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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学术心理学就泾渭分明。一派主张先天和遗传，一派相信教养和后天习得。发展心理学的分歧则更大，社会化研究者站在教养学说一边，行为遗传学家则站在遗传学说一边。
社会化研究者和行为遗传学家都以教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和做研究谋生。他们的地位取决于他们的研究是否成功，以及发表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虽然他们都是专家，但他们不会花时间读对方的论著，部分原因是他们知道自己不会同意对方的观点，部分原因是他们没有时间去读。一般情况下，学者们只会关注各自的研究领域或密切相关的研究成果。
我的情况不一样。我没有在大学任教，也没有承担某一个领域的研究项目。一个好的教科书作者要保持中立。在编写、修订教科书的过程中，我广泛阅读了不同观点的著作和期刊论文，这使我获得了更全面的视野审视整个学术领域，这是其他学术心理学家所不具备的。有时候，站在远处比在近处能看到更多的东西。
在本章和下一章中，我将告诉你我全面了解的社会化研究和行为遗传学研究。我将告诉你他们的研究结果，以及他们对研究结果的解释错在哪里。
如果你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你可能会想我为什么要关心那些教授说了什么。我要告诉你的原因是他们的研究和他们对研究结果的解释几乎成为每一个育儿忠告的理论支撑，这些育儿忠告在报纸、育儿杂志上比比皆是，人们还经常从小儿科医生那儿听到类似的忠告。希拉里·克林顿在《举全村之力》中给家长的忠告也基于那些大学教授的研究。当然，希拉里为《举全村之力》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教养假设认为父母是孩子成长环境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成长。教养假设是学术心理学的产物，尽管它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文化中，但它并不是民间故事。事实上，民间原本不相信它。
社会化研究是研究环境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尤其是父母的教养方式或行为对孩子的影响。社会化研究是科学，因为它应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但大体上来讲，它不是实验科学。做实验时，要先操纵或控制一个变量，观察它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由于社会化研究者不能控制父母的教养方式，因此，他们没有做真正的实验。相反，他们利用了父母教养行为的差异性，让其他变量自行发生变化，然后系统地收集数据，试图发现其他变量的变化。也就是说，他们做的是相关性研究。
你可能对流行病学中的相关研究很熟悉。流行病学家研究引起人们生病或保持健康的环境因素，他们收集和分析数据的方法与社会化研究者使用的方法相同，并存在同样的问题。我简单地介绍一下流行病学，因为流行病学与社会化研究两者之间很相似，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假设我们是流行病学家，决定做一个吃花椰菜与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我们的方法直截了当：就是调查大量的中年人，问他们吃多少花椰菜。五年之后，再看他们中间还有多少人活着。我们用“还活着”作为衡量健康的标准。大体上，活着的人当然比死去的人更健康。
以下表格显示了五年后吃花椰菜与存活之间的关系（请注意，这些结果都是我杜撰出来的。）
我们将数据输进计算机，计算机告诉我们吃花椰菜对所有被试的长寿没有产生任何影响（99，98和97之间没有多大差别），对女性也没有任何影响。但对男性来说，吃花椰菜与长寿之间的关系具有统计学意义。这意味着我们发现的差别“不太会”是巧合。虽然它只是“不太会”，而不是“不可能”，但有了这个“不太会”，我们就可以将研究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并可以申请一笔经费来研究吃花椰菜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会出现在流行病学期刊上，一个报社记者碰巧读到它。第二天，报纸上就会出现一个标题：吃花椰菜使男性更长寿。
