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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麦尔维尔是霍桑、朗费罗、惠特曼同时代的富有特色的美国作家。他以1819年出生于纽约，祖先为苏格兰望族，祖父托马斯·麦尔维尔少校，诗人奥列弗·温德尔·霍姆斯(1809—1894)曾在著名的《最后一片叶子》一诗中颂扬过他；外祖父彼得·甘斯沃尔特，是在独立战争中立过殊功的将军，荷兰移民的家族。父亲艾伦·麦尔维尔是个破产的进口商人，在赫尔曼十二岁时逝世。由于家道中落，赫尔曼·麦尔维尔不得不辍学谋生，十五岁便投身社会，先后做过银行文书，店员，小学教员，农场工人等工作。1837年，他应募上了开往利物浦的帆船“高地人号”做侍役，开始过严酷的航海生活，后来他在小说《雷德伯恩》的第一页上对这次航行这样写道：
我当时还是个少年。大约是在我母亲还未从纽约迁居哈得孙河畔一个农村的时候，我们单调地住在一间小屋里，我为未来的生活所设想的几个打算都可怜地幻灭了，自己又急需找点事做，加上天生有个爱漂泊的性格，这些当时都一起涌上心头，从而使我出海去当水手。
麦尔维尔从这第一次航行归来后，又在匹茨堡，马萨诸塞，东奥尔巴尼和纽约等地当教员。
1841年，麦尔维尔上“阿库斯奈特号”当捕鲸水手，到1844年10月在波士顿被美国军舰“合众国号”解雇，结束了他的航海生涯。在这三年间，他呆过三艘捕鲸船。因受不了“阿库斯奈特号”的非人生活，他逃到努库希瓦岛，同泰比人一起生活了四个星期左右。1842年8月，他乘澳洲帆船“路茜·安号”离开努库希瓦岛。几个星期后，他同另外九名水手，在塔希提岛附近被押下船，因有参加暴动行为，被短期拘留后，在南太平洋各岛屿待了约一年。此后，他到檀香山做过店员，当过商船水手。这些生活经历，为他积累了创作小说的丰富原始材料。
1844年，他那本描写泰比人生活，抨击帝国主义者借传播基督教之名，推行殖民政策之实的《泰比》出版后，轰动一时，霍桑和惠特曼都著文评介，梭罗，爱默生也分别在刊物上提及此书。
但是，1851年《白鲸》出版后，却受到了极其不公平的待遇。此后虽陆续有作品问世，但他始终未能摆脱生活困境。1863年，他携眷迁居纽约。1866年，他到纽约海关当外勤稽查员，直至1885年引退。
1891年9月27日，麦尔维尔病逝纽约，当时人们竟不知这位《白鲸》作者为何许人，直到逝世后第三天，报上才刊登一条不引人注目的消息。
麦尔维尔的作品，除了《泰比》，《白鲸》以外，还有得到斯蒂文生和亨利·亚当斯赞赏、被认为是《泰比》续篇的《奥穆》(1847)，描写南海生活，将真实的冒险故事，以浪漫的讽刺笔调和哲学议论结合在一起的《玛地》(1849)，《雷德伯恩》(1849)，描写军舰生活，因揭露兵舰施行体罚，终于促使美国海军废除体罚的《白外套》(1850)，以“暧昧行径”为副题的《皮埃尔》(1852)，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的《伊萨雷尔·波特》(1855)，短篇故事集《广场故事》(1856)，写贩运奴隶船上黑奴起义的《贝尼托·切莱诺》(1856)，讽刺小说《骗子》(1857)。1866年出版了描写内战的诗歌《战争诗篇》，这个作品当时没有受到注意，后来才与惠特曼的《敲呀，鼓，敲呀》一诗齐名，1876年出版了另一个不为人重视、一万八千行的长诗《克莱尔》，此外，还有1924年被整理发表的遗稿《比利·巴德》。
麦尔维尔于1850年2月从英国回来后即着手写《白鲸》。4月间，他到图书馆借阅许多有关捕鲸方面的书，以便回忆过去的生活经历，帮助构思。当年夏天，《白鲸》已经接近完成，但是，他因为重读了莎翁的剧本，有所启发，又因结识了霍桑，细读霍桑的一些作品，并在当年八月发表了一篇论霍桑的《古宅苔藓》的文章，就文学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看法，因而推迟了向出版社交稿时间，迟至1851年夏，方将《白鲸》定稿。《白鲸》出版后，麦尔维尔写信给霍桑说：“我写了一本邪书，不过，我觉得像羔羊一般洁白无疵。”
《白鲸》在题材上，类似于麦尔维尔其他一些小说，是以作家本人的亲身经历为根据的。事实上，也正是他过去这些生活经历，使他拥有作为一个作家的厚实基础，成为他发展与扩大想象力的源泉。
莫比-迪克是一只凶猛而狡诈的白鲸，在大海上一再使许多捕鲸者失肢断臂，船破人亡，成为捕鲸者心目中一种妖魔。
