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红字》的前言

想来有点异常——尽管不喜欢在炉边谈论我自己和我的身世——一种很想说说自己身世的情绪在我一生中竟然两次让我违反意愿，在公众面前开了口。第一次是三四年前发生的，那次我讲给读者听——没法原谅，也没有世俗的理由，迁就的读者想象不到，冒昧的作者也想象不出来——把我在一所“老宅”极为清静的生活方式讲了出来。现在呢——因为，承蒙错爱，我很高兴发现了一两个过去听过我讲身世的读者——我再次主动与公众攀谈，把我在海关的三年经历讲一讲。《本教区牧师》这样著名的例子，再也没有人亦步亦趋地效仿了。不过，真实情况好像是，在作者把他所写的东西交付社会公论时，他交谈的对象不是把他的书搁置一旁，或者从来不动它的多数人，而是理解他的少数人，甚至比多数他的同学或者同伴还理解他。有些作者，确实，比这做得更多，就是要把适合写出来的东西写到交心的暴露深度，哪怕只是专门写给一颗完全共鸣的心灵都会乐此不疲；仿佛印制出来的书，完全洒脱地交付广大的世界，自然应该看得见作者自己本性的支离破碎的部分，等拿他和书中的内容融会贯通后，才能把他生活的圆圈再画圆了。然而，说实话，这很难做得礼数周到，哪怕我们讲述得不偏不倚的地方也难做到。但是，因为思想冻结，语言麻木，只有讲话者和他的听众处于某种真实的关系，才可以理所当然地想象一个朋友，一个友善而聪颖的朋友，尽管算不上莫逆之交，却会一直在聆听我们的谈话；这时候，因为这种亲切的意识在化解我们天生的矜持，我们便可以把我们周围的环境娓娓道来，甚至谈起我们自己也如数家珍，不过还是继续把那个最隐秘的“我”藏在面纱后边。到了这一步，在这些界限内，我认为，一个作家才能讲述自己的经历，而不会侵犯读者的权利和自己的权利。

同样，人们还会看到，《海关》这篇速写遵循了某种常规，一种在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的东西，比如谈一谈以下书页的素材是怎样来到了我的笔下，又比如提供一些让叙述内容具备确切性的证据。这点，事实上——一种让自己处于编者的真正地位的愿望，或者再多一点点，一种构成我的书卷的故事中最冗长部分的愿望——这点，也是唯一的一点，是我与公众确立个人关系的真正原因。在达到这个主要目的的同时，看起来只要多少添加些色彩，便不难对此前还不曾描写过的生活模式轻描淡写地表现出来，包括生活于其中的一些人物，因为作者碰巧是这些人物中间的一个。

我的故乡小镇塞勒姆，半个世纪以前，正值老船王德比走红的日子，堪称一个忙忙碌碌的停船码头——不过现在到处都是朽木搭建的仓库，而且展示不出什么商业生活的迹象；也许，一只三桅船或者双桅船在了无生气的码头当不当正不正的地方往下卸毛皮；也许，在更近的地方，一艘新斯科舍纵帆船在往下扔船舱里的木柴——我要说的是，就在这个败迹斑斑的停船码头的上首，海潮经常漫溢过来，沿岸而行，到达海陆交界处，就是一排建筑物的后边了，从一溜稀稀疏疏的野草中可以看出呆滞的岁月的痕迹——这里，从建筑物前窗看过去，眼前是一派没有生气的景象，而从这个角度隔水相望，迎面耸立着一座很有气派的砖建大厦。在大厦屋顶最高点，每日上午不多不少三个半小时之内，合众国的旗帜或者迎风飘扬，或者在微风不兴中垂落；不过旗帜上的十三道条文是上下垂直，而非横向贯通，从此看得出这里坐落的是山姆大叔政府的民政机构，不是军事基地。大厦的前面配置了一个前廊，六根木头柱子撑起一个阳台，阳台下边是花岗岩台阶，顺级而下，一直通向大街。在大厦的大门上方，悬浮着一只美国秃鹰的巨大徽标，舒展双翅，胸前有一盾牌，而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每只鹰爪里都紧紧抓着雷电和倒钩箭。这只猛禽，生来就有习惯性的急脾气，利喙尖眼，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一向好勇斗狠的态度，对循规蹈矩的芸芸众生威吓震慑；尤其警告所有的市民，仔细他们自身的安全，别在它翼下阴影所及的地方随便走动。然而，尽管它看上去气势汹汹的样子，许多人在这个时刻却在这只联邦秃鹰的翼下寻求庇护呢；我推测，人们以为她的胸脯一定柔软而舒适，像一只鸭绒枕头。可是，她并没有多么了不起的温柔，哪怕在她情绪最好的时候也一样，而且，或迟或早——往往早比迟多——动不动就飞离她的巢穴，用利爪抓一下，用尖喙啄一下，或者用她那些倒钩箭划出斑斑伤痕。

在上述交待的大厦周遭铺砌的地面——我们不妨统称为港口的海关地界——那些缝隙里生长出密密匝匝的野草，一看便知道近些日子没有大批的人来办事情，没有遭到踩踏。但是，在一年中的某些月份，上午经常办公繁忙，人来人往，踩踏也就更加频繁。这样的时刻也许能让上年纪的市民，想起最近那次与英国打仗的岁月，那时塞勒姆本身就是一个港口；与现在的情形不一样，当时它自己的商人和船主并不嘲笑它，只是后来他们听任这里的码头坍塌毁坏，而他们却一趟又一趟，越来越频繁，毫无必要而不知不觉，促进了纽约或者波士顿的商业流动，形成大势。在前边交待过的那样一个上午，三四只船碰巧同时来到了这里——通常都是来自非洲或者南美——也许在这里稍许停留后前往他处，频繁的脚步声响起，在那些花岗岩台阶上上上下下。在这里，你也许会赶在饱经海浪之苦的船长没有见到妻子之前，在这个港口里碰见他们，看到他们腋下夹着船上的文件，装在一个污迹斑驳的铁盒子里。在这里，也很容易碰见那些船主，或者兴高采烈，或者一脸阴沉，或者彬彬有礼，或者怒气冲冲，全看眼下这趟已经完成的航行，是不是实施了商业计划，随时可以把货物转手变成黄金，还是一下子把他置于种种不利的重压之下，谁见了他都尽量回避，唯恐沾惹上什么。在这里，同样，我们碰得见一身朝气的年轻职员——那些满脸皱纹、胡须花白、愁眉苦脸的商人的胚芽儿——他们对海上运输兴趣正浓，如同狼崽儿闻到了血腥气，已经把种种历险交给了船主的船只，这时候他们其实在一汪池水里驾驭模拟小舟倒是更加得心应手。在这种场合，另一种身影则是初次出海的水手，在忙着办理一张通行证；或者是刚刚到岸的水手，脸色煞白，身子软软的，在设法弄一张去医院的证件。我们也切不可忘记那些锈迹斑斑的小型纵帆船的船长，他们从不列颠的属地运来了木柴；他们穿一身防水油布衣，没有美国佬的那种机灵样儿，却对我们日渐衰落的生意做出了一份不小的贡献呢。

所有这些身份不同的人物聚集在一起，这也是他们常有的，与另一些杂七杂八的人搅和在一起，于是，一时间，把海关烘托成了一个闹闹哄哄的去处。但是，更常见的是，在那些花岗岩台阶上，你会看出来——如果是夏天，在大厦的进出口，如果是冬季或者天气恶劣的季节，则在相应的屋子里——一溜老资格的人物，坐在老式的椅子里，把椅子后腿向后倾斜，椅背抵在墙上。通常，他们沉沉入睡，不过有时候可以听见他们一起交谈，声音像讲话也像打鼾，没有一点精神头，听起来像济贫院里收留的人，也像所有别的依靠接济的人，比如吃慈善，又比如吃垄断劳力，以及别的什么，但就是不靠他们自己干活儿生活。这些老先生——像马太一样坐在海关的接待处，不过不像马太那样容易听使唤，使徒的使命从不推诿——便是海关的官员了。

再向里去，靠左手走进前门，是一间屋子或者办公室，约有十五英尺见方，高高的屋顶；屋子里的两面拱顶窗户，展眼望去可见前边说到过的破败码头，而第三面窗户则面临一条窄窄的小巷，以及一段德比大街。通过这三面窗户，都能看见一家家杂货店，木匠铺，廉价服装店，以及船具店；这些店铺的门口周围，通常可以看见三五成群的老水手，或哈哈大笑，或嘀嘀咕咕，还有诸如此类的专吃码头饭的人逛来逛去。这屋子本身挂满了蜘蛛网，老漆已经剥落；屋子的地上铺了灰砂，这种铺地方式在别的地方早已经不用了；这屋子总体上邋遢不整的样子，人们很容易认定这是一处圣所，只是使惯扫帚和拖把这些魔术般工具的女人绝少光顾。家具摆设的样子呢，有一个附带宽大烟囱的火炉；一张松木桌子，桌子后面是一把三条腿凳子；两三把木头座椅，摇摇晃晃随时散架的样子；还有——可不能把藏书忘了——几个书架上堆放着一二十本《国会法案大全》，以及一部厚厚的《税收法》选本。一根铁皮管穿过天花板向上伸去，组成了一个传声系统，与大厦别的房间联络起来。在这里，大约六个月之前——要么在角落间踱来踱去，要么懒洋洋地坐在那把长腿凳子上，胳膊肘依托在桌子上，眼睛在早晨报纸的字里行间溜来溜去——尊敬的读者，你也许能够认出来那同一个人，他曾经欢迎你进入他那间生气勃勃的小书房，阳光穿过柳枝，活活泼泼地照射在那座老宅的西墙上。可是，现在呢，如果你到那里去找他，你就打听不到那个民主党的海关稽查员了。改革的大扫帚已经把他清扫出了办公室；一个更有潜质的后继人穿上了他的那身威严的制服，口袋里揣上了他的薪水。