果真如此吗？研究表明吃花椰菜使男性更长寿吗？吃花椰菜的男性也可能吃大量的胡萝卜和芽甘蓝。与不喜欢吃花椰菜的人相比，他们可能较少吃肉和冰淇淋。也许他们运动得多一些、常系安全带或烟抽得少。任何一种或所有的上述生活方式都有可能使吃花椰菜者更长寿。吃花椰菜可能与长寿没有任何关系，甚至会缩短被试的生命，但这种效应被喜欢吃花椰菜的人做的其他事情带来的好处掩盖了。
另一个有关的因素是吃花椰菜与婚姻状况的联系。已婚男性可能比单身汉花椰菜吃得多一些。众所周知，已婚男性的平均寿命比单身汉的平均寿命长。因此，也许是婚姻使吃花椰菜的人更长寿，而与花椰菜无关。但话说回来，也有可能的确是吃花椰菜使已婚男性更长寿。
显然，很难从吃花椰菜与长寿的相关性研究中得出什么结论，但人们却一直这么做。即使我们在论文中小心翼翼地指出我们的研究结果还可能有其他不同的解释，但我们的警告绝不会出现在报纸上，也不会引起其他流行病学专家的注意。
你看到了，流行病学专家做研究并不仅仅是为了从花椰菜协会拿到研究经费，他们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的目的是告诉人们：今天人们选择的生活方式将决定他们明天的健康状况。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很难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因为一开始他们就先入为主，即有“好的”生活方式与“坏的”生活方式之分，好的生活方式使人们更健康。我们都知道好的生活方式指什么：吃大量的蔬菜，避免高脂肪的食物，每天运动，不抽烟等。流行病学家测量被试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健康状况，他们是要告诉人们，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他们更健康。
社会化研究者也是先入为主，他们认为有好的教养方式和坏的教养方式之分，用好的教养方式抚养长大的孩子比用坏的教养方式抚养长大的孩子听话。好的教养方式指家长给孩子充分的爱和嘉许，给他们制定宽严适度的规则，不体罚孩子、不贬低孩子，对孩子的态度前后一致等。我们也很清楚我们心目中的好孩子是什么样的：阳光，有合作精神，顺从但不被动，既不鲁莽又不胆怯，在学校表现好，有许多朋友，不无故打人。
在两种研究中，研究者收集的数据基于好的方式（生活或教养）和好的结果（健康或孩子）。两种研究的目的是想说明，如果你做对了，就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并且两种研究的结果均来自相关性研究，而相关性研究本身是十分复杂的。
在此向流行病学家致歉，我对他们研究的批判并不是要你放弃吃花椰菜，回到懒散、放纵的生活中，我是要回到社会化研究上。如果我们决定做一个考察环境因素与儿童智力增长的相关性研究，我们假设那些为孩子提供促进智力增长环境的家长，他们的孩子更聪明。于是，我们开始收集数据来检验（换句话说也就是“证明”）这个假设，我们需要测量家庭环境和儿童的智力。我们用“家里有多少儿童读物”来作为家庭环境方面的指标，用“智力测验”的分数来作为智力方面的指标。（这些手段对于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只能提供粗糙的评量，但它们方便易行，不用转换成数字，因为它们本身已经是数字了。）
我们要用家庭中书籍的数量来解释儿童智商的差异——为什么有的儿童智商高，有的儿童智商低，有的儿童智商中等。如果我们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家里有许多书的儿童智商高，家里没有任何书籍的儿童智商低，家里的书不多也不少的儿童智商处于中等水平。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在智商与书籍数量之间找到正相关关系。
