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阅自己记载的1882年至1890年间有关福尔摩斯探案的笔记和记录，发现竟有那么多具有特色的离奇而有趣儿的案子，想写篇东西，真不知该怎样取舍才好。有些案子已经通过报章广为流传，可是有些案子却没有使我这位朋友尽情发挥他的杰出才能，而那种本领正是报章亟想报道的题材。另有些案子又使他的分析本事受到了挫折，正跟某些记事那样有了头，却无尾；还有一些案子只弄清了案情一部分，而那种解释是出于推测或臆断，也不是基于我的朋友所珍视的那种准确无误的逻辑论证。但是，在上述最后一类的案子当中有一桩案子，情节那么离奇，结局又那么惊人，使我不由得想在这里说一说，尽管该案当中有几个细节压根儿没能弄明白，而且恐怕永远也没法完全弄明白了。

1887年，我们经手了一系列趣味或大或小的案件，这些案件的记录我都保存着呐。在这一年12个月里的记录标题下，有以下各案的记载：《帕拉多尔 室内案》啦，一个团伙在一家家具店库房地下室设有一个穷奢极侈的俱乐部的《业余丐帮案》啦，《英国帆船‘索菲·安德逊’号失事真相案》啦，《格赖斯·彼德逊在乌法岛上的奇遇案》啦，最后还有《坎伯韦尔放毒案》。在最后那个案件调查中，大家也许还记得歇洛克·福尔摩斯在给死者的怀表上发条时，居然发现那块表两小时前就已经上紧发条，从而证明死者在那段时间里业已上床就寝，这一推论对弄清案情来说至关重要。这些案子我以后也许会略述其详。不过，其中没有哪个案子在情节上像我现在要提笔叙述的这个案子那样扑朔迷离，那样怪诞不经。

那是在9月下旬，秋分时节的暴风雨猛烈异常。全天狂风呼啸，大雨击窗，以至于连这座靠人类双手辛勤兴建起来的了不起的伦敦城市的中心，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自然界无比威力的存在，而使我们一时失去从事日常工作的心情。那就像没给驯服的笼中兽，通过人类文明那道铁栅栏在向人类怒吼呐。随着夜幕降临，暴风雨更加猛烈，风时而大声呼啸，时而低声咽泣，颇像从壁炉烟囱里传出的婴儿哭泣声。福尔摩斯心情郁悒地坐在壁炉一旁，编制他破获的罪案记录互见索引；我则坐在另一端，埋头阅读一本克拉克·拉塞尔 著的精彩的海洋小说，这当儿，屋外的狂风咆哮，瓢泼大雨渐渐犹如海浪冲击，仿佛在跟小说题材相呼应，融为一体似的。我的妻子近日正回娘家探亲，因此我又成为贝克街旧居的一名房客。

“咦，”我抬头瞥一眼我的伙伴，“肯定有人在拉门铃。今天晚上有谁还会来呢？要么是你的哪位朋友？”

“除了老兄外，我没有什么别的朋友，”他答道，“我向来不鼓励人们来访。”

“那一定是位委托人吧？”

“如果是的话，案情肯定很严重。否则在这种天气，这个钟点，若不是很严重的事，决不会有人来的。可我觉得来人大概是房东太太的亲友吧。”

然而，福尔摩斯却猜错了，因为过道里有脚步声，接着便有人敲门。福尔摩斯立即伸出长胳臂把那盏照着自己的灯转向那把来客必定会坐的空椅子那边，然后便说声“请进！”

进来的是个年轻人，从外貌上看约摸22岁左右，衣着讲究，服饰整洁，举止文雅。他手里那把水流如注的雨伞和身上那件水珠闪亮的雨衣，都说明他一路上饱尝风吹雨打的境遇。他在灯光下焦急地四下里张望。我看得出他脸色苍白，眼神忧郁，一个让沉重忧虑压得喘不过气的人往往现出那种神情。

“我该向您道歉，”他一边说，一边戴上一副金丝边夹鼻眼镜。“但愿我没打搅您！我担心我已经把外面暴风雨的污水带进来弄脏了您这间整洁的屋子。”

“把你的雨伞和雨衣交给我吧，”福尔摩斯说。“把它们挂在挂钩上，一会儿就会干。我看出你是从西南那边来的。”

“对，是从霍舍姆来的。”

“从你鞋尖上沾着的那种搀和着黏土和白灰的污迹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我是专程来向您求教的。”

“这不困难。”

“还需要您的帮助。”

“那可就不总是那么容易啦。”