这座塞勒姆古镇——我的故里，尽管儿时和成年时都离开多年寄居他乡——留住，或者曾经留住，我的种种恋情，那种挂念之情在我实际居住在那里的岁月里却是从来没有认识到的。的确，就镇子的地理环境而言，表面看去平淡而无奇，主要由木结构房子占据着，简直没有一座房子堪称建筑上的美丽——房屋没有规则可循，没有如画的景致，也没有精致的设计，有的只是千篇一律——长长的懒散的街道不厌其烦地把半岛的所有区域都贯穿起来，一端是绞刑架山和新几内亚湾，另一端望去便是济贫院了——这些就是我的故镇的风貌，如果对一个散乱的棋盘怀有依恋之情，那么对我的故镇恋恋不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但是，尽管在别的地方我也照样会生活得无比幸福，可我内心深处对老塞勒姆怀有一种感情，既然没有更合适的叫法，我也只好权且称之为爱恋吧。这种感情也许归结于那些我的家族扎入土壤的纵深而久远的根须。现在算来，两个世纪又四分之一过去了，当初那个纯粹的大不列颠人，也就是叫我的姓氏的那个最早的移民，在这蛮荒的林地居住地安家落户，后来这里便渐渐演变成了一个城市。在这里，大不列颠的后人有生有死，已经把他们的尘世肉身和这块土地混合在一起，每一小片土壤都和这凡人的身架无不息息相关，我只有凭借这身架才能在这大街上短暂地散步。因此，我说到的部分爱恋情怀只是尘土对尘土的感官上的共鸣而已。我的父老乡亲几乎无人明白这到底是什么；由于频繁的搬迁对家族来说也许更可取，他们也没有必要考虑弄明白这点有什么打紧的。

但是，这种感情也有其道德上的性质。那位最早的祖先身影，家族传统赋予他一种模糊的暗淡的魁伟，就我的记忆所及，在我童年的想象中便出现了。这身影如今依然缠绕着我，引诱出一种怀念过去的乡情，我很难认为这种感情和镇子的现有形势有什么关系。我好像更为强烈地认为与这里的一所住宅有关系，因为宅主是一个庄重、大胡子、身穿黑色外套、头戴高帽的先人——他来得很早，带着《圣经》和腰刀，一派威严十足的样子走在未经踩踏的街道上，身影格外伟岸，如同一个战争与和平集于一身的人物——远比我自己更有资格为人所知，因为我的名字很少有人听说过，我的面孔也鲜为人见。他是一个士兵，一个议员，一个法官；他是教会的一个统治者；他具备清教徒的一切品质，有善良一面也有邪恶一面。他同时也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迫害者，如同贵格会教徒见证的，他们已经把他记入到他们的历史中，讲述他如何严厉惩办他们教会的一个女子的事件，这一笔恐怕将会流传更久远，超过任何关于他的善行的纪录，尽管他做过许多好事。他的儿子，也继承了那种迫害人的精神，在驱逐巫士活动中让自己露了脸，巫士们的血可以公道地说在他身上留下了污迹。那一污迹确实渗透很深很深，他那埋葬在宪章街的干枯的老骨头上一定还残留着，如果它们还没有彻底化作泥土的话！我不知道我的两位先人是不是想到自己应该忏悔，请求上苍宽恕他们的种种残忍行径；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转生成另一种形态后，眼下在沉重的后果重压下痛苦呻吟。不管怎样，我，目前身为作家，作为他们的代表，在这里为他们承受耻辱，请求他们招惹的任何诅咒——如同我听说过的，也如同那个种族凄凉而不发达的境况许多年后证实其存在的——现在和以后都可以得以消除。

但是，毫无疑问，这两位严厉的不苟言笑的清教徒都应该想得到，他们犯下的罪过会得到足够的报应，悠悠岁月过去很久之后，这棵家族树的老树干，长满了太多的古老的青苔，会在它的末梢的枝儿上，生长出我本人这样一个现世报。我一贯珍爱的目标，没有一个是他们认为值得称道的；我取得的成功——如果我的生活，在家庭的圈子之外，曾经因为成功而风光一时的话——没有一点是他们看得上眼的，不认为是丢人败兴就算烧高香了。“他究竟是个什么人呢？”我的先人们的一个灰色影子对另一个嘀咕说。“一个写故事的作家！人生什么样的正经事儿不好——不管活一个人还是活一辈人，为上帝争光或者为人类服务，这算什么方式——非要干这营生呢？哎呀，这个不求上进的家伙，到底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啦！”这样的恭维话，隔着时间的鸿沟，传递在我的远祖和我本人之间。但是，他们想挖苦我，随他们去吧，反正他们本性里那些强壮的品质，已经和我的生性搅和在一块儿了。

这小镇子还处在婴儿和童年时期，这两个诚挚而精力充沛的男人便深深地扎了下来，这个家族从此以后在这里生存下去；还总是受人尊敬；就我所知道的，从来也没有一个不争气的家族成员丢过脸；不过，另一方面，最初的一两辈人过去后，也很少有人或者再也没有人做出过什么令人难忘的业绩，或者至少令公众刮目相看的壮举。一步步，他们差不多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如同老宅，街上这里那里还有几处，因为堆积了新的尘土，掩埋得离屋檐也就一半了。从父亲到儿子，一百多年来，他们都跟随大海活动；每一辈人，都有一位头发灰白的船长，从甲板上引退回老宅，同时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又会在桅杆前占据那个一代传一代的位置，面对咸涩的浪花和飓风，而这些都是他的先人和远祖饱尝过的。这男孩，熬到了年头，也会从水手舱过渡到驾驶舱，度过一个风风雨雨的男人岁月，从世界漫游的活动中荣归故里，衰老，死去，把自己的泥身和故乡的泥土掺和在一起。一个家族这种长长的联系，安居一地，既是出生地，也是葬身地，在人类和地理方位上创造出了一种亲情，相当独立，不为他周遭的景观和道德环境的魅力所动。这不是爱，只是本能。这种新的居民——或者本人来自异国他乡，或者其父辈或祖辈来自外域——几乎没有资格被称作塞勒姆人；他没有牡蛎那样蜗居一地的概念，一个响当当的老住户，第三个世纪正在悄悄向他走来，他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地点，自然老死也不肯离去的。这个地方对他没有欢乐，那没有关系；他厌烦老旧的木头房子、泥与土、位置和感情死气沉沉、凛冽的东风以及冰冷的社会氛围，那也没有关系——所有这些，还有他在身边所见所想的随便什么差错，和蜗居一地的目的没有任何关系。魔力长生不息，而且强大有力，好像那片故土就是人间天堂。我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把塞勒姆当作我的家，几乎是命中注定的；所以呢，这里习以为常的那些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性——一个家族的代表躺进了坟墓，另一个代表便接着在大街上大步流星地走动——也许仍然存留在小时候在老镇上所见所闻的日子里。不管怎样，这种感情证明这样的联系变成不健康的东西时，最终应该被割断。人类本性不会一直葳蕤茂盛，好比一个土豆，在同一块种乏的土地上，种了又种，一茬又一茬，总归要断代的。我的孩子是在别的地方出生的，即便我能左右了他们的福祉，他们仍会在不熟悉的土壤里生根发芽。

从这座“老宅”出头露面，正是我对故镇的这种奇怪的、呆滞的、没有快乐的依恋之情，让我到山姆大叔的砖建大厦里占据了一个位置，可我也许可以到别的地方去谋生，没准儿活得更好也未可知。我起身离去，不是第一次，也不只第二次——看样子一去不复返——可还是返回来了，好似那种糟糕的半便士钢镚儿；或者好像塞勒姆于我就是宇宙的中心，怎么也转不出去。就这样，一个明朗的早上，我走上了那截儿花岗岩台阶，口袋里装着总统的委任状，被人引见给一伙绅士，而他们今后将协助我承担大任，也就是海关的总稽查。

我特别怀疑——或者换个说法，我毫不怀疑——美国的公职人员，不管文职还是行伍，都会像我本人管辖下有这样一个家族式的团体。我打量过他们，那种“最老的居民”的去向便确定下来。这个时代上溯二十年，“收税官”这种独立的地位，让塞勒姆海关远离了政治沉浮的漩涡，而这漩涡一般情况下会把官职的保有权冲击得不堪一击。一名军人——新英格兰大名鼎鼎的军人——坚定不移地守住了他勇担职责的基座；而且，他因为数届连任的明智磊落态度保全了自己，从而守住了这一职位，在许多危险和震撼的时刻才能让他的下属安然无恙。米勒将军是激进的保守派；这个人生性善良，这一品质轻易不会受到影响；他自己对熟悉的面孔非常依恋，很难随变化而变化，哪怕变化已经带来了毫无疑问的改进。因此，我接手我的管辖范围时，发现了几个上年纪的老人。他们差不多都是饱经沧桑的船长，在各大洋历尽颠簸之后，毫不退缩地顶住了生活的暴风雨的吹打，最后随波逐流漂进了这个安静的小港湾；在这里，没有什么事情干扰他们，只有总统的定期选举带来一些恐惧，他们全都获得了崭新的生活节奏。尽管比起他们的同胞，他们也没有办法避开老迈年高，不过他们显然有这样那样的法宝延年益寿。他们中间的两三位，我可以肯定，得了痛风症和风湿病，或者也许就长卧病榻，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从来没有梦想过在海关打个照面；不过，挨过一个冬眠的冬季后，他们还会慢腾腾地走进五六月的暖洋洋的太阳下，懒散地履行他们所认定的职责，而且，他们一有自己的悠闲和方便，就再次躺在床上安歇。我必须承担罪责，是我让这些共和国的老资格公务员缩短了公职寿命。他们全都获准，在我的请求下，摆脱繁重的操劳，休息下来，而且没有过多久——仿佛他们唯一的生活原则一直是为国效力的那种热情，我对这点非常相信——就到那另一个更好的世界去了。这于我是一种虔诚的安慰，因为，由于我的干预，他们才有了足够的空间进行忏悔，反省那些邪恶的腐败的惯例，而且理所当然，每一个海关官员都会照例陷进去。海关的前门也好，后门也罢，都没有通往天堂的大道。