如果完全相关（相关系数等于1.00），我们只要知道一个儿童家里有多少书，就能精确地预测他/她的智商。由于现实生活中没有完全相关，那么如果得出的相关系数是0.70或0.50，甚至是0.30，我们就很满足了。相关程度越高，越能根据家里书籍的数量来预测儿童的智商，也越能说明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即使相关程度较低，只要被试者的数量足够大，研究结果在统计学上也有意义。不久前，我读了一篇文章，是关于孩子对父母有敌意或不合作的次数，与这个孩子对同伴有敌意或不合作次数之间的相关研究。该研究共调查了374名被试，相关系数为0.19，虽然该研究的相关系数具有统计学意义，但并没有实用价值。如果相关系数太低，知道一个变量根本没法告诉你另一个变量的情况。因此，就算你知道一个孩子在父母面前有多么不听话，你也不能预测他在同伴面前也一样令人讨厌。
社会化研究有374个被试是很不寻常的。不过，许多社会化研究从被试身上收集到的数据远比我们做的智商与书籍数量研究中的数据多得多，因为他们要对某一个家庭环境和某一个儿童做好几次测试，虽然很辛苦，但却值得。假设我们用不同的测量指标分别对家庭环境和儿童的智商测量五次，我们就可以得到25种不同的配对方式，得出25种相关关系。这样的话仅凭巧合，也会得到一到两对有统计学意义的关系。即使没有的话，也不要担心：我们可以把数据拆分开来，继续找，就像我们做花椰菜研究一样。例如，分别对男孩和女孩进行分析，立刻会增加一倍的相关关系，达到50的成功率，而不是25。分别对父亲和母亲进行分析也值得一试
。我把这种方法叫做“分步解决，各个击破”。就像买彩票一样：买两倍数量的彩票，中奖的概率也增加到两倍。
尽管“分步解决，各个击破”的方法能让人们经常得到可发表的研究结果，但把研究结果写成论文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下是一个社会化研究的报告，一字不改抄录：
母亲的全部表情、正面表情、负面表情都与女孩被同伴接受程度呈正相关，但与男孩被同伴接受程度没有相关性。相反，父亲的全部表情、负面表情与男孩的被接受程度之间具有相关性，而与女孩的被接受程度没有相关性。父亲的正面表情与男孩的被接受程度没有相关性，但与女孩的被接受程度具有相关性。
父母的情绪表情也与同伴和教师的行为具有相关性。对儿子来说，母亲的全部表情越多，那么儿子的亲社会行为就越多，调皮捣蛋行为就越少。母亲的正面表情、负面表情的效果亦是如此。但父亲的情绪表情的效果却不同。对儿子来说，父亲的全部表情越多，那么儿子的攻击性就越少，害羞的程度就越低，亲社会行为就越多。对女儿来说，父亲的全部表情越多，那么女儿的攻击性行为就越少，调皮捣蛋行为就越少，亲社会行为就越多。父亲的正面表情、负面表情的效果亦是如此，有一个例外：父亲的负面表情与女儿的害羞程度呈正相关。
研究发现揭示了家庭中父母的情绪表情与孩子的社会能力之间的关系。
此类的研究报告不断在增多，这使两位著名的发展学心理学家在一篇较长、较全面的社会化研究综述中，对“统计学上有意义的相关关系是否超出了概率”提出了质疑。如果一个研究的相关关系碰巧有意义，那么在另一个研究中可能不会有意义。正如我刚才引用的那个复杂的研究结果，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在下一个研究中再次得到。
然而，我并不认为社会化研究结果都是靠偶然、运气、巧妙地分析数据获得的，也不是靠对不成功的研究结果隐而不报而成立的。其实，有两种相关性研究让我信服。虽然这些研究中的相关性不是太强，但在其他研究中也呈现出一致的趋势。以下是我对这些趋势的总结：
概括1：那些善于管理生活，与他人和谐相处的父母，他们的孩子也会这样。那些在生活、持家、人际关系方面有问题的父母，他们的孩子也会有问题。
概括2：与被严厉对待的孩子相比，那些被赋予爱和尊重的孩子更善于管理自己的生活和处理人际关系。
社会化研究者异口同声地赞同此类研究，他们喜欢这些概括，并把它们作为证据。在他们看来，令人愉快的、有能力的父母养育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也会变得令人愉快、有能力，因为他们在家里耳濡目染了父母的行为。父母善待孩子，孩子就会较好地成长。
不仅是社会化研究者相信这个观点，几乎每一个人都相信这个观点。但我要求你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认真审视支持这个观点的证据。
猎狗的行为不同于狮子狗，这两种狗有不同的习性。相信教养假设的人指出，这是因为猎狗与其他十来条狗一起被关在狗窝长大，而狮子狗在城市的公寓里养大、可以睡在主人的床上的缘故。而相信先天遗传的人会嘲讽到：“即使你在公寓里养猎狗，它也不会变成狮子狗。”可以做这样一个实验：在狗窝里养几条狮子狗，给一条猎狗找一个主人，租一套公寓，然后对它们进行观察。你会发现相信遗传学说和相信教养假设的人都是对的：虽然你不能把一条猎狗变成一只狮子狗，但它的习性与在狗窝中长大的猎狗的习性已大相径庭了。