“裴廓德号”船长亚哈，在上一次猎击中，给莫比-迪克咬掉了一条腿，因此，他满怀复仇之念，一心想追捕这条白鲸，竟至失去理性，变成一个独断独行的偏热症狂。他将白鲸看成人间万恶之源，发誓要到天涯海角去追索它。他搜罗一批所谓社会渣滓，不顾船东的利益，以猎鲸为名出航，使用威胁利诱的手段，勒迫他们跟他一起去作环球航行，专事搜捕白鲸。经过长期的海上颠簸生活，历尽千难万险，终于遇到白鲸，在连续三天的恶战中，最后总算结果了这条白鲸。但是，亚哈本人，大船，小艇，全体船员水手都与白鲸同归于尽，只剩一个幸存的水手以实玛利，来向人间讲述这个故事。
“管我叫以实玛利吧!”——《白鲸》开头这句惹人注意的话，现在已成为文学作品上一句著名的开场白。我们在开始阅读这部作品之前，还须耐心地先读一读正文前的“语源”和“选录”。它们有助于我们了解这部小说的主题和境界，有助于我们了解这部小说的来龙去脉，因为这些是麦尔维尔用以发展他这本别具一格的小说的主要手段。
谁是以实玛利?我们既可以把他看作是那个在1841年去作捕鲸航行，还不成熟、读书不多的麦尔维尔，也可以把他看作是那个在1850年和1851年写《白鲸》的成熟了、富有灵感的麦尔维尔，事实上，他是麦尔维尔的代言人。以实玛利不仅是个讲故事的，还是参与这次航行的个中人物。
小说开头二十三章，主要是写以实玛利，也可以说是以实玛利在讲故事。在这二十三章中，以实玛利为我们介绍他出海捕鲸之前的种种遭际： 他去听梅普尔牧师讲道，在教堂里看墓碑，在客店里碰到那个“生番”标枪手魁魁格，同他结成知心朋友，又为我们介绍“裴廓德号”。待到船启碇后，以实玛利就好像不见了。但是，我们仍会在好些场合意识到他的存在，不时可以隐约地听到他的声音。到了最后与白鲸的三天决斗，当然只有依靠他这个唯一幸庆生还的人来告诉我们这个故事了。
亚哈这个人物的性格与决心，在航程中，随着船只向前航驶而日益显露。最初是他在第三十六章“后甲板”上，向大二三副，三个标枪手和全体水手倾倒出他那抑制不住的激情，力图“降服”他们，表白他要把莫比-迪克追击至死的决心。后来在九次“联欢会”，即同九艘捕鲸船相遇的故事中，作者绘声绘色地刻划了亚哈的急迫心情和坚定决心。在荒漠的太平洋上，船来船往，有的船欢欢喜喜，满载回航，有的船愁容满面，带来令人胆战心惊的消息： 白鲸又在肆虐。亚哈一经得知白鲸的动向，便不顾前景如何艰险，不听大副劝告，立即要船顶着逆风，迫不及待地直冲向那表面无比平静柔和，却就可能会在那儿被莫比-迪克摧毁的洋面。
亚哈这一人物，这个被美国文艺评论家卡尔·范多伦称为“南塔开特的魔王”的猎鲸老手，是捕鲸发源地的南塔开特人。在南塔开特，人们向来把海洋当作他们特有的牧场，认为这个水陆世界的地球有三分之二是属于他们的。亚哈到过好些“吃人生番”的地方，他的鱼枪曾经刺中无数大鲸，他操鱼枪的敏捷与准确，在南塔开特是数一数二的。因此，作为一个捕鲸船长来说，他是个无所顾忌，意志坚强，骁勇善战，经验丰富的船长。法勒船长就说他是个伟大的、不敬神却像神似的人物，是个好人，但不是个虔诚的人。
麦尔维尔和爱默生、惠特曼等同时代作家一样，对于宗教、自由、民主、种族等社会问题都很关切，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独特的见解。麦尔维尔在《玛地》中，就虚构了一个国家，讽刺与鞭挞美国统治阶级的所谓民主自由，抨击南部的奴隶制度。在《白鲸》中，他更其淋漓尽致地抒发他对种族问题即黑人问题的看法。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在寄同情于这些黑人的同时，着力描绘那个生番标枪手魁魁格，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光风霁月的艺术形象。
《白鲸》中的人物相当多，但从亚哈到三个头目，三个标枪手以及众多水手，可说是个个不同，各有其貌，各具性格，是个众生画廊。在具体的情节安排上，也见作者匠心独具，比如在“后甲板”一章中，亚哈怀着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想法，以金币悬赏谁先发现白鲸的场面；船头楼之夜众多水手的个个“亮相”；在海上遇到九艘捕鲸船的所谓“联欢会”的不同情景；最后与白鲸决斗的惊心动魄的三天，都是写得有声有色，令人心荡神移，可说罕有其匹。麦尔维尔观察锐敏透彻，富有新意，既写现在，又写过去以至远古的故事，交相辉映，使作品更其富有艺术魅力。