我手下的官员们大部分都是辉格党。对他们由来已久的老哥儿们氛围，这位新来的总稽查不是政治家，真是三生有幸，而且尽管原则上是一个真诚的民主党，却公事公办，对政治服务的偏向既不接受也不迁就。如果做不到这点——倘若一个活跃的政治家受命担当这个有影响的岗位，轻而易举地和一个辉格党收税官处处作对，攻击他体弱多病难以履行本职工作——那么这群老伙计中就难有一个人能够呼吸公职生活的空气，铁腕天使踏上海关台阶一个月后便会纷纷离去。在这样的事务上若按照既定的准则办事，对一个政治家来说，把那些满头白发的官员逐一送到断头台的利刃下，一点算不上渎职。显而易见，那些老家伙们很害怕我手下无情，做出这样一些无礼的事情。看到他们一见我到来就诚惶诚恐的样子；看到饱经半个世纪暴风雨的吹打，一张沟壑分明的脸瞅见我本人这样一个好好先生竟会变得铁青；看到一个接一个官员和我交谈，声音瑟瑟发抖，而这声音曾经通过喇叭高门大嗓地发号施令，让北风之神丧胆；这些都让我感到心疼，同时也觉得好笑啊。这些杰出的老人，他们知道根据早已定下来的规定——而且，其中一些人因为自己缺乏办公能力而心事很重——他们应该把位置让给更年轻的人，年轻人政治上更热衷，比起他们自己更适合为我们共同的山姆大叔效力。我也明白这点，不过从内心深处从来没有想到按照常识办事。因此，我自己的声誉理所当然地大受伤害，我担任公职的良心也相当难受，他们在我任职期间继续在码头上出出进进，在海关的台阶上上上下下。他们也花费了大量时间，在他们习惯的角落里，把他们的椅子倾靠在墙壁上，昏昏欲睡；不过，在中午以前他们也会清醒一两次，互相之间不烦打扰，成千上万次地唠叨那些老掉牙的海上故事和老套的笑话，这些已经成了他们中间的口令和暗号。

可以想见，他们很快发现，这个新来的总稽查不是一个头上长角身上有刺的人。所以，心情轻松起来，意识到继续被起用倍感高兴——至少为了他们自身利益，如果不是为了我们可爱的国家的话——这些老迈的好好先生承办各种职务上的正式手续。感官敏锐，戴着眼镜，他们窥视船只里的货物！他们总是小题大做，咋咋唬唬，可有时候却异常呆钝，允许更大的纰漏从指间漏过！一旦这样的疏漏发生了——比如满载的贵重的货物在光天化日之下，也许就在他们毫无疑虑的鼻子下边，偷运上岸——他们才倍加警惕，机敏异常，开始给货物上锁，而且上双道锁，为了保险还加上封条和封蜡，把那条失察的船只的通道统统封锁。这样的恶作剧发生后，他们先前的失察便无法严责，看情形对他们值得表扬的谨慎做法倒应该美言几句；既然任何补救的时刻不复存在，那么也只好对他们反应敏捷的热情加以认可，表示感激了。

只要人们不违反常情，不那么讨厌，我这方面便会屡犯糊涂，总看得见他们和睦的一面。我的伙伴的性格上这种更可取的一面，只要有更好的成分，通常总是我视野里最表层的东西，构成那种我据此认可的人品类型。由于这些海关老官员多数都有良好的品质，我的位置在他们看来具有家长式与保护性质，有利于增进友好的情感，我于是很快喜欢上了他们大家。夏天的上午，令人开心——酷热把多数人家的其他人几乎烤化了，却只是给他们半麻木的体质带来温吞的暖意——令人开心的事儿便是聆听他们在后门旁边瞎扯，一如往常，他们齐刷刷一排仰起椅子，靠在墙上；你就听吧，过去数代人冷冻起来的俏皮话被暖化了，伴着笑声从他们的嘴唇边淙淙流了出来。外表上看，老年人的欢乐和孩子们的快活颇有共同之处；智力呢，充其量也就是一种深沉的幽默感，很难称得上智力了；这两样东西都有了，那就是一缕在表面跳跃的光束，把阳光和欢快兼而有之的东西赋予绿色的树枝和灰色老残的树桩。但是，在一种情况里，那是真正的阳光；在另一种情况里，那就更像朽木的磷火了。

读者一定要理解，把我的一干杰出的老朋友老态龙钟的样儿讲出来，这不公道，让人难受。首先，我的下属并不是清一色的老人；其中一些人年富力强，能力出众，精力过人，和那种恶煞星笼罩的懒散而依赖的生活模式根本两码事儿。再说，年龄的缕缕白发，有时候就是一所维修良好的智慧屋的茅草屋顶呢。但是，就我这个团队的多数人来说，我要是把他们大体上说成一伙令人厌倦的老家伙，从他们多种多样的生活经历中没有积攒下什么值得保存的东西，这话也没有什么大错。他们好像把实践智慧的所有金谷子随手抛洒了，他们本来享有太多的收获机会，却存心视而不见，一味往记忆里储藏谷糠。他们兴趣盎然地谈论他们早上的早餐，或者昨天的、今天的、明天的晚餐，却避而不谈四五十年前发生的船难，也避而不谈他们亲眼看见过的世界奇迹。

这地方的海关之父——那位鼻祖，不仅是这一小群官员的头儿，而且，我敢说，也是全美国这个令人尊敬的海上稽查员团体的创始人——是一个常务的收税官。他完全称得上税收系统的嫡系儿子，在羊毛里浸染，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紫色中出生；因为他的先人，一位革命时期的上校，这个海港的前稽查官，已经为他专门谋下了一个职位，然后任命他填补这个空缺，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儿了，如今活着的人很难有谁还记得。这位稽查官，我第一次看见他时，已经是一位八十来岁的老人了，而且毫无疑问是冬青树中最奇妙的标本之一，你一辈子苦苦寻找，能发现这样一个都心甘情愿。他面色红润，身板结实，穿着一件亮晶晶纽扣的蓝色外衣，干净利落，他步子敏捷而活泛，还有他那种老当益壮的开心样儿，横竖看上去——确实算不上年轻了——就是“母亲大地”孕育出来的一个崭新人胚儿，丝毫没有年老体衰的迹象。他的话语和笑声，在海关里回音袅袅，一点没有老年人说话时的那种瑟瑟颤抖和呼哧带喘的老态；它们都是从肺腔深处发出来的，如同雄鸡打鸣儿，或者好似号角吹起。把他仅仅看作一只动物——看作别的什么还不那么容易呢——那倒是一个百看不厌的目标呢，瞧他那一副无比健康和格外矫健的体格，瞧他到了如此高龄而能力不减，仍可享受十足的乐趣，或者说八九不离十的乐趣，都是他早已瞄准或者早已设计好的。对自己在海关的生活听之任之，领一份定期的薪水，多少有点担心撤职却不必时时挂在心上，这毫无疑问有利于他轻松地打发时光。但是，原始的更潜在的原因，还在于他的动物本性难得的完美，在于智力凑合够用，还在于道德和精神的成分很少掺合在一起；的确，后边这两项品性，勉强到达一定程度，使得老绅士不至于四肢着地行走。他没有思想的力量，没有感觉的深度，没有讨厌的感伤情调；一句话，什么都没有，只有为数不多的平凡的本能，再有就是强健的体格必然会产生的快乐的脾性，不用怎么费心，就把本职工作干得颇受人尊重，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他曾是三任妻子的丈夫，她们都早早去世了；他是二十个孩子的父亲，他们多数在童年或者成年的各个年龄段也同样回归尘土了。有人也许推测，这点会引起足够的忧愁，弥漫在那最灿烂的脾气里，层层渗入，弄出一种黑色来。我们的老稽查官却全然不是这样的！一声短暂的叹息，足以打发掉这些悲哀的回忆的全部重负。叹息声刚落，他立马会像光屁股的婴儿一样嬉戏玩闹起来；情绪转换之快，远胜于这位稽查官的下属职员，后者虽然只有十九岁，却是两个人中间更老成更庄重的。

我过去观察和捉摸过这位元老级人物，那种好奇心，我认为，比引起我的注意的任何其他人性表现都更强烈。一点没错，他是一种罕见的现象；从某一点审视，他完美无缺；从所有别的视点看，他则非常肤浅，非常易变，非常费解，一个全然可有可无的人物。我的结论是，他没有灵魂，没有心灵，没有脑子；如同我早说过的，什么都没有，只有几许本能；可是，同时呢，他性格的寥寥几样材料非常狡猾地拼凑在一起，缺陷应有的痛苦感觉竟然没有，不过，在我这方面，我所发现的东西已经让我感到十分满足了。也许很难的是——确实很难——想象他在来世会怎么生存，因他看样子太入世，太沉湎于声色享受了；但是他在这现世没有枉活，看得出他会寿终正寝，活到最后一口气；比起田地里的动物，他没有更高的道德责任感，但是比动物享受的范围却要广泛得多，可又有动物所具备的天生免疫力，不受老年带来的凄凉和灰暗。

