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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法院路上的墨杜萨
喷泉的正对面，有一排由皮热
设计的具有贵族建筑风格的古老府邸。在其中的一座府邸里，有人在同一天的同一时刻也在举行订婚喜宴。
不过，这个场面上的角色倒不是普通小市民、海员和士兵，而都是马赛上流社会的头面人物。在座的是一些在拿破仑摄政时期提出辞呈的法官，从法国军队里开小差，加入到孔代军队
里去的老军官，还有一些年轻人，他们虽说都由家里花钱雇四五个人代服兵役，但境况仍不稳定，这些年轻人都是在对某个人
充满仇恨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五年的流放生活本该使此人变成一个殉道者，而十五年的复辟生涯却使他变成了一个神。
宾客坐在餐桌旁，情绪激昂地交谈着，在当时的南方，这种情绪显得尤为狂热、活跃与激烈，因为五百年以来，在尖锐的政治对立之中，宗教派别的意识也在火上加油。
那个皇帝，他曾主宰过世界的一部分，曾听到过一亿两千万臣民用十种不同的语言高呼“拿破仑万岁”，现在仅仅成了统治五六千人口的小小厄尔巴岛的国君，在餐桌上的这些人看来，他对法国，对王室来说，永远只是一个废物而已。法官们不断指责他在政治上的失策；军人在议论着莫斯科战役和莱比锡战役
；女人则在私议他与约瑟芬的离婚案。这帮保王分子不仅由于一个人的垮台，而且因一个原则的灭亡而兴高采烈、趾高气扬。他们似乎觉得，美好的生活又在他们面前展现，他们终于从噩梦中走出来了。
一位胸佩圣路易十字勋章的老人站起来，向贵宾们提议为路易十八国王的健康干杯，他就是圣梅朗侯爵。
这一杯酒使他们同时联想到哈威尔
的流亡生活和法国的绥靖王，因此又引起了一阵议论和欢呼。他们以英国式的礼仪纷纷举杯，女人则把她们的花束解开来，抛撒在筵席的桌布上。场面上气氛异常热烈，且诗意盎然。
圣梅朗侯爵夫人是一个眼睛干涩、嘴唇很薄的女人，举止间很有贵族气派，而且虽说年龄已到五十，但风度仍很优雅。她说道：
“如果这些革命党人在这里就好了，他们该明白，是他们把我们赶走的，在恐怖时代
，他们用一块面包就买下了我们这些古老的宅邸，而反过来，我们却心安理得地让他们在那里策谋造反；他们该明白，我们才表现出真正的忠诚，因为我们依恋的是一个行将没落的君主政体，而他们则是在向一个初升的太阳顶礼膜拜，我们破产了，他们却发了大财。他们该明白，我们的国王是真正受人拥戴的路易，而他们的那个篡权者，只是个受人诅咒的拿破仑。我说得对不对，德·维尔福？”
“您说什么……侯爵夫人？……请您原谅，我刚才没认真听。”
“唉，让孩子们随便些吧，侯爵夫人，”先前提议祝酒的那个老人说，“孩子们快结婚了，他们自然爱说说其他事情，而不是谈论政治。”
“我请您原谅，母亲，”一个年轻的美人儿说，她的头发呈金黄色，一对睫毛浓密的眼睛顾盼时如珍珠般流光溢彩，“我刚才独占了德·维尔福先生一些时间，现在我把他交还给您。德·维尔福先生，我的母亲在对您说话哩。”
“我刚才没听清楚，如果夫人愿意重述一遍问题的话，我将悉心作答，”德·维尔福先生说道。
“我们原谅您，蕾内，”侯爵夫人说道，在她那张干瘪的脸上绽出一个令人惊奇的温柔的笑靥，女人的心就是这样的，无论在持偏见者的闲言碎语之中，还是她本人在坚定的党派立场上变得多么不留情面，它还总留有宽厚、善良的一角，这是天主给母爱留下的一角之地，“我们原谅您……刚才我是说，维尔福，波拿巴分子既没有我们的信念，也没有我们的热情和忠诚。”
“啊，夫人，他们至少也有取代这些的品质，这就是狂热。拿破仑是西方的穆罕默德，但对野心十足的芸芸众生来说，他不仅是一个立法者，一个主子，而且还是一种象征，平等的象征。”