“我久闻阁下大名，福尔摩斯先生。我听普伦德加斯特少校说过，您是怎样把他从坦克维尔俱乐部丑闻一案中拯救出来的。”

“哦，当然。有人诬告他打牌时作弊。”

“他说您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这太过奖了。”

“他说您压根儿没失败过。”

“不，我失败过四次——三次栽在几个男人手下，一次败于一个女人。”

“可这跟您取胜的数量没法相比。”

“我一般都能成功，这倒是事实。”

“那您对我这件事想必也会成功。”

“请把椅子挪近壁炉这边来一点，告诉我你这件案子的一些细节。”

“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案子。”

“到我这儿来谈的都说极不寻常，我这里成了最高上诉法院啦。”

“不过，先生，我怀疑您有没有在您的经历中听说过比我家族中发生的一连串事故更神秘更难解释的了。”

“这话说得倒叫我挺感兴趣，”福尔摩斯说。“那就把这件事的主要事实从头跟我们说说，随后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细节会给提出来问问。”

那个年轻人把椅子挪近些，两只湿脚伸向炉边。

他说：“我叫约翰·奥彭肖，就我个人的理解，我本人跟这件可怕的事没多大关系。这是长辈遗留下来的问题。为了让您对这事有个大致的概念，我得从头说起。

“您该知道我爷爷有两个儿子——我伯父伊莱西斯和我爹约瑟夫。我爹在考文垂开了一家小工厂，在发明自行车时代他扩展了业务，享有奥彭肖防裂车胎的专利权，生意由此兴隆得使他后来能把工厂卖掉，过着富裕的退休生活。

“我伯父年轻时移居美国，成了佛罗里达州一名种植园主，据说他也经营得不错。南北战争期间，他参加杰克逊 部队作战，后来又隶属胡德 部下，升任上校。南军统帅罗伯特·李 投降后，我伯父便解甲归田，重返他的种植园，在那里又住了三四年。大约在1869年或1870年，他返回欧洲，在萨塞克斯郡霍舍姆附近购置了一小块地产。他在美国挣了不少钱，离美返英是因为他厌恶黑人，也不喜欢共和党给予黑人选举权的政策。他是个怪人，凶狠急躁，发怒时出言不逊，性情极为孤僻。他在霍舍姆居住那些年月里深居简出，我都怀疑他是否去过城镇。他有座花园，住房周围有两三块田地，他可以在那里活动活动身体，可他却经常一连几个星期都足不出户。他喝大量白兰地，烟瘾也很大。他不喜欢社交，也不交什么朋友，连跟自己的亲弟弟也不来往。

“他不讨厌我，其实还挺喜欢我，因为他初次见我时，我才12岁左右。那是1878年，他已经回国八九年了。他要求我爹让我住到他家里去，他按照自己的方式疼爱我。他清醒不醉时，喜欢跟我斗双陆 ，下象棋。有时他还让我代他跟仆人和商贩打交道，所以我到了16岁，已经在家里像个小当家的了。我掌管所有的钥匙，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我不打搅他的隐居生活就行。但是，有个奇特的例外，那就是阁楼上有一间堆藏破烂儿的房间，长年上着锁，无论是我还是别人他都不许进去。我曾经怀着小男孩儿的好奇心，从钥匙孔向里窥视，看到除了预料中那样一间屋里会存放的一堆破旧箱笼和包裹外，别无他物。

“有一天——那是在1883年3月里，一封贴有外国邮票的信在餐桌上，放在上校的餐盘前。对他来说，一封来信是件极不寻常的事，因为他的账单都用现款支付，再说，他什么样的朋友也没有啊。‘从印度来的！’他拿起信封，说道，‘彭地治里的邮戳！这是怎么回事？’他急忙拆开信封，只见五粒干瘪的橘核从中掉出落在他的盘子里。我正想发笑，可是一见他的脸色，顿时从嘴边收敛了笑容。他的嘴唇耷拉下来，两眼鼓出，面色发灰，他瞪视着自己发颤的手还拿着的信封。‘K.K.K.’他尖叫一声，接着喊道，‘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的罪孽真是难逃啊！’

“‘怎么回事，大爷？’我问道。

“‘死亡！’他答道，随即从餐桌前站起来，回进自己的房间，剩下我独自一人在那里吓得直发抖。我拿起那个信封，看到信封口里面涂胶水处的上端有用红墨水潦草写下的三个K字。除了那五粒干瘪的橘核外，别无他物。什么原因把他吓得那样魂飞魄散呢？我离开餐桌上楼时，碰见他手里拿着一把生了锈的钥匙走下楼来，那准是阁楼上那间屋的房门钥匙，另一只手托着一个像钱盒那样的小铜匣子。