这个实验将遗传效应和环境效应完全分开。我提到的那些社会化研究的问题在于没有将遗传效应和环境效应分开，当然也分不开。几乎每一对参加研究的家长和孩子都有生物学关系，他们有相同的DNA，就像一个窝里的两只狮子狗一样。父母不仅将基因遗传给了孩子，也为孩子提供了生长的环境。为孩子提供什么样的生长环境，也就是说，他们是什么样的父母，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基因。其实，人们无法区分家长提供的基因效应与他们提供的环境效应。社会化研究者是想在不调换小狗的情况下，试图发现为什么猎狗不同于狮子狗。
虽然我们不能打着科学的旗号去调换婴儿，但由于某种原因，有些婴儿的确被调换了。一个养子（女）有两对父母：一对父母给了他基因，一对父母为他提供了生长环境。研究被收养儿童是行为遗传学领域的研究者常使用的一个方法，他们的研究目的是将遗传效应与环境效应分开。像社会化研究者一样，他们也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动机，就是要证明遗传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同时也要证明约翰·华生是错误的，证明婴儿不是一团泥巴，可以任意由环境塑造成型。
在行为遗传学研究的早期，研究被收养儿童主要是要发现他们与亲生父母（提供基因）更相似，还是与养父母（提供环境）更相似。最引人关注的要素是智商。在亲生家庭中，孩子的智商通常与父母的智商相关，例如，中等智商的父母，他们孩子的智商也是中等水平。早期研究的目的是想检验这种相关性主要是来自聪明父母的遗传基因，还是他们为孩子提供了促进孩子成长的环境。如果被收养孩子的智商更像亲生父母，那么遗传就是胜利者；如果他们的智商更像养父母，那么环境就是赢家。
虽然这种研究方法可以研究智商，但研究人格特性就不行了。例如，我们可以假设聪明的父母能提高孩子的智商，但不能假设喜欢发号施令的父母养的孩子也喜欢发号施令。也许，喜欢发号施令的父母使孩子变得更加胆小、被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父母和孩子是两代人，他们生长在不同的年代。社会的文化变迁加大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差异性，因此，更难找到他们之间的相似性了。
为了避开这个问题，现代行为遗传学注重研究同代人之间的相关性，把孩子与他亲生的或收养的兄弟姊妹做比较，而不是与孩子的养父母或亲生父母做比较。他们找来一对被收养的孩子（生活在同一个家庭中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或一对亲生孩子，最好是同卵和异卵双生子进行研究。这样一来，研究者就有三个层面的基因相似性：没有血缘关系但生活在一起的养子（女），异卵双生子有50%相同的基因，同卵双生子有完全相同的基因，因此在这个研究中，环境相同，基因不同。也可以做一个相反的实验，即改变环境，保持基因的相似性，但要将同卵双生子分开来养。在现实生活中把同卵双生子分开放在不同的家庭中抚养，这恐怕比在猎狗窝里找到狮子狗更难。
行为遗传学研究寻找被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几乎任何人都有资格参加社会化的研究，但只有养子（女）和双生子才能参加行为遗传学的研究。另外，行为遗传学家要至少对每一个家庭中的两个孩子同时进行观察，而社会化研究只用观察一个孩子就行了。不过，多付出的辛苦是值得的，这可以让研究者厘清遗传效应和环境效应。同卵双生子身上的遗传效应比异卵双生子的大一些，异卵双生子身上的遗传效应比养子（女）的大一些。因此，遗传效应可以通过观察人们基因的相似程度来测量，环境效应可以通过观察人们生活在同一个家庭或不同家庭来测量。
现在许多有关人格特质的研究都运用了行为遗传学研究的方法。研究结果明确且具有一致性：大体上，在被试的差异性中，遗传因素占50%，环境因素占另外50%。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表现在多方面：有的人比较冲动，有的人比较谨慎，有的人比较随和，有的人比较喜欢争辩。大约有一半的“冲动”可以归因到人们的基因上，另一半归因到人们的经验上；“随和”也是如此，大多数心理特质都是如此。