在一点上，比他那些四条腿兄弟，他具有很大的优势，那就是他能够回味一顿顿美好的餐饭，这在他吃喝生活的幸福中占有不小比例呢。他的美食主义算得上一种令人愉快的高品位；听他谈论烤肉如同腌菜和牡蛎一样让人馋涎欲滴，胃口大开。由于他没有更高级的品性，他把全部精力和才智都用来促进他胃口的乐趣和益处，也不会牺牲和毁坏他的任何精神天赋，因此听他开口就谈吃鱼、吃鸡、吃肉铺的肉，谈论把这些美味摆上餐桌的各种最佳方法，对我来说总是十分开心，深感满足。他回忆起那种可口的美味，不管实际的宴席过去多少年了，都似乎能把猪或火鸡的香味带到你的鼻子底下。他味觉享受到的美味，六七十年过去了都迟迟不去，仍然活灵活现，如同他早餐刚刚吞食过的羊排一样新鲜。我听到过他在餐桌上咂嘴响舌地用餐，宴席上的每位客人，除他之外，都早已成为虫豸的美味了。想见那些已成虫豸美味的幽灵在他面前不停地站起来，真有些不可思议；它们在他面前不生气，不惩罚，倒好像在感激他过去对美味的鉴赏，设法把一层层没完没了的享受复制出来，既有虚无的，又有感官的。一块鲜嫩的牛排，一块牛犊的后腿，一块猪排骨，一块特色鸡肉，或者一只值得赞美的火鸡，也许在老亚当斯的时代就成为他餐桌上的当家菜了，如今仍念念不忘；我们民族后来所有的经历，以及所有给他个人生涯带来的光明与黑暗，都与他擦肩而过，如同吹过的微风，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微小的长久的影响。这位老人一生的主要悲剧，就我所能判断的，是一只与他相处的大鹅带来的不幸，大鹅在二十或四十年前死掉；大鹅的样子令人嘴馋，可是到了餐桌上，却表现得坚不可摧，动刀动叉都没有撼动皮肉，最后动了斧和锯才分割开来。

不过，按说这篇速写是告一段落的时候了；可是，我又乐意接着再拉长一些篇幅，因为，在我所认识的所有人中，这位仁兄是最适合做海关官员的人。多数人，出于篇幅所限我不想再多说的种种原因，都会因为这种生活的特殊模式而遭受道德上的伤害。这位老稽查官却对此毫无反应，而且，如果他继续呆在他的岗位上直到最后时刻，那他也如当初一样感觉良好，坐在餐桌前照样有一副好胃口。

有一幅肖像，要是缺了，我的海关人物画像画廊就会不可思议地显得不完整；可是，对这幅肖像我相对少有机会观察，我因此只能勾勒出寥寥几笔轮廓。那就是对收税官的一些交代，我们威武的老将军，他的军旅生涯非常辉煌，他因此曾统治过西部一片蛮荒之地，二十年前来到这里，度过了他丰富而辉煌的生命的尾声阶段。这位勇敢的战士，已经打发走了差不多七十个年头，目前只是在继续完成他的世俗征程的剩余路途，年老体衰，不堪重负，就是他自己精神活跃的各种回忆的军旅乐章，也不能帮他轻松多少了。他那曾经冲锋陷阵的脚步如今颤颤巍巍。只有在一个仆人的搀扶下，而且用手吃力地扶着铁栏杆，他才能缓慢而痛苦地走上海关的台阶，而且，一步一挪地走过地板，好不容易坐到壁炉边他习惯的椅子上。他习惯坐在那里，带着几分蒙眬的宁静凝视着来来去去的人影；他身边的文件翻阅得沙沙作响，处理政务大呼小叫，讨论事情高一声低一声，说起职位多一句少一句；所有这些声响和环境都好像只是若有若无地触压他的感官，很难开通路线，到达他沉思的内心。他的脸，一派宁静，充满温和与善意。如果有什么东西引起他的注意，他的五官间便会闪现出礼貌的兴趣的表情；这表明他内心尚存光明，只是智慧灯的外部导体在传达过程中把那些光束阻隔了。你越深入他脑海的腹地，便越能感觉到它的健全。倘若没有什么东西引发他讲话，或者聆听，他的脸很快会恢复以前不乏愉悦的宁静，因为这两样活动显然会让他劳神费力。审视这种表情，倒也不觉痛苦；因为，尽管影影绰绰的，这种表情还没有风烛残年的那种痴呆样儿。他生就的身架，本来就强壮而魁伟，目前还没有溃散到散架子的地步。

但是，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观察和界定他的性格，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如同凭借想象力寻迹并建造一座古堡，比如泰孔德罗加，看见的只是其灰色的破碎的废墟。这里那里，墙壁也许保留得基本完整，但是别的地方却仅仅是没有形状的土丘，一种使狠劲儿的笨样儿，经历长年累月的和平和荒废，上面长满了野草和少见的杂草。

然而，带着爱慕之心观看这位老武士——因为，我们两个之间交流虽然有限，可我对他怀有的情愫，如同所有认识他的两足动物和四足动物一样，说有感情也许没有什么不恰当的——我能够看出他肖像上的主要特点。他肖像上的那种高贵的英雄品质十分显眼，看得出那不是纯属偶然而是理所当然的东西，他已经因此赢得了赫赫名声。我认为，他的精神从来不是由一种不安的行动表明的；他的精神在他生活的任何时期都一定需要一种冲动，让他行动起来；不过，一旦活动起来，遇到障碍就能克服，树立的目标就要达到，放弃和失败都不属于这个人。以往在他本性中漫溢的热情，至今还没有熄灭，从来就不是那种在火焰中闪闪烁烁的东西；那根本就是一种燃烧得通红的烈焰，宛如炼铁炉里的铁水。沉重，坚固，实在；这就是描述他处于静态的措辞，即使在我所说的那个时期，这样的衰老过早地悄然侵蚀他也一样。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想象得出，一旦某种兴奋情绪深深地进入他的意识中——一种足够响亮的号角声把他没有死掉、只是沉睡的所有能量唤醒——那他还能够把他那病人袍子一样的老残躯甩掉，丢开老年的拐杖，握住一把战刀，又像一个武士那样上阵去。而且，就是在如此紧张的时刻，他的样子还是不动声色。然而，这样一种表现，只是想象中描绘的情景；这不是预测的，也不是要求的。我在他身上所看到的——显而易见，如同泰孔德罗加坚不可摧的古堡，前边已经作了再恰当不过的比喻——是他面相上那种执著的沉稳的耐力，这在他早年也许就积少成多，固定下来了；是那种凛然正气，如同多数天赋一样，沉稳阔大不可撼动，恰似一吨铁矿一样不易锻打和不好处置；是那种慈悲为怀，如同他在奇珀瓦河或者伊利堡率军打仗一样勇往直前，我认为这种仁慈和那个时代所有喜欢争吵的慈善家的爱心完全一样，堪称真正的印记。他曾亲手砍杀过人，不过我不大知道——敌人当然纷纷倒下，如同大弯镰刀扫过，野草叶子齐刷刷躺下一般，因为他的精神散发出了所向披靡的能量，冲锋的锐气势不可挡；然而，尽管在战场上这般杀气腾腾，可他内心从来没有那么多残忍，连一只蝴蝶翅膀都不忍心信手扯下。我还没有遇见第二个人，会像他的内在的慈悲一样，让我这般信心满怀地大声疾呼。

许多棱角分明的性格特征——还有那些在一幅素描中构成相同外表一点不可或缺的东西——在我见到这位将军之前，一定消失了，或者模糊了。所有纯粹的高雅的品质，一般说来都是极其短暂的，转眼即逝；造化对待人类的废墟没有格外垂怜，不曾栽种那些在败隙朽缝中扎根并汲取养分的崭新美丽的花卉，不像它在泰孔德罗加古堡遗址上播撒攀墙花那般慷慨。然而，就优雅和美丽而言，还是有些值得注意的看点。一缕幽默的光彩，时不时地，会穿过面纱隐隐约约的遮挡闪现出来，令人愉快地映射在我们的脸上。一样与生俱来的优雅，历经童年和少年之后，在成年男人性格中虽然少见，却在这位将军对花朵的亮丽和雅致喜爱情调中体现出来。一位老军人，在世人眼里也许只以头戴溅血的桂冠为荣耀；然而，这里这位老军人却像少女一样，对花簇格外偏爱。

在那边，这位英勇的老将军习惯坐在壁炉旁；而我这个总稽查呢——但凡可以避免，便很少主动和他交谈，招惹这种困难的差事——喜欢站在远处，从旁观看他安静甚至近乎麻木的面容。他似乎躲开了我们，尽管我们就在几码之外察看他；相距很远，尽管我们就从他的椅子旁边走过；遥不可及，尽管我们伸出手去就可以够到他。也许，他在自己的思想里过着真实的生活，比在收税官办公室这样不适宜的环境中真实得多。列队的队形变换啦；战斗的厮杀啦；三十年前响彻耳际的古老军乐的啸鸣声啦——这样的场景和声音，也许，仍旧活跃在他的智力世界里。与此同时，商人和船长，整洁的职员和粗鲁的水手，出出进进；这种商业的海关生活吵吵嚷嚷，在他周遭变成连续不断的窃窃私语；无论人与事，这位老将军看样子都维持了最疏远的关系。他在海关这地方，如同一柄老剑——眼下锈迹斑斑，可是在战场前线曾经寒光闪闪，剑刃儿上也仍然有光闪亮——置身副收税官办公桌的墨水台、文件夹和胡桃木尺之间，真是难以物尽其用啊。