“平等！”侯爵夫人大声说道，“拿破仑，平等的象征！那么您把罗伯斯庇尔先生比作什么呢？我觉得您把他的头衔偷来给科西嘉人
了；而我觉得，有一次篡位已经足够啦。”
“不，夫人，”维尔福说道，“我把每个人都放在恰如其分的位置上：罗伯斯庇尔的归宿之地应该是路易十五广场上的断头台；而拿破仑的归宿之地则该是旺多姆广场的廊柱；区别在于前一个降低了平等的水准，后一个则抬高了平等的地位；前一个把国王们压低到断头台上，后一个却把人民抬高到皇座上，”维尔福笑着补充道，“我并不想说这两个人就不是下流可鄙的革命者，也并不想说热月九日
和一八一四年四月四日
对法国而言不是两个幸运的日子，不是同样值得热爱秩序和王朝的朋友们庆祝的日子；我只是想说，拿破仑虽说跌倒后再也爬不起来了——但愿如此——但他仍拥有众多的狂热信徒。有什么办法呢，侯爵夫人？克伦威尔只及得上半个拿破仑，他也还有不少信徒哩！”
“您知道您说的话在一里
开外就能闻出革命党的味道吗，维尔福？不过我原谅您，既然是吉伦特党人
的儿子就难免会对恐怖保留一点儿兴味。”
维尔福涨得满脸通红。
“不错，我的父亲是吉伦特党人，夫人，”他说道，“不过我的父亲并没有投票赞成处决国王，他在恐怖时期像您一样被流放了，他的脑袋几乎和您父亲的脑袋一样落在同一个断头台上。”
“是的，”侯爵夫人说，这血腥的回忆丝毫也没有使她动容，“不过，他们各自是为着截然相反的原则登上断头台的，证据就是我的所有家庭成员一直跟随着流亡的王室成员，而您的父亲却迫不及待地投奔新政府，公民诺瓦蒂埃成为吉伦特党人以后，诺瓦蒂埃伯爵就成了参议员。”
“母亲，”蕾内说，“您知道，最好别再谈论这些可怕的往事啦。”
“夫人，”维尔福答道，“我赞同圣梅朗小姐的意见，恭请您忘掉往事吧。这些事情，连天主的意志也对它们无能为力，我们再来非难指摘又有什么好处呢？天主能改变未来，但它不能改变过去。我们这些凡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倘若不能否定它，至少可以忘掉它。嗯！我么，我不仅放弃了家父的主张，而且脱离了他的姓氏。我的父亲曾经是，也许现在还是波拿巴分子，名叫诺瓦蒂埃；而我呢，我是保王党人，名叫德·维尔福。在一株老树的树身上，残留着一点革命的液汁，就让它干枯吧，您只要看到，夫人，一棵幼芽已与这株老树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尽管它不能或者几乎也无法彻底与之断绝关系。”
“好样的，维尔福，”侯爵说，“好样的，回答得好！我也一样，我总是劝侯爵夫人忘记过去，但从未成功过，但愿你会比我走运些。”
“嗯，好啦，”侯爵夫人说道，“让我们忘记过去，再好也不过啦，一言为定；不过，维尔福，您至少对未来要坚定不移才好，请别忘了，维尔福，我们已在陛下面前保举过您；在我们的请求下，陛下也同意不再追究（她把手伸给了他），就如我答应您的请求，忘掉过去一样。不过，倘若有个谋反分子落入您的手里，请记着，正因为您来自一个可能与这些谋反分子有牵连的家庭，别人就会对您加倍注意的。”
“嗨，夫人，”维尔福说道，“我的职业，特别是我们生活的时代要求我必须严惩不贷，我会做到的。我已经成功地办理了一些政治性的起诉，这就表明了我的忠心。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一查到底。”
“您这样想吗？”侯爵夫人问道。
“我很担心，拿破仑在厄尔巴岛上，离法国很近，他的存在，几乎就在我们的海岸视野范围之内，这就给了他的拥戴者以希望。马赛城里领半饷的旧军官比比皆是，他们成天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找保王党人寻衅滋事，所以在上层人士中就常常闹决斗，在普通百姓之间就常常发生暗杀事件。”