这个研究发现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就像你预想的一样。但在20世纪70年代，当这些研究结果首次出现在心理学期刊上时，美国心理学界仍然受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对遗传带有深深的偏见。当时的政治气候也是反对遗传说，似乎谈论先天的差异与众生平等的思想相矛盾。当遗传—环境论与政治混为一谈时，民众的情绪迅速高涨起来。行为遗传学在当时很不受欢迎。但对遗传学感兴趣并不代表某一个政治立场，即使一位激情万丈的自由党也会因此感到烦恼。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学术界逐渐接受了基因效应的研究，行为遗传学家也日益增多。
然而，社会化研究者的数量远远超出行为遗传学研究者的数量，这也许是为什么大多数社会化研究者能够轻易地忽视行为遗传学研究结果的原因。但行为遗传学家并没有忽视社会化研究者的研究，他们一再指出：社会化研究者没有对遗传效应进行有效地控制，使许多社会化研究结果变得无法解释。他们是对的。
概括1提到，父母令人愉快、有能力，他们的孩子也是如此。换一种表述：孩子通常像他们的父母。父母善于管理生活、待人真诚（包括对自己的子女），他们的孩子也会具有相同的品质。这是因为父母的教养方式，还是因为孩子遗传了父母的能力和真诚的基因呢？相关研究没法回答这个问题。行为遗传学50比50的研究结果（50%遗传，50%环境）并不意味着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相关性，一半是基因的影响，另一半是因为环境影响。50比50的研究结果意思是：孩子之间的差异性，如“真诚”中的50%是由基因的差异引起的，而不是说父母真诚与孩子真诚之间的相关是遗传所致。事实上，孩子与父母在性格上的相关系数通常低于0.50，相关性如此之低，以至于他们之间共用基因的相似性就可以解释所有的相关了。
听不太懂吗？让我再给你解释一遍，这次用植物的例子。让我们种一些玉米，从每一株上掰一个玉米下来尝尝它的甜度，你会发现有些玉米比另一些甜。然后，从每一株上留下一些玉米粒作为种子，下一年栽种。一般来说，那些甜玉米种子会长出甜玉米。这个相关完全是因为遗传，来自父代的基因是子代百分之百相似的原因。但子代玉米甜度的差异性，却只能将一半的原因归因为基因的影响，因为环境因素，如土壤质量、水、阳光同样也起作用。所以，遗传可以百分之百解释父代和子代之间的相似性，但只能百分之五十解释子代之间的差异性。
环境对孩子和玉米都有影响。人格特质差异性一半是由环境的差异造成的。社会化研究者认为环境因素对孩子有影响，这一点是对的。但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的研究指出了哪些因素在起作用。事实上，他们的研究并没有展示他们希望展示的东西，因为，他们没有考虑遗传的影响。他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即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相似性是基因造成的。
概括1是正确的。一般来说，令人愉快、有能力的父母会有令人愉快、有能力的孩子。但这并没有证明除了基因以外，父母对孩子的成长还有任何其他的影响。
在典型的社会化研究中，研究者会找来一群年龄相同的孩子（从幼儿园或从小学中找）和他们的家长，然后通过访谈、让家长填写问卷或观察家长与孩子互动等方式收集父母教养方式的数据。然而，对父母教养方式的测量只能从一个孩子身上得到，因为每一个家庭中只有一个孩子参加该类研究。如果父母的教养方式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特质，像眼睛的颜色或智商，那么这种研究步骤是对的。但是，父母的教养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取决于孩子的年龄、长相、现有的行为、过去的行为、智力和健康状况，父母要针对不同的孩子调整教养方式。教养孩子不是父母单方面对孩子做的事情，而是父母与孩子共同做的事情。
