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王尔德：写《莎乐美》的诗人

乔伊斯

姚君伟　郝素玲 译

1909年

奥斯卡·芬格尔·奥弗拉赫蒂·威尔斯·王尔德。这是年少气盛的他印在其处女诗集扉页上的高调的头衔。他希望通过这种骄傲的姿态为自己赢得几分贵族气，但这也是他虚荣矫饰的表现，同时也预示着已经在等待他的命运。其名一如其人：奥斯卡在写得乱糟糟的凯尔特《奥德修纪》中是国王芬格尔的侄子、奥西恩的独子，他坐在桌前的时候遭到暗算，死在他的主人手里。奥弗拉赫蒂是爱尔兰一个野蛮部落，其命运是要攻破中世纪的城门；这个名字令爱好和平的人听到了就产生恐惧感，他们谈到天灾的时候，仍然说起上帝的愤怒和私通的风气。奥斯卡·王尔德就像另一个奥斯卡一样，也是要在身强力壮的时候，戴着假葡萄叶冠、讨论柏拉图时坐在桌旁面对自己当众的死亡。他像那个原始部落一样，注定要折断他那以雄辩的似非而是的隽语来反击讲究实际效益的观念机体的长矛，并作为一个不光彩的放逐者来听着正义的唱诗班将他的大名与那不洁的部落的名字相提并论。

王尔德于五十五年前出生在懒散的爱尔兰首都。父亲是一流的科学家，一直被誉为“现代耳科学之父”。他的母亲参加过1848年的文学革命运动，曾以“斯佩兰托”的笔名为民族主义报纸撰稿，并在诗作和文章中鼓动公众去攻占都柏林城堡。一些人认为，有关王尔德夫人怀孕期及其儿子幼年期的一些情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后来使得他走上毁灭的那一不幸的躁狂症（如果能这样叫它的话）， 至少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这孩子是在没有安全感、有的是挥霍的环境里长大成人的。

奥斯卡·王尔德的社会生活始于牛津大学，牛津大学在他注册入学的时候，有位名叫罗斯金的谈吐颇为自负的教授正带领一班英国青年推着手推车走向未来社会的希望之乡。 他母亲敏感的性格脾气在这个年轻人身上“抬头”了。他决心从自己做起，把一种部分是具有新意的、部分是得之于佩特和罗斯金书籍的美学理论付诸实践。他主张并实行服装和房屋外形上的一种革新，因而受到大家的嘲笑。在美、英各地作巡回演讲时，他成为美学流派的代言人，同时，在他周围，也形成了极有传奇色彩的美的鼓吹者群体。他的名字在大家心目中让人隐约产生一种淡而柔和的色彩的联想，感觉他的生活花团锦簇，美妙无比。他最喜欢的花是向日葵，在有闲阶层，人们开始对向日葵着迷，小妖精们则听人议论起他那根有名的镶嵌着绿松石的白色象牙手杖和他的尼禄式妇女发式。

这幅闪光图景的主体比起上述富有资产阶级情调的想法来要更悲惨。奖章——他学生时代的成果——不时送进当铺，这位警句作者的妻子常常被迫向邻居借钱买双鞋穿。王尔德无奈之下，只得到一家极小的报社当编辑， 只有等他那些了不起的喜剧上演之后，他才总算进入他生活的短暂的最后阶段——奢侈、有财富的阶段。《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轰动伦敦。在爱尔兰喜剧作家一直从谢立丹和哥尔德斯密斯到萧伯纳所沿袭下来的传统中，王尔德像他们一样，成了英国人的宫廷小丑。他成了大都市中优雅的标准，他写作的年收入几乎达五十万法郎。他在一群狐朋狗友堆里任意挥霍着手里的钱财。每天早上，他都要买两束价钱昂贵的花，一束送给自己，一束送给他的马车夫，在他那场轰动的审判之前，他都是由衣着鲜亮的马车夫和油头粉面的仆童陪着，坐一辆由两匹马拉的马车去审判室。

他失足后，有着清教徒思想的人高兴得大喊大叫。他要受审的消息一传开，围在审判室外面的人群立即在泥泞的街上跳起了帕凡舞 。报社记者获准进入监狱，从他囚室的窗外，可以看到他羞耻的样子。剧院海报上，他的名字被白杠盖没。就在他在监狱中想着两年的劳役给他造成的痛苦的时候，朋友弃他而去，手稿被盗。他母亲在阴影的笼罩下死去。他妻子也死了。他被宣布破产，财产被拍卖。儿子们也被从他身边拽走。出狱后，被高贵的昆斯伯里侯爵 催促前去杀他的凶手正在暗中等着取他的性命。他被人追得从这个房子走到那个房子，活像被许多猎狗追捕的一只兔子。大家一个个把他扫地出门，拒绝向他提供食宿。到了晚上，他最后蜷曲在他兄弟的窗下，哭得跟孩子一样。