“‘他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可我还是会战胜他们，’他赌咒道。‘去告诉玛丽，今天把我房间里的壁炉生起火来，再派人去把霍舍姆的福德姆律师请来！’

“我照他的吩咐办了；律师来后，我也给唤进室内。炉火生得挺旺，壁炉栏里有一堆焚烧了的蓬松的黑纸灰。炉边放着那个铜匣子，匣盖儿开着，里面空空如也。我瞥一眼那个匣子，吃惊地发现匣盖儿上印着跟早上那个信封上一样的三个K字。

“‘我要你，约翰，’伯父说，‘做我的遗嘱见证人。我把我的财产，连带它的有利和不利的两方面，都留给我的弟弟——也就是你爹。到时候，肯定都会转给你。但愿你能平安而顺利地好生享用！你如果认为办不到，我的孩子，那就听从我的劝告，把它留给你那不共戴天的敌人吧。我很遗憾给你这样一个具有双重性的遗产。可我又没法说准事情会向哪个方向发展。现在请照福德姆律师指给你的地方，在这份遗嘱上签个名吧。’

“我在指定的地方签了名，律师就把遗嘱带走了。您可以想像这件怪事给我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我翻来覆去地琢磨，也没闹明白其中的奥秘。可我却没法摆脱这给我留下的隐隐约约的恐怖感，尽管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感觉渐趋缓和，何况也没发生什么干扰我们日常生活的事。然而，我却看出伯父举止上的一些变化。他喝酒喝得比以前更多了，更不愿意参加任何社交活动。大部分时间他都倒锁上门独自待在自己屋里，可有时他又会像发酒疯那样冲出住房，手里握着一把手枪，在花园里狂奔乱跑，嘴里大声喊着他谁也不怕，还说不管是人是鬼，谁也甭想把他像头绵羊那样圈禁起来。等这阵激烈的酒疯发作之后，他又急急忙忙奔回屋里，把门锁上，还插上门栓，好像再也没法掩饰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在这种时刻，我看见他那张脸，即使在寒冷的天，也净是冷汗，就跟刚从洗脸盆里抬起头来那样湿淋淋的。

“嗯，福尔摩斯先生，现在说说这事的结局吧，不再辜负您的一片耐心。有一天晚上，他又撒一回酒疯，奔跑出去，再也没有回来。我们四处寻找，结果在花园一端发现他脸朝下跌进一个泛起绿泡沫的小池塘里。没有发现任何受到暴力袭击的迹象，池塘的水也不过两英尺深。因此，陪审团鉴于众所周知他平日那种古怪行径，判定为‘自杀’事件。可我深知伯父多么惧怕死亡，怎么也说服不了自己相信他竟会跑出去自寻短见。然而，这事也就这么过去了，我爹继承了房地产以及约摸一万四千镑的银行存款。”

“等一下，”福尔摩斯插嘴道，“我预料你说的这件事会是我听到过的一起最离奇的案子。请告诉我，尊伯父收到那封信的日期以及他被人推测是‘自杀’的那个日期。”

“信是1883年3月10日收到的。他是在七个星期后的5月2日那天晚上死的。”

“谢谢。请接着往下说吧。”

“我爹接管了霍舍姆房地产后，在我的请求下，仔细检查了阁楼上那间一向锁着的房间，我们在室内找到了那个铜匣子，尽管里面的东西都已销毁。匣盖儿里层贴着一张纸标签，上面写着K.K.K.三个大写字母，下面写着‘信件、记事、收据和一份花名册’的字样。我们断定这就说明了奥彭肖上校销毁的东西的性质。此外，还有不少散乱的文件和一些记录伯父在美国生活的笔记本，除此之外，阁楼那间屋里就没有什么别的重要的东西了。那些散乱的文件中，有些是关于战争时期的情况和他恪尽职守而荣获英勇战士称号的记载，有些是关于南方各州重建时期的记述，大都跟政治相关，因为伯父曾经明显地积极参加过反对那些由北方派来随身只带一个毯制手提包前来南方投机的政客。

“嗯，自从我爹1884年迁到霍舍姆来住，直到1885年前，我们一直生活得称心如意。新年过后的第四天，我们坐在一起吃早饭，我忽然听到我爹尖叫一声，只见他一手拿着一个刚拆开的信封，另一只五指伸开的手掌上有五粒干瘪的橘核。他平时总讥笑我所说的伯父的遭遇纯属无稽之谈，但是眼下同样的事也落到他身上时，他却大惊失色，困惑不解了。