不久前，我和我的狗在院子里。一个母亲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孩和一个七岁的男孩从街边走过。虽然我的狗受过训练不会到街上去，但还是冲到人行道边，对他们大声狂吠。两个孩子的反应完全不一样。尽管狗的态度很不友好，女孩仍向狗跑过来，问：“我可以摸摸它吗？”妈妈说：“不！奥德丽，我想这只狗不愿意让你摸它。”与此同时，男孩跑到街对面，惊慌失措地朝这边张望，不敢向前迈一步。他妈妈说：“来吧！马克，这只狗不会咬你的。”（我当时正抓着狗的项圈）。过了一分钟，马克才鼓足勇气来到妈妈身边，虽然妈妈很同情马克，但还是极力掩饰着不耐烦。当三个人沿着街道走下去的时候，我听到奥德丽在取笑马克。我虽然听不到她在说什么，但那个语调是不会错的。
我很同情马克，但我觉得自己很像他的妈妈。我自己也有两个性情迥异的孩子，大女儿很听话，她绝对不做我和她爸爸不让她做的事，但小女儿却偏要去做。养第一个孩子很容易，养第二个孩子，嗯，有趣。
我的叔叔本，自己没有孩子，但非常喜欢我的孩子，并经常告诉我怎样带孩子。我还记得当我女儿一个八岁、一个十二岁时，我与他的一次对话。我向他抱怨小女儿的表现时（他知道我的大孩子没有问题），叔叔本问我：“你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她们吗？”
我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她们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当两个孩子不一样，即当他们干不同的事儿，说不同的话，有不同的人格和不同的能力时，你怎么能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呢？马克和奥德丽的妈妈能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吗？这意味着什么呢？告诉奥德丽：“这只狗不会咬你。”（她跟马克是这样说的）而不是：“我想这只狗不愿意让你摸它。”
如果马克与他母亲去参加一个社会化研究，研究者可能会觉得马克的妈妈属于过度保护型家长。如果奥德丽跟她妈妈参加了这个研究，那么她妈妈就是一个明智的约束者。每个研究团队只看到她与其中的一个孩子在一起，因此，对她下的结论也不一样。我跟大女儿在一起，我是一个放任的家长，跟小女儿在一起，我就是一个专制的家长了。
家长与孩子的关系，就像任意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是一条双向街——就像做一笔业务，双方都要扮演角色。当两个人互动时，一方说的话、做的事是对另一方说的话、做的事的回应，也是对过去说的话、做的事的回应。
即使是婴儿也会强化亲子关系。当婴儿两个月时，他们知道看着父母的眼睛对着父母微笑。婴儿对你微笑，是一件非常令人欣慰的事。一个婴儿见到父母时表现出的高兴和喜悦，足以抵消他给父母带来的所有的麻烦。
自闭症的孩子却做不到这一点。自闭症的孩子不与父母对视，不对父母微笑，看到父母也不高兴。面对一个没有热情的孩子，你也很难变得热情起来。如果一个孩子压根不看你，你没办法与他互动。布鲁诺·贝尔特海姆（Bruno Bettelheim）生前创办了一个专门照看自闭症孩子的机构，这个机构办了许多年。贝尔特海姆断言，自闭症是由母亲对孩子的冷漠和无情造成的。后来，一位母亲写文章攻击他，称他为一个“卑鄙的小人”，指责他“把排斥和痛苦带给了自闭症患儿的家人”。贝尔特海姆不仅残忍，而且是错误的。自闭症是由于大脑发育不正常而导致的后果，主要是一些遗传因素引起的。母亲的冷漠不是引起自闭症孩子非典型行为的原因，而是对自闭症的反应。
约翰·华生假设，如果两个孩子不同，一定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对待他们的方式不同，我叔叔本也赞同这个观点。但是就在第二个孩子出生不久，大多数父母已经意识到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本来就不一样。他们的个性不同，他们的父母对待他们的方式也就不同。胆小的孩子需要多鼓励，胆大的孩子需要多提醒。一个爱笑的孩子，自然会有人跟他玩，会得到更多的亲吻。一个对外界没有反应的孩子在喂完奶、换好尿布后，就会立刻被放回婴儿床上。社会化研究者有兴趣研究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殊不知，孩子对父母也会产生影响。我把它叫做“孩子对父母的效应”。