在新写和重塑这位尼亚加拉前线的伟岸军人——能量真实而简单的人——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帮了我的忙。那就是回味他那句难忘的话——“我来吧，长官！”这话总是在孤注一掷的英勇事业的危急关头脱口而出，一下子道出了新英格兰不畏艰险的灵魂和精神，千难万险不在话下，一切困苦迎刃而上。在我们国家，如果勇武精神可以报以授勋的荣耀，这句话——看似好像很容易说出口，却是他面临危险而光荣的任务时才会讲的——则是这位将军盾牌纹章上最恰当的最佳铭文。

对一个人的道德和智力健康大有裨益的做法，便是主动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相处，感受他们的生活习惯，尽管他们很少在意他的苦心经营，而且他也只有跳出自己的视界才能欣赏他们的领域和能力。我生活中的种种事件经常为我提供这样的好处，但是从来没有我连续担任海关公职期间这般丰盈完整，这般五花八门。特别有那么一个人，我观察他的性格，让我得到了有关天才的全新观念。他的天赋偏重于生意人的那种果断，精明，头脑清楚；眼光能把所有疑难问题看透，而且具备把所有疑难问题理顺澄清的能力，好比魔术师舞动手中的魔棍一样轻而易举。从小在海关长大，这里是他施展身手的天地；许多棘手的生意，对门外汉来说无从下手，一到了他面前便会变得丁是丁，卯是卯。在我看来，他就是他那个阶层的典范。一点没错，他就是海关本身；或者，不管怎样，他就是驱动各种各样的齿轮不停地运转的主发条；因为，在海关这样一个机构里，被任命的官员都紧盯自己的利益和便利，却很少考虑他们是否适合履行职责，也必定不肯到别处去寻找他们身上缺乏的本事。这样，一种必要性在所难免，如同磁铁吸引铁末子，我们这位生意人主动承担了大家遇到的种种困难。一副轻松的屈尊态度，宽宏大量地对待我们的愚蠢——对他有序的头脑来说，这与犯罪相距不远了——他一出面，只需稍稍动一动手指，便会把难题处理得像日光一样明白无误。人们对他的评价一点不亚于我们，他的同行朋友。他为人正直，无可挑剔那在他来说是自然法则，而非一种选择或原则；他的正直就是像他一样无比清晰无比准确的智力的主要条件，在管理事物时能做到诚实，守时。他良心上的污点，如同进入他职业范围的任何事情一样，会以同样方式让这个人苦恼，远比账目平衡的一个错误更不可饶恕，或者记录本页子上的一个墨点更难以容忍。这里，一句话——这在我的生活中是少见的情况——我遇到了一个完全适应他所面临的环境的人。

就是这样一些人，我如今在和他们打交道。既然掌握在老天爷的手中，我就往好的方面想我被硬性安排在一个与我过去的习惯格格不入的位置上，那我当认真对待，这个位置上不论有什么利益，我都要悉数收拾起来。与布鲁克农场的那些喜欢梦想的同道共同实施过艰苦而不切实际的计划；在爱默生这样一位知识人士机敏的影响下生活过三年；与埃勒里·钱宁一起，在阿萨白思的落枝燃起的篝火旁度过了那些无拘无束的日子，包括奇妙的高谈阔论；在瓦尔登湖旁的小茅屋里，和梭罗谈起过松树和印第安人遗迹；先是对希拉德文化的高尚情操发生共鸣，随后变得挑剔起来；坐在朗费罗的壁炉边，感受了诗歌情感的熏陶——这些生活过去之后，终于是我发挥我本性里其他功能的时候了，我得用我至今没有一点胃口的食物喂养一下自己。对一个认识阿尔科特的人，为了换一换胃口，即使是老稽查官也求之不得呢。在某种程度上，我把这视为一种自然平衡的系统的证明，一种不缺乏基本成分的完善的组织的证明，那就是，有这样值得记住的同事，我能很快与完全不同的品质的人融洽在一起，永远不会为这样的变化嘀嘀咕咕了。

文学，不管它的运作还是它的目标，如今很少在我的考虑之内了。在这一时期，我连书都不在意了；它们都离我而去了。造化——除了人性中的造化成分——天地间拓展出来的造化，在一种意义上，躲避我了；所有想象力的愉快，已经上升到精神的境界，从我的脑子里溜掉了。一种天赋，一种才能，如果还没有离去，那也在我的内心搁置起来，没有精神气儿。如果不是我还明白，我自己完全可以随意回忆过去随便什么值得的东西，那么，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些令人酸楚的味道，说不出来的凄凉。确实，一点没错，这样一种生活，不可能处之泰然地一直过下去；要不然，用不着把我改造成任何值得我花工夫转变的样子，这种生活就会把我永远弄得面目全非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认为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生活。我耳边总有一种预言的本能，一种低声的悄语，那就是，在不长的时间里，只要习惯的新改变对我真有好处，变化是一定要到来的。

与此同时，我在那里做税收稽查官，而且，就我所能认识到的，还是一个很称职的稽查官呢。一个有思想、有想象、有理智的人（不妨说他比这种稽查官应有的这些素质高出去十倍），而且只要他愿意给自己揽麻烦，随时可以成为一个事务缠身的人。我的同僚，还有我因为公职在身需要打交道的生意人和船长，都没有另眼看我，也许还没有把我看成另一种人。我估计，他们谁都没有读过我写的一页东西，而且就是读过所有的作品，也不会把我当棵葱看；就算那些无利可图的书页是出自彭斯和乔叟那样的手笔，也同样于事无补，尽管他们两位和我一样，当时曾做过海关官员。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不过也许往往算得上严厉的教训——这让一个梦想文学名望、靠文学跻身世界名人的人明白，一旦跨出那个他在其中被认可的窄小的圈子，圈外人多么不把他所取得的和所瞄准的那点名气当回事儿。我知道，我不是特别需要这个教训，不论是警告的方式还是谴责的方式，都不需要；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彻底汲取了这个教训；真相摆在了我的眼前，让我深感疼痛，或者长叹一声才能排解，回想起来毫无快活可言。称得上文学谈话的，没错，是有一个海军军官——一个出色的家伙，与我一道进入海关，出去却比我稍晚一些——经常拉着我讨论一两个他喜欢的题目，比如拿破仑或莎士比亚。还有那个收税官的下属职员——一个年轻的绅士，有人私下传言，时不时会在山姆大叔的信纸上写下（几步远的地方看过去）看起来像诗歌的东西——瞅准时机就和我谈论图书，当作我可能精通的正事交换看法。这就是我所有的文人间的交往；这对我的需求足够了。

我的名字是否在书皮上用大号烫金字印上，我也不再寻求，不再关心，只是面带笑容地想到，这名字成为另一种时尚了。海关打戳员用模板和油墨在辣椒袋、燃料篮、香烟盒子以及各种征税商品上盖下我的名字，证明这些物品已经付了关税，按常规通过了海关。攀附在了这样少有的著名车辆上，承认我的存在，就名字能够带到的地方，被带到了过去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而且，我希望，今后再也不会去的地方。

然而，过去并没有死去。一旦闲得时间长了，那些曾经似乎十分旺盛和活跃的思想，尽管曾被安置得那么安静，还是再次抬头了。过去岁月形成的习惯在我内心复苏的最明显的一次，便是把过去带入了文学写作的法则之内，促成了这篇我眼下正在写作的奉献给公众的速写。

在海关的二层楼上，有一间大屋子，里边的砖墙和裸露的椽子一直没有用护墙板和泥灰覆盖上。这所大厦——原先是按照港口老式的商业开拓规划设计的，以为后来会生意兴隆，却一直没有成为现实——内部空间很大，占用者很难弄清楚怎样才可物尽其用。因此，这间宽敞的大厅，正好在收税部门的上方，如今都没有装修完毕，而且，尽管陈旧的椽檩上到处都是丝丝缕缕的蜘蛛网，可看起来却仍在等待木石匠工来完工。屋子的一端，凹进去一块，堆放着若干木桶，一个摞一个，装满了一捆捆官方文件。大量的比较小一些的废物散乱地摊在地板上。想来令人心酸，多少个日子、星期和月份的辛苦劳作都白白用来处理这些陈旧的文件，现在堆在地上成了累赘，藏在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人们再也不屑多看一眼了。可是，再一想，大量其他手稿——上面倒不是这些枯燥的官方文牍，而是创造性头脑的思考和深邃心灵的丰富内涵——也同样埋没了；更要紧的是，那些手稿在它们走时的日子都没有派上用场，不像这些成堆的文件还物尽其用了，而且——最令人心酸的是——它们没有为它们的作者换来一点舒适的生活，而海关的职员只要用笔胡乱划拉几下就衣食无忧了！然而，作为区域性历史的材料，也许并非完全没有价值。毫无疑问，塞勒姆过去的商业统计方面，也许可以寻找得到，顺便还能领略一下这地方的诸侯一般的商人——老船王德比啦——老比利·格雷啦——老西蒙·弗里斯特啦——浏览一下诸多昔日的重量级人物的回忆性文件；不过，在他们堆积如山的财富没有开始萎缩之前，他们扑粉的头还没有进入坟墓呢。现在构成塞勒姆贵族阶层的那些家族，大部分创始人在这些文件中可以寻踪觅迹，看得见他们一路走来的微小而模糊的始端，一般说来都起始于大革命以后的各个时期，随后渐渐成势，兴旺发达，他们的子孙便据此认定家族就已建立的地位。