“是啊，”德·萨尔维厄伯爵说，他是德·圣梅朗先生的老朋友，也是德·阿尔图瓦伯爵的侍从官，“是啊，不过您得知道，神圣同盟
要让他移居他地哩。”
“是的，在我们离开巴黎时，正在研究这件事，”德·圣梅朗先生说，“他们要把他送往何地？”
“送往圣赫勒拿岛。”
“圣赫勒拿岛！这是什么地方？”侯爵夫人问道。
“离此地两千里左右的一个小岛，在赤道的那边，”伯爵答道。
“好极啦！正如维尔福所说的，把这么一个人放在这里真是太蠢啦，这里靠近科西嘉，那是他出生的地方；又靠近那不勒斯，那里他的妹夫仍在执政，又在意大利的对面，他曾想给他的儿子在那里建立一个王朝哩。”
“不幸的是我们受到一八一四年条约的约束，”维尔福说道，“要动拿破仑就不能不违反协议。”
“哼！这些条约迟早要违反的，”德·萨尔维厄先生说道，“当他叫人枪毙不幸的德·昂甘公爵时，他就那么严守条约吗？”
“对，”侯爵夫人说，“就这么定了，神圣同盟为欧洲除掉拿破仑，维尔福为马赛除掉他的拥戴者。国王要么统治，要么不统治。如果他统治，他的政府应该是坚强有力的，而他的臣僚应该是坚贞不屈的，这是防止出乱子的办法。”
“夫人，不幸的是，”维尔福微笑着说，“代理检察官总是在出乱子之后才来收拾残局的。”
“那么该由他来补救。”
“我还可以对您说，夫人，我们不是在补救，而是在以牙还牙，就是这样。”
“哦！德·维尔福先生，”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说道，她是德·萨尔维厄伯爵的女儿，德·圣梅朗小姐的朋友，“那么当我们到马赛后，设法办一次大案吧，我还从未见过重罪法庭审理案件哩。听人说，这可有趣了。”
“的确非常有趣，小姐，”代理检察官说，“因为这不是在看一出杜撰的悲剧，而是一幕真正的悲剧，其痛苦不是演出来的，而是真实的。我们看见站在被告席上的那个人，不是一等幕下便回到家与家人共进晚餐，然后再安心睡觉以便第二天重新演出，而是被带到监狱，交给刽子手。您明白了吧，对喜欢追求刺激的爱激动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场面比这更值得看的了。放心吧，小姐，如有机会，我乐意提供。”
“他在吓唬我们……他还在笑呐！”蕾内说道，她的脸吓得苍白。
“那有什么办法……这是一场生死决斗……我已经有五六次判处政治犯或其他罪犯的死刑了……哼，谁知道有多少人此刻在黑暗处磨刀霍霍，并且已经对准了我呢？”
“哦！我的天主啊！”蕾内说，她显得越来越忧心忡忡了，“请认真对我说说好么，德·维尔福先生？”
“我够认真的啦，小姐，”年轻法官的嘴角上挂着微笑说道，“有了小姐为了满足好奇心、我也为了满足自己的进取心而起诉的这些大案，后果只能越来越严重。拿破仑的这些士兵早已养成盲目向敌人冲锋的习惯，您想想，他们在开火或是拼刺刀肉搏时会思考什么呢？他们在杀一个他们视为有私仇的人时会比杀一个从未谋面的俄国人、奥地利人或是匈牙利人多斟酌一下吗？再说，这样也是顺理成章的。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就没有尽职了。我本人也是如此，每当我看见罪犯的目光里闪烁出仇恨的怒火时，我就感到上劲儿，兴奋起来，心想：这不是一次审讯，而是一次战斗。我向他发起进攻，他反抗，我再次冲锋，而战斗结束时，如同所有战斗一样，结果不是胜利便是失败。这就叫做诉讼。因为有危机感，所以就更加雄辩。假如我辩驳后，被告在向我笑，我就会想，总是我哪处说得不好，我说的话一定是苍白无力且论据不足的。您想想吧，当一位检察官看见他的犯人在他论据充足的证词重压下，在他那电闪雷鸣般的雄辩下，脸色变得苍白，低下脑袋时，他会感觉到多么自豪！这颗头颅垂了下来，不久便会落地了。”