类似概括2的结论说：经常被拥抱的孩子会成为一个令人愉快的人，经常挨打的孩子长大后不讨人喜欢。如果你把这句话颠倒过来也说得通：令人愉快的孩子会得到更多的拥抱，不讨人喜欢的孩子会经常挨打。是拥抱使孩子变得更加可爱，还是可爱使孩子获得更多拥抱，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是挨打使孩子变得不讨人喜欢，还是面对这样的孩子家长会发脾气，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在标准化的社会化研究中，人们无法区分这两种不同的解释，无法分清楚原因和结果。因此，这结论不能证明它想要证明的东西。
卡斯托和波吕克斯，罗米拉斯和里默斯是两对让人着迷的双生子。对行为遗传学家来说，他们是研究的主要部分。研究者用不着去找在不同家庭中长大的双生子，因为绝大多数参加研究的双生子，都是在同一个家庭里由亲生父母亲自带大的。这类研究主要是比较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在比较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的相同之处后，研究者可以判断双生子的某一特质是否为基因所控制（以及控制的程度如何）。例如，调查双生子是否好动或不好动。如果发现一对同卵双生子活动量大致相同（两人不停地动，或两个人成天窝在沙发上看电视），而异卵双生子的活动量不一样时，就可以断定基因影响运动特质。
社会化研究者反对这种研究方法，认为这种研究假设不堪一击：即异卵双生子和同卵双生子的生长环境是一样的。与同性异卵双生子相比，如果同卵双生子的生长环境更相同，那么他们之间的相同之处应该归因为相同的环境，而不是相同的基因。
与异卵双生子相比，同卵双生子的生长环境更加相同吗？穿同样的衣服、玩同样的玩具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问题是同卵双生子被同等对待了吗？他们是否得到同样多的爱和同样多的纪律约束？他们被拥抱的次数一样吗？他们挨打的次数一样吗？
有证据表明，父母对待同卵双生子的方式比对待异卵双生子更相似。当研究者问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双生子从父母那儿得到多少爱或排斥时，同卵双生子比异卵双生子给出的答案更加一致。如果同卵双生子中的一个孩子说她的父母很爱她，那么另一个孩子多半也会这样说。但如果异卵双生子中的一个孩子说她的父母很爱她，另一个孩子有可能说她的父母也很爱她，或不爱她。父母也许给同卵双生子穿不同的衣服、买不同的玩具，但对他们的爱是一样的（或者不爱他们也是一样的）。然而，对异卵双生子来说，他们的长相不一样、行为不一样，父母可能爱一个孩子胜过爱另外一个。由此可以看出，同卵双生子的生长环境更加相似。
事实上，即使生长在不同的家庭，同卵双生子比起异卵双生子的生活环境也更相似一些。从小被分离的同卵双生子长大成人之后，他们对童年生活的描述惊人的一致，一致认为他们从养父母那儿得到了同样多的爱。虽然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记忆系统的工作方式相同，快乐的双生子对童年有着快乐的记忆，阴郁的双生子只记得小时候的明枪暗箭。但我却并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从小分开长大的同卵双生子的确从养父母那儿得到了同样多的爱，其中一个原因是同卵双生子长得很相像：一个长得可爱，另一个也长得可爱。一个相貌平庸，另一个也相貌平庸。研究者将孩子长得可爱或相貌平庸作为一个变量，考察该变量是否对家长的教养方式产生影响。有一个研究表明，一般情况下，一位母亲对长得可爱的婴儿会关注多一些（婴儿的可爱程度由独立的评判员打分，评判员由得克萨斯大学的学生组成）。虽然研究者发现所有的婴儿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但家长更喜欢看长得可爱的婴儿，更愿意与他们一起玩耍。在该研究中，研究者引用了维多利亚女王写给自己已出嫁女儿的一句话。女王自认为对婴儿很在行（她一共生了九个孩子），她说：“一个长相丑陋的婴儿是一个非常令人讨厌的东西。”
大多数长得丑的婴儿长大以后会变得好看一些，但想想那些长相没变的孩子。人们对相貌平庸的孩子的态度远不如对漂亮孩子那么友善。当相貌平庸的孩子做错了事，他们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即使他们没有做错什么，人们也会迅速地认定是他们做错了。长相平庸和长得漂亮的孩子生活体验不同，成长环境不同。