大革命之前，各种记载是很缺乏的；海关早期的文件和档案，在国王的官员们一起随着英国军队逃往波士顿时，也许携带到了哈利法克斯。这一直是一件让我遗憾的事情；因为，回溯到摄政时期，那些文件中一定有许多参考材料，从中窥得见被遗忘或被记住的人物以及古老的习俗，让我分享其中的快活，正如同当初我在“老宅”附近的田地里捡到那些印第安人的箭头一样欢喜。

不过，一个悠闲的雨天，我来了运气，发现了一些小有兴趣的东西。翻腾堆在那个角落的废物；打开一份文件又一份文件，辨认那些早已沉没在大海或腐烂在码头的船只的名字和那些商人的名字，后者不仅眼下在交易所从来没有听说过，就是在他们长满青苔的墓碑上也很难辨认了；浏览这些东西，心情颇感悲哀，凄凉，兴趣可有可无，如同我们端详一具死气沉沉的僵尸——尽力调动我那懒得使用的想象，利用这些干枯的骨头拼凑成一座古镇比较光明一面的形象，因那时印度还是一个全新的地方，只有塞勒姆这地方通往那里——我无意中把手放在了一个小包上，却见它仔细地包在一张古老的发黄的羊皮纸里。这个包裹皮看样子是一份官方文件，很有些年代了，那时候职员们都用笔挺而正规的字体，写在比现在更厚实的材料上。这物件有些东西很快引起了一种本能的好奇心，我不由得解开了那捆绑包裹皮的褪色的红带子，觉得一样宝贝立刻要展现在眼前了。展开羊皮纸一道道硬褶子，我看见原来是一份委任状，上有射利总督的手迹和印章，任命一个名叫乔纳森·皮尤做塞勒姆英王陛下海关的稽查官，管辖范围是马萨诸塞海湾地区。我记得看到过（也许在《费尔特年鉴》上）稽查官皮尤先生的讣告，那是八十多年前的事情；同样，在近年的一份报纸上，我又读到圣彼得教堂这所建筑物修缮期间，在小墓地挖掘他的遗骸的报道。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我这位可敬的前任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只是一具残缺的尸骨，一些寿衣碎片，以及一个像模像样的拳曲的假发；它不像它曾经装饰过的那个脑袋，保存得非常令人满意。可是，在检查那张羊皮纸委任状包裹起来的那些文件时，我发现了皮尤先生的精神部分以及他脑子里的运作情况，倒真比那个拳曲的假发装饰过的那个可尊敬的头颅本身有些意思。

简单说来，那些都是文件，不是官方的，却具有一种私人性质的，或者，至少是他的私人能力所为，一看就知道是他亲手写出来的。我估算，这些东西隐没在海关的故纸堆里，唯一可靠的事实是皮尤先生死得很突然；这些文件也许保存在他的办公桌里，他的后任从来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或者认为与收税业务有什么关系。在把那些档案转移到哈利法克斯时，这个纸包经检查与公务无关，留了下来，此后再也没有人打开过。

这位古老的稽查官——我推测，他职务范围内的事情也没有多少烦扰他——似乎把他的一些闲暇时间花费在了各种调研上，比如一件当地的古董，或者其他类似性质的事件。这些可以为脑子提供一些小小不言的活动的材料，要不然脑子就会渐渐生锈的。他的部分材料不久为我所用，在那篇名为《主街》的文章里派上用场，收入本版的第三卷里。剩余的那部分呢，以后也许会物尽其用，体现同等的价值；或者，如果我出于对故土的敬仰而要完成一件非常虔诚的使命，也有可能把它们利用起来，编写成一部塞勒姆的正史。同时，任何有识之士都可以利用它们，只要有心又不乏能力，尽可以从我手中接过这个无利可图的苦差事。最后实在不行，我还考虑把它们交付埃塞克斯历史学会呢。

不过，这个神秘的包裹最吸引我的注意力的东西，是一样细红布做的物件，尽管红布用旧了，褪色了。那上边有金丝刺绣的痕迹，不过磨损得很厉害，很难看出原来的样子；因此，金色丝线几乎不剩什么，色泽零星可见。很容易看出来，它是用精妙的针线功夫缝制出来的；上面的针脚（我也是通过精通这些神秘手艺的女士们确认的）表明那是一门如今失传的艺术，即使把那些丝线一根根拆下来，也难以恢复这门手艺了。这块红布片儿——时间久远，磨损厉害，亵渎的蛾子侵害，它已经萎缩成一小块布片儿了——仔细察看，认得出是一个字母的样子。它是那个大写的字母A。精确地量一下，每一笔画正好是三又四分之一英寸长。毫无疑问，它是用来做服装上的饰物的；但是，它如何佩戴，有什么级别和荣誉，它能带来什么尊严，却是一个谜了（这方面的标新立异，这个世界流行的时尚可谓瞬息万变呢），我看不出破解的希望。然而，它令我莫名其妙地产生了兴趣。我的两只眼睛紧紧盯在那个古老的红字上，无法转移视线。可以肯定，那红字里有些深层的意义，非常值得翻译出来，而且那意义仿佛是从这个神秘的象征物倾泻出来的，不知不觉间传达给我的情感世界，却不让我用心去分析。

这般迷惑不解之际——在各种假说中苦思冥想，这个字母是不是那些白人过去设计的一种装饰物，引起印第安人的注意——我不经意地把它放在了我胸口上。这下我似乎感觉出——读者也许会笑话，可千万别怀疑我的话——我好像觉得，当时我的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不只是肉体上的，几乎就像内心燃烧起来了；仿佛那个字母不是红布片儿，而是红烙铁。我浑身一阵抖动，不由自主地松开手，任它掉落在地上了。

一味出神地注视着那个红字，我此前一直没顾上查看一小卷儿陈旧的纸，也在红布里掖着。我这时展开它，欣喜地发现是那个老稽查官的笔迹，相当完整地解释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几张大页纸上写满了一个叫赫斯特·普林的生平和谈话，这人在我们的先人看来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人物。在马萨诸塞这地方的早期岁月，即十七世纪末叶，她活出了样儿。稽查官皮尤先生时代在世的老年人，他记下了他们口头传说的许多事情，他们小时候都记得赫斯特·普林，她已是一个年纪很大的女人，却算不上老迈，一副端庄与稳重的样子。她养就的习惯是，几乎说不清从什么时候起，以一个义务保姆的身份，在乡间四处走动，各种各样的好事儿，只要干得了，她无所不为；另外，她主动在一切事情上为人排解，尤其心灵方面的麻烦；因为这些付出，一如这样一个为人着想的人的必然结果，她赢得了众多人的尊重，如同对待天使一般，然而我设想，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一个闯入者，一个烦人的人。顺着那份手稿再往下看，我发现了有关这个非凡的女人别的作为和苦难的记录，其中大部分读者尽可在取名为《红字》的故事中领略；应该牢记在心的是，那个故事中的主要事实都在稽查官皮尤先生的记载中有根有据。那些原始的文件以及那个红字本身——一种难得一见的文物——仍然在我手中，不管谁被这篇记叙文引起浓厚的兴趣，要求先睹为快，我都会毫无保留地出示。我也一定会让人们明白，既然我对这个故事进行了艺术加工，对其中塑造的人物所受影响的动机和感情方式加入了想象成分，那我就不会让自己只是在那个老稽查官的六七张大页纸的范围里打转转。恰恰相反，我为自己松绑，随意或恣意发挥想象力，越丰富越好，仿佛那些事实全部是我自己发明出来的。我所要争取的是，故事的轮廓要真实可靠。

这件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把我的心思引回到了旧轨道上。这里好像具备了一个故事的基本成分。我深深地感觉到，那位古老的稽查官，身着一百多年前的服饰，头戴那顶不朽的假发——与他一道葬入坟墓，却没有烂掉——仿佛在海关这间弃用的屋子里与我相遇了。他神态自若，威严，肩负国王陛下的使命，国王宝座格外耀眼的光辉令他神采奕奕。天呐，多么不一样啊！一个共和国官员一副吊死狗的样子，身为人民的仆人，只觉得自己微不足道，比主子们的最低下的人都低着一等呢。老稽查官伸出幽灵一样的手，他那模糊而威严的身影，把那个红色标志交给我，并把那一小卷解释的手稿也交给我。用他那幽灵一样的声音，郑重地告诉我，出于对我忠于职守以及尊他为上的态度的郑重考虑——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我公职上的前辈——务必把他那件陈旧的虫蛀的苦心经营制作，告诉世人。“把这事儿做了吧，”稽查官皮尤先生的幽灵说，使劲点了点他的头，那因为那个难忘的假发而看上去很有威仪的头——“把这事儿做了吧，好处全都是你自己的！你短期内会需要它的；因为你的时代和我的时代不一样了，那时候一个人的公职是一份终生契约，往往可以传后。可是，在老普林夫人这件事儿上，我告诫你要相信你的前任的记忆，这是毋庸置疑的！”于是，我对稽查官皮尤先生的幽灵说：“我会的！”