蕾内轻轻地叫了一声。
“这才叫字字铿锵呐，”一位宾客说。
“他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所需要的人！”另一位说。
“怪不得，”第三位说，“在最近审理的一起案件里，您办得好漂亮，亲爱的维尔福。您知道，这个人谋杀了自己的生父；没说的，在把他交给刽子手之前，您就置他于死地了。”
“哦！对那些弑杀父母的罪行，”蕾内说，“哦！对那些罪犯，怎么重的惩处都不过分；但是对那些不幸的政治犯！……”
“他们就更坏，蕾内，因为国王是民族之父，谁想推翻或是谋杀国王，就是想杀死三千二百万人的父亲。”
“啊，不管怎样，德·维尔福先生，”蕾内说，“您得答应我对那些我向您求情的人宽容一些，好吗？”
“放心吧，”维尔福脸上浮现出迷人的笑容说，“我们一块儿来写公诉状。”
“亲爱的，”侯爵夫人说，“您就玩玩小鸟，养养鬈毛狗，做做针线活吧，让您的未来的丈夫做他自己的事情。当今世道，武器入库，长袍吃香。这个意思，有一句拉丁语说得很透彻。”
“‘Cedant arma togæ’，
”维尔福欠身说道。
“我不敢说拉丁语，”侯爵夫人说道。
“我想，我宁愿您当个大夫，”蕾内接着说道，“杀人天使，虽有天使之称，总使我害怕。”
“好心的蕾内！”维尔福柔声说道，向那姑娘怜爱地看了一眼。
“我的女儿，”侯爵说道，“德·维尔福先生将成为这个省城的道德和政治大夫，相信我吧，这个角色大有前途。”
“再说，这也不失为一个让人忘掉他父亲所作所为的办法，”积习难改的侯爵夫人接口说道。
“夫人，”维尔福带着苦笑答道，“我已经荣幸地告诉过您，我的父亲已公开——至少我希望如此——承认他过去所犯的错误，他已成为宗教和秩序的忠诚的朋友，也许比我更加拥戴王朝，因为他是带着忏悔之情，而我只是凭着一腔热血。”
维尔福字斟句酌地说完这句话后，为了判断他那能言善辩的效果，扫视了一下宾客，如同他在审判席上说了一句相当有分量的话之后，他要对听众瞧一眼一样。
“好啊！亲爱的维尔福，”德·萨尔维厄伯爵说，“前天在杜伊勒里宫，御前大臣让我说说一个吉伦特党人的儿子和一位孔代军军官的女儿离奇的联姻是怎么回事，我回答的正是上面您说的那番话。大臣对此非常理解。这种联姻的方式正是路易十八所主张的。国王在我们没有察觉时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因此他打断了我们，并说道：‘维尔福’——请注意，国王没有说出诺瓦蒂埃的姓氏，相反，却使用了维尔福这个姓——‘维尔福很有前途，这个年轻人已经很成熟，他是我圈子里的人。我很高兴德·圣梅朗侯爵和侯爵夫人择他为婿，倘若不是他们先来请示我批准这门婚事的话，我也会把这一对撮合起来的。’”
“国王是这么说的，伯爵？”维尔福喜不自胜，大声问道。
“我把他的原话转告您了，倘若侯爵愿意直说的话，他也会承认，在六个月前，当他向国王提起他的女儿与您的婚事时，国王对他也是这样说的。”
“的确如此，”侯爵说道。
“啊！我的一切全靠这位尊敬的君王。因此，我将为他竭尽犬马之劳！”
“好极啦，”侯爵夫人说，“这样我就更喜欢您啦，现在就来一个谋反分子吧，我们正等着欢迎他哩。”
“我么，母亲，”蕾内说，“我祈求天主千万别听您的话，让他给德·维尔福先生仅仅送来一些小偷、懦弱的破产者和胆怯的骗子吧；这样我才能睡得安稳哩。”
维尔福笑着说：“这样的话，就等于您希望大夫看一些诸如头晕、麻疹和蜂蜇这样一些只触及表皮的小毛小病。倘若您希望我当检察官，那么相反，您应该希望来一些病入膏肓的病人，这样大夫才能显出高明的医术哪。”