“‘怎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约翰？’他结结巴巴地问道。

“我心头十分沉重，便说：‘这是K.K.K．。’

“他又看看信封里面，大声说道：‘不错，就是这三个字母，可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啊？’

“我从他肩膀上方望过去，念道：‘把那些文件放在日晷仪上。’

“‘什么文件，什么日晷仪？’他问道。

“‘花园里那个日晷仪，别处没有，’我答道。‘文件一定指的是那些已经销毁了的东西。’

“‘呸！’他壮着胆子说，‘我们这里是文明国土，不容许存在这类蠢事。这封信是从哪儿寄来的？’

“我看一下邮戳，答道：‘是从邓迪寄来的。’

“‘一出荒唐的恶作剧，’他说。‘我跟文件和日晷仪有什么关系？我才不理睬这种无聊的事呢。’

“‘该去报警，’我说。

“‘让人家笑话我的痛苦。我不干。’

“‘那由我去报警吧？’

“‘不行，我不准你去。我不愿为这种事庸人自扰。’

“跟他争辩也白搭，因为他生性固执。可我走开后，心中充满不祥的预感。

“收到来信后的第三天，我爹出门去拜访一位老友弗里博迪少校，少校现在是波兹当山要塞的指挥官。我很乐意他出门，因为我觉得他不在家倒离危险更远些。他出门的第二天，我收到少校打来电报，嘱我立刻去他家。我爹跌进了附近一个很深的石灰坑，头骨摔碎，躺在那里不省人事。我急忙赶去，可他老人家没再恢复知觉就去世了。看来他是在黄昏时分从费勒姆回家，由于对乡间道路不熟悉，那个石灰坑又没有栅栏遮挡，就掉进去了。陪审团毫不犹豫地作出‘由于意外事故致死’的判定。我仔细检查了一切跟他死亡有关的事，也找不出什么跟谋杀有所关联。现场没有任何暴力迹象，没有脚印，没有发生抢劫，也没有什么陌生人出现在路上被人发现的记录。可是，不瞒您说，我的内心非常不安，我敢肯定有人对我爹策划了某种卑鄙的阴谋。

“我便在这种不祥的情况下继承了遗产，您会问我干吗不把那些房地产处理掉呢？我的回答是，因为我深信我们家这些灾难在一定程度上跟我伯父生前某件事有关联，因此不管是在这所房子里还是在另一所房子里都同样会遭到威胁。

“可怜的老爹是1885年1月惨遭不幸身亡的，至今已有两年八个月；在这段期间，我在霍舍姆生活得还算幸福，我开始巴望这种诅咒已远离我而去，已跟我的长辈了结。可我过早地沾沾自喜了。昨天早上，灾祸再次临门，就跟当年降临到我爹头上的过程完全一样。”

那个年轻人从坎肩兜儿里取出一个皱皱巴巴的信封，转身走到桌前，从信封里倒出五粒干瘪的橘核。

“这就是那个信封，”他接着说。“邮戳盖的是伦敦东区。里面写的话跟上次给我爹那封信一样，‘K.K.K.’，然后是‘把那些文件放在日晷仪上！’”

“那你怎么办呢？”福尔摩斯问道。

“啥也没干。”

“啥也没干？”

“说实话，”——他低下头，两只又瘦又白的手捂住脸——“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可怜的小白兔面对一条蜿蜒前来的毒蛇。我好像陷入一双没法对抗的残酷无情的魔爪中，任何预见和预防措施都防范不了。”

“啧！啧！”福尔摩斯大声说。“你得采取行动，男子汉，否则你可就完了。只有振作起精神来才能得救。眼下可不是失望泄气的时候。”

“我报过警了。”

“是吗？”

“可他们听我诉说后，只付之一笑。我相信那位警官已有固定看法，认为那些信纯属恶作剧，我的两位长辈的死亡，正如陪审团所说的，确实出于意外，因此不必跟那些前兆联系在一块儿。”

福尔摩斯挥动着他紧握的双拳，大声说道：“真是一群白痴！”

“他们倒是派来一名警察留住在我家中。”

“今天晚上他跟你一块儿来了吗？”

“没有，他奉命呆在我的住宅里。”

福尔摩斯又气得挥舞起拳头。

“那你干吗又来找我？”他问道。“再说，你干吗不一开始就来找我呢？”

“我先前不知道，直到今天我跟普伦德加斯特少校谈起我的困境，他才建议我来找您。”