因此，关于赫斯特·普林的故事，我费了不少思量。一连数小时，这个故事都是我沉思冥想的题目，我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或者成百次地从海关前门一直走到侧门，再返回来，不厌其烦。老稽查员、验秤员和计量员一定倍感烦恼和痛苦，因为他们昏昏欲睡的状态让我来来回回的脚步打扰了，嗵嗵的踩踏一点不为人着想。回想起他们过去的习惯，他们总说，稽查官在后甲板上散步呢。他们也许以为，我唯一的目标——确实，一个健全的人心甘情愿行动起来是为了这唯一的目标——就是为午餐练出一个好胃口。不过说实话，胃口呢，沿着过道吹拂的东风不停地刺激，这样不知疲倦地活动对它真的好处多多。海关的氛围对想象和感受的微妙收获，简直难以成就，因此，如果我在这个位置上呆够十届总统的任期，那我怀疑《红字》的故事到头来是不是还能交到公众面前了。我的想象力成了一面失去光泽的镜子。它失去了映照效果，或者只有可怜的模糊映照作用，我尽心尽意放进去的人物怎么也折射不出来。我在我的智慧锻炼炉里燃烧出来的热量，怎么也不能把叙述中的人物加热了，锻打成型。他们既没有激情的烈焰，也没有感情的温馨，依然保持了那种僵尸般的生硬，盯着我的脸不放，露出一种死板的狰狞的干笑，分明是在挑衅。“你能把我们怎么样呢？”那种表情好像在说，“你也许有过一点能耐，左右过一伙虚构的人物，可惜那点能耐一去不复返了！为了区区一只公职金饭碗，你都把那点能耐出卖了。那么，去吧，去挣你的薪水吧！”长话短说吧，我自己想象中的那些死气沉沉的人物，在嘲弄我的愚笨，倒也不是没有公正的理由。

不仅仅在这三个半小时之内，也就是山姆大叔理当占用我每天生命的那段时间，这种要命的麻木状态牢牢控制着我。它还控制我在海边的散步，而且在乡间走动也不放过——这种活动不多，也不是很情愿——这时候我调动自己去寻求大自然心旷神怡的魅力，只要我一走出那所“老宅”的门坎儿，那种魅力便会让我的思绪为之一振，充满活力。还是这种麻木状态，对我智力的能量也不放过，在家中纠缠我，在我那间几乎毫无缘由称之为书房的房间里沉沉地压迫我。即便深夜我坐在凄凉的客厅里，这种麻木状态也仍驱之不去，只有柴火和月亮在闪烁，我努力虚构着想象中的场景，期待第二天也许会在明亮的纸页上涓涓流出，呈现五彩缤纷的描述。

如果想象的才能在这样的时刻都拒绝活动的话，那它真可以说是没有希望了。在一间熟悉的屋子里，月光格外煞白地降落在地毯上，把地毯上的图案清晰地照射出来——虽然把所有物体都映照得毕露无遗，却和早上或者中午的能见度大不一样——此时的月光对一个浪漫作家是再合适不过的灵媒，正好和他的虚构客人寒暄一番。这里具备众所周知的活动场所的那种小型家庭氛围；每把椅子都有各自的特征；那张中心桌子，上面摆了针线筐，一两本书，以及一盏熄灭的灯；沙发；书架；墙上的画儿——所有这些局部物体，看得一清二楚，在这种不同寻常的光照下灵光闪现，好像失却了它们的实体，变成了空灵的东西。没有哪样东西太小或者太微不足道，可以避免这样的变化，全都获得了应有的尊严。一只孩子的鞋；安坐在小小柳条车里的玩具娃娃；跷跷马儿——一句话，凡是白天用来玩耍的东西，现在都多出来一种陌生感和遥远感，尽管仍然像白天光照下那样栩栩如生。这样一来，我们这间熟悉的房间的地板上成了一块中立地带，像是真实的世界，也像是缥缈的仙境，“真实”和“虚幻”在这里不期而遇，彼此又渗透着对方的性质。幽灵可以来到这里，与我们和睦相处。一直保持这样惊现意外的场景，那是求之不得的，只因我们打量周遭，可以发现一个已然离去却可亲可爱的身影，看见它静静地坐在这样魔幻般的月光下，那神态让我们怀疑它是否远道而来，抑或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壁炉边。

若隐若现的炭火具有不可或缺的影响，产生了我描写场景的效果。它把平淡的光亮映照在屋子各处，墙壁和天花板上可见淡淡的红色，在家具的光亮上折射出粼粼碎光。这种温暖的光和寒冷的月光的空灵混合在一起，仿佛把人类温情的心灵和情感传导给了想象力虚构出来的各种形态。它把各种形态从雪白的映像转变成了男人和女人。瞅一眼镜子，我们能看见——映象反复往来的视界内——半燃半灭的硬煤烧乏的红光、地板上煞白的月光以及画儿上亮点与阴影的反复转换，一幅画儿从现实中渐渐远去，却距离想象力越来越近。随后，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场景就在眼前，倘若一个人形单影只地坐着，还不能梦见各种奇怪的事情，把它们制作得像真的一样，那他永远不需要尝试写作浪漫故事了。

可是，就我自己而言，海关的全部经历，月光和阳光，炉边的火光，在我的视界里是完全一样的；它们没有一样比跳动的烛光更有用处。整个情感层面以及与情感联系的天赋——虽然不是很丰富很有价值，却是我最后的东西——都离我而去了。

然而，我相信，如果我尝试一种截然不同的写作秩序，那么我的才能也许不会如此没有头绪，无法施展。比如说，我也许很满意地写写一个老船长的身世，如今做了稽查官，我要是不写一写简直不知好歹，因为差不多每过一天他都会展示一番他讲故事的非凡天赋，逗得我哈哈大笑，深为钦佩。如果我能留住他讲述风格的活灵活现的力量，以及本性教给他如何转换叙述的幽默渲染，那么我从心里相信，那结果会给文学带来一些崭新的东西。或者，我随时都可以找到一个更加正经的差事。每天生活的物质形态把我逼迫得晕头转向，却试图把自己抛向另一个时代，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或者，我那肥皂泡般的难以捕捉的美丽因为实际环境的鲁莽触动而破灭，时时刻刻都在发生，我还坚持创造空中楼阁一样的世界，同样是犯傻的行为啊。更可取的努力，是把思想和想象力渗入今日那浑浊的实体，从而让它变成晶莹的透明体；是把那种开始变得不堪重负的负担转化为精神；是坚定地寻求藏于微小而琐碎的小事间以及我现在交往的寻常百姓的背后的真正牢固的价值。错误是我犯下的。展现在我面前的生活篇章似乎枯燥，平庸，那只是因为我没有探寻到它的深层的意义。一部我即将写出来的书就在那里呢；一页接一页呈现在我眼前，仿佛书页上面写满了转眼即逝的现实，而且如同写下来的东西一样迅速消失，这只是因为我头脑缺乏洞察力，我的手又没有落笔生花的灵巧。未来的某天，也许，我会记起来零星的碎片和不连贯的段落，随后把它们写下来，发现它们在书页上变成了黄金的文字。

这些领悟来得太迟了。在此刻，我只是意识到，曾经的快活感受，如今成了无望的磨难了。对于这种事态，没有什么理由诉说委屈。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凑合编撰贫瘠故事和随笔的写手，已经成了一个凑合的好海关稽查官了。就这么回事儿。可是，不管怎么说，没完没了地怀疑自己的智力在萎缩，这终归让人不开心；或者像乙醚从药瓶里挥发了，尽管你没有意识到，仍是不开心；所以，每看上一眼，你发现更少的挥发性残留物，也还是不开心。对这一事实，无可置疑；而且，检查一下我自己和别人，我关于公职对性格的影响得出了一些结论，对这种生活模式非常不利。也许，我今后利用某种别的形式，把这些影响开拓出来。这里只要说明一点，那就是海关官员，只要长期任职，很难成为一个值得称道或受人尊敬的人，原因还很多；其中一个是借以维持局面的职位占有权，另一个是他的营生的本质，这点呢——尽管我相信是诚实的——很是另类，因为他加入不到人类联合努力的行列中。

一种影响——我相信是看得出来的，不管谁占据了这种职位，身上多多少少都会有的——是，在他依靠在共和国的巨臂上时，他自己应有的力量就离他而去了。按他本性的虚弱与力量所占比例的程度看，他失去了自立的能力。如果他占据本性的力量的份额不同寻常，或者，官职使人变弱的魔力在他身上发挥作用的时间不是很长，那么他失去的力量也许可以赎回来。革职的官员——真幸运，这样狠心的一推，把他及时推进一个斗争的世界里去奋斗——也许可以回归自己，原来什么样儿，还成为什么样儿。他通常总守着自己的阵地直到自行垮掉，然后拖着疲惫的身体撤离出来，在生活的崎岖小道上趔趄行走，竭尽全力。认识到他自己已经垮掉——他锻炼出来的刚劲儿和柔劲儿都丧失了——在以后寻求外界对自己的支持时，永远只能眼巴巴地东张西望了。他那满怀的持续的希望——一种错觉，面对所有的沮丧，明知不可能偏不当回事儿，只要他活着就不放过他，而且，我想，如同霍乱的阵阵发作，就是他死了也还会折磨他一阵子——是他最终由于一些侥幸的条件巧合，将会官复原职，而且不用等待很长时间。这种信念，高于别的一切，不管他可能梦想从事什么事业，都会窃取其中的精髓和好东西。为什么他要吃尽苦头，费尽周折，把自己从泥淖中拉扯出来呢？看吧，用不了多久，山姆大叔的巨臂就会伸过来拉他一把的。为什么他要在这里谋生路，或者到加利福尼亚去淘金呢？看吧，他不久就会好事临头，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从山姆大叔的口袋里分得一小袋亮闪闪的金币。看起来真是怪可悲的，浅浅的一点为官的甜头，竟足以让一个可怜的家伙患上这种独一无二的顽疾。山姆大叔的金币——并没有对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不敬的意思——在这方面具有一种让人中魔的性质，如同魔鬼的工钱。不管谁触摸它，都须看好自己，否则他会发现这笔买卖对他非常不利，即便不会搭上他的灵魂，也会搭上灵魂的许多更好的品质；比如灵魂的毅力，灵魂的勇气和韧性，灵魂的真诚，灵魂的自立，以及所有成就男人气概的好东西。