尾声很快就结束了，没有必要花气力去把这个不幸之人的事情从那不勒斯贫民窟的日子说到他在拉丁区破旧的住所，他在十九世纪最后一年的最后一个月 在拉丁区的住所去世，死于脑膜炎。也没有必要去紧紧盯着他，就像法国间谍那样。他去世时是个罗马天主教徒，他通过放弃他的狂放的观念而使他的社会生活平添一层新的内容。他嘲笑了市面上流行的偶像之后，跪下身来，心情悲伤地对他以前曾经是神圣的欢乐的歌唱者而感到深深的忏悔之意，他以一次精神奉献之举合上了他的精神反叛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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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是分析奥斯卡·王尔德奇怪的生活问题的地方，也不能判别他神经系统的遗传基因和癫痫倾向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替推在他身上的那些东西作出辩解而使他受到宽恕。不管那些对他的指控是否属实，他都无疑是只替罪羊。他犯下的更大的罪过是他在英国出了丑闻。众所周知，英国当局当时尽了一切努力，劝他在他们发出逮捕令之前潜逃。内务部的一名雇员在审判中说，仅在伦敦一地，就有两万人处在警察的监督之下，但是，在他们闹出丑闻之前，他们仍然是可以自由走动的。王尔德写给朋友的信件在法庭上被宣读，信件的作者受到痛斥，被认为是着迷于反常性心理的堕落分子：“你生不逢时，时代容忍不了你，对你宣战，嫉妒你的美貌”，“我爱看到你漫步走过开满紫罗兰的巷闾，还有你那光泽的蜜色头发”。但是，实情是，王尔德根本不是从现代英国文明中以某种无法解释的方式出现的一个性变态的怪物，而是英国大学制度所包括的秘密和限制所造成的不可逃脱的必然产物。

王尔德受到英国人的谴责，有多种复杂的原因，但是，绝不是一种纯洁的良知的简单反应。任何人，只要他仔细看过墙壁等处的乱涂乱写，下流的涂画和那些人猥亵的动作，都不会轻易相信他们的心底是纯洁的。任何人只要仔细跟踪考察他人的生活和语言，不管是在军营里还是在大商场里，都不会毫不犹豫地相信所有这些对王尔德进行指摘的人本身是毫无瑕疵的。事实上，所有人跟别人说起这个话题都感到不舒服，都担心听他谈的人对这件事情知道得比他多。王尔德在《苏格兰人观察家》 上所作的自我辩护在一个公正客观的评判者眼里应该仍然是正当的。每个人，他写道，都在道林·格雷（王尔德最有名的小说）中看到其自身的罪孽。道林·格雷的罪孽是什么，没人说，也没人知道。任何认出这一罪孽的人自己也犯过。

这里，我们就触及到了王尔德艺术的脉搏——罪孽。他蒙骗自己，使自己相信他是把新的异教信仰的好消息带给一个被奴役的民族的人。他自身卓越的品质，也许就是他的民族的品质——敏锐、慷慨和男女都有的才智——被他用以服务一种美的理论，据他看，这一理论将带回黄金时代和世界的青春的欢乐。如果他对亚里士多德所作的主观阐释有正确的地方，如果他那由诡辩而非由演绎而继续引发的不羁的思想有正确的地方，如果他对他完全陌生的东西（陌生得就如同地位卑微的人不知懈怠为何物一样）的吸收有正确的地方，那么，从根本上说，就是体现了天主教灵魂中本身就具有的真理：除了通过被称为分离和损失的感觉，人无法达到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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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最后一部作品即《从深处》里，他跪在诺斯替教派基督面前，在《石榴之屋》的伪页中复活，然后，他真实的灵魂颤抖、胆怯、感到悲伤。它借助于罗马皇帝赫里奥加巴勒斯的披风闪耀。他写的奇异的传奇，他的剧作 ——既是艺术和自然联系方面的一个多声部变奏，又是其本身内心世界的一种昭示——他那些妙语连珠的精彩之作（他也因此被一些人看成是这个刚过去的世纪中言谈最为犀利的讲演者），现在全成了让人瓜分的战利品。

在立于贫瘠的巴涅公墓里的他的墓碑上，刻了《约伯记》中的一首诗，赞扬他娴熟的技巧，“eloquium suum”——即现已成了瓜分的战利品的伟大的传奇式衣钵。或许，将来也会在上面刻上另一首诗，风格虽不那么夸张但更虔诚：

Partiti sunt sibi vestimenta mea et super

vestem meam miserunt sortis．

詹姆斯·乔伊斯 TO2LhdEzC14Gdpww3hwqSvJ4Klo4XENOwPaRVP/36FEoRg/msYCjE1bxg1C3MA8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