“你收到那封信已经整整两天了。咱们本应该早就行动起来。除了你放在我们面前这五粒橘核外，大概没有什么别的凭证——没有什么可能会有助我们的启发性细节了吧？”

“还有一件，”约翰·奥彭肖一边说，一边在上衣兜儿里摸索一下，掏出一张褪色的蓝纸，把它摊开放在桌上。“我记得伯父焚烧文件那天，我发现灰堆里有些没烧着的纸边就是这种特殊颜色。后来我在伯父屋里的地板上发现了这张纸，料想这可能是从那叠文件里掉下的一页没被烧掉。这张纸上除了提到橘核之外，我看不出它对咱们有什么帮助。我个人认为这可能是私人日记里的一页，字迹无疑是我伯父的手笔。”

福尔摩斯移动一下台灯，我们俩便俯身察看那张纸，纸边参差不齐，的确是从一个本子上撕下来的。上端写着“1869年3月”的字样，下面是莫名其妙的记载：——

4日赫德森来，抱着同样的旧政见。

7日把橘核交给圣·奥古斯丁的麦考利、帕拉莫尔和约翰·斯温。

9日麦考利已给清除。

10日约翰·斯温已给清除。

12日走访帕拉莫尔。一切顺利。

福尔摩斯把那张纸折好交还给来访人，说道：“谢谢！你现在连一分钟也不能再耽搁啦。我们甚至没时间讨论你刚才告诉我的一切啦。你得立刻回家，行动起来。”

“该干什么呢？”

“只做一件事，而且马上就得做。你得把这张给我们看过的纸放在你说的那个铜匣子里。还得写封短信说明其他文件都已经让你伯父焚毁了，这张纸是惟一留下的一页。信上的措词必须诚恳得让他们相信。然后，立刻把那个匣子放在日晷仪上。明白了吗？”

“明白了。”

“目前先别想复仇什么的。我认为咱们可以靠法律来解决。他们已经布下罗网，咱们也得安排好咱们的法网。首先要考虑的是消除那种正在临近威胁你的危险。其次才是破解这个谜，严惩那个犯罪团伙。”

“谢谢您，”年轻人起身，穿上大衣，说道，“您真是给了我新的生命和希望。我一定按照您的指点去做。”

“一定要分秒必争。目前最重要的是你该注意自身的安全，因为我认为你现在无疑正面临一种真正而紧迫的危险威胁。你怎样回去呢？”

“从滑铁卢车站乘车回去。”

“现在还不到九点钟，街上的人还不少，所以我相信你会平安无事。你一定要严加保护自己。”

“我带着武器呐！”

“那就好。明天我就开始办理你这个案子。”

“那明天咱们在霍舍姆见，行吗？”

“不，你这个案子的奥秘在伦敦。我得在这里搜寻线索。”

“那我过一两天再来，把有关铜匣子和文件的结果告诉您。我会按照您指点的每个细节去做。”他和我们握手告别。门外狂风依旧在呼啸，大雨滂沱，雨点嗒嗒地打在玻璃窗上。这件离奇凶险的事似乎是随着狂风暴雨来到我们这儿的——宛如一根由狂风吹到我们身上的海草——现在又让暴风雨席卷走了。

福尔摩斯默默地坐了片刻，脑袋向前探着，两眼凝视着壁炉里的红火苗。随后，他点燃烟斗，背靠在椅子上，望着嘴里喷出来的蓝色烟圈儿一个接一个地袅袅升向天花板。

“华生，”他终于开口道，“在咱们办理的所有案件中，此案大概是最离奇的了。”

“除了《四签名》那个案子外，也许是的。”

“嗯，对，除去那个案子，兴许是这样的。可我却觉得这位约翰·奥彭肖比舒尔托那家人 面临更大的危险。”

“这是什么样的危险你是否已有明确的看法？”我问道。

“性质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了，”他答道。

“是什么呢？K.K.K.是谁啊？他们干吗一直纠缠这个不幸的家庭呢？”

