，最好不要见到他们。当孩子八岁时，被送到寄宿学校，在那儿要呆上十年，只有在放假的时候才回家度假。然而，当他离开伊顿或哈罗等私立贵族学校时，已做好成为英国绅士的准备了。他的谈吐和行为既不像他的保姆、家庭教师，也不像学校的老师。他特有的上层社会的口音和举止更像他的父亲，对他的成长没有任何影响的父亲。
第三个观察：许多发展心理学家认为孩子通过观察、模仿自己父母的行为进行学习，尤其是观察和模仿同性的家长。这个假设也源自弗洛伊德理论。弗洛伊德认为恋母情结或恋父情结最终会导致孩子认同同性家长，从而形成超我。那些没有顺利度过恋母情结动荡时期的孩子通常会有些行为问题，因为他们的超我还没有形成。
儿童心理学家塞尔玛·弗雷伯格（Selma Frraiberg）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社会化理论，她的书在20世纪50年代很畅销。她用以下例子说明了孩子在不确定时期的行为表现。在这个时期，他们已经知道哪些事情不该做，但还是忍不住做了。
两岁六个月的朱莉亚独自在厨房，她妈妈正在接电话。餐桌上有一碗鸡蛋，朱莉亚有一种想做炒鸡蛋的冲动……当她妈妈回到厨房时，发现女儿正兴高采烈地往地板上摔鸡蛋，每摔一次，还严厉地责骂自己：“不不不，不能这么干！不不不，不能这么干！”
弗雷伯格将朱莉亚的失误归因为她的超我还没有形成，还没有认同自己的妈妈。但我们仔细看看当她妈妈回到厨房时，朱莉亚在干什么：她一边做炒鸡蛋，一边大声喊道“不不不”，朱莉亚在模仿妈妈！但她妈妈并没有因此而感到高兴。
事实上，孩子并不是通过模仿父母的行为而习得行为方式。因为在大多数时间里，父母做的许多事情在他们看来非常有趣，如把东西弄得一团糟、对别人发号施令、把火柴划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等，而他们是被禁止做这些事儿的。从孩子的角度来看，早期社会化过程中的学习内容主要是：他们不能有像自己父母一样的行为举止。
也许你在想，在一个相对简单的社会里，孩子模仿同性家长是否会好一些，答案是：不会。在前工业化社会里，成年人的可接受行为与儿童的可接受行为之间的差距更大。例如，在波利尼西亚群岛的乡村社会里，孩子必须服从大人，在大人跟他们说话时，他们才能开口说话。而大人在与孩子或其他成年人交往时并不是这样。尽管波利尼西亚的孩子通过观察父母的行为，学会织布或捕鱼，但他们却不是通过这种方式习得社会行为规范的。在许多社会里，如果孩子的表现太像成年人，往往被认为是没有礼貌的。
教养假设认为，是父母将文化知识（包括语言）传递给自己的子女，为他们成为社会中合格的成员作好准备。但移民父母的女儿并不是从自己家长那儿学到当地的语言和习俗，英国人家的儿子连父母的面都很少见到，这都说明教养假设不成立。在许多不同的文化中，如果孩子的行为举止太像他们的父母，往往会有麻烦。不过这些孩子的确习得了社会对他们期待的行为方式。
教养假设基于一种特殊的家庭生活，即典型的北美或欧洲中产阶级家庭。一般来说，社会化研究者不去调查不会说当地语言的家庭，也不去调查寄宿学校的孩子或被保姆和家庭教师带大的孩子。尽管人类学家和跨文化心理学家研究了其他社会中的儿童教养方式，但社会化研究者却很少检验他们的理论是否适用于那些社会中的儿童。
当然，每个社会中亦有相同之处。在每一个社会中，婴儿出生时是无助的、无知的，需要大人的照顾。他们要学习当地的语言和习俗，要与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建立起联系。他们必须记住社会是有规则的，他们是不能为所欲为的。这种学习很早就开始了，在他们还完全依赖大人的照顾时就开始了。
照顾婴儿的成年人在婴儿的生命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婴儿从大人那儿习得母语，获得建立和保持亲子关系的体验，以及在遵守规则方面得到了第一次教训。但社会化研究者还得出其他的结论：儿童对早期亲子关系、规则的了解影响他们后期的亲子关系和对规则的遵守，并将决定他们一生的轨迹。
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我仍然相信儿童需要在早期学习如何建立关系和遵守规则，习得一门语言也很重要。但我不再相信这种发生在家庭中的学习会影响孩子以后的行为规范。尽管学习本身重要，但在家里学的东西与外面的世界无关。当他们迈出家门，便马上将这些东西抛在脑后，就像妈妈逼他们穿上毛衣，他们一出门马上就脱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