就在这时，似乎造物主只等着听维尔福传送这个信息以便使他如愿以偿似的，一个贴身男仆走了进来，向他耳语了几句。于是维尔福边打招呼边离开了餐桌，不一会儿又走了回来，神情开朗，面露微笑。
蕾内含情脉脉地看着他；因为此时她看着他湛蓝的眼睛，白皙的皮肤和那一圈乌黑的颊须，觉得他真是一个高雅、英俊的小伙子。于是少女整个心灵似乎都悬在他的嘴上了，她等待着他解释他刚才短暂离席的原因。
“啊哈，小姐，您刚才发愿希望自己的丈夫是一个医生，跟埃斯科拉庇俄斯
的门徒（一八一五年，人们还是习惯这样说）相比，我至少有一点是大同小异的，那就是没有哪一刻是属于我自己的，甚至当我和您在一起时，在我的订婚喜宴上，有人还会来打扰我。”
“那么他们以什么理由打扰您呢，先生？”美丽的少女微带不安地问道。
“唉！倘若那人说的是实话，那就是说有一个病人已危在旦夕，这次，病情严重，病人要上断头台啦。”
“呵，天主啊！”蕾内大叫道，脸色变得煞白。
“当真来了！”宾客们异口同声地说道。
“看来我们刚发现了波拿巴分子搞的一次小小的阴谋活动。”
“可能吗？”侯爵夫人问道。
“告发信在这里呢。”
接着，维尔福就念起来：
检察官先生台鉴：鄙人乃王室与教会的朋友。兹禀告有一名叫爱德蒙·唐泰斯者，是法老号船上的大副，今晨从士麦那港而来，中途在那不勒斯和波托费拉约港口停靠过。缪拉有一信托他转交谋王篡位者，后者复命他转交一信与巴黎的波拿巴党人委员会。
逮捕此人时便可得到他的犯罪证据，因为此信不是在他身上，就是在他父亲家中，或是在法老号上他的舱房里。
“不过，”蕾内说，“这封信只是一封匿名信，而且是交给检察官先生，不是交给您的。”
“是的，可是检察官不在，他不在期间，信件该转交他的秘书，秘书有责任打开信件，于是他拆开了，便派人来找我，没找到我，就下发逮捕令了。”
“这么说，罪犯被捕了？”侯爵夫人问道。
“也就是说被告，”蕾内接着说。
“是的，夫人，”维尔福说道，“就如刚才我有幸对蕾内小姐说的那样，倘若果然搜到那封信的话，病人就病得不轻了。”
“这个不幸的人现在在哪儿？”蕾内问道。
“他在我的家里。”
“去吧，我的朋友，”侯爵说道，“当您需要在别处为国王效忠时，别为了与我们呆在一起而渎职；国王需要您在哪儿尽责，您就该去哪儿。”
“呵！德·维尔福先生，”蕾内双手合十说道，“请宽容些吧，今天可是您订婚的日子啊！”
维尔福绕着餐桌走了一圈，走近姑娘的椅子，把身体支在这张椅子的靠背上。
“为了免得让您操心，”他说道，“我尽力而为，亲爱的蕾内；不过，假如证据确凿，指控成立，就必须割掉这株波拿巴分子的毒草。”
蕾内听到割掉两个字胆战心惊，因为这株说要割掉的草上长着一棵脑袋。
“行啦！行啦！”侯爵夫人说道，“别听这个小姑娘唠叨啦，她会习惯的。”
侯爵夫人说完便向维尔福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手，维尔福边吻边看着蕾内，他的眼神似乎在向她示意道：
“我此时吻的是您的手，至少我希望是如此。”
“不祥的预兆。”蕾内喃喃地说道。
“说真的，小姐，”侯爵夫人说，“您的孩子气真是改不了啦，我倒想问问您，国家的命运与您的恣意任性和多愁善感有什么关连。”
“啊！母亲！”蕾内轻轻叫唤了一声。
“对这位不合格的小保王分子开开恩吧，侯爵夫人，”德·维尔福说道，“我答应您做一个自觉的代理检察官该做的一切，换句话说，一定严惩不贷。”
然而，当做法官的维尔福对侯爵夫人说这番话时，做未婚夫的维尔福却偷偷地向他的未婚妻瞟了一眼，这个眼神仿佛在说：
“放心吧，蕾内，我看在您的爱情的份上，会尽量宽容的。”
蕾内以温柔的微笑回报了他的目光。维尔福走出去了，心间充盈着无比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