歇洛克·福尔摩斯闭上两眼，把两肘放在椅子扶手上，双手的指尖抵在一起，说道：“对一个理想的推理家来说，一旦有人向他指出一桩事实的一个方面，他就能从这方面不仅推断出导致这桩事实的各个方面，而且还能推测出由此而会产生的一切后果。正像居维叶 经过深思熟虑就能根据一块骨头准确地描绘出一头完整的动物那样，一名观察家，既然已经彻底了解一系列事件中的一环，就该能正确地说明前前后后所有的其他环节。我们现在还没掌握那只有靠推理才能得出的结论。有些问题难倒了所有那些曾经企图凭感性知觉来解决的人，倒可能在书房里得到解决。然而，要使这种本领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推理家就该能够利用他已掌握的全部事实，这是必须的；而这本身就意味着要掌握一切知识，这一点你很快就会理解，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即使当今已有免费教育和百科全书，这种成就也还是有点稀罕的。不过，一个人要掌握可能对自己工作有用的全部知识，倒也未必绝对办不到，我本人就一直在朝那个方向努力呐。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咱俩初交时，你曾经在一次场合蛮精确地指出了我在知识上的局限性。”

“对，”我笑着说。“那是一份独特的文献。我记得哲学、天文学、政治学，我给你打了零分；植物学，说不准；地质学，就辨认伦敦50里以内任何地区的泥土污迹来说，算得上造诣极深；化学，异乎寻常；解剖学，全无系统；惊险文学和罪行记录方面，那是独一无二的；同时又是小提琴演奏家、拳击手、剑术家、律师以及可卡因和烟草的自我毒害者。我认为这些全是我分析的要点。”

福尔摩斯一听我说的最后一项，咧嘴笑了。“嗯，我现在一如既往，还是要说一个人该给自己那个小小的头脑阁楼里装满他可能需要使用的一切知识，其余的可以暂放到他的藏书室里，需要时随取随用。眼下，为了今晚咱们接办的这个案子，咱们肯定需要集中所有的资料。劳驾把你身边书架上的《美国百科全书》K字部首那一卷递给我。谢谢！让咱们考虑一下情况，看看从中可能做出什么推断。首先，咱们完全可以推断奥彭肖少校离开美国是有很重要的缘故的。一般来说，他那个年龄的人不大容易改变生活习惯，可他却甘愿放弃佛罗里达州那种宜人的气候，而跑回英国住在一个小乡镇里过寂寞的生活。他在英国那么罕见地热爱孤独生活，这就暗示他是在惧怕某人或某事，因此作为工作前提咱们可以假定他就是由于对某人或某事的恐惧而被迫离开了美国。至于他惧怕什么，我们只能凭他本人和他的继承人接到的那三封可怕的信来推断。你注意到那几封信的邮戳没有？”

“第一封是从彭地治里，第二封是从邓迪，第三封是从伦敦。”

“是从伦敦东区，你从这上面又能推断出什么呢？”

“那几处都是港口。投邮人是在船上写的信。”

“太棒了。咱们现在已经有了一条线索。毫无疑问，很可能——极其可能——写信的人是在一条船上。现在再考虑另一点。就那封由彭地治里寄发的信来说，从收到这封恐吓信到出事那天，其间经过了七个星期。而从邓迪寄发的那封信，只经过了三四天。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前者路程较远。”

“可那封信也要经过一段较远的路程啊？”

“这我就闹不明白了。”

“这至少叫咱们又有个设想那人或那伙人乘的是一条帆船。看来他们那些怪诞的警告或信号好像总是在他们启程执行任务之前发出的。你看，从邓迪发出信号后，事情发生得多快。他们如果是乘轮船从彭地治里来的，那他们便可以跟信同时抵达。然而，事实上，隔了七个星期才出事。我认为这七个星期就说明那封信是邮船载来的，而写信人则是乘帆船来的，由此而构成这一时差。”

“这倒是可能的。”

“不仅可能，而且恐怕就是如此。现在你可以看出这个新案子致命的紧迫性，也可以看出我为什么告诫奥彭肖小伙子要多加小心。灾祸总是在发信人旅程终了时来临的。而这封信是从伦敦发出的，因此咱们一分一秒也不能耽误啦。”

“老天爷！”我喊道。“这种无情的迫害究竟为的是什么呢？”

“奥彭肖带回来的那些文件明明对帆船上那个人或一伙人有着生死攸关的重要性。我认为这分明不止一个人，单独一个人不可能接连杀害两个人，而所用的手法又居然骗过了验尸陪审团。这想必是一伙又有智谋又有决心的人干的。甭管那些文件藏在何人手中，他们非把它们弄到手不可。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K.K.K.不是某人的姓名缩写，而是一个团体的标志。”

“可那是个什么样的团体呢？”

福尔摩斯探身向前，压低嗓音说：“你压根儿没听说过三K党吗？”

“压根儿没听说过。”

福尔摩斯一页一页地翻着膝盖上那卷书。“瞧这儿！”随后他念道——

“克·克鲁克斯·克兰 这个名字来源于想像中那种酷似扳起枪支的击铁声。这个可怕的秘密组织是南方各州前联邦士兵在南北战争后组成的，并迅速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分会，其中在田纳西、路易斯安那、卡罗来纳、佐治亚和佛罗里达各州的尤为引人注目。它的势力在于实现其政治目的，主要是对黑人选民使用恐怖手段，谋杀或驱逐反对他们观点的人出国。他们施行残酷手段之前通常是先寄给受到敌视的人一种形状奇怪而尚可辨认的东西——有些地方是一小根带叶的橡树枝，有些地方是几粒西瓜籽或橘核，作为警告。受到威胁的人接到警告后可以放弃原有观点或逃亡国外。如果置之不理，则必将遭到杀害，而且通常是用一种奇怪或意想不到的方式执行的。那个团体组织得那么严密，使用的方法又那么有系统，竟使那些有案可稽的案件中，几乎从未见有哪个敢与之对抗的人能够免遭杀害，也从未能追查出执行暴行的作案人。尽管美国政府和南方上层社会竭力阻止，这个团体在几年内还是到处蔓延滋长。最后到了1869年，这个三K党活动突然垮台，尽管此后还偶尔发生这类暴行。”

福尔摩斯放下手中那卷百科全书，说道：“你一定注意到那个组织突然垮台是跟奥彭肖带着文件逃出美国同时发生的。这两件事很可能互为因果。怪不得奥彭肖和他的家人总有一些死对头在追踪他们。你可以理解那本记事本和日记可能牵涉到美国南方的某些头面人物，另外还可能有不少人不重新找到那些东西是连觉都睡不踏实的。”

“那咱们见过的那一页……”

“正如咱们所料想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上面写着‘送橘核给甲、乙和丙’——就是说把团体的警告通知他们。接着又写道甲和乙已给清除或者已出国；最后还说走访过丙；我担心这会给丙带来不祥的后果。对，大夫，我想咱们可以让那个黑暗地方获得一线光明。我相信奥彭肖小伙子目前惟一的机会就是按照我的指点去做。今天晚上没有什么更多可说更多可做的了，那就请把小提琴递给我，让咱们把这种烦人的天气和咱们同胞更加不幸的遭遇忘掉半个小时吧！”

次日清晨，天已放晴，太阳透过笼罩在这座了不起的城市上空的朦胧云雾，闪烁着柔和的光芒。我下楼时，福尔摩斯已经在吃早饭。

“原谅我没等你，”他说，“我预感要为小奥彭肖的案子忙碌一整天。”

“你打算采取什么步骤呢？”我问道。

“这要看我初步调查的结果。我毕竟还是得去一趟霍舍姆。”

“你不首先去那里吗？”

“不，我得从城里开始。你拉下铃，女仆就会给你端来咖啡。”

我在等待咖啡时，拿起桌上一份还没打开的报纸，浏览一下内容。我的目光停留在一个叫我打了个冷战的标题上。

“福尔摩斯，”我喊道，“你晚了一步！”

“啊！”他放下杯子，说道。“我也一直在为这事担心。怎么回事？”他很冷静地问道，可我还是看得出他内心很不平静。

“我看到了奥彭肖的名字和‘滑铁卢桥畔的悲剧’这个标题，内容是这样的：

‘昨晚九点至十点之间，H分局 巡警库克在滑铁卢桥附近值勤，忽然听到有人呼救和落水声。是夜伸手不见五指，再加狂风暴雨肆虐，虽然有过路数人协助，也根本无法营救。但是当即发出了警报，经水上警察的协同努力，终于捞获那具尸体。经验明该尸为一年轻绅士，从其衣袋取出一个信封，得知该人姓名为约翰·奥彭肖，生前住在霍舍姆附近。据推测，可能是急于赶搭滑铁卢车站开出的末班火车，匆忙间在一片漆黑中迷途，误踩一轮渡小码头的边缘而失足落水。尸体未见有任何暴力痕迹。死者无疑是因意外不幸遇难，此事应引起市政当局对河滨码头登岸设施予以关注。’”

我们默默地坐了几分钟，我从没见过福尔摩斯的情绪如此低沉沮丧。

“这事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华生，”他终于开口道。“这无疑是微不足道的情感，却伤害了我的自尊心。现在这事成为我个人的事了，上帝若赐我健康，我就要亲手抓住那帮匪徒。小奥彭肖跑来向我求救，而我竟然打发他去送死……！”他从椅子上一跃而起，灰黄的面颊涨得通红，情绪激动，难以克制地在室内踱来踱去，两只瘦长的手一会儿神经质地紧握在一起，一会儿又松开。