作者对大自然，对大海的描写，不仅从侧面烘托人在同大自然斗争的顽强精神和心理活动，同样也为作品增色添彩。那无涘无际的大海，一会儿是笼罩着田园式的宁静，肃穆柔和，具有使人陷入遐思的魔力；一会儿是狂风暴雨，汹涌奔腾的巨浪，令人目眩头晕。而且不论是凉爽晴朗，多色多艳的白昼，还是繁星闪烁，端庄娴静的夜空，大海底下始终蕴藏着巨大的破坏力，阴险诡诈的杀机，仿佛海洋本身寓有无际无垠，高深莫测的真理。作者就这样通过渲染环境，索物托情，寓情于景，景随情迁，使得人物形象同周围环境，自然现象水乳交融，生动真切。
但是，读者不免要为本书中间部分那些看似偏离主题的描述与议论所困惑，从而怀疑这部作品是否称得上一部小说。因为作者往往在有根有据地向我们缕述有关捕鲸业和大鲸的许多详细情况，在绘声绘色描绘追捕大鲸的惊险场面的同时，谈天说地，讲历史，说哲理，论人物，讲习俗。可是，如果我们对它们细加玩味一下，我们就觉得这些都不是抽象的说教和闲文，而是激荡在作者胸臆间的慷慨激越之情的自然流露，他正是通过这些“闲笔”加强气氛，寓托深意，或愤慨地鞭挞种种丑恶的人情世态，或寓物托讽，抒发他的民主见解，抨击人间的不公正和非正义，这些都不是矫揉造作的无病呻吟，而是同故事、人物紧密相连，互相映照，耐人寻味的。我们也正是从这些看似不着边际的议论中，看到了作者的爱与憎。
《白鲸》出版后，反应不一，毁誉互见，当时主要遭到一些宗教上的保守派，一些向来推崇十八世纪作家那种简洁明快的文体的人所反对，他们或则认为这部作品是将传奇与事实混在一起的拙劣杂八凑儿；或则说它是一派胡言，既沉闷又枯燥。在这方面，以英国的攻击为最激烈，英国版的《白鲸》删去了“尾声”是不无有因的。当然当时也有人出来打不平，认为作者才思敏捷，他所具有的分析善恶是非的才能，不下于他那善于状景写物的非凡能力。有的认为，所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具有卓越的艺术效果，说它不仅是一部惊险小说，也是一部揭示生活的哲学著作。尽管如此，作者本人始终未能摆脱其坎坷的命运，《白鲸》也几乎湮灭了半个多世纪，迫得作者只好放下笔来，另谋生路，默默以终。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才又开始注意他，为他出全集，写传记，研究他的作品，成立研究团体。五十年代，《白鲸》还被第三次拍成电影。
但是，人们对于《白鲸》的解释，众说纷纭，各取所需，正如美国那位对麦尔维尔研究有素的威拉德·索普在1938年说的“《莫比-迪克》的读者大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一般说来，人们往往是从宗教、哲学的角度来解释《白鲸》，或把麦尔维尔同各种文学流派联系起来，很少涉及或深入作品本身的社会意义。
麦尔维尔不仅翔实地描写了十九世纪初、中叶捕鲸者那种紧张疲累而感人的生活，还旁征博引，汪洋恣肆，鉴古论今，为航海、捕鲸以至大鲸本身这门科学提供了大量材料，它是一部捕鲸业史，也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但是，最主要的，它是一部绚丽多彩，蔚为奇观，充满艰险而又英勇壮烈的小说。它使我们从中看到捕鲸业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看到捕鲸作为一种工业的整个生产过程以及生产者的种种艰辛险阻的生活。作者通过象征手法，兼用烘托，借喻，暗示，曲笔等表现手法，敷演了曲折跌宕的故事，刻划了人物的隐秘的内心世界，抒发了他对美与丑，善与恶，文明与野蛮，民主与奴役，命运与自由的见解，表达了他对普通人民，特别是黑人的深挚的同情，揭露与讽刺资产阶级的所谓文明。
由于作者的身世与处境，使他虽然亲身体会到捕鲸者的艰难困苦的悲惨命运，看到种种人情世态，却未能找到任何解决途径，更不能穷原竟委，只能悲天悯人，感叹人生的祸福无常，将一切归之于天命。因而对一切事物虽有所揭露，有所抨击，也只是局限于伦理道德的范围。作品有浓厚的宿命论思想，阴郁、神秘的色彩，低沉、悲观的调子，没有朗费罗在《海华沙之歌》中那种畅怀歌唱的开朗情绪，也没有惠特曼在《草叶集》中那种旷达乐观的情绪。这可说是作者的思想局限。但是，我们无法也不能“动辄牵古人之理想，以阑入今日之理想”(《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者吴趼人〔沃尧〕语)。
曹庸
1982年6月
谨将本书
献给
纳撒尼尔·霍桑
以志我对其才华钦佩之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