当然，孩子的体验并不仅仅取决于他们的长相，其他品质也同样影响人们对他们的态度。人们对待像马克这样胆小的孩子的方式，与对待像奥德丽这样胆大的孩子的方式，一定不一样。但胆怯的确是基因造成的。如果马克有一个同卵双生的兄弟生活在地球的另一端，他也可能很胆小。他们由不同的母亲抚养，但这两位母亲的态度可能会非常相似，即对他们很同情，但有一点儿不耐烦。他们的父亲可能不那么同情他们，对他们会更不耐烦。马克和他分开长大的双生子兄弟可能也有同样的同伴体验，即被同伴嘲笑和欺负。对胆小的孩子来说，课间休息时间不好过。
就孩子的体验是天生性格和特征（如胆小或美貌）的应变量来说，同卵双生子有更相同的体验。关于这一点，社会化研究者是对的。但问题是，你会在下一章看到，我们不是要解释同卵双生子为什么如此相像（无论是由于相同的基因还是相同的体验），而是要解释他们为什么不一样。即使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同卵双生子人格差异也会非常大。
基因有制造身体和大脑的指令，基因决定人们的相貌、大脑的结构和化学成分。身体上的遗传表现是执行基因指令的结果，我把它叫做“直接基因效应”。胆怯是直接基因效应，有些婴儿生来就异常敏感。天生丽质也是直接基因效应。
直接基因效应也会产生自身的后果，我把它叫做“间接基因效应”，也就是基因效应的效应。面对一个胆小的孩子，他的妈妈会鼓励他，他的姐姐会嘲笑他，他的同伴会欺负他。一个长相漂亮的孩子往往会赢得父母的宠爱，朋友的羡慕。这些都是间接基因效应。由于间接基因效应的作用，同卵双生子通常过着同样的生活。
社会化研究者指责行为遗传学家应用双生子数据，将环境效应与基因效应混为一谈时，他们是有道理的。事实上，行为遗传学方法无法区分基因效应和基因效应的效应，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分清直接基因效应和间接基因效应。他们所说的遗传实际上是直接基因效应和间接基因效应的结合。
如果能将二者区分开来就好了，但目前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将间接基因效应归因为“遗传”而不是“环境”，我已经很满意了。尽管从技术上来说，间接基因效应也是孩子生长环境的一部分，但它们是孩子基因产生的后果。我赞同社会化研究者的意见，行为遗传学家的确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他们不是错在将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混为一谈，而是没有说清楚他们在做什么。
让我在这里说得更清楚一点。行为遗传学研究主要是区分基因效应和环境效应。研究者观察被试的某一个性格特质，将性格特质的差异性分为两个部分来研究：一部分来自基因，一部分来自环境。研究结果发现，大多数心理特质的差异性几乎都是一半来自基因，一半来自环境。但是基因效应还包括间接效应，即基因效应作用下的环境后果。这意味着差异性的另一半应该归因为纯粹的环境影响，该环境影响既不是直接基因效应，也不是间接基因效应。
这一半的差异性就足以让社会化研究者忙乎了。然而，他们并不是证明整个环境对孩子的影响，他们只对环境的某些方面感兴趣，即对父母的教养方式感兴趣。在我看来他们并没有做到这一点。的确，能力强的父母多半有能力强的孩子，但这可能与遗传有关。被善待的孩子的个性比被虐待的孩子的个性好一些，但这可能是孩子对父母的效应。
社会化研究者不喜欢人们认为他们所研究的效应可能是孩子与父母之间遗传的相似性所致。但是孩子也会对父母产生影响（亲子关系是双向的）的看法已广泛被人们认可。几乎在每一篇有关父母行为和孩子行为相关性研究的论文中，都会在结尾部分加上一句话：直接的因果关系尚不清楚，论文中报告的相关更有可能是孩子对父母产生的影响，而不是父母对孩子产生的影响。这句话就像香烟盒上的警告一样，按规定香烟盒上必须要印有警告，但是谁也不会理睬它。
我感觉社会化研究者所说的孩子对父母的效应的确会发生，但主要出现在其他人的研究中。社会化研究者用教养假设来解释他们模棱两可的研究结果，因为教养假设从未被质疑过。他们的研究不是验证父母提供的环境对孩子的行为和人格产生持久的影响，因为这个假设不必验证，它是已知的。
质疑教养假设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在这一章中，我已经告诉你哪些支持教养假设的说法是错误的，在下一章，我将告诉你反对教养假设的证据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