“那些家伙一定是狡猾的魔鬼，”他终于说道。“他们怎么竟会把他骗到那儿去的呢？那个堤岸并不在直达车站那条路线上啊！即使在这样一个黑夜里，那座桥上来来往往的人肯定还是不少，对他们下手并不是很有利啊。唉，华生，咱们倒要看看谁赢得最后胜利！眼下我要出去一趟！”

“去警察厅吗？”

“不，我自己当警察。等我把网撒好，警方就可以捉拿那伙败类啦，而不是在这之前。”

我一整天都在忙着医务工作，晚上很迟才回到贝克街。歇洛克·福尔摩斯还没回来。快到十点钟，他才面色苍白、筋疲力尽地进来。他走到橱柜前，撕下一块面包，狼吞虎咽地吃着，喝一大杯水把它冲下去。

“你饿了，”我说。

“饿极啦。我一直忘记吃东西了，从早餐后到现在什么也没吃。”

“没吃东西？”

“一点也没吃。哪有工夫想到吃。”

“那有了什么进展吗？”

“不错。”

“有了线索？”

“他们已经在我的手掌中了。小奥彭肖的仇不会报不了的。嘿，华生，让咱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经过深思熟虑想到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从碗柜里拿出一个橘子，掰成几瓣儿，把橘核挤出来，放在桌上，从中选出五粒，装进一个信封。在信封封口盖儿里层他写上“S.H.代J.O.” 他把信封好，又添上“美国佐治亚州萨瓦纳，‘孤星’号三桅船，詹姆斯·卡尔霍恩船长收”等字样。

“等他进港时，这封信已经在等着他了，”他格格笑着说。“这会让他夜不成眠。他还会发现这封信是他死亡的预兆，正如奥彭肖在他之前所遭遇的命运一样。”

“这个卡尔霍恩是什么人？”

“那帮团伙的头目，别的人我也要处理，不过首先把他解决掉。”

“你是怎样追查出来的呢？”

福尔摩斯从兜儿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净是日期和姓名。

“我花了一整天工夫，”他说，“查阅了劳埃德船级社船名录和文件案卷，追查1883年一月和二月在彭地治里港停靠过的每艘船在离港以后的航程。从报道上看，在那两个月里，抵达那里吨位较大的船只共有36艘，其中一艘叫作‘孤星’号，它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这艘船虽然据报道是在伦敦结关离港的，船名却用了美国一个州的别称 。”

“我想是得克萨斯州吧。”

“是哪一州我当时和现在都说不准，可我明白那艘船一定是艘美国船。”

“又怎么样了呢？”

“我又查阅邓迪的记录，一找到那艘‘孤星’号船到过那里，原来的猜疑就变成确信无疑了。我接着又查查目前停泊在伦敦港内的船只。”

“结果呢？”

“那艘‘孤星’号船上星期抵达了这里。我便到艾伯特船坞，查到那艘船今天早晨已经趁早潮顺流而下，返航到萨瓦纳港去了。我打电报到格雷夫森德，得知那艘船已经在不久前驶过该港口，由于风向是朝东的，我敢肯定那艘船目前已经驶过古德温斯，离怀特岛不远啦。”

“那你怎么办呢？”

“我要逮住他。据我了解，卡尔霍恩船长和大副二副是那艘船上仅有的美国人，其余的都是芬兰人和德国人。我还了解到他们仨昨天晚上离船上过岸，这是当时正在给他们装货的码头工人告诉我的。等他们那艘船一到达萨瓦纳，邮船已把我那封信载到那里了，同时我也发了电报通知萨瓦纳警方，说明这三位先生是伦敦正在通缉的犯有谋杀罪的要犯。”

然而，人布置下的天罗地网，有时也会出现漏洞。那三位谋杀约翰·奥彭肖的凶手竟然没收到那五粒橘核，而那几粒橘核原本可以让他们知道世上另有一个跟他们一样狡猾而坚决的人正在追捕他们呐。那年秋分时节暴风刮得很久，而且十分猛烈。我们等了很长时间想得到萨瓦纳“孤星”号船的消息，却一直落空。后来我们才终于听说在遥远的大西洋某处，有人看到在一次海浪的退潮中漂泊着一块破碎的船尾柱，上面刻着“L.S.” 两个字母；有关“孤星”号船的命运我们也就知道这些了。

（1891） pCAO47Mjz3U9wj68EYLdrAX0mgGcbb8JYYi0KT/wFLyl/I4FBkwJnXJQBTr7nWe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