这是远处一种美好的前景！这位稽查官并没有真正汲取教训，也并不承认他彻底完蛋了，继续留任也好，被辞退也罢，还都有救。然而，我左想右想，却一点不觉舒服。我开始变得郁闷，不安；一次又一次窥探内心，看看那里可怜的资产流失了多少，看看剩余的东西已经伤害到了何种程度。我反复盘算，我在海关还能呆多久，而且还能公开说是一个男人。说实话，我最担心的是——由于从来不会有一项政策采取措施，把我自己这样一个安静的人赶走，一个公职官员从本性上也不会主动辞职——因此，我的主要麻烦是，我可能在稽查官这个位置上熬到满头白发，年老体弱，像老稽查官一样变成另一个畜生一般的人。难道不可能吗？我面前只有这种难捱的办公室生活，最终也只会有这位老资格朋友的结果——午餐时间就是一天的中心，其余的时间过得像一只老狗一样，在太阳下打瞌睡或者在阴凉下打盹儿。一个人倘若觉得在自己的才能和感情的整个区域里活一辈子，就是幸福的最后定义，那么这就是一种凄凉的前景！然而，所有这样的时间里，我只是在庸人自扰而已。天意为我考虑事情更加周到，相比之下我只是为自己瞎着急。

我做稽查官的第三年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件——采用《本教区牧师》一书的口吻说——是泰勒将军当选了总统。很有必要的是，为了全面评估官场生活的种种好处，在一个敌对的政府继任之际审视一下那个任职者。他的位置当时让人厌烦透了，而且，就是把偶然性都算上，一个讨厌的人可能占据位置都是令人不快的；无论从哪方面都看不到好的一面，尽管在他面前出现的最糟糕的事件，也许可能就是最好的。不过，对于一个自尊而理智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奇怪的经历，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利益掌握在极不爱他又不理解他的个人手中，而且由于二者必居其一，他宁愿受到他们伤害，也不愿意为他们效力。奇怪的经历还在于，一个在竞争中保持平静的人，竟然看见了取胜时刻显露出来的那种渴望血腥的样子，而且意识到他本人就在被喝血的对象之列！人类丑陋的品行多多，可这是更丑陋的嗜好——我现在看到的品行发生在比他们的邻居不见得更糟糕的人们身上——变得十分残忍，却仅仅因为他们拥有伤害的权力。如果断头台，一旦用在公职持有者身上，是实实在在的事实，而不是一种说说而已的比喻，那么我竭诚相信，获胜的党派的活跃党员会激动不已，不惜把我们的脑袋统统砍掉，还会感谢上苍赐予这样的良机！在我看来——获胜也好，落败也罢，我一直是一个冷静而好奇的观察者——这样恶毒与复仇的凶猛刻毒的精神从来不是我自己党派诸多胜利的特色，不像现在辉格党表现出来的那样。按一般情况来衡量，民主党上台执政了，那是因为他们需要执政了，因为多年来的实践把执政促成了政治战争的法则，除非不同的体制宣布问世，在这点上嘀嘀咕咕，无异于软弱，无异于懦夫。不过，获胜已成习惯，他们因此而慷慨大度。他们知道得饶人处且饶人，只要他们看见饶人的理由；他们要出手了，斧头也许确实锋利，但是斧刃儿上很少涂抹恶意的毒素；他们也没有可耻的习惯，对刚刚砍下的头颅，还要再踢上一脚。

长话短说，尽管我的境遇只是令人扫兴，可我仍有许多理由祝贺自己成为落败的一方，而不是获胜的一方。如果此前我一直算不上最热心的党派人士，那么我现在，在这危难的时刻，却对我所偏向的党派极为敏感了；也有些类似遗憾和羞愧的东西难以释怀，因为把种种机遇理智地算一算，我看见自己留任的前景远远好于我的那些民主党仁兄。但是，谁能看见鼻子上方一英寸远的未来呢？我自己的脑袋竟是第一个落地的！

一个人脑袋落地的时刻，我倾向认为，很少或者从来不会正好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阶段。但是，如同我们遇到的大部分不幸，如果受难者把落到头上的事件想得最好而不是最坏，即使如此严重的事件也可以带来补救和安慰。我的情况很特殊，安慰性的题目就在手边，而且，真的，早在派上用场之前，就在我的沉思中考虑已久了。想想看，我对官位早已厌倦，萌生辞职的念头已非一日，我的运气还真有点像一个人产生了自杀的念头，而且，尽管超乎他的希望，却正好遭到了谋杀。在海关，如同过去在“老宅”里，我打发走三年时光；一个不算短的时段，让疲劳的脑子得以休息；一个不算短的时段，打破了旧的知识分子的种种习惯，有了培养新习惯的余地；一个不算短的时段，甚至是太长了，一直生活在一种非自然的状态里，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在做毫无益处、毫无快乐的事情，而且让我摆脱了那种至少让我不再有躁动的冲动的辛苦。再说，考虑到这种无礼的解职，本位卸任的稽查官被辉格党人认作敌人，总的说来也没有多么郁闷；因为他对政治事务并不热心——他更喜欢随心所欲地漫游，田野广阔而宁静，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这里相见，不愿意把自己局限在那种狭小的小路上，仁兄们在这里必须躲躲闪闪——他的民主党兄弟有时候因此还会责问他是不是朋友。现在，他已经赢得了殉难的桂冠（尽管不再有脑袋来戴它了），责问的疑点可以看作解决了。毕竟，他也不具备什么英雄的气质，看样子被一脚踢开倒是更为显得正派，因为与他乐意站在一起的党派一起落败了，在众多更有身价的人纷纷倒下之时，这比充当一个孤独的幸存者更可取；再说了，在一个敌对的政府的怜悯下苟且四年之后，被迫重新确立自己的身份，要求一个友好的政府恩赐更加受辱的怜悯，那才让人无地自容呢。

与此同时，新闻界抓住了我的事端，而且一两个星期抓住我不放，在我被免职的落难之际，还让我在报纸上频频出头露面，如同欧文笔下的无头骑士一般；身置鬼蜮一般，阴森森的，恨不得被活埋了，落得一个政治上死人应有的下场。拿我自己打比喻，就说这么多吧。这位真实的人呢，他的脑袋始终好好地长在他的肩膀上，已经为自己找到舒心的结论，那就是凡事都有最好的一面；花了些钱买来墨水、纸张和钢笔，收拾开长期冷落的写字台，又当起文人来。

这下，我的那位古老的前任，稽查官皮尤先生，悉心写下的那些文字，就有了用武之地了。长期无所事事，智力上的机械零件都生锈了，需要活动一段时日，才能编撰故事，写出差强人意的效果。话说回来，尽管我的思想完全专注于这个差事，可在我看来，写出来的东西仍有一种严峻而阴郁的色彩；和煦的阳光下滋长了过多的不快情绪；各种温柔的熟悉的影响，把大自然和真实生活的几乎所有感觉都软化了，而且，无疑还会软化它们的每种画面，因此揭示的东西就太少了。这种魅力不足的效果也许是由于还处在未完成的彻底变革时期，仍然处在故事形成的沸腾的混乱之中。但是，这并不表明作家的脑海里没有振奋之情；因为他在这些没有阳光的幻想的幽暗处徘徊，较之他撤离“老宅”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感觉更为高兴。一些用来组成这个集子的较短的文章，是我不情愿地退出公共生活的辛劳和荣誉以来陆续写出来的，剩余的文章却是从各种年刊和杂志收集来的，发表的日期很久远，转了一大圈儿后，回来又成为新鲜的东西了。由于政治断头台这一比喻贯彻始终，整个集子可以考虑取名《一个断头稽查官的遗稿》；这篇我现在要收笔的随笔，如果一个谦虚的人在世时发表自传成分过多，那就权当一个从坟墓那边写下的东西而予以谅解吧。愿整个世界充满和平！愿我的朋友们幸福！愿我宽恕我的敌人们！因为我呆在平静的王国里了！

海关的生活如同身后的一场梦！那位老稽查官——我很难过地顺便提一句，被一匹马撂下踩死了；否则他一定会永远活下去的——他，以及所有别的和他一起坐在海关收税处的老人家，已经成了我眼前的影子了；满头白发，一脸皱纹，我的想象力过去经常玩味，现在却永远抛在一边了。那些商人——平格里、菲利普斯、舍帕德、厄普敦、金博尔、博特拉姆、亨特——这些，以及许多别的名字，六个月前还是我耳熟能详的——这些航海的人士，好像在这个世界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么短暂的时间就和我失去了一切联系，不仅在行动上，连记忆里都无踪无影了！费了不少力气，我才回想起这几个人物的形象和名称。同样没有过多久，我的故镇将会穿过记忆的雾霭影影绰绰出现在我眼前，隔着一层团团包围的迷雾；仿佛它不是真实地球的一部分，而是云端里的一个走样的村子，只有想象中的居民居住在那儿的木屋里，行走在那里朴实的巷子中和那条主街呆滞而冗长的环境里。从此以后，他不再是我生活中的现实了。我是别的什么地方的市民。我那些好镇民将不会对我抱有遗憾；因为——尽管故镇只在我的文学写作中和别的东西一样亲切，可在他们的眼中还很重要，而且会为我带来愉快的回忆，让我记住这里是一代代先人的住地和坟地——对我来说，那里从来没有一个文人要求的宜人的氛围，从而催熟他脑子的大丰收。我在别的面孔中间将会做得更好；而这些熟悉的面孔，不用多说，没有我也会过得同样美好。

也许，不过——啊，欣喜若狂、得意洋洋的念头！——这个现今民族的子子孙孙也许有时会厚道地记起我这个描写往日生活的写手，等到那时的考古学家来了，站在镇子历史难忘的遗址上，将会指出镇上唧筒